僧侣在日本战国时期是怎样的身份和地位呢

本愿寺的那些僧侣整天就泡女人、喝酒。别以为入佛了他们就是好人，打仗时他们不打谁上？难道等死不成…战国时大部分人都皈依佛教，只是为了政治利益…真正虔诚的几乎为0。

跟佛门有关大概有——

大友宗麟、岛津龙伯（E久）、岛津惟新（E弘）、立花道雪、黑田官兵卫、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细川藤孝、细川忠兴、太原雪斋、朝仓宗滴、穴山梅雪、北条幻庵、太田资正、六角承祯、明智光秀（信佛的）……
太多太多，还有些后来都还俗了…

要是多了解日本的战国文化，这个问题就不奇怪了．首先日本是个佛教国家，而每个领主的领地都有自己的守护神，比如越后上衫的芘沙门天，武田的取访神等等．所以一般守护代和大名们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入佛门，就像武士成人时的元服一样，实际上就是个仪式，并不代表他们以后就放下屠刀，修行礼佛，顿入空门啊．而且日本所有的大名都有入佛门且都有法号的啊．这只是当时的传统和政治需要．所以和是不是善人以及战场杀生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该干嘛还干嘛．
但楼主提到的本愿寺是个特例，因为本愿寺家本身就是一个宗教色彩极浓的战国大名。战国时期一向宗的发展很繁荣，而本愿寺的一向宗信徒众多，它也成为一向宗的总部．这样就造成了本愿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而使其他宗教和大名感到了威胁和不满，于是开始了互相的战争．而所谓的佛门清净，那只是存在与个人心中的一种境界和追求，和现实无关．

什么大善人，都是扯淡。。。都是为了自身利益
或许上杉谦信是真正信封，但据说他信仰的是战神。。。
本院死十分符合信长对他的评价。而且日本一向宗跟中国的不一样，是可以喝酒吃肉娶妻生子的，打仗杀人越货也就难免了。。。
其他与佛门有关的人物。。。多了去了，有名的黑田如水，山本堪助。靠，暂时还想不出来了

入佛门可不一定是善人啊，楼主你太单纯了，比如信玄入道，那完全就是为了防止宗教实力发动一揆，岛津义久本来就入道了，不过是被秀吉逼的，在战国时代跟佛门最有关的....当然是第六天魔王佛敌信长公了哈哈哈哈哈

武田晴信是出家后改名为武田信玄
上衫谦信也是出家人

至于为什么出了家还要上战场,也是迫于无奈啊

很抱歉知识有限,我就只知道这么点!~
就当大家互相交流吧

日本僧侣因为渐渐财产众多，而不得不建立武装力量保护，随着实力的增长，日本佛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终于引起了统治者的忌惮，于是僧侣被取消武装，变成了文化传播者。

据很多史料记载，日本佛教是在唐朝末年宋朝初期时兴起的，专家普遍认为日本佛教是从我国传承过去的。随着佛教在日本的广泛流行，佛教的资产也越来越多，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势力的窥探。自己的财产僧侣们自然不会轻易的交给别人，于是僧兵这种职位就应运而生。

僧兵主要是由僧侣以及部分狂热信徒组成的。在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在四周挖上沟壑，形成独有的寺庙武装。

在古时日本僧兵是非常让人敬畏的。第一是因为僧兵基本挑选的都是体格强壮之人。第二点，因为他们有狂热的信仰，所以敢于拼命，因此在日本很多武士都不敢招惹僧兵。

到后来日本的僧兵势力发展非常强大，甚至有了左右政治的力量。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土地，以及众多的信徒，所以他们在冷兵器时代占据非常大的优势，这就让其他的武装势力非常的头疼。

当然日本的统治者对佛教强大的势力也早已坠坠不安，但由于寺庙之间联系紧密，并且人数众多，导致日本统治者一直都非常谨慎。虽然日本佛教势力强大之后，内部也会出现一定的争端，但当他们面对外部环境的挤压时，就会非常团结的一致对外。

在纷乱的日本历史中，佛教一直保持着与幕府，以及日本中央实力非常均衡的局面。只是后来明治维新时期，神道教对日本佛教进行了一次毁灭性打击。在这次运动之中，佛教被收回了与信仰无关的权利和职务，并没收了寺院大部分的领地，将僧侣的权利一降再降。

这次运动之后，僧侣虽然被收回了很多的领地和权利，但同时一些戒律也被取消放开了，例如日本僧侣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也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分僧侣职能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多的是承担着教育、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的职能，彻底的从武装力量变成

