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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修定寺塔建造年代试论

时间: 2021-10-03 15:38:18 | 作者：邺城拾遗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4次

安阳修定寺塔建造年代试论

修定寺位于安阳市西北35公里的安阳县磊口乡清凉山村西, 据《相州邺县天城山修定寺之碑》《续高僧传 法上传》有关记载，由僧猛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七年，初名天城寺。北齐天保初，大统法师法上修建，齐宣帝高洋赐名合水寺。隋开皇三年，文帝追僧猛“薰修致定”，更名修定寺。

现寺已湮毁，仅存饰面雕花砖塔一座，是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塔的建造年代，近年来已有多家考证和论述，大体可分为北齐建，隋建，唐建。然似枝繁叶茂，难有定论。本文尝试从图像类型丶发掘资料和文献等方面，谈一谈看法，粗鄙陋见，聊作抛砖

一 从图像与类型方面

1 修定寺中间拱门的门额上，是一组极具视觉冲击的组合图像。中间是一兽首，圆目暴凸，阔口獠牙，硕大的鼻子呈三角形，顶有触角。下面在半圆形区域内呈对称性分别分布两组卷鼻龙头和持蛇力士的形象。从其所处位置和功能性推测，应该是“三拏具”

图1 修定寺塔门额上三拏具

中间的兽首形象，名曰“天福之面”，源于吠陀经典《斯刊达往世书》，是湿婆为了吃掉诱惑自己妻子的罗睺罗，而用第三只眼变出来的怪兽，因忠诚服从被封为门神，专司入口守护，与中国传统的饕餮形象，在功能上完全不同。“天福之面”的两侧形象和中国的传统龙的形象相似，但也有较大区别，其“长鼻上卷，鼻下卷须，口大张，獠牙外露，长舌，眼圆睁，螺旋羊角绕一小牛耳”，基本上符合佛经所记载的摩羯形象特征。下方是一种面相凶忿丑陋，怒目圆睁，獠牙外露，怒发上扬，双手持蛇的力士形象。从拏具发展的渊源来看，早期“三拏具”的较常见组合方式，与天福之面一同表现的通常是摩羯和那迦，那迦，长身无足，蛇属之长也，八部众之一，智度论曰“那迦，秦言龙”，由此可见中国语境中的天龙八部之一的龙王，其最初原型是印度神话中的蛇神。

印度佛教在7世纪进入帕拉王朝时期，佛教与印度教进一步趋于吸收融合受到同时期印度教密教流行的宇宙生命崇拜的影响，许多新的图案表现形式出现，以天福之面（尼泊尔和藏传佛教后来演变为大鹏金翅鸟）为中心的拏具组合形式即是其中一种，主要出现在塔门和造像背光上。

天福之面单独作为一种图案，很早就出现在中国佛教题材中，北魏末年，在云冈石窟第30窟西壁龛额上，第7丶8窟的菩萨宝冠都有出现，敦煌莫高窟西魏285丶248丶249窟也多有这类图像出现（1）。

而作为拏具组合图像则大量出现在唐代。在河南省和河北省南部以及山东省部分地区，存在大量的唐代石造像塔，此类型塔大多呈密檐式，塔身开窟，桃形门楣上都有天福之面和双龙的形象，窟门两侧雕刻是力士像，建造年代大多在武周至玄宗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武周时期的石塔仅见天福之面和双龙形象的“二拏具”，如河北邢台平乡武周延载元年造像塔（图2）和河南安阳内黄唐代造像塔（图3）。而玄宗时期则在桃形门楣端部出现了与修定寺塔类似的摩羯形象，开始形成“三拏具“，如河南新乡百官寺开元八年（720）造像塔（图4）和山东博物馆藏天宝二年（743年）杨瓒造像塔（图5），有一些造像塔的天福之面出现在门楣的下方，形象也更接近龙的形象。如河南鹤壁浚县天宝十四年（755）尹公造像塔（图6）和河南安阳灵泉寺造像塔（图7）。

图2 平乡大里村造像塔

（来源：内黄县理固村唐代造像塔年代及来源考 朱己祥）

图3 内黄理固村唐代造像塔

（来源：内黄县理固村唐代造像塔年代及来源考 朱己祥）

图4 新乡鲁堡村百官寺唐造像塔

（来源： 杨焕成古建筑文集）

图5 山东博物馆藏杨瓒造像塔

（来源： 网络搜集）

图6 河南鹤壁浚县尹公造像塔

图7 河南安阳灵泉寺造像塔

拏具图案从最初的天福之面和摩羯分别单独出现，至迟到清代，根据《佛说造像度量经》的记载，大鹏金翅鸟丶摩羯丶龙王丶童男丶兽王丶象等六种元素就已经成为固定的图像模式，而在此时期之间，拏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充完善。虽然有资料显示，在漫长的扩充过程中，图像组合形式并不固定，也出现了诸多变化，但总的来说，拏具数量由少到多则是总的趋势。

