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时代是否被考古证明为信史

2021年6月18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尧舜禹是上古时代的。

当时是没朝代这个概念的了，朝代是从禹的儿子启建立夏朝才开始的。

尧舜禹是当时中原几个较大部落首领的名字，借以代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段。

同样中国古书上，把伏羲、女娲、神农称为“三皇”，把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称为“五帝”，其实“三皇五帝”都是象征性的人物，是想象中的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些也同意可用做代表某个时间段。

三皇五帝，含义有二：

1.指历史人物。三皇，指燧人(燧皇)、伏羲(羲皇)、神农(农皇)。五帝，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第二种说法指大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少昊）、颛顼。第三种说法指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秦国原有四帝（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崇拜，加上黑帝为五帝。

三皇五帝，并不是真正的帝王，仅仅是原始社会中后期出现的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人民则把他们敬为神灵，以各种美丽的神话传说来宣扬他们的伟大业绩。

2.指历史时期。即“三皇五帝时代”，又称“上古时代”、“远古时代”或“神话时代”。也可以简称为“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率领民众开创了中华上古文明，近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龙山文化遗址，证明三皇五帝时期确实存在。

说起诺亚方舟这个事情，是基督教中的故事典故，在《圣经》中创世篇记载的，用来宣扬上帝的不可抗拒和违逆上帝的故事，以前的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神话故事，而这一切的转变是亚拉腊山的发现。

我国和土耳其联合研究小组在进行科研发现的时候，在亚拉腊山发现了深深埋藏在积雪下的远古木质结构，这个发现让他们欣喜万分，更说到：我们不能肯定这就是诺亚方舟的遗迹，可我们有99.9%的把握。

这一发现让全世界都深深的震动，而美国著名的安全分析师波奇尔泰勒为此研究十多年，并声称在卫星在那个地方勘测到了难以理解的特殊结构，认定这可能就是诺亚方舟的遗址，从而这个事情变一发不可收拾，无数的人因此而信仰了基督教。

不过令人非常疑惑的是，这个科研小组中有着我国人和土耳其人，但是认定这就是诺亚方舟的却是我国的科研人员，而信仰伊斯兰教到的土耳其人却没有下此定论，就连外国人对此的态度也非常的难以捉摸，考古学家都没有出头，只有一个分析师也没有确定这个说法。

而到了关于我国的古代历史，特别是夏商周这上古历史，则很多人都表示了怀疑，以前的时候只承认周朝，后来因为有商朝的文物大量发现，才承认了商朝，可始终对夏朝的存在持否认的态度，令人非常的奇怪。

为何对我国历史上记载了那么多，反而没有人相信，而对于《圣经》上的神话故事遗迹却敢说出99.9%的肯定呢？关于这个奇怪的现象，笔者认为只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

第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持这个思想的人有很多，因为近代历史的影响，我国有很多的人都失去了对祖国的信心，并以此而生出嫌弃的想法，对于这个事情更是如此，只有将祖国贬得一无是处，怎么能表现出他们的“独特眼光”呢？所以不要说对夏商周得怀疑了，就是对现在人权抨击都大有可在，“美国人权比中国的好”这种话随处可见。

第二，哗众取宠的心态，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说很多人都有了可观的看法，特别是对历史的了解，这个时候说正常的历史已经没有那种轰动性，于是就有了这些种种说法，将白的说成黑的，将煤炭说成白纸，然后在说出似是而非的种种道理、证据，让人似懂非懂，最后来个板上钉钉的定论，从此而成为领域专家和教授，此法早已屡见不鲜。

“《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郭店楚墓竹简》以后才提出的疑问，尤其在网络上吵得有点沸沸扬扬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同尧舜禹禅让这种传位方式说法的。

比如说，《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期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西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知道尧舜禹传位，有个血淋淋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什么和平的禅让制。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没有被社会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1993年在湖北郭店发现了。《郭店楚墓主书》以后再次把尧舜禹传让的问题，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墨迹。

其中，儒家典籍有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所以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可以说是楚国重要的官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出自《唐虞之道》。

其实，我们在怀疑或者思考《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描述与不同记载的时候，不管依据于哪一个文献的记载。我们对于史料来源问题却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讨论，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哪个记载这样说，哪个记载是那样说了的现象层面上。

比如说，尧舜禹传位的这样一些记载，到底属于传说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记载？或者说，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出自西周还是西晋？

我们根据中国文字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关于尧舜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传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献。真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历史记录，严格是在西周时代甚至于在春秋时代了。

所以说，关于尧舜禹记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属于是后世对于传说的记载，并不是在尧舜禹前后一段时间里边的记载。

中国到底什么时代才开始使用文字的？我们通过考古历史发现，在尧舜禹时代绝对是有文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还不属于一个自觉使用文字的时代。

