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李世民刻意打压的山东各大士族到底有多大影响力 崔卢李郑王等族为何崔氏为第一等

隋代，薛道衡为吏部侍郎掌握选举，喜好甄别士族，结果以牵扯到朋党为嫌，而受到处分。唐贞观时，戴胄为吏部选举官员，抑文雅而奖法吏。这都说明隋唐初期的选举升迁，都没有清浊的限制。

唐太宗在这种传统下提出“唯才是举”的政策，不一定有压制士族的自觉。同时，南北朝的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相当力量，唐太宗个人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环境的影响，他对人才进用的看法，有时也不免要注意门户。

李唐皇室源于关陇集团，同时在此集团里面又是八大柱国之一，拥有最高的地位，所以唐初皇帝对自己的家世颇有骄傲的感觉。就政治地位而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后，杨李二家都是统一朝代的君主，其他各家族也多分居将相之职，自然占据着上风。

但是，就社会地位而说，那就有很大的不同。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姻交流为标准的，那看重是“清”，是“文化的传统”。

关陇集团的贵族，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者胡化的汉人，从周到唐，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进步依旧比较落后。因此，他们仍不被文化显族所重视。这种情形直到唐朝末年也没有改变过来。

例如文宗皇帝是晚唐的皇帝，他颇想给他的太子娶山东望族郑氏之女，可是郑氏最终也没同意。郑氏之女最终没做太子妃，反而嫁给了九品官崔皋，这就可以看出社会上对于“清”与“贵”的高下估价了。

唐朝后期，山东士族已经被压抑许久，但尚且自视尚高如此，那么在唐初尚未完全衰落之时，其骄傲程度自然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一方面，唐初皇帝便免不了有了自卑的心理。在“自以为贵”和“并不算清”的两种矛盾心理冲突下，太宗对于山东人着实没有好感，所以在其任内，山东士族的生活是极其压抑的。

第一，唐太宗既然命令编纂《氏族志》，无疑就是承认氏族制度，并且从“用为永则”的御笔要求来看，更足以说明他还是要让士族门阀继续存活下去。

第二，唐太宗并没有否认士族的痕迹，唐太宗所攻击的对象主要是山东士族的崔卢李郑，这几个当年铁了心和其争夺皇位的太子党而已，肆意扩大打击面或者降维打击，在短时间内只会给他的统治带来负面效果。

第三，太宗谕旨说明编纂《氏族志》的用意是树立新的帝王门阀。利用玄武门之变前后投靠其门下的诸如魏征、戴胄等极具代表性的墙头草人物，给其立志树谱，意思就是要树立一个新的门阀。这个门阀是以皇家外戚即以前的关陇贵族主要家族为轴心，以当今朝野各种来源复杂的家族环绕其外围，让他慢慢变成坚强而巩固的帝王团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出自于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里的山东，其实是指的崤山以东的地方。而本文所提及的山东士族，自然也与此相同。并不是今天的山东省，直到唐末以后才有人将山东专指齐鲁之地。

自魏晋以来，这些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可谓是芝麻开花。“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两家本来就是豪族，在衣冠南渡之后，琅琊王氏更是发展的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一）、政权更替，扶植势力

“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隋朝杨氏凭借着关陇集团上台以后，自然会对其他的势力集团予以打压。倒也不是说统治者想要为别人扫清障碍，而是山东士族都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时期的各个国家。自从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后，胡人开始主掌中原。

而胡人们拉拢的，就是这些山东士族。不论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外来人都需要当地有影响力的土著支持。

1. 政坛常青树

“崔、卢、李、郑，势制山东，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崤山以东，存在着很多的世家大族。诸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琅琊王氏还有琅琊萧氏。他们都曾经主政一方，甚至有的还建立过政权。中原地区不论是哪个民族主政，他们都不会忘记要拉拢这些大族们。

“伪将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建功立效，官荣爵赏”。北周每当攻陷下北齐的城池，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抚当地的世家大族。在晋州如此，并州如此，幽州也是如此。可见，山东士族的势力，并不会因为王朝的更替而发生改变。