图8 修定寺塔摩羯

龙王作为护法神进入佛教系统，大约出现在2-4世纪的大犍陀罗地区，资料显示，其形象的形成受到多种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本身也带有复合性的文化内涵与不同的艺术风格等元素特征。早期佛教文本与图像表达的重要主题中，各种恶鬼畜魔受到佛的感化变成神王而护持佛法即是其中一例。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图9）和纽约弗利尔博物馆馆藏的降魔图石雕（图10）中，众多魔王中已有散发上扬，形如火焰的持蛇魔王形象，结合《佛本行集经》《普曜经》相关佛陀降魔成道时众魔王的描述，此持蛇形象从逻辑上最接近于那迦，也即龙王的形象。印度比哈尔省那烂陀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区约10世纪的造像，也佐证了这一点（图11）。

总的来说，修定寺门额上的图像组合是一套完整的成熟的三拏具形象，考虑到修定寺塔鲜明的祆教色彩（关于这一点，后文将有详述），有可能是粟特工匠依据自己的图像系统而建造的，与安阳及周边地区密檐式石造像塔上的拏具组合形式相比较，年代应不早于开元天宝年间。

图9 降魔图(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10 降魔图（现藏纽约弗利尔博物馆）

图11 佛造像（现藏印度比哈尔省那烂陀考古博物馆）

2 塔门两侧的四臂神王像（图12）上身赤裸，腰系短裙，腰部略向一侧扭动，肌肉饱满强健，特别是对胸肌和腹肌的重点刻画以及奔放的褶皱线条，与初唐以前那种璎珞琳琅，帔帛交叉的菩萨装神王相比，已有明显的差别。造像整体姿态极具有动感，显示出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大唐盛世的时代特征 。从造像题材和风格分析，具有浓重的密教特征，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史君石椁上的四臂神王造像（图13）相比较，一改北朝至初唐以来传统佛教神灵呈现的静谧祥和的“善相”，呈现出怒眼圆睁，面目狰狞的“凶忿相”，体现了密教经典以威怒之形、幻化神通之力降伏诸障的基本教义，具有中晚唐密教兴盛时期的神王基本特征。

图12 塔门东侧四臂神王

图13 北周史君石椁上的四臂神王

（来源： 网络搜集）

3 门楣上有三佛二弟子二菩萨二金刚九尊造像一铺（图14），主尊弥勒佛着双领下垂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结带，结善跏趺（倚坐）坐于方形须弥座上，袈裟下摆悬于坐沿，呈同心圆纹样，左手下垂抚于膝上，右手呈无畏印，两腿间衣纹呈横向，这也是唐代典型的常用样式。

图14 修定寺塔门楣上九尊像

二 从发掘资料和文献方面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2），安阳修定寺塔雕砖背后烧制有各种背榫，利用素面砖叠压或者相互搭压，铁钉和铁片牵拉固定等技法建造，从整体性上看天衣无缝，浑然一体，应该是一次性完工的，然而四根角柱的石柱础却有明显差异，东北角石柱础是小尖瓣覆莲，下面装饰忍冬纹样，其他为大瓣覆莲（图15），且角柱与石柱础衔接自然，显然排除后代维修更换的可能，那么问题是，很难想象终其一朝，穷奢极侈的北齐皇帝，在为太皇太后经营的宝塔上，会出现二手的重要建筑构件。

a 东北角柱础 b 西北角柱础

图15 修定寺塔柱础

另外塔基座下及附近发现了不少刻工精致的残雕砖，它们的图案就艺术风格而言，与现存修定寺塔面雕砖截然不同，具有鲜明的北齐特征，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修定寺塔毁后重修的可能性。

图16 大功德主铭文

从塔门的额颊石上的“大功德主”的铭文（图16）分析，从其全部官衔包括本品丶职事丶带职丶例兼丶勋位来看，都符合唐代的授官通例，而有别于唐之前朝隋和唐之后五代的授官通例（3）。据《新唐书 符令奇传》和《唐故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义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赠越州都督刑部尚书符公神道碑铭并序》的相关记载，此大功德主极有可能就是苻令奇之子苻璘。神道碑原碑已缺失，仅有拓本留世，据考神道碑系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金石录》、《宝刻类编》、《集古求真》等均有著录。

根据大功德主铭文中御史大夫的官衔，新唐书无载，仅见于苻璘神道碑。《苻璘神道碑》记载，“燧（阙一字）就抚勉，列上其事。德宗皇帝嘉而悼之，诏公起，复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晋阳第一所，祁县田五十顷，追赠先公户部尚书”，由此载可知，苻璘是在其父苻令奇被害以后，即建中二年（781）德宗感其父子忠义而加封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又据神道碑所载，苻璘“以贞元十四年（798）七月二十四日，终于靖恭里赐第，享年六十有五。”据此可推测，修定寺塔应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贞元十四年，即公元781-798年之间。

综上所述，从塔体结构以及整体性上分析，修定寺塔主体系一次建成，且从发掘资料推测是在旧塔的基础上重建，对应塔门的宗教图像组合形式以及对大功德主的考证，修定寺塔应是一座唐塔。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天福之面”》 马兆民 《敦煌研究》《安阳修定寺塔》 杨宝顺 文物出版社《安阳修定寺塔》 杨宝顺 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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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安阳  西安城墙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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