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上层的奢糜风气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魏晋时代有点像民国时期，天下大乱，战争、瘟疫、盗匪横行，人口丧失大半，统治者残暴无常。这时的人们有点像是一战后的西方，痛感生命的残酷与无常，丧失了原本的信仰与社会规范。开始追求放浪不羁，甚至有点痞子气。亲友的夭亡使他们内心凄凉痛苦，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把生命寄托在及时享乐，追求吃喝玩乐等感官享受上。这反而使人们无法认清他们内心有多痛苦。统治者的伪善、阴毒又使他们变得愤世嫉俗，表面上他们故意不遵守统治者的礼法规定，实际上却是对统治者表面一套道德仁义，背后生活荒唐淫逸的讽刺。在他们放浪形骸的外表下，却是真正的正人君子。

改朝换代，局势动荡，精英军阀们忙于混战扩张。无暇控制民间风气动向。

在政治、经济统一的大背景下，文化也同样需要统一的背景。

受自身风格地位、文化发展、朝代变迁影响产生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因为乱，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文化的控制

由于东汉以来儒学的刻板和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了士人对官方儒学的怀疑，这时中国的神仙学说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民间基础所以就给有学之士选择不同的方向，再加上东汉末年诸侯混战，黄巾起义五斗米教兴起，曹魏政权的偏重法家，西晋政权的短暂永嘉南渡一系列的更迭，促使有学之士避世山林反对传统礼教崇尚自然论调谈玄说妙。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那是一个有太多动荡，太多危机的时期。伴随着汉朝的覆灭，军阀割据，王族相残，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争夺农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国因此展开了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当时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同时这一时期又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个性极其伸展的时期，它对以往的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面貌。后汉时期，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黄巾军之乱和随后的三国时代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

他们开始以笔为器，通过撰文批判当时的社会，而此时的朝廷采用“九品中正制”对官员进行一定的控制，这引起了当时文士的不满。他们逐渐脱离了世俗生活，摒弃了儒家的道德准则，转而追求道家的无为而治，形成了魏晋时期特有的魏晋风度。

一、 魏晋风度之竹林七贤。

魏正史年间，朝廷危机重重，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为争夺皇位引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导致民不聊生。在此时期，文人士大夫不但无法施展其才华抱负，而且时时担忧身家性命。身在浑浊的乱世，他们开始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求精神寄托，放逐山水间，于物外寻求超脱。

世上有这样七个人：

陈留阮籍、山阳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岈王戎。

他们七人常常聚于竹林之下，放浪形骸、肆意酣畅，因此世人把他们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才艺卓越，是当时的名流雅士。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用放荡的言行表达他们对虚伪道德礼教的憎恨，对自我本性，纯真自然的崇尚。他们轻裘缓带，简约云澹，超然绝俗。山涛忠厚、嵇康不屈、阮籍狂放、刘伶嗜酒、向秀好学、阮咸放达、王戎多变，他们七人，有着七种不同的性格。

山涛自持而不高傲，正直而不轻狂，崇尚老庄哲学。

嵇康通晓音律，最爱弹琴，而且擅长书法，在文学上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散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阮籍不受礼法约束，为躲避司马昭每天把自己喝的酩酊大醉，他经常一个人带着酒驾车游荡，路走到尽头就会大哭，似乎自己已无路可走。

王勃《滕王阁序》中曾写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刘伶嗜酒如命，蔑视礼法，把宣传老庄思想和纵酒高歌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

向秀学识渊博，曾在朝廷做官。

阮咸喜爱弹琵琶，喜欢研究其中的音律，追求无拘无束。

王戎自幼聪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应变能力。

在古代，文人有自成一套的生活情调，他们把七艺当作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熏陶个人思想，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而这七艺，每一样都代表着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造型质朴，音质清和淡雅，穿透力极强，它不仅是中国古老乐器中的精华，其本身也是完美的艺术品。

“棋者，奕也；下棋者，艺也。”

博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技艺，也是古人的一种消遣方式，陶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艺术情操。黑白之间，楚河汉界之外，融万象于棋局一盘；方寸之间，尽显智慧与气度，输赢在于一念。

香是自然造化之美，既能悠然于书斋琴房，开发心智；又可缥缈于庙宇神坛，安神定志。点燃一炉清香，思绪渐渐飘远，使心灵回归宁静之中。

书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艺术，它伴随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历代书法名家的锤炼和创新，成为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品茶赋诗、著书立传不仅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更是传递他们思想，抒发他们感情的载体。

禅学是佛教禅法的理论，禅学讲究修行，通过修行，排除外界的诱惑，通过佛教的理论根除烦恼，去恶为善，得到精神的解脱。

博古是一种雅趣，文人常常细细端详古物，感受它身上岁月的沉淀。

这七艺构成了竹林七贤闲适的生活方式和雅致的生活情趣。

纵然七贤不理世事，隐于竹林，依然未能逃过朝廷的争斗。嵇康是很有才华的人，司马昭看中了他的才能，多次请他出山，但嵇康看不过司马昭的作风，不想与他为伍，因此遭到司马昭怀恨在心。后又被钟会诬陷入狱，他本来有机会被放出来，由于他与司马昭的过节，司马昭决心要处决他。

据说行刑那天，三千太学生曾请愿赦免嵇康，但都于事无补，嵇康自始至终神色未变，在行刑前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后叹息道：

“《广陵散》于今绝矣！”