日本的僧侣在明治维新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他们失去了很多优待的政策，所以说就逐渐转变成了演出团队。

日本的僧侣在明治维新期间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他们失去了很多优待的政策，所以说就逐渐转变成了演出团队。

经历了传播方式的改变，变革。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比较喜欢流行乐。

白河天皇三大爬：1，双六的骰子 2，贺茂川的水 3，比睿山的和尚。

安国寺惠琼﹙日语假名：あんこくじえけい，罗马拼音：Ankokuji Ekei，1539年—1600年11月6日﹚是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佛教僧侣和大名。父亲是武田信重。

生涯

于3岁的时候，因为大内氏的入侵，最后使安艺武田氏灭亡，后来被送到安艺国的安国寺。之后到京都的东福寺修行，因为是师傅竺云惠心亲近毛利氏的关系，后来成为了毛利氏的外交僧。

不久，他立即发挥外交手腕，与大友家达成了和睦协议。1582年，在羽柴秀吉包围备中高松城的时候。秀吉知道织田信长在本能寺之变死去，为了与毛利军达成共识，与惠琼交涉，最终惠琼提议，让城主清水宗治切腹。

之后，他判断了惰况，开始亲近秀吉，保住了毛利家的地位，由于其出色的外交手腕，最后被分封于伊予国六万石。

安国寺惠琼曾在1587年（弘治元年）时，奉丰臣秀吉之命，在严岛神社境内修筑经堂以祭奉在征战九州时阵亡的兵将，也就是今日的千叠阁。千叠阁在秀吉死时尚未完工，并且一直保持此为完工的状态直至今日。

在丰臣秀吉死后的关原之战当中，请求毛利辉元加入西军，其后在南宫山布阵，得知小早川秀秋叛变反后，立即撤退。但是后来在京都东福寺被捕。与石田三成和小西行长共同斩首示众。

姓名: 岛津义弘 1535 -- 1619
别名: 兵库头,忠平,又四郎,义珍.
道号:维新斋.
官位: 不详.
身份：岛津贵久次男.
传：率领勇猛的萨摩军团,辅助父贵久,兄岛津义久统一九州,人称"鬼岛津"的名将.
1554年,大隅岩剑城攻城战,首次上阵.
1572年,木岐原之战,以少数兵力击破伊东军. 耳川之战,水俣城之战,居功至伟.
1587年,岛津家降服丰臣家后继任家督.
关原会战中从属西军.西军败阵时,义弘血战逃脱.战后，德川家臣井伊直政极力求情, 得以免罪.

岛津义弘

说到萨摩岛津家，大家反应出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岛津家义久这四兄弟，能够出色的发挥兄弟们的能力，保持家中始终的团结，是岛津家九州制霸过程中最不可缺的一个条件。这兄弟四人的能力，在历史上的评价也都很高。

四人中人气最旺者，当属老二岛津义弘。

人称“鬼石蔓子”，“鬼岛津”的岛津义弘，是岛津一门中最出色的战将。（俺是认为家久略强啦）义弘性格坚强，遇事能冷静分析、处惊不乱，个人的人格魅力也是在家中无人能比的，这一切都注定了义弘日后将成为九州乃至全国的头号名将。

在光荣的信长野望系列游戏中，义弘的武力始终高居前五位，且兵科数值也是比例最好的，义弘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证。（比起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后期名将处境好多了）可能有人会问：冲田咀合战，户次川合战这几次关系到岛津家命运的战役都是四男家久指挥的，义弘凭什么排在家久之前呢？

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义弘生涯中的三大场战役，决定了义弘九州第一名将的命运。

众所周知，义弘的成名之战，是与日向伊东家的木崎原合战中，仅以不到五百兵的少数兵力，基本上无人伤亡的战绩大胜，这在日本合战史上都是罕见的。（所以木崎原合战也被安了个“九州桶狭间”的名誉）伊东家的将领，在游戏中看起来一个个都像面人般，其实不然，伊东家与岛津家两家多年来一直为日向良港油津的争夺而反复争斗着。（这也就创下了个日本史上城池争夺的最高记录：一共一百四十年的沃肥城争夺史）第一代争斗是伊东家第一位名君伊东佑国挑起（由于沃肥城拥有九州最繁华的几座城下町），手势高达一万八千的精兵攻打当时岛津藩名将——即沃肥城的修建者新纳忠续所守的沃肥城，在强攻十七日不落后，岛津军八千援军开到，里应外合，大败伊东军，佑国也在战役中战死。

