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与日本做了各项努力，两国所从事近代化其国家实施的诸项措施，实际上是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大竞赛，基本地影响和决定了近代很长时期内两国不同的命运。日本在此竞赛中一度获致胜利的事实，对中国而言，尤具悲剧的性质。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或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中、日两国都是命定的竞争者，我们全国上下对此应慎重持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就近代时期内决定两国近代化成败的某些关键性因素，予以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意义实在是多方面的。对于中日近代期间自强运动一者失败一者成功的事实，究竟什么因素决定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什么因素附属性地影响了两者历史的发展？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两国的地理特征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鸦片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二、 两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对外开关前后，基本的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资料，无须外求。而日本经济上离自给自足的程度，则相差甚远。而且在与西方正式通商时，中国有大量的茶叶、生丝等输往国外，以抵消西方国家之鸦片与棉织品的输入；日本则在外国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并无大量的相当物品输出以抵消其巨额的入超。因此，日本官民亟于设法利用西方的科技，以解决其迫切的经济问题。

三、 两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封建式的，与中古时期欧洲的社会制度相似。人民效忠的对象在"王政复古"后，从德川幕府转移到天皇，而且由天皇代表国家并直接接纳全日本人民的效忠，不会发生任何观念或理论上的困结。因此，日本官民极易接纳近代式民族主义的一些观念，并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从事"富国强民"的事业。日本社会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结构下，其官吏都是世袭的藩侯与武士，一般工商农人虽可入学读书，但不能出仕任官。因此，日本贵族中凡出仕任官管理民政者，常具有一种使命感与责任感，做其本份内应做的事。其他人士也在其固有的职位上勤奋努力，并无僭越本份出仕任官的观念。整个社会因此形成一种"本位观念"的风气。
中国社会的中心结构是家族，其上为政府。清廷政府中最高的主宰自然是皇帝，但社会中占重要支配地位的则是各级官吏和士绅。清制，任何人如果要想做官或取得地方士绅的资格，其正规的途径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正途的科名绝非世袭可得，而均需依赖自己的努力。因此，一般有才智的人，在未得科名之前，其精力毕注于科场以藉此光耀门庭。中科名之后，其努力之所在则在升官。升官即可发财，发财后，致仕返乡，购置田宅，即在地方上居于缙绅之列。所以，中国社会中有才智有志气的读书人，或者有志气且环境优越的工商农人大多数走上了科举之路。因此，整个社会流动的趋向，常常形成一种"权位本位"的风气。
"本位观念"的现实目标，常常是多做事，而"权位本位"的目标则常是多做官。在适应近代社会与从事崭新的建设方面，前者显然是有利的，后者是不利的。