而杨坚篡位自立以后，也是如此。“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在杨坚反周的过程中，山东士族给予了其很大的帮助。即使有些人受到过北周颇多恩惠，也不遗余力的支持杨坚上位。这其中包括了卢贲、李谔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郑译和刘昉。

2. 气焰正盛，盛极而衰

《隋书》“尉迟迥意不能平，故引兵东下”。杨坚篡周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便以尉迟迥为首，北联突厥，意图推翻杨坚的统治。而此时隋文帝则利用高颖，李德林还有李孝贞等山东士族，很快的就平息了这场叛乱。

自此以后，山东士族的势力可谓是如日中天。深得隋文帝的信任，但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帝王最善于平衡之术。他不可能允许朝野中，有如此之势力存在。所以，在晚年时期曾多次有意打压山东士族，并且扶植关陇集团势力上位。

崔、卢、李、正，四大家族在朝中的影响很大，许多王宫贵胄都对其忌惮三分。隋文帝在位时，就看到了苗头。故而兴起了一场“朋党案”，但波及不大。只是给山东士族们，敲了一下警钟罢了。要说真正的打压，还是在隋炀帝时期。

（二）、狡兔死，走狗烹

《隋书》“其草创元勋有功之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山东士族对于杨家而言，只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篡位之路不可能那么顺利。而站在杨家背后的，还是深受其信任的关陇势力。这才是他们的本家，而其他的士族只不过是一时利用罢了。

当趋于稳定以后，自然会想方设法的打压。那些曾经帮助过杨坚的老臣们，几乎没有能够善终的。

1. 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往今来，新帝上任，往往都会对曾经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部下下手。因为他们既然今天能够辅佐自己上位，明天也有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帮助他人。

山东士族曾经帮助过许多王朝，而因为大家的政权都不稳，所以只能对其实行安抚政策。杨坚在刚刚篡位的时候，可是顶着谋逆的大罪。因此，他非常需要世家大族势力的支持，才能够平定天下，使得人心安稳。

当天下平宁以后，自然不会允许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也帮助过别人的势力，继续在自己的朝堂上作威作福。所以，对于刘昉，李德林之流，不是被贬黜就是被赐死。他们大都没有好下场，谁也不会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会在自己的身上上演。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山东士族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劲。他们都能够一举平定联合突厥的尉迟迥，若是有朝一日，时机成熟，隋朝对于他们而言也不在话下。而关陇势力，才是隋朝统治者的自己人，其他人都是外人罢了。

2. 排除异己，打压敌对

“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关于隋炀帝的评价，历来说法不一。但是他地位不正，却是事实。本应杨勇继位，但是却便宜了杨广。

在继位的时候，很多山东士族都是倾向于杨勇一方的，所以隋炀帝对此非常不满意。因而，开始清洗太子党旧部。

“井泾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这是山东士族代表王颇，在劝谏杨谅起兵反杨广时所说之言。因为山东地区掌握着全国大半的经济命脉，而且人口众多，士族势力在此可谓是一呼百应。

杨广很快就感受到了危机，并且在父亲的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打压山东士族。正因如是，大牙山东士族竟然成为了隋朝的基本国策。不论有功与否，忠心与否，只要是和山东士族有着牵连，那必然会跟着吃瓜落。

山东士族们对于隋炀帝继位非常不满，因此处处挑刺。作为一个统治者，自然是不允许敌对势力的存在。更何况，他们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就开始处处的打压山东士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隋炀帝想要通过运河，将经济中心逐步的往西迁移。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控制山东士族势力的蔓延，以形成内外合围的打压之策。

（三）、辉煌几度，没落于是

山东士族自魏晋以来的影响力，自不必多言。经过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人的打压以及隋末之乱，他们大伤元气。但是唐朝时期，人们仍然非常认可其地位。许多豪绅争相与士族结为姻亲，这种情况就连李世民也羡慕不已。大臣们宁愿娶士族之女，也不愿娶皇家之女。