接着是从一四八五年到一五六七年这段时间内，沃肥城五易其主，可见争夺之激烈。一五六八年，伊东佑国的孙子义佑经过三十一日的苦战夺回沃肥城，为伊东家迎来史上的最高峰奠定基础，这时候，伊东家领有日向全境，大耦北部等四十八城近四十五万石的领地。

但是，伊东家的这段高峰仅仅保持了五年不到，就因元龟三年（一五七二年）的木崎原之战中而再也无力与岛津家抗衡了，而这场大战就是义弘一手领导的，从此，义弘名声大振，成为南九州地区无人不知的猛将。

义弘生涯中的第二场大战役，是在侵略朝鲜之时的“泗川合战”，由于是鬼子砍俺们中国人，俺也不多讲了，但是给大家两组数据参考参考：

日军 萨摩军八千 明军 四万军以上（甚至还有吹成二十万的说法）

伤亡 一千七百人左右 伤亡 近八千人

由此可见，俺们明军，在这一仗可是够狼狈的。（可惜啊，戚继光老大没能多活个十年，要不从哪儿生出这组数据啊）

第三场大战役关原之战是义弘生涯中最危险的一仗，手下多员名将战死（长寿院盛淳，岛津丰久，肝付兼护，川上忠坚等），自己也险些失去性命，不过这一仗倒是为义弘一生的征战划下了完美的句号。

众所周知，秀吉以不会“节约”萨摩隼人而出名（一生对岛津家都无比刻薄，岁久和家久之死便是秀吉打压岛津家的最好证据，但到头来忠于自己的还只有岛津家），在侵朝战争的最后一战，也就是退却之战中将接应殿后的重任交给了俺们萨摩隼人，这就是萨摩军的悲剧——露梁海战。不善水战的萨军面对无敌的李舜臣朝鲜水军，损失惨重，绝对伤亡人数在一万人以上，从此元气大伤，此后十多年都没能恢复过来。

关原之战中，义弘像是赶集般领出了一千多军，赶赴战场，其本人就在这一仗中没有抱下生还的打算。

由于战前石田三成军不援救岛津丰久队，义弘在大战的开始一直都抱观望态度，直到西军总败退的时候，义弘才勇敢的站了出来。布下锋矢阵，突破德川军本阵，将不可一世的本多，松平，井伊部蹴散后退却，面对如山似海般的追军，义弘仍然能保持相当冷静的头脑，冷静的决定了有秩序的退却行动。当然，侄子丰久和军师长寿院盛淳都充当了替死鬼的角色，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义弘的军师长寿院盛淳。

这个没听过 你可以在百度上找找 看看 又没有

日本佛教发展了，也变质了。
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世界三大宗教
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分为基督教，伊其斤兰教，佛教。

这三大宗教的信徒对他们的教主:耶稣，黑犬罕莫德，和释迦莫尼的定位是根据教主们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三位教主是如何定位他们自己的。

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真理。
黑犬罕莫德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释迦莫尼: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我下面的分析是建立在这三个教主都没说谎，都是讲实话的基础上进行的。

1.三个教主不同的身份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黑犬罕莫德是安拉的先知，释迦莫尼是人。三个人，三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一个是神，一个是先知，一个是人。

2.三个教主所言与真理的不同关系

耶稣是真理，是真理的本体。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三个人，与真理有着三个完全不同的关系:一个是真理的本体，一个是传授真理的对象或客体，一个是证悟真理的主体。

3. 从本体，客体，主体看可靠性

如果这三大宗教是一致的，不矛盾，也不冲突的话，那真是天下太平了。因为，有三个不同的身份的人，从他们与真理的不同关系来宣说，那就是很可靠和可信的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啊！

这三大宗教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致的，很矛盾，也很冲突的.那么面临这样的情况，究竟那个可靠呢？

我只想客观地来看看这个问题。

只要耶稣是讲实话，那么他说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他所讲的就是真理，是与真理没有距离和误差的。那么他的话就是最可靠不过了。

黑犬罕莫德是传话的，是被传授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被传授而来的，是自称为天使长的传授给他的。我们是假定，黑犬罕莫德没有说谎，也是说实话，但这个假设并不能推出那自称为天使长的也没说谎。从这点看，他所传的可信不可信？对不对？就完全依赖于那给他传授的到底是什么身份？是不是讲实话了？