四、 两国的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而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五、 两国的政制结构
如果我们要对中、日两国自强运动成败的事实，给予一个全盘性质的解释，在我们严肃考虑一些长远性的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因素之后，我们更应当从两国的政制结构或主政者的个人与集团入手，始能更正确地把握到问题的关键。
第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清代中央政制结构的最大特色，是在中央政治权力中心方面，采取绝对的君权专制，但在辅助的权力中心方面却采取权力分散制。当时的军机处没有向各部或各省督抚直接命令的权力，只有皇帝才有此权力。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一项全面推动自强新政的计划，只有在皇帝的主动下，才有可能。任何军机大臣或地方大员要想从事于此，也只有在皇帝的认同下才有可能。但在关系同光自强运动成败的三十多年间，政权实际均在慈禧太后之手，实际的皇帝同治或光绪皆为其傀儡，而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为有限，对近代世界发展形势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其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的事业，她着重的也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谈不上有何热情，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在同光自强运动期间中国有这样一个形式的领导中心，其在自强建设方面所表示的局限性，实在是必然的。
日本自强运动的领导中心的结构，其权力既极坚强集中，又颇富有弹性。最高领导者自然是天皇。他个人意志极坚强，又很善于运用皇室的权威。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上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握实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长州萨摩两藩的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第二、运动的领袖人物
清代同光自强运动实际主持的人物，既非同治皇帝或光绪皇帝，也非慈禧太后，更不是军机处内任何大臣，而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在所辖的省区之内，对于模仿技艺等方面，稍稍做点事情。由于他们在职位上只是地方上的总督或巡抚，是绝无权力以名副其实的统御和指挥全国性的自强措施的。
这些新政领袖中，曾国藩确有大臣的风度，肯负责，能用人，惜哉其精力早衰，以62岁的年龄而终。而且他世故极深，鉴于其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的事实，事事谦抑自处，纯取老庄清净无为的政策，不敢在新政建设方面，积极挺身而出作有力的领导。左宗棠见识高明，任事勇迈，本应是中国洋务运动最理想的一位领袖。但他多年在西北主持军务，与经济重心的东南地区及政治重心的京津地区隔离甚远，即使后被召返京外任两江总督，也已是69岁高龄，其精力已趋衰髦。李鸿章尽管一直从事全国性的自强建设事业，但他一直缺乏必要的权力，其虽有大学士官职，但那只不过是虚衔，实际职务仍只是地方性质的直隶总督，并兼统淮军及其后的北洋海军。以一地方官而经办非其管辖省份的新政事业，并影响着全国范围的自强建设，其困难之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本人对于近代西方的了解，亦甚为有限，对于有清一代固有制度的改革与思想行为的革新，他不只不敢轻于尝试，甚至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完全未能高瞻远瞩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以逐渐跻中国于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
但日本诸维新领袖在政府中的地位，则与曾、左、李等绝不相侔。他们都是明治政府中的中央官吏，在人数上，他们有15至20人。他们之间自初就培养出一种协力合作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对其国家命运精忠专一的意念。他们对于近代西方国家，大多具备直接的知识。他们或曾在美、荷就读；或留学英法；或往欧美考察访问。明治维新早期诸领袖中，在1894年前只有早死的西乡隆盛和大隈重信未曾去过外国。他们自直接间接方面所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识，实在比中国的曾、左、李等丰富。
这些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只有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他们精力旺盛，干劲充沛，对于维新诸措施应取的步骤与方向，基本上大家都一致。他们在维新之初，就共同认识到日本不只需要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变革，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需要从事全盘性的改革。
第三、运动的政治目标
清同光洋务运动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中国在此期间的自强运动，名义上虽然是"自强"，但在上述缺乏领导中心与领袖人物的实际情况下，其真正目的，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很明显，这一所谓"自强"运动无论在作用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对内的性质都远较对外的性质浓厚得多。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其政治目标则十分明显。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以谋在控制式的政制结构之下，从事全国性的革新事业。他们很快地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情势下，很明显，日本的维新措施是全面性质的，并无器物技艺，制度或文化思想等层次的次第可言，而是采取三个层次全面并进的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清代同光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失败成功的各项决定性因素时，绝对不能单纯地从某一孤立的观点着眼。因为像这样两个国家民族在近代时期内全国适应西方新世界的过程中两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动和反应，实在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互为连锁的。但是如果我们专就两国自强运动内外发展的动力为线索予以探究，我们当可发现，最直接影响其反应措置的一项密切因素，实为当时两国政制结构与政治环境两项因素。其他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地理的各种因素均应置于次一层次的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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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
①背景：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
②目的：富国强兵，巩固统治。
③影响：两国都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企业、新式军队和学堂。
不同点：
结果不同，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洋务运动失败,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发展成为亚洲强国。
结果不同的原因：
①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倒幕战争扫除了改革的障碍，而洋务运动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
②明治维新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对封建制度进行全面冲击，获得成功。而洋务派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最终因封建统治的腐朽而失败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
相同点：
①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②目的上，都要求摆脱危机，发展资本主义。
不同点：
①社会背景上，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也越来越不满；农民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且力量大。
②领导力量上，日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充当了领导力量，用武力推翻幕府守旧势力，保证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守旧派势力强大，握有实权；维新派不敢发动群众，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导致改革措施无法实施。
③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时。正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争夺殖民地高潮未到。欧美各列强一方面正忙于国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另一方面正集中兵力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发生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掀起了瓜分世界的高潮，中国成了列强瓜分对象，国际环境对中国改革不利。
④结果不同：一败一成。

一、相同点

1. 背景相同。两者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区。经过1840、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和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日本浦贺港事件后，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阶级矛盾尖锐，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农民日益贫困，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中下级武士因经济地位下降对现实非常不满，使幕府统治危机加剧。

2. 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日本明治维新以巩固天皇政权，殖产兴业，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

3. 内容相同。两者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

二、不同点

l. 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固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2. 具体措施不同。（1）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建立新的体制。（2）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3）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3. 阻力不同。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扫除了改革障碍。

4. 实施条件不同。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

5. 结果不同。中国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制度，最终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第一洋务派和倒幕派对本国封建政权的立场不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他们是封建官僚，代表满清政府。日本倒幕派打着王旗倒幕，谋求推翻幕府政权，尊王攘夷。洋务派谈不上反封建，并效忠于清王朝，而日本的倒幕派则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

第二洋务运动依赖洋人办企业，导致企业难以发达。日本在人才引进和管理使用上，既大量引进，又大力培养本国人才。明治政府的这些做法，是落后国家争取人才、技术自主自立的正确方法和道路。洋务运动的技术却是事事仰赖于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引进人才和技术，主要是通过鸦片战争中的侵华军事人员，洋人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这类洋员大多数并不真懂技术，所售卖的器械和设备，多为过时和落后之物。再加上许多洋人并不愿中国富强起来，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谋取私利，使洋务运动注定失败。