直到赵宋皇帝，将百家姓的首先改成了赵，士族的影响力才逐步减弱。

1. 攫取利益，以充国库

经过数代人的积累与努力，山东士族大都家财万贯，而且他们府上也常年养着家丁。而隋朝刚刚建立，统一全国的时候，国库空虚。杨坚不好意思上来就罚没抄家，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成熟之时。

《隋书·食货志》“是时山东尚承齐制，避劳役者十六七，四万疲疲人”。对于杨家而言，打压山东士族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他们拥有着富可敌国的土地，只要稍微给以压力，这些土地便会收归国有，而且还能够减轻他们对自己的威胁。

这其实是一举两得的，既能够解除威胁，还能够充盈国库。封建王朝，是绝对不允许这些富可敌国之人存在的。况且，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不论是出于哪种原因，都不能让山东士族继续潇洒恣意。

更何况，山东士族还不断的撺掇杨谅反隋。就算不是杨广，换成秦皇汉武，也不会允许卧榻之侧他人鼾睡的。

2. 为人利用，一败涂地

《旧唐书》“太宗云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隋末十八路反王逐鹿中原，天下终归李家。而不论是李渊还是李世民，他们能够从自己表亲手中夺得天下，与山东士族是分不开关系的。

因为屡屡遭受杨坚父子的打压，使得他们满心怒愤。所以，就开始利用自己手中势力，使得山东之地反隋义士聚集，一时间，风起云涌。其实，这也是隋朝的报应。谁让他们卸磨杀驴，又没有能力连根拔起。

而李渊父子，又充分利用了山东士族对于隋朝的不满，而不断拉拢。就像秦叔宝，程知节，徐世绩等人都位列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而他们则都是山东士族的代表。他们也没有吸取前朝的教训，还是义无反顾的帮助李家。

李唐江山坐稳以后，就开始着手继续打压山东旧士族。尤其是清河崔氏，已经被打压的喘不过气。其实，不论是隋朝还是唐朝，还是南北朝的其他政权，拉拢山东士族都是一时的。因为统治者需要这些帮手，来为自己打天下。

隋朝如果没有打压山东士族，那么他们就会支持隋朝的叛乱。可是，此时双方已经站到了不同的立场上。

结语：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山东士族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的。而隋朝开始，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士族们就必须依附强权才能生存。隋朝的皇帝，是绝不可能允许山东士族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轻而易举的左右朝政的。更何况，隋唐两代的政治基本盘都是关陇势力。

参考文献：

《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

在古代的时候皇权是最高的，很多的名望氏族也都会臣服于皇权之下，但是在隋唐时期山东氏族就可以和皇权抗衡。当时的山东氏族名望很大，在里面要以崔氏和卢氏家族为首，而在崔氏家族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崔浩，他有着准确的预测还有见解，让北魏可以站稳脚跟，而且崔氏家族和各大家族都形成了同盟，所以山东氏族的底蕴确实很强大。

要说起山东氏族的崛起就要讲到东汉初期，在当时汉高祖创立了检举制，主要是希望诸侯能够推选一些有德有才之人进朝为官，当时山东的崔氏还有卢氏这些经过了儒家学说的人，自然被大家推成了顶级世家进朝为官。一直到三国的时候，曹操想要坐稳江山，也不得不跟山东氏族合作。在经过永嘉之乱后，许多北方的氏族开始往南方迁移，但是仍然有崔氏还有卢氏的家族留了下来。后来崔氏家族又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崔浩，他凭借着自己的见解还有预测让北魏站稳了脚跟。

虽然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打破了阀士族垄断朝廷官职的情况，让许多寒门人士也能够入朝为官，但是以崔氏为代表的山东氏族根基太过强大，他们的氏族同盟力量完全可以和皇权抗衡，所以李世民就想要打败他们。在历史中还有一件让大家觉得搞笑的事件，在朝中有很多大臣都想跟着崔氏、卢氏家族联姻，却没有大臣想要跟公主联姻，这也让李世民非常的愤怒。