释迦莫尼是证悟真理的。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从他个人证悟而来的，他是证悟的主体，而真理在他的证悟中是客体的身份。一个主体要了解和掌握客体，除非主体是站在比客体更高的位子上才有可能。好比，人能了解和掌握计算机，因人是比计算机高超的。但反过来，计算机就不可能了解和掌握人了。

所以，释迦莫尼能证悟真理的前提是，释迦莫尼要比真理高超，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证悟到真理。否则，他所证悟的就不可能是真理，若说他所证悟的真理是一点点或一部份，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有限的人，真理早已经存在了，究竟是何神所创造，究竟真理是谁，释迦莫尼仍没有向世人清晰解释。

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佛教的可靠性问题就可归于，释迦莫尼有没有比真理高超？

再谈：从三个教主都没说谎看三大宗教－－－－

先前我以三个教主都没说谎为前提来看三大宗教，但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改一下前提来看？一般情况下，若要说明我的前提不真的话，你至少要给出一个反例来推翻我的前提。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反例，我自己也没证据来说明他们说谎。从目前的材料，我相信三个教主都没有说谎。

但是，我们也不妨假设不同的前提，以此来反思一下。

对黑犬罕莫德，他说:我是安拉的先知。天使长向我显现，降下可兰经。
如果他说谎，你将无法解释可兰经的来历，因黑犬罕莫德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读也不会写。我觉得是有一位自称为天使长的向他显现，教他读和写。否则，黑犬罕莫德没有能力写出可兰经。所以，黑犬罕莫德不大可能是在说谎.

对释迦莫尼，他说:我是觉悟的人，我证悟了人生的实相。
对他所说的这句话，不在于有没说谎，而是在于他证悟的究竟离实相多远多进？说没说谎，对释迦莫尼所说的话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从他离家寻道的动机来看，我不认为他有说谎的必要。佛经对他本身的记载来看，他并不是宇宙真理的创造者，更谈不上他是真理，他只是在寻找真理。

而耶稣说:我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就是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首先我们要知道，历史上的这位耶稣是被公认的，人类最高道德的典范.看看一些人对他的评价:

「我信主耶稣基督，他至善无比，他的教训乃是无上的圣道。」---富兰克林

「让思想文化继续发展下去，让自然科学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发展下去，让人类的才智任意发展下去，但总不可能超越基督的道德高原，正如在四福音中所闪耀的。」----歌德

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太·阿诺德(MatthewArnold)说：「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了最高的道德水准。」

英国著名经验派哲学家洛克(Locke)说：「虽然许多人关于道德方面，写了许多书，但是终不及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道德观念的崇高。」

法国自由思想家卢梭说：「福音书之纯洁高超，使我心折。」

举世闻名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说：「耶稣基督是最崇高之道德目标，是至圣至善的超人。」

上述名人都是独具双眼，严格治学的人，决不轻易颂扬一个人物。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评论，应具分量。

所以，倘若这位耶稣被发现说谎话，谁还会佩服他所说的甚麽伦理道德呢？谁会相信一个说谎话的人会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体系吗？

再来，耶稣的道德品格和他愿为宣称自己为神而死，令很多的人信服他不是在说谎。耶稣的谦卑无我的爱，他和群众充满智慧的交往，在当他被卖及钉十字架，承受极大的肉体及情绪压力时所表现的惊人自制及镇静，所有都指出他接触的是现实，表示他不可能是说谎者。

特别是从耶稣对于人类社会，有极深远，极巨大，难以估量的影响来看，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实话的话，那么你将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就是:谎言如何可以这么深远地影响和造福人类？

而佛教却是少数贫穷、落后、愚昧人的个别人生追求、爱好和文化修养而已，究其科学性、生命本相等实质来追究，却已经是在时间岁月的冲刷中，在逐渐走向消亡的自然宗教产物。而对这样不是真理的产物，一个追求永生、解脱的人又怎么能盲目跟从呢？！

神道教与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大多数日本国民并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许多宗教仪式或活动已经与日本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如婚礼和葬礼。神道教是在日本本土所发展出来的宗教，祭神的场所是神社，神道教认为自然界万物皆为神。在《日本书纪》中，佛教于公元552年传入日本。7世纪初，圣德太子兴建法隆寺，致力推广并普及佛教。1549年，天主教进入日本，至17世纪初，教徒大约有75万人。然而后来德川幕府实行禁教政策，直到19世纪后期传教活动才再次兴盛。现在日本经过正式受洗的教徒不超过总人口的1%。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是天主教基督徒！

