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纳粹帮凶，西欧傻白甜，东欧穷屌丝？

二战时期有个温馨感人的故事，1943年希特勒当局计划消灭丹麦的犹太人，集体抓捕送往集中营。勇敢善良的丹麦民众没有服从纳粹，警察给犹太人安排出逃路线，出租车司机免费载客，渔船搭乘犹太人出海，有8000多人成功逃到了中立国瑞典。

这原本是好事一桩，传开后却有些变了味。好事之徒添油加醋，编造说：纳粹刚占领丹麦时，要求犹太人在外衣上佩戴黄色六角星，以示羞辱。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抗议，亲自戴上黄星走上街头，次日丹麦市民纷纷效法，也都佩戴黄星。

这个虚构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广泛，是因为大家一厢情愿地认定丹麦国民素质高，天性乐善好施。再参考同时期反犹主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遇害）、匈牙利（65万人遇害）等国的盛行，一个结论似乎不证自明：西欧是道德高地、文明之光。

《审问欧洲》一书打破了这个固有印象。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二战、魏玛共和、1848年革命多个领域。他分析奥匈帝国军事的著作，受到北约高层的青睐，将军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的部队，需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对中国人而言，伊斯特万最有价值的研究还属二战部分。以往我们把这场战争看做善恶对立的正邪之战，然而研究得越深入，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塞尔维亚、希腊的抗德游击队是否滥杀无辜？维希法国有多大的合法性？丹麦等西欧富国真的厌恶暴徒希特勒？

近年出版界引入《野蛮大陆》《零年》等译著，零星地提及了上述问题，但如此系统的梳理，《审问欧洲》还是头一本。伊斯特万给出不同于主流的意见，动摇了传统二战历史观的坚固基石。

1940年荷兰被闪击战打败，很快跟柏林当局合作，该国犹太人死亡率高达75%。荷兰官员符合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他们并不狂热偏激，仅仅把管理犹太人当作一份普通工作，细致地搜集犹太人的姓名、年龄等个人信息，汇编成册呈交到柏林。假如没有这些情报，那么“大屠杀”（Holocaust）执行起来会困难许多。

其实战争初期，德国人的监视并不严格，荷兰居民如果要把犹太邻居隐藏起来，并不会遭到严惩，但荷兰没有出现辛德勒式的义人。

挪威的情形也类似，大众对本国犹太人的生命漠不关心，没有尽力拯救他们；法国人干脆为虎作伥，主动跟纳粹一起迫害犹太人。

甚至英国人也有排犹的劣迹，1940年6月德军占领英吉利海峡上面的群岛，其中一个叫奥尔德尼的小岛，成为关押犹太苦工的集中营。当时欧洲各国都沦丧于纳粹之手，丘吉尔骄傲地宣称，英格兰民族拥有约翰牛精神，坚强不屈。

海峡群岛的英国居民显然辜负了丘吉尔的期望，他们对德国人毕恭毕敬，还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写有当地犹太家庭的详细地址，主动上交给盖世太保。

西欧多数民众选择跟纳粹合作，丹麦营救犹太人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选择性赞颂丹麦，暗合了当下流行的浅薄价值观：中产阶级体面有教养，穷人之所以穷是源于穷人思维。

这种逻辑扩大到国际领域就是，西欧人富养出来的，矜贵识体，举止优雅；东欧南欧穷山恶水出刁民，盛行粗鄙民粹的法西斯。

只要稍微研究下各国犹太人的死亡率，就知道这不符合事实，比利时的数值为60%，比轴心国罗马尼亚的50%还要高；卢森堡为20%，跟经济欠发达的意大利持平。

作为法西斯的始作俑者，墨索尼里在犹太政策上却有着惊人的包容。在政府高层的默许下，知识界、牧师、修女和普通民众藏匿了大部分犹太公民，以至于法国、希腊、克罗地亚等国的犹太人受迫害后，跑到罗马寻找避难所。

直到1943年夏末，墨索尼里倒台，希特勒派军干涉。在那之后，德国才能在意大利的国土上肆意抓捕犹太人。

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构筑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第三帝国宣扬种族特性，日耳曼雅利安人神圣超凡，拉丁人种位居第二，斯拉夫是三流恶劣族群，犹太民族则是病菌、渣滓，不配为人。