第三中国只注重军事改革，并没有大力发展工业或改革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日本则相反，日本进行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近代化事业，都从西方引进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制度，这导致中国军事虽然不会比日本差，但是最终被日本击败。

第四中国洋务运动无法获得太多人的支持，朝中的重要官员如倭仁等保守派，对洋务运动采取仇视的态度，使洋务运动进行得十分困难。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倒幕派是一支以资本家、商人、新兴地主、大名和武士等组成，势力强大，再加上打着支持天皇的口号，获得国家领导层的支持，使明治维新改革得更加顺利。

相同点：1.都是先进的爱国人士“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之道的活动，谋求国家强大，以解除民族危机，改变落后挨打局面。
2.结果都失败了。
不同点：1.目的不同：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制度，领导者李宗棠等人是地主阶级官僚；戊戌变法是想建立君主立宪制来发展资本主义，领导者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是资产阶级思想家。
2.性质不同：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革新运动，只不过空有思想，毫无实力，有借助同样无实力的光绪帝，注定失败。
3.所学不同，作用也不同：洋务运动学技术学“制器”，开启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近代化；戊戌变法学政治制度，开启中国人政治思想的近代化，有着思想启蒙的作用

本质上来说，两场运动的性质是不同的，洋务运动属于封建统治内部改革。而明治维新属于资产阶级改革。

洋务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所代表的含义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30年洋务，不可否认它的确是做到了。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与现代海军的成就有目共睹，洋务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但究其失败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指导思想。洋务运动的初衷从阶级意义上来讲是寻求在农民战争打击下的王朝自我振兴；从民族意义上来讲，它又是一种自我图强。这便是这场看似现代化改革运动的封建性。封建地主阶级没有意识到新的生产力和封建统治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既想维护满清统治又想开展现代化；既想维护小农经济又想发展资本主义；既想培养新式人才又想思想钳制。使得洋务运动的进程重重矛盾，深受局限尽最大可能发展也不过如此。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不同，西南各武士先是赶走了原有的“幕府”建立了新的有利于改革和强国的“明治政府”。新政府是在民心所向的背景下建立的，目标便是使日本成为和英美法一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再继续备受欺凌，丧权辱国，这也就是所谓“脱亚入欧”。正是本着这样的目标，明治政府大力向西方从各个方面学习，“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日本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从一个东方落后小国成为深受西方影响的工业化国家。

（2021·荆州）19 世纪中后期，日本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特别迅速，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进口国变为棉纺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实施殖产兴业政策。
（2021·宜昌）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是明治维新。

这是两种体质不一样的改革，日本在全方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又积极改革自身制度，内忧外患的格局下，全日本人名的积极配合使得日本明治维新得以顺利推行，在二战后，明治维新的影响力依旧发酵。而大清政府，盲目学习学习西方文化，统治阶级的腐朽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洋务运动举步维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阶级改革，注定了它的失败。

清政府落后的思想观念，不积极接受对外学习。

【1】经济上：洋务运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明治维新——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领主土地所有制动摇。

【2】政治上，洋务运动——是部分官僚在“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救”措施。明治维新——在内外危机中，德川幕府统治危机严重。中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联合新兴地主、商人、资本家进行武装倒幕。

【3】目的：洋务运动是以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明治维新是推翻幕府，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着手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摆脱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强国。

洋务运动缺乏变革的经济条件，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侵蚀，必然失败。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的封建势力远比日本要强大很多，特别是近代以来陷入闭关自守的泥沼，中国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包括日本也算东洋的，看看当时的中国社会落后日本多少！根本就不具备成功的基础，国际上评价，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个充满封建色彩的国家，思想上落后西方数百年！

国家的体制！日本全盘西化，包括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师夷技长以制夷！

社会制度问题，日本已经是君主立宪制的国体了，而中国还是封建君主专制，官僚资本占据领导地位，导致生产流程过度死板，工人没有生产积极性，尤其军工行业，产品规格不统一，甲午海战时使用的炮弹都需要人工打磨才可以上膛，有的甚至还打不响，像这种消耗国家资源但没有合格产品的官僚资本怎么会成功（希望被采纳）

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的，我简单的归纳几点吧。首先，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这是根源。其次，就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封建制度统治下不能解决核心问题，最后，日本是推翻了幕府，结束了封建统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而洋务运动只是清政府的自救措施。总而言之，就是清政府从根上烂了，做的一些自救措施只是临阵磨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经济层面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2021·荆州）19 世纪中后期，日本以纺织业为重点的轻工业发展特别迅速，到1890年，日本已从棉纺进口国变为棉纺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实施殖产兴业政策。
（2021·宜昌）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是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