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离石发现商代墓葬，墓主或为土著集团最高级别贵族，这一发现具有哪些研究价值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重大考古新发现，山西运城垣曲发现9座春秋早期的王卿高级贵族墓葬，出土了很多的重要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有哪些，我们概要分析一下：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重大考古新发现，运城垣曲发现9座春秋早期的王卿高级贵族墓葬，出土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 。 2021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垣曲文化旅游局对位于运城市垣曲县英言乡北白鹅村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 此次发掘墓葬级别高、规模大，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包括铜、玉、石、漆、陶、骨、蚌贝、铅、金、漆木、皮革、麻绳、竹等各类文物总计500余件套。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计14篇。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及耘介绍，根据出土器物分析，该墓地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和陕西梁带芮国墓地在铜器制作、器物形制和纹饰运用等方面极为相似，结合墓葬形制，推断这9座墓葬时代为春秋早期。本次发掘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考古发现最重要的不是发掘了多少文物和青铜器，而是本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物种丰富，最重要的收获当属是本次发掘发现的带有铭文的铜器，并且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可见，具有极大的考古研究价值。

河北省的考古人员在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勘探和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后，终于结束了位于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区的周家庄墓地的工作。经过河北省考古队的研究发现，在石家庄市的这些墓地群共包含22座墓地，而经过对其出土的文物研究发现，这22座墓地中有17座墓地属于商代墓葬，出土了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文物。这些墓地是该区域范围内规格最高的墓地群。

中国地大物博，很多地方都有古代墓地遗址被发现，而在石家庄地区还是首次发现商代墓地群。根据河北省考古队执行队长张鹏判断，这批墓地群是属于商代后期的一个贵族的墓地，它具有一定的规格。而且是目前在河北附近出土的规格最高的葬墓群。遗憾的是，这些墓几乎全被盗墓贼盗过，严重破坏了里面的原始形貌。不过这次考古是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它的发现填补了商朝在河北等地的历史空白，对于我们研究商周时期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很早之前，山西省的考古研究院就已经发现了在垣曲北白鹅墓地的墓群。该地区发现的墓地群也是西周时期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而且该墓地出土的陪葬品是属于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而且有50套文物上面刻有铭文，这些带铭文的铜器对研究周王朝的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这些带铭文的铜器共记录了14篇内容丰富的铭文。

相对于河北省石家庄发现的17座墓地来说，这些墓地的规格跟垣曲北白鹅墓地的规格几乎一样都是贵族规格的墓地。在河北省石家庄的墓地占地面积有40万平方米，试掘遗址300平方米。其中还有两座墓地带有墓道，规格较大，营造等级较高。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2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此二器，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评为一级品。

青铜乐器有铙3件、镈1件。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厚重的“大铙”，镈为鸟饰镈据过去的文献记载，镈由钟发展而来，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现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

兵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属全国罕见，计有钺、戈、刀、矛、镞、戟、胄等10余种，250余件。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刃部锋锐，寒光闪闪，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圆目锐齿形象逼真，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直内戈的内部，有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绿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钺王”的两件青铜大钺，均为高、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钺体中部镂空，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显得威风凛凛。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器物样式各异，种类颇多，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其中犁铧的出土，意义尤为重大。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它的出土，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青铜器中，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长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耸耳，粗项直腰，后垂双尾，作屈足欲奔之势；背部伏一小鸟，尖喙直颈，敛翅短尾，颇富生气。虎与鸟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当为图腾遗风。双面人头像，两面五官具备，与人脸无异，头饰双角却又类羊；下有方銎可装柄，上有圆管可插饰物；其貌诡怪、狰狞、恐怖。它们的出上，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

玉器的数量、工艺、价值，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计有完整器25种、10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6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这批玉器，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对穿钻孔、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壶、豆、器盖等近20种，而以鬲为最多。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符号，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较之铜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它不易搬迁，又不变质，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

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的造型与纹饰，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说明当年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品类和组合，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断定，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来看，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