墨索里尼对种族排名兴趣不大，而且意大利的犹太人口稀少，民众自然也就没有反犹情绪。

在反犹主义炽热的东欧国家，形式略微复杂。罗马尼亚入侵苏联后，在占领区大规模枪毙犹太人，焚烧他们的家宅。但是本土比较平和，政府还抵住了希特勒的压力，拒绝交出本国的犹太公民，到了1944年罗马尼亚甚至成为国际犹太人避难所。

保加利亚的做法类似，入侵占领希腊、南斯拉夫后，把那里的犹太人移交给德国，但也没有交出本国的犹太人，国王鲍里斯保住了5万犹太子民的性命。

波兰是犹太人的地狱，各党派无论左右，在反犹政策达成一致。学者杨·T. 格罗斯叙述了耶德瓦布奈小镇的惨案，镇上的犹太居民在一夜之间灭绝。暴徒们先用刀刺受害者，再挖去眼睛，割掉舌头。

他们一边抓捕巡逻，一边拉手风琴、吹单簧管，以掩盖妇女和小孩的惨叫声。值得指出的是，在险恶的环境下，仍有少数人秉持着良心，自发保护犹太邻居、朋友。以色列政府的“国际义人”名单里，波兰有6706个，位居各国之首。

针对这几个国家的复杂情况，伊斯特万·迪克提出了一个颇有见解的观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纳粹的国际伙伴，具有自身独立性，可以拿犹太问题当作外交筹码。波兰已经彻底沦陷，没有主权地位，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便无所顾忌，破罐子破摔。

通常历史形象里的希特勒，张牙舞爪，对盟友颐指气使，实际上第三帝国尽量会尊重轴心国成员的主权完整。纳粹的势力范围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保加利亚、芬兰，他们跟纳粹平起平坐，有极大的自主活动空间，甚至能和柏林政府讨价还价；第二类，维希法国、捷克等仆从国，作为德意志国防军的手下败将，政务无法自己做主，但好歹有个门面维持；剩下的波兰、乌克兰等民族，没有独立政府，不设立国家元首，处于最悲惨的亡国状态。

对于所有国家，纳粹不会特意输出意识形态。丹麦在国王投降后，本国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原封不动，丹麦纳粹党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在1943年议会选举里得票率仅为2%，社会民主党获得最多选票，这场选举公开公正，德军总部并没有插手干预。

荷兰起初由一个新兴政党掌控，它反对民主，一党专政，对纳粹路线进行了拙劣的模仿。1941年末希特勒叫停了这场政治实验，让传统右派政党接管。

法国战败建立维希政府后，本国的法西斯分子还不愿意去投靠，在他们看来，贝当等人是第三共和的遗老，思想僵化，得过且过，底下人捞取一官半职，并非真心信仰国家社会主义。那些亲纳粹的法国人，抱有愚蠢的理想主义，真心实意地仰慕希特勒。

他们聚集在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茨的周围，做着国家法西斯化，民族复兴的白日梦。挪威和法国相似，法西斯民族统一党的成员起初较少，在德意志入侵后，才有大量投机分子跟风入党。

西欧国家里固然少有狂热的极权政体崇拜者，但也缺乏积极的抵抗者。丹麦保护犹太人是件好事，他们确实温和善良，可他们没开一枪，就乖乖让纳粹占领了，没有该国的工业体系、财力资源，希特勒扩张侵略也不会这么顺利。

德国很少干涉卫星国的内政，但也正因为此，这些国家有自主裁量权，要为自己的一系列罪行负责，无法推卸到希特勒头上。丹麦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法西斯日本的盟友，丹麦的商人在德军占领下的东欧，开设跨国公司，压榨剥削斯拉夫各族。

很多挪威人，受聘当集中营的保安、警察、指挥官，补充人手不够的德国警力，自愿加入德军的挪威国民以及合作者，人数远超超过了抵抗者。普通国民温顺服从，配合纳粹的各项指令，导致挪威有41%的犹太人被抓捕，死在牢里。如果德军占领区的所有民众都像西欧人那样驯服，后果不堪设想。

西欧有不少地段适合展开游击战，荷兰的田野沼泽，挪威白茫茫的雪山，比利时、卢森堡的森林山丘，但游击队并不活跃，在战争末期才有了声势。那些不满纳粹的人选择了其他抵抗方式：印刷英美的报纸，制造罢工给德国军警添乱，帮助落难的盟军飞行员逃生。

