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金庸是包衣，你们怎么看

说起“查”姓，原是汉人姓氏，但起初人数很少。满清刚入关时，正白旗有一批姓“沙拉”的满人改汉姓为查，融入了查氏之中;而一些查姓汉人在为清廷立下功劳之后，又被恩赐抬了旗，成为了汉八旗子弟，这两个变化大大增加了查姓在中国的人数。据《满族汉姓对照表》记载：“[查] 老姓，包括沙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汉族)等。”显然认为如今查氏的主体以满汉融合者为主，与满族无关的查氏已经少到不值得记述的地步了。

说起汉八旗，并非一些人认为的，是把死忠于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给个旗人头衔，在血统上还是汉人。为了永远骑在广大汉人头上享乐，清廷大搞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禁止满人和汉人进行通婚，不过汉八旗子弟在入旗后，便获得了与满族这个统治族通婚的资格，与汉人反倒不能再行婚配，这也是满族统治集团从汉人中抽取忠顺精英，以壮大自身队伍，为自己增加统治助力的高明手段，成效极佳。在这种政策下，经过几百年的通婚和融合，汉八旗的血统与汉人渐行渐远，已经从实质上蜕变成了满人，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非常少，大多数所谓的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

这种“满汉不通婚”的藩篱直至清朝落幕后才渐渐被打破，那些仅含有极少量汉人血统成分的满人们也开始大量与汉人婚配(一些人甚至干脆偷偷将户口改回为汉族)，其血统中的汉族比例也逐渐回升。时至今日，满、汉两族已经实现了真正的融合，很难再区分开来了。

金庸出生于1924年，比满清灭亡的1911年只晚了十三年，那时满汉间的融合才刚刚起步，大部分旗人还未开始与汉人通婚，金庸多半还是身具较为纯粹的满族血统，因此一些人将他视为满人也是基本准确地。不过有些人将金庸的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即家奴)，却是刻意的中伤诋毁，金庸祖上可是正宗而高贵的旗人。

当然，查良镛本人是决计不会承认这一点地，由于迄今尚无确凿的直接证据证明他的祖上曾经抬过旗，这也给他留下了狡辩的空间。

做为首告“明史案”的大功臣，查继佐得到了雄厚的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他因此而得到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赏识信任，被视为了“自己人”。其时满清入关未久，从江南地区吸纳部分文人、士族入旗，以壮大自身的力量，正符合其统治的需要，因此对于査继佐这种肯带头投效阶前，并且已经缴纳了“投名状”的江南名士家族，清廷通常都会大力笼络招揽。查继佐年过花甲，身体又不好，因此并未入朝为官，但他所在的查氏一脉却从此官运亨通，达官显宦层出不穷，成为当时最受满人宠信，与异族统治者积极合作的模范家族。

就查继佐本人而言，虽未入朝，但身份超然，俨然就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据《偶然录》记载：“公应吴督之招，在两广署时，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盖晋逸去后，即从军效力，积功谋任至此。知公至粤，遣使赍帛书为请，公赴之，晋郊迎百里外，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显见查继佐受到了两广提督吴六奇和潮州提督陆晋异乎寻常的礼遇，查家是当时“沾官气儿”的大族。

在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数人同时在清廷居官，查家一时风光无限。在《鹿鼎记》的楔子中，金庸曾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祖上“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而翻阅整个查氏族志，查家在清朝一共出了十名进士和五位翰林，多出来的这六人便是与查继佐支系不同者。从这十五人的分布情况不难看出，虽然海宁查氏枝繁叶茂，查继佐所在支脉在其中只占小小一隅，但居官者却大多集中在他这一支，比例高得离谱，且大部分都集中于康熙年间，这应该便是得到清廷关照后的结果。换言之，正是靠着文字狱的首告之功，踏着江南士人们的尸骨向上攀爬，查继佐一脉在官场上的成就才能达到那样的高度。

自入关以来，满清对汉人一直防范打压，入关之初尤甚，因此在康熙年间，门庭显赫的汉人极少，查家能得到清廷如此的赏识信任，实属异数，由此也不难看出，当时查继佐一脉与满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是当时积极迎合清廷的模范家族，很可能还入了旗，与满人进行了通婚等进一步的融合，清廷这才将其当成“自己人”，格外赏拔重用。

当然，仅凭查继佐告密一事和查家在康熙年间的显赫风光，尚不足以断言金庸的祖上曾经入了旗，然而只要细查他的诸部作品，其间蕴藏的那种露骨的倾向性便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点。在“满汉不通婚”的规矩下，抬了旗的查继佐一脉便不再与汉人通婚，在血缘上与满人则越贴越近，在历经两百多年之后，其后人早就以满人自居，金庸自然也不例外。

如果说在写小说时的胡扯还可以托辞为“艺术需要”，那在本应严肃客观的史论《袁崇焕评传》中，老查却照样通篇胡言乱语，比在小说《碧血剑》中歪曲真相更甚，这种行径就很难再找到借口来狡辩了。

遍及《袁崇焕评传》全书，都弥漫着为满清入关摇旗呐喊的可耻论调，更对满清取明而代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之情，现试引几句如下：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

“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蒙元、满清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满清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仅凭这短短三句话，查先生的立场便已显露无遗。虽然金庸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后裔，但笔者绝对无法相信，一个在内心将自己归属于汉人的作家，会对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取代文明先进的汉族王朝流露出如此的欢欣雀跃，还能不顾事实和逻辑，牵强地得出“清代明是历史进步”这样的荒唐结论。也不能理解，明朝统治层怎么就比动辄屠城、把人分成四等的蒙元政权残暴了。更不能明白，有着开明的廷议风气、御史言官可以直言批评皇帝却不获罪、已经流露出民主思想萌芽和小资产经济雏形的明朝，怎么就成了“最专制”的朝代了?怎么就不如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刚刚摆脱渔猎部落联盟模式的满清开明了?

在《袁崇焕评传》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一段话：“(明朝)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扩土万里，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埵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在上面这段话中，金庸对努尔哈赤的顶礼膜拜，以及对“满洲战士们”的欣赏崇仰之情，几乎快要跃纸而出，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的自豪感遮都遮不住。

在《碧血剑》中，金庸曾借他万分崇仰的满酋皇太极之口，为叛明降清的众汉奸正名，将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说成是百姓的恩人：“你们汉人骂你们是汉奸，日后你们好好为朕办事，也就是为天下百姓办事，总得狠狠的挣一口气，让千千万万百姓瞧瞧，到底是你们这些人为汉人做了好事呢，还是崇祯手下那些只知升官发财、搜刮百姓的真汉奸做了好事。”在清朝入关之后，一个渔猎(还不如游牧先进)部落联盟水准的落后政权取代了更加先进文明的明朝，期间给文明带来的倒退和给百姓、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就算是小学生都略知一二，几乎每一个学者在提及此事时，也都会提到“倒退文明”这个关键因素，可独独查先生却对此选择性失明，只字不提，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其中缘由，实在颇为值得玩味。

简而言之，金庸在自己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态度和立场，若说是出于一个江南汉人的世家子弟之口，那是根本说不通地。可他若是出自一个深得清廷宠信的旗人家门，那如此绞尽脑汁地为满清说好话，却又半点也不足为奇了。

文章发布者：那些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