所以，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尽管这个时代有文字，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尚处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包括甲骨文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因此，我们要说，在尧舜禹时代就用文字记录了尧舜禹传位的详细的历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看看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是不是很详细？更不用说商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历史有什么清晰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我们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还处于文字逐步向大范围过渡的阶段。

因此无论你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哪一种记载记载，我们都认为它的可信度还是不太高的。因为后世的记载，我们从周代算起，至少距离那个时代也将近1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文字作为权威记载证据，只靠口头的传说，显然民间的官方的各种说法，会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到底是和平的禅让，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政治争夺？

我们从产生这些记载的时代来看，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局面。

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而春秋战国时代真实的现实历史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周或者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伟大朝代，但是这个朝代，在西周时期还是比较高度集中统一的，也就是中央王朝有很高的权威的，但是到了西周后期，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断有所下降的。

因此产生了春秋五霸，经过三家分晋，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大国魏和赵，形成战国七雄的后周局面。在将近250年的战国时代，秦国作为最强大的七国之一，首先剥夺了周王朝的权威。从此，加快了七国谁来统一的序幕，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国家新的统一。

那么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社会对尧舜禹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现实中的王位传递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古文献发掘的资料里边，比如说甲骨文里边我们找不到尧舜禹。

所以有一个问题前提必须要探讨清楚：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用文字来记载历史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有越说越糊涂了。

尽管《郭店楚墓竹简》的著作时间要比《竹书纪年》早，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都不是很充分，因此，就有比较大的记载上的差异，差异的来源，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关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都不是尧舜禹时代记载下来的，而是后世用文字对尧舜禹时代口头文学记载的转换。

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传说中得来的，那么这些传说也就有不同的传说来源，比如说民间和官方。因此，对尧舜禹的记载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不同的所谓的“事实”的描述。

比如说《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帝位的传位是互相争夺而得到的。而《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却是禅让得到的。这两种帝位传位方式，显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和事实差异的。因为这两种帝位的传位方式毕竟是非常矛盾的。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也是用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陈述”出来的，因此这两种说法确实值得推敲。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对尧舜禹传位到底都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诸子百家是怎么说的。

最早有“禅让”记载的文献是《尚书》。其中《尧典》中有“尧舜禅让”，《大禹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对于禅让的记载，但是，问题是《尚书》后来又遭受到古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晋代学者伪造的，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内容。

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假如说《尚书》是伪造的，但是《墨子》也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事。

所以《尚书》之外，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也提到“尧舜禅让”。

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在《孟子-万章》当中，好像孟子也不承认有尧舜禹禅让的事情。

庄子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舜让善卷。他还认为尧舜禅让埋下了千年的祸端，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现象。

在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有尧舜禹禅让的事实，但是他对禅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一种政治批判，但是并不表示否认“事实”。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对于禅让表示怀疑。

《荀子·正论》说“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直接认为禅让为无稽之谈。

《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王位岂可轻易授予他人哉？

《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国家被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燕王哙太子平攻打子之，反而双双阵亡。齐宣王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

燕王哙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实践的破产。

这就是战国时代对于禅让制度的批判和实践，但不论是批判还是实践，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禅让在战国时代，确实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现。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主父欲封公子章为代王，图谋分裂赵国，大臣李兑与公子成发动沙丘宫变杀公子章，主父困于宫中，求食不得，被活活饿死。

我们从秦始皇之前的这些资料看，历史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对于禅让这个政治话题，古人的态度并不确切。到底是有这个事儿还是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当然都不是伪造事实，而是自己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些思想，是不是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的？他们当然没有肯定的回答，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们从战国时代的所谓的禅让实践看，禅让应该既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实践的事实。毕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之深远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从尧舜禹时代到战国时代，也没有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意见就是，我们可能把“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混为一谈了，或者说用现代的制度去怀疑古人的制度，或者用古人的制度来否定现代的制度。

因此，这就是一种错误时空的历史观造成的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来说，到底尧舜禹时代有没有禅让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任何断然认为有或者没有，我认为都太过于武断了。

那么，在《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于尧舜禹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当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这两个文献都产生在战国时代，只是因为一个被发现是在西晋时代，一个被发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到底是被篡改过的资料，还是没有篡改过的？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从事实来看，在《竹书纪年》之前，关于尧舜禹的帝位是不是禅让，先秦的诸子百家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么，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在历史资料的绝对真实性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但是，非常困难。比如说《竹书纪年》中关于穆天子的记载，很多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道我们也值得相信这些记载吗？

尽信古人不如无书。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尽管事实需要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用观点来代替事实。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和你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但是无论是在战国时代，还是到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关于尧舜禹到底有没有禅让，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所有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最早的？第二，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一个禅让的时代？然后从帝位禅让时代又发展为私有化的帝位嫡传时代了？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用事实清楚看到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包括西周时代，已经是一个嫡传的时代，不存在禅让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在战国时代也存在过禅让的舆论和动议，但是，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实现，因此来说，禅让是一个历史阶段，还是一个政治空想？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