二战的抗德游击战，多数分布在南欧、东欧。游击队员采用了路边炸弹等非对称作战方式，德军的应对办法更没有底线，抓捕无辜居民作为“人质”，1944年在罗马，每一个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死，就有10名“人质”被处决，在塞尔维亚则至少是50个“人质”。

毫无疑问，东欧南欧的国家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这些国家制造了同样多的血案。1941年6月，德军从布达佩斯征召犹太苦工，原本只需要青壮年男子，但匈牙利政府把老弱病残一股脑全部送出，加起来共有1.5万人。斯洛伐克为了驱赶犹太民族，甚至主动倒贴，只要德军肯接收一个犹太人，就补贴500马克。

二战初期，犹太人还能通过当奴工，出卖劳动力，来换得不死。到了局势僵持的1943年，希姆莱、艾希曼展现了最后的疯狂，执行“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即灭绝犹太民族，一个活口不剩。

这套方案的执行程度，是检验纳粹盟友忠诚度的一个指标，德意志的人力有限，无法抓捕全欧洲的犹太人，需要他国配合。丹麦就是在这个时期，营救了8000个犹太同胞。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不同程度地抵制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三个国家都不是完全的法西斯政体，带有传统的保守主义色彩。纳粹在势力范围内通常跟中右派合作，除非万不得已，才扶植极右派。这样的极端情形，轴心国阵营里只出现过一例。

匈牙利的摄政王霍尔蒂，出身于奥匈帝国的海军，他是虔诚的保皇派，跟法西斯的箭十字党很少有来往。在民族问题上，霍尔蒂表现出高度的弹性，既没收“匈奸”犹太人的工厂，也庇护“忠君爱国”的犹太商人。

古老的天主教保守理念，划分了“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而极权主义不留回旋余地，犹太人一律是邪恶的。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分犹太企业正常运营，甚至为纳粹生产军需品。

1940年10月匈牙利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煤矿罢工。发起抗议的矿工隶属于箭十字党的组织，要求加薪提高待遇。而矿主是犹太人，跟政府高层交情不浅。罢工活动间接妨碍了德制武器的生产，希特勒顾全大局，断然抛弃了法西斯小兄弟，要求霍尔蒂派兵惩治煤矿工人。从此事可见，二战的吊诡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1944年7月，霍尔蒂拒绝向艾希曼提交犹太人，再加上他私下跟英美接洽和谈，希特勒忍无可忍，发起政变突袭，扶植箭十字党上台。政局洗牌后，艾希曼成为匈牙利的太上皇，启动“最终解决方案”，50万犹太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害。即便如此，新上台的箭十字党对艾希曼阳奉阴违，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并非完全听命于柏林的傀儡，首都布达佩斯大约有12.5万犹太人幸存下来。

1944年的平安夜，战争接近尾声。一个叫贝拉·斯托拉的抵抗分子遭到箭十字党暴徒的袭击，贝拉的本职是记者，有能力提供假证件，庇护逃难的犹太人。当时匈牙利一半国土落入苏联手里，箭十字党总部逃离了首都，左翼人士组建了临时政府，请求苏军停火和解。

贝拉恰好是个亲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打算创办一份不受苏联控制的报纸，他在计划夺取报社的路途中，跟箭十字党残留分子短兵相接，不幸丧命。

贝拉已经跟一个犹太姑娘相爱，打算战争结束后结婚，但他永远无法完成心愿。这个未婚妻的弟弟就是作者伊斯特万·迪克，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斯特万在1948年离开祖国，赴往西欧求学，60年代专攻二战史。他在查找探寻贝拉·斯托拉生平的过程中，进而发现了战争期间匈牙利的复杂情况，萌生了写书的念头。

战后欧洲的一些党派、政府粉饰形象，塑造了反抗法西斯的光辉形象，即便犯有劣迹，也声称自己受到纳粹的胁迫。

戴高乐就说法国人参与全民抵抗，合作者只是一小撮。波兰对自己的排犹行为讳莫如深，学者杨·T. 格罗斯因为揭露耶德瓦布奈惨案，政府发言人抨击他侮辱了波兰的国格。

《审问欧洲》全面地检视了各国对纳粹的合作、抵抗和报复，还原了战争的多层次立体面相。在动荡的世界里，法律和道德意义上是非、对错，都不是一目了然，真相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得多。

文/柳展雄

平成末年获月

《经济观察报》报纸原标题为《那些救下犹太人的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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