所以佛教在日本已经没落！

来源：中国日报网站 日本佛教简史

日本佛教传自我国，而且一衣带水，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现的信仰方式与内涵也有所差异。一千多年来的繁衍、发展，无论站在宗教实践或学术研究的立场，都有了解的必要，现在我们从佛教的传入、各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及特色，作简明的叙述。

中日佛教的来往

一、飞鸟佛教

飞鸟佛教，一般指佛教传入到大化革新（***五）期间。由于推古天皇致力佛教兴隆为国策，而天皇定都于大和的飞鸟地方，所以这个时代又称飞鸟时代。

佛教初传的时间

日本隔海相望于中国，加上自古中日之间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佛教的传入日本是极为自然的事。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汉人司马达等，由韩国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结草庵，供奉佛像，这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传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传入年代有多种说法，目前较为公认的是依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所记载，钦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济圣明王遣使致赠天皇金铜释迦像、幡盖和经论等，这是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开始。

初传期的社会情势。另有主张奉佛的苏我氏，则认为佛是招福之神，将佛奉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与苏我二氏之争，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围绕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问题上，而不是佛教义理上的争辩。最后，尊佛派获胜，苏我稻目便舍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为向原寺，这是日本有佛寺的开始。后来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设和仪式。

圣德太子与佛教事业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扬，最大的功臣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从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开始摄政。他改革政治，积极吸收中国的文化，更大力弘扬佛法。曾诏令大臣在御前讨论佛经，设无遮大会，创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礼请百济、高丽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讲学；亲制《胜鬘》、《法华》、《维摩》等三经的义疏；又派遣小野妹子来中国求学，也设置僧官制度和颁布僧尼令。

圣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条宪法”，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全民“笃信三宝”，标明以佛教为国教，将佛教作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为根本精神。由于太子笃信三宝，亲自下诏兴隆佛法，而使当时的佛教绽放灿烂的光彩。

圣德太子虽然深信佛法，却也不废除本来的神只崇拜。那时的社会是信仰与祭神并行，他们信仰释迦牟尼佛、药师佛、观世音、弥勒菩萨、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灾、延命、治病、祈雨、护国等，作为崇拜的目的。他们是以求神的心态来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现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时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寿国绣帐”是太子妃缅怀太子，命宫女绣制的。上面绣有百字铭文，内有“世间虚假，唯佛是真”一语，道出太子对宗教体验的感言，日后被视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经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从大化元年到迁都平安京，约一百五十年间，因为建都于奈良而称为奈良时代。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时代。

圣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来，兴隆佛法一直是国策，圣德太子时代的遣隋留学生、留学僧们，在这个时候相继回国。他们在大化革新中，于建立新国家体制与佛法弘扬上担纲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热心佛教事业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来建设国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费十年的时间建立壮丽宏伟的东大寺，殿内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称世界最大的佛像。以东大寺为中心，在诸封国各建有国分寺，法华寺为总国分僧（尼）寺。各国分寺都有封户与土地，国家希望藉着僧尼的修持活动，达到护国的目的，成为祈祷守护国家的佛教组织体系。

这一时期的佛教，分为传来佛教、贵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种。传来佛教是由朝鲜、中国传来，可说是纯粹的佛教；贵族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受皇室保护，思想较保守；都市佛教则因寺院建在都市内外，受当地风俗薰习，是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于佛教兴隆，进展迅速，又受到历代天皇的尊重，逐渐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时代末期，律令政治动摇，宫廷腐败，社会经济动乱，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侣也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以致流弊丛生，僧侣和寺院也渐趋衰微。

佛教事业

延续着圣德太子的福田事业，奈良时代的慈善事业非常发达，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都设有“施药院”和“悲田院”来救济贫病的人民。

日本文学以汉文学为主，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产生了不少佛教诗歌。中国美术品和美术家的不断输入，也助长了艺术的发展。目前东大寺所保有当时的美术工艺品、雕刻、绘画、铸造、刺绣、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窥知奈良朝的艺术风光。此外，写经运动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设的写经事业，还有寺院和贵族私设的写经所，对于广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贡献。