令人唏嘘不已。

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分崩离析，有的不得已投靠了司马集团，有的继续装疯卖傻躲避世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竹林七贤”最终还是难以善终。

二、 魏晋风度之王谢世家。

唐代刘禹锡有句名句，“旧世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句话中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两大家族王家和谢家，他们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两大显赫家族。西晋末年，国家混乱，国家政权岌岌可危，王导看到当时的场面，为了挽救政权，他劝司马睿将政权移到江左，司马睿听从他的建议，立即移至江左。正是因为这一举措，使江左的政权在西晋灭亡后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王导一跃成为大功臣，也使当时的王氏家族成为当时的一大家族，当时流传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足以看出当时王氏家族的地位。

时人还常说：“不以王为皇后，必以王为宰相。”在这个显赫的家族中，曾出现过九位皇后，位至高官的更是数不胜数。王导曾辅佐元、明、成三帝，他的兄弟大多也都官至高位，王导位至丞相，王敦位至东晋大将军，王羲之、王献之作为著名书法家更是远近闻名。

王羲之在书法上造诣颇深，向来有入木三分之称，他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氏家族在当时很有威望，有位老臣想从王氏子弟中选一位作为自己的佳婿，王氏子弟听说后都悉心准备，个个都风度翩翩，唯独王羲之在床上躺着，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最后那位老臣还是选择了王羲之作为自己的佳婿，他欣赏王羲之的才华与处事不惊，也正是因为此事使“东床快婿”这一成语广为流传。

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儿子，其能力也是不容小觑，他与他的父亲并称为“二王”，梁武帝萧炎曾评价王献之书法“绝众超群，无人可拟”，说的就是王献之书法潇洒不羁，旁人模仿不来。

王羲之擅长楷体，他的字体比较规整，王献之在继承了其父楷体的基础上，又学习了草书和行书，开创了楷行草并用的书写形式，这一点与他父亲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大家族谢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谢安，谢氏家族在东晋初期还只是普通士族，直到一场战争的胜利，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曾带领士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护了国家江山，谢安在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自然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此后仕途一帆风顺，皇帝为了嘉奖他们，对谢氏家族不少人的官位进行了晋升。一荣俱荣，他的光荣同时也带领了整个家族的光荣。谢氏家族一跃成为一流士族。

这个家族也是人才辈出，谢安是东晋名相，谢石是东晋名将，还有著名诗人谢灵运、谢道韫，在这方面与王氏家族极其相似。谢安在带领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后就名气大增，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成就，生活中他也是多才多艺，擅长谢行书，喜欢研究音乐。

谢灵运虽出身名门，但他不慕名利，后来谢氏家族没落后，他也仍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朝廷担任一个体面的职位。伴随着当时的政局变幻，朝廷改朝换代，谢灵运始终如一地被统治者欣赏，想要重用他。

但谢灵运可能是对官场厌恶或是其向往无拘无束，他常常称病不肯上朝，当时的皇帝刘义隆也只是对他斥责两句，后来他越来越任性，以病为由请求辞官归乡，他在家乡自由自在，不理政事，朝廷最终忍无可忍罢了他的职位。他在家乡决湖造田，被人告发到了朝廷，刘义隆仍然没有处罚他，还把他派到临川做官，临川地处偏僻之处，正是在这里，给了谢灵运施展才华的好机会。

谢灵运擅长写诗，尤其是“山水诗”，在临川的日子里，他回归自然，内心清净。他的诗在描写自然中又包含着对人生的思考，他将山水诗发展到了繁荣，后来还出现了田园诗派。

王谢世家这两大家族是东晋时期的中流砥柱，不仅在政治上有很高的成就，在文化上也造诣颇深。

三、魏晋风度之五柳先生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五柳先生陶渊明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田园诗人了。他也曾热衷官场，想要一展抱负，他也曾在官场两次做官，当过彭泽县令。然而做官给他带来的不是自身才华的伸展，而是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为了俸禄而与别人一样受贿，他终究做不到随波逐流，厌倦官场污浊，于是他选择了归隐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从此，他只是一个“带月荷锄归”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移居》，描绘了他与农夫们的亲切交流，农夫们都真正拿他当朋友，他们之间没有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这更加反衬出了官场的险恶。

陶渊明的诗平和冲淡，充满着一种自然之美。陶渊明作为我们熟知的田园诗人，他的诗并不只是田园诗，《咏荆轲》中，充分表现了他对反抗者的憎恨与反抗，慷慨激昂、豪情万丈。除了田园诗，陶渊明在散文上也颇有成就，著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提出的“桃花源”设想，将魏晋风度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桃花源可以说是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讽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是邻里和睦、家人幸福美满。《归去来兮辞》中也能看出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表现了五柳先生归田的决心，归田途中的开心以及归田后的内心愉悦，洋溢着他脱离官场的轻松。这篇散文可以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入仕做官，在官场各种各样黑暗的压迫下选择归隐。返璞归真，寄情山水之乐。

他逃离了官场，忘却了官场的黑暗，他坐在门前，看天上鸟儿飞过，感受风儿路过，他感到此时的世界安宁又闲适，他笑了，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晋风度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使一大批文人弃官归隐。他们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一身才华难以施展。无论是竹林七贤、谢灵运还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都崇尚自然，他们不问世事，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魏晋特有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大批文人在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璀璨的文化。魏晋时期虽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但却成为了后世文人向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