李世民修改了氏族志，把山东氏族的影响力削弱了许多，然后又通过废王立武打压世家大族，最后又利用科举的制度来进一步打压阀门士族。就这样一步一步才能在封建社会里让寒门子弟有出头之日。

大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七月，也就是玄武门之变一个月后，李世民就迫不及待的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人士变动，他封魏征为谏议大夫，“使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 。”此一去山东（崤山以东的统称，下同）就是半年时间，直到武德九年冬天，魏征才风尘仆仆的回到长安。值得注意的是，魏征，山东人士，小族之家，境况孤贫。

次年，也就是贞观元年，青州发生谋反事件。刚刚改任殿中侍御史的崔仁师，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心中最佳的平叛人选。崔仁师不负所望，采取了“宽慰”的办法，很快就平息了“青州叛乱”。值得注意的是，崔仁师，山东人士，高门中的破落户。

贞观元年，《资治通鉴》还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唐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从这一记载来看，唐太宗在说到山东人和关中人的时候，总是分开来说，或许内心还多少对山东人有所偏见。而身为殿中侍御史的张行成听了这句话，提出了意见：“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对于这些话，唐太宗颇为赞赏，后来又让张行成“预议大政”。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张行成，山东寒族，曾在王世充那里任职，与山东（崤山以东的统称，下同）各种势力有广泛联系。

此外，玄武门事变后，因功被封为右卫将军、长平郡公的张亮，山东人，曾以农为业，家境贫寒；尚书左丞戴胄，山东人，出身低微；名臣马周，山东寒士……

看完以上的内容，相信大家能发现两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玄武门事变后，以魏征为代表的不少山东（崤山以东地区）人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二、受到提拔重用的山东人，主要是寒门之士。

只是巧合吗？并不是！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就曾委派张亮“阴引山东豪杰”。李建成还曾密奏唐高祖李渊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而历史学教授赵克尧先生在谈及玄武门事变的时候，也曾指出：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一直留心物色关东人，魏征和崔仁师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由此可见，拔擢山东（崤山以东）寒门之士是唐太宗有目的的行为。那么问题来了，唐太宗为什么要留心物色山东寒门之士呢？除了山东人才荟萃，还有什么原因？李世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隐患，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地区是隋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而且李世民平定窦建德、刘黑闼之后，对当地采取了严厉惩处的措施，有道是“悬民处死”，这让当地百姓对李唐王朝心存戒心。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山东地区，更多的是太子集团的势力范围！武德五年六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太子李建成亲自挂帅，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实行了安抚政策，争取到了人心。《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记载了建成平定刘黑闼之后的情况：

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

相比于李世民对这一地区的残酷镇压，李建成的做法自然能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

此后，李建成、李元吉利用自己在山东地区的威望，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武德五年冬，魏征再次给太子建成献策：“结纳山东豪杰”，李建成不仅听从而且付诸实践，秘密派遣将领可达志跟燕王李艺联络。随后，建成利用李艺和幽州都督李瑗的关系，继续在幽州等地拓展自己的力量。

而等到玄武门事变的消息传到河北等地后，《新唐书》记载了当地人的表现：

河北州县素事隐（建成）、巢（元吉）者，不自安。

内心的不自安，促成了幽州都督李瑗的叛乱，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例。在山东豪杰中，试图趁唐廷相残之机，兴兵作乱者大有人在。再加上太子党羽也有人逃到了山东地区，可以说这里隐患重重、危机四伏。

正是如此，对于山东的问题，李世民就不得不谨慎处理。他采取的办法是，拔擢山东人士，来处理山东问题，进而赢得山东地区的支持，应该说是很有策略的。

不过，还需说明的是，李世民拔擢的山东之士，为什么基本上都出自寒门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山东寒门之士的重要性。