奈良六宗

这一时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称为“古京六宗”，就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华严宗。其中，三论宗、法相宗属于大乘教，成实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这四宗都是根据“论部”创立宗派，所以称为“论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丽沙门慧观前往日本，在元兴寺弘扬三论宗，被推为日本空宗的始祖，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开始。七世纪末（天武皇朝），百济僧侣道藏也至日本宣扬成实宗，不过在当时没有独立成宗，仅附属于三论宗。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侣道璿带着《华严章疏》到日本，开始了华严宗。圣武天皇非常重视华严，他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来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当时的华严宗可说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于律宗，在鉴真律师到日本之前，虽然已有戒律的讲学，但尚未设立戒坛。鉴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举行传戒大会，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诸大寺中，大多是诸宗并存的，研究者也多数是诸宗并学，学风极为自由，他们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经常游学于诸寺之间。

这一时期的佛教，含有现世利益性、国家性、学术性的特性。一般说来，奈良时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动方面，只是传承中国，还没有新的发展。

三、平安佛教

佛教与政治关系

奈良末期，政治颓废，社会秩序混乱，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国风，在延历十三年（七九四）迁都平安京，揭开了约四百年历史的平安时代的序幕，这一时期约从桓武天皇到后鸟羽天皇（七八一至一一九八）之间。

平安佛教依然以护国为目的，佛教学问的重心还是以南都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从唐朝传入的新佛教最受瞩目，信仰的倾向逐渐由显到密；到了后期，因为天皇大权旁落、摄关的垄断朝政及武士阶层的抬头，战事频繁，寺院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设置，后来僧兵却受着时政的牵制，背佛而行，仗势横行，加上天灾不断，于是末法思想与念佛法门应时而兴。

最澄大师与空海大师

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长七岁，两人都是在十九岁时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败现象，于是登比睿山结庵自修；空海则因遇到一名僧侣授予“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而放弃已就读一年的大学明经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两人同在延历二十三年（八○四），随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访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受天台法脉，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萨戒。他还向牛头宗翛然问禅。在等待归航的一个月期间，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总计留唐八个月，在延历二十四年归国。

空海则展转到了长安，后访寺择师，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龙寺惠果门下，受到惠果的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于是四处参学，次年十月回国，留唐二年多。

最澄与空海同样携回大量的佛教经典，然因所修及专攻的不同，带给日本佛教界的回响自是不一。

最澄归国后，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六）获准，这是天台宗正式开宗的一年。天台法华宗在理论方面以《法华经》为根本，并配合禅、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张显密一致，在他的教学体系中，密教系统最为薄弱，后来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入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睿山因此成为镰仓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作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深深影响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舍弃东大寺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学生式》，说明大乘戒坛的设立是要培养“国宝、国师、国用”的大僧，然未获核准。翌年，又撰《显戒论》，依旧未准。直到最澄圆寂后的第七天，才获敕许。翌年，日本佛教界开始实行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于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传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欢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准以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作为传法修观的道场。弘仁十四年受赐东寺，积极以东寺 为中心，展开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

他的弘法活动顾及民众，遍及全国。又仿唐朝县乡办学，在平安京设立“综艺种智院”，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贵贱都可入学，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学。

空海尽其一生发挥了多方面的天赋，同时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学体系。他主张“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显密二教论》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论，以真言为最高，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等宗。又在《十住心论》一书中，将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个阶段，称为十住心；这部书将外道与世间道德纳入整个思想体系中。空海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变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发生分派，主要在修行仪式的日趋复杂，而引起意见上的争执。

在最澄和空海来唐前后，也有不少僧侣同时来中国求学，所谓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睿、惠运、圆行、常晓、圆仁、圆珍等八人。他们所学的都与密宗有关，因此回国后，所传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释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东密。

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和创立密宗的空海，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将由中国传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为以皇室和国民为重点的国家佛教。

平安末期的净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阶级抬头，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专横奢侈，社会秩序呈现动荡紊乱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产生僧兵之乱。传统的佛教制度开始动摇，新的宗派也乘着不安稳的政局脱颖而出。最先出现的是含有净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为代表，后来发展成净土宗、真宗、时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从台密蜕变出来的日莲宗。禅宗的临济与曹洞两派也在此时兴起。

最澄的弟子圆仁（七九四｜八***）入唐之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睿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有“市圣”之称的空也，在民间传播净土思想，以称念佛号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将一百六十多部经典中有关净土的教义编列一起，系统地阐释弥陀教法，并以此为结社念佛的指南。此书对镰仓净土教的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创始人。南都三论宗系的永观、真言宗的觉鍐都是净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时代的国家性、学问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时代，便转变成民间化的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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