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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张国焘的出走（下）

时间: 2022-04-21 10:31:22 | 作者：孙果达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85次

解谜张国焘的出走（下）

解谜张国焘的出走（下）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从逻辑和事实上看，张国焘原先对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到来应该是充满期待和希望，因此在迎接王明时显得精神振奋兴高采烈。就此而言，共产国际也许是张国焘精神上的最后一根支柱。因此，当这根支柱折断，甚至成为威胁他安全的利剑时，张国焘不仅完全绝望，而且彻底崩溃了。

一、张国焘受到王明的威胁

王明来华最直接的背景之一是反“托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意味着“喘息”政策的大功基本告成。因此，以铲除“托派”为名，清除相关的内幕知情者也同时开始。

首先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其实主要就是王明，致中共中央的三份电报。

1937年1月19日：“必须极其认真地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下简称《档案》）

1月28日：“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党的敌人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和审查干部，揭露一切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我们觉得，你们对兰斯基（吴亮平）和左权过于信任，在左权那里曾经发现地下托洛茨基著作，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持反党的立场，并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而你们在不久前任命他担任极其重要的军事职务。在苏区发现托洛茨基著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甚至在中国苏区也有托洛茨基的代理人。对这一事件你们应该给以特别认真的关注。等候你们关于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报。”【《档案》第15卷，第279页】

3月5日：“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档案》第15卷，第285页】

再次看相关决议。

7月10日，《关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任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提纲》正式提到：“现在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已经没有能力分裂党和红军，但是为党的团结，为在新政策上的一致而斗争无论如何也不能放松。”【《档案》第15卷，第321页】

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坚决清除党和红军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应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党做得还远远不够。”【《档案》第17卷，第512页】

最后看斯大林给王明的当面指示。

11月11日，斯大林接见即将赴华的王明等人并做出指示：“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档案》第17卷，第534页】其时前后，共产国际中国事务的负责人米夫、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苏联驻中国大使兼斯大林私人代表鲍格莫洛夫、苏军情报局负责人别尔津等“喘息”政策重要的关键人物都相继被捕并处死。

11月14日，王明启程回国，手里握着“尚方宝剑”：“1937年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决定派王明和康生回中国帮助中共中央实行新的方针。”【《档案》第18卷，中共党史出版杜2021年版，前言第10页】尤其，王明还握有对“托派”的认定权和生杀权。但凡涉及“喘息”政策者，也许都免不了被“托派”，就像李特与黄超一样。

二、张国焘决定“脱离中共”

王明的回国来者不善，张国焘的侥幸很快烟消云散，尤其得知黄、李竟被秘密处决，更使得张国焘的压力陡增。既然左膀右臂已失，唇亡齿寒立显，自身当然也已危在旦夕，更何况张国焘本人就是肃反的高手老手，完全知道在压力之下的黄、李会交待些什么，立即寻机出走也就成为首选。

张国焘说：“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的结论是:“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6-427页】所谓的“刺激”，其实就是恐惧。

张国焘认定李特与黄超被杀，“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之由。”【《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7页】按此逻辑，张国焘当然就得出自己终究也难逃一死的结论。

张国焘不相信王明会就此罢手：“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9页】张国焘坦陈了其恐惧的原因。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讲理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28页】张国焘完全知道王明绝不会也无需“讲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我的回忆》第三册，第432页】

三、张国焘拒绝中共中央的挽救

4月11日当晚，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致电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张国焘已达汉口的情况：“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所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去与他谈话。”“对于他不辞而别的问题，我们要他致电你们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今后他的工作指示。”于是张国焘起草一电报：“毛、洛(甫)：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周恩来等同志：“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路海江：《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但是张国焘“意已决”。为了做到“仁至义尽”，17日，王明、周恩来等向张国焘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但张国焘离去时留信说：“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王明、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8年4月18日。转引自金冲及：《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520页】张国焘公开投靠蒋介石，中共中央也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出走，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地宽容。周恩来的劝说应该是王明一直在身边，当然只能是苦口婆心，尤其他给张国焘的第二条选择，分明是既让张国焘“下野”远离王明以避反“托派”的风口浪尖，也让张国焘有充分的时间冷静下来以便思考和观察后再做出选择。

1938年夏，毛泽东亲自批示：“让子烈同志回家吧！”（其详情将另文介绍）让张国焘怀胎七个月的妻子杨子烈和儿子海威去和张国焘团聚，更是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仁至义尽”的异乎寻常。

张国焘的“意已决”，改变了原先的一切，恐怕不仅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和部署，也迫使中共中央别无选择地立即公开断袍割袖。从此，相关者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愿意还能够为自选绝路者申诉辩护？ 众多受其阴影的累及者又能如何辩白向谁诉说？更何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正在艰难之际，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四年时间撰写了自以为是的百万字回忆录《我的回忆》。

张国焘事件的结束，标志着“喘息”政策在中国引起的连锁反应又拉开新的大幕。由此，对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意义深远的挺进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尤其是延安整风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演变和逻辑走向，无疑会因为迥然不同于传统视角，而对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程，坚持走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性选择，产生更深刻更全面也更真实的感悟与解读。

孙果达

文章标题: 解谜张国焘的出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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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解谜  历史事件  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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