唐太宗重点拔擢的山东之士，基本上都出自寒门，主要是因为这些寒士大多参与过隋末农民战争，和山东各种势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能梳理好复杂的关系，还能表达山东豪杰以及山东普通地主的政治诉求，稳定山东民心。

例如代表人物魏征，“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后来，他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在瓦岗军中典掌过书记，后又随李密投降大唐；只不过“至京师，久不见知”，于是在不得志之下，他选择了回归山东，没想到却被窦建德的河北义军俘虏，拜为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魏征便投奔李建成，提出“结纳山东豪杰”的策略。丰富的经历让他与山东的各种社会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是因为如此，魏征才屡次被派遣到山东地区处理各种问题：首先是武德九年七月，正是山东情况复杂多变之时，李世民委派魏征宣慰山东；第二年，也就是贞观元年七月，山东地区大旱，唐太宗又第二次派遣魏征前往山东各州，做好赈济工作。

而这两次前往山东，魏征都较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比如他第一次前往山东地区时，就曾释放了太子党人李志安，帮助唐太宗在山东地区树立了“宽仁”的形象，消除了在逃太子党人的疑虑，有利于争取山东豪杰的支持。

再如张行成，前文说过，此人曾在王世充处任职，阅历丰富，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广泛。后来，唐太宗之所以让他预闻大政，主要也是因为他能代表山东普通地主的利益，表达山东豪杰的政治诉求。

正是因为山东寒门之士，与山东各种势力联系密切，所以在处理起山东地区的问题上，有很多优势，这一点相当重要。而除此之外，这些山东寒士也在积极影响着上层对山东的施政方针。

除了可以梳理好地方的各种势力，这些在官场中冉冉升起的山东寒士，还会影响到国家对山东的施政方略，更好的维护山东的利益。而为了稳定山东的局面，唐太宗往往也会听取他们的建议。

前面提到，魏征曾宣慰山东，而在此期间，魏征就为山东地区的人民争取到了利益。比如说《新唐书》就记载，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下诏免除山东地区的一年赋税，老百姓听了之后，“老幼相欢，或歌或舞”。不过，很快唐太宗又把这个命令撤回了，重新颁布敕令说：“已役已纳，并遣输纳，明年总为准折。”这意思是说，今年已经开始服徭役、缴纳租税的，都要继续进行，等明年一起折算。魏征一听太宗变卦了，十分不高兴，上书进谏，指出这种行为是：

“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

很明显，魏征这是在劝谏太宗不要因贪图小利，再次引起山东地区人民的不满。

此外，前文也提到的，张行成劝谏唐太宗不要“以东西为限”看轻山东人，这也有利于扭转唐太宗对山东地区的偏见，以便更好的施政。

从现有史料看，崔仁师平定“青州叛乱”之后，山东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叛乱事件了。可见，通过拔擢山东寒士，有效的巩固了大唐对山东地区的统治。

李唐皇室出自关陇地主集团，而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有效统治，就山东地区而言，需要拉拢山东势力，因此本质上来说，唐太宗所做的，也可以看做是在平衡各个集团的利益。

但唐太宗拉拢的“山东势力”，为什么不是传统的山东高门士族呢？

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山东士族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混乱，以及隋末农民起义之后，政治上已走向衰落，甚至还出现了“全无冠盖”的说法。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唐太宗本人出身关陇集团，他内心所想的，更多的是抑制“山东门阀”，进而来扬“关陇门阀”，这一点在后来修订的《氏族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说白了，《氏族志》就是想借助皇权，尊关陇贵族门阀，卑山东高门士族。

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跟“功业”有关。本文所提到的“山东微族寒门”之士，可以说为大唐建立了不少的功勋，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这些人是“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换句话说，曾跟随唐太宗“定天下”或者是立过其他功勋的人，才是唐太宗拔擢的对象。

当然了，无论如何，唐太宗拔擢山东寒士的做法，客观上也是对“关中本位”政策的微调，不仅有利于对山东地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也形成了一个融合各方人才的统治集团，为贞观之治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在解决好了山东地区的问题后，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