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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明了「潜规则」这个词

时间: 2021-10-30 19:39:15 | 作者：知鸦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2次

他发明了「潜规则」这个词

今天，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搜索引擎，输入「潜规则」三个字，就会看到「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娱乐圈潜规则」等形形色色的潜规则。

没有人会对此感到稀奇，这一词汇早已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

然而，你是否好奇过，「潜规则」一词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这个词的历史并不久远。

在本世纪初，它才明确出现，而提出者，是学者吴思。

吴思，著名作家、历史学者，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纸杂志的记者及编辑，代表作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2001年，吴思写出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详尽分析了中国古代官场的运作模式，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潜规则」一词随之不胫而走，被迅速纳入汉语常用词行列中。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吴思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并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

作家潦寒在《吴思：「潜规则」概念之父》一文中表示：

「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

这句评价非常准确。

《潜规则》一书中，吴思提出了一种以往未曾有人明确提出的观点，即支配中国历史运行的实际规则，是非制度化的潜规则，而非制度化的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是与潜规则相对应的概念，它一般是指正式组织中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正式规则理解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正义边界，比如各类白纸黑字写明的法律、规章，都是正式规则，它体现着某种行动的合法性。

正是由于这种合法性，从古到今，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公然违反正式规则，大多都是在顺应，尊重或者最起码表面上尊重正式规则，以借此保护个人利益。

可在实际行动中，由于个人利益与正式规则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个体并不会完全遵守正式规则，甚至为了攫取更多利益，人们的行为总是在试图偏离正式规则，并自发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和相关群体利益的新规则。

这有些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一件事中的利益各方，出于趋利弊害的动机，通过交换、谈判、竞争等形式，形成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特定规则系统，之后利益各方就会自觉遵守这一不成文的规则，以尽可能寻求自身利益，减少失误的可能。这就是潜规则。

潜规则不光在中国有，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美剧《律政潜规则》（The Deep End）讲述的就是四位年轻律师在初入律所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不过，这种潜规则的形成也是需要一定基础的，它的基础就是权力关系。

对此，学者于光君在《关于「潜规则」的社会学解读：读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文中，有详细分析：

规则根植于权力之中，失去了权力的支持，规则就将是一纸空文。权力关系是人类关系和社会行动的关键因素，在任何一个组织或社会中都存在着权力现象。而且权力的分布总是不均等的，总有一些人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还有一些人处于权力结构的底层，大多数的人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

在中国古代，官员毫无疑问处于权力结构的上游，而平民百姓则处在权力的下游底层。

正式规则为行使权力的官员划定了一个基本范围，但它不可能严密到可以随时监视权力行使者的任何举动，官员依然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作为权利行使者的官员和作为权力边缘者的民众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官员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民众绝不可能知道。

因此，这种自由裁量空间与信息不对称，为权力行使者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使他们得以谋取私利。

整个官员群体的利益又是趋同的。为了个体和整体利益的需要，每级官员都必须维护整个潜规则体系的运作。如果其中出现了某些反抗的异类，那么就会受到其他官员的打压。

吴思在书中就举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晏氏转型」。

春秋时，齐景公派晏子治理东阿。起初，晏子励精图治，不事权贵，不服从官僚规则，结果遭到齐景公身边其他大臣的中伤，被齐景公认为是无能之辈。之后，意识到问题所在的晏子向齐景公请罪，然后不再专于治理，转而讨好齐景公左右的权贵。尽管他管理的地方一日不如一日，可齐景公却认为晏子治理有功。

中国历史上，很多本来清正廉明的官员都是如此，受到官场潜规则胁迫，最终变成了贪官污吏。

而面对官员的攫取，处于权力边缘的民众们，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他们为了减少权力行使者对自己利益的损害，或想要试着分上一杯羹，便尽量满足权力行使者的个人利益要求，不断退让乃至行贿。

然而，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说的：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民众的退让，只会使得官员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权力自由裁量空间变得越来越大，以权谋私的程度越来越深。

最后，当行使权力的官员谋取私利的空间膨胀到极限，被伤害的民众再无退无可退时，王朝的崩溃就发生了。

当然，潜规则并不会随着古代王朝的终结而结束，在当代，它依然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只要人们还谋求利益，只要潜规则还能为某些人提供利益，那么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无数人依然会围着这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的东西，周而复始地打转。

这就是《潜规则》一书的基本脉络。

这一思路在2001年时非常新颖，为当时的人们理解古代王朝兴衰与现代社会交际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即便是在今天，书中的思想也依然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不过，「潜规则」的逻辑并非是吴思突发奇想出来的，这背后其实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事情要追溯到1982年。

那时，25岁的吴思在《中国农民报》当记者，看到有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领导大量批条，将原本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私人关系，再经由私人关系转手。

这无疑违反了当时国家化肥分配的规矩：国家平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作为回报，再卖给农民平价化肥。

吴思和同事一起去开封调查，一户户询问，农民大多都表示买不到平价化肥。

于是，年轻气盛的吴思他们，开始由上到下往下调查，从省农资公司、地区农资公司，一直到县。

结果发现，批条的不光是农业部领导，每一层都在往外批条，大官批多少、小官批多少，都有一套默契的规矩，每个人都按照这套规矩来办事。

现在看起来，这就是官员利用「价格双轨制」来牟利：政府压低化肥价格，差额利益本属于民众，但被官员动用权力拿走了。

可对那时候的吴思来讲，这种情况还很新鲜。他隐隐察觉到，明面的规矩背后有一条暗线，有不成文的规矩在驱使着所有官员的行为：

有一套东西在支配着社会的运行，支配着资源的分配，那套东西既不是文件上写的，也不是市场的规矩，那是什么？

吴思希望用一个贴切的词来描绘这种情况，但短时间内没有找到，所以在相关的报道中，他只好暂时选用「内部章程」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

80年代，由于开封农业部官员大量批条，攫取私利，开封地区的农民买不到政府供应的平价肥，只能花高价购买「条子肥」，时任记者的吴思一直追踪这一事件。直到1989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谁批条谁倒卖，件件查清；重管理重监督，环环抓紧；河南整顿化肥市场》后，「开封化肥风波」才基本得到解决。图片来源：大河网

之后，随着在新闻行业的地位与个人阅历的提升，见识到更多「内部章程」，吴思也开始有更多思考。他读了很多书，可困惑也随之而来。

比如，在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时，他就被一个问题困扰：明初，朱元璋反腐力度极大，动辄杀人，剥皮楦草，挂于大堂，警示其他官员。如此酷烈的手段，按说贪官理应战战兢兢，不敢贪污才对，可为何腐败却一再蔓延，直到朝廷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