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面对倭寇除了实行海禁还能用什么政策

明初朱元璋因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

有明一代，倭寇骚扰始终存在，这与明朝和日本双方国情有关。如果双方政仪巩固，或明朝海防强大，倭患就可以有效遏制。所以不能单以海禁政策来推究，因为两国国情远比海禁要复杂的多。

“罢市舶，严禁海”是暂时组织了正在发展的日明双方官、私海上贸易，激化了矛盾，但矛盾早已存在。退一步讲，明朝没有海禁政策，也不能完全满足日明贸易发展的需求，况且日本对名贸易中带有海盗性质的活动早已存在。

嘉靖时期爆发的倭患，是有日明双方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所引起的。海禁对倭患的影响起到了加剧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是直接的导火索。倭患猖獗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方面政治经济诸因素所造成，而明朝的种种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因素只是提供了倭寇进犯的客观条件。

倭寇是从日本来的一伙劫掠中国的盗匪，即使中日间的贸易冠以不受到限制，中国的海禁没有那样严格，这伙盗匪还是要劫掠中国，只是程度上或许有些不同而已。至于参加到倭寇里的中国奸商、流民，不能认为他们是为了发展私人贸易而被迫如此。

明代中叶国内此本主义萌芽是十分微弱的，还没有达到要开拓海外市场需要的水平，不能把倭寇时间与资本主义萌芽直接联系起来。当然，如果海外贸易得以顺利发展，对孕育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推动意义的。倭寇的海盗行为与西欧的海外殖民不是同一性质，尽管在形势上都是海盗掠夺。

由于嘉靖时期政治昏暗，海防不修，武备松弛，贸然断绝海外贸易的错误举措所激化倭寇猖獗。但这只是客观的条件，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室町幕府失去了对各地领主的控制权，各地的大名利用流民、海盗、奸商、浪人向外掠夺，以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其他大名势力相抗衡，这才是深刻的主观原因。

我认为：倭寇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像汪直之流在倭寇队伍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从倭寇的形成，最早的骨干力量，以及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初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代用日本的吴起装备来看，都说明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结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等，来侵扰中国的侵略行为。然而，像戚继光等人才是民族英雄，值得后世敬仰。

自明朝初期开始，明太祖朱元璋就先后下达了“片板不许入海”、“罢太仓黄渡市舶司”等一系列的“海禁”举措，而且还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处罚条例。

明摆着就是为了隔绝明朝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甚至是政治、军事等外交途径，从而给我们塑造出来一种类似于“闭关锁国”这样的“孤立”主义。

可是结合明朝初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来看，朱元璋的海禁却又莫名的有着“时势所逼”的意思，那么朱元璋到底是因为有意“闭关锁国”而海禁，还是因为“时势所逼”而海禁呢？

那么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点，朱元璋是不是在刻意的“闭关锁国”，若是结合明朝在十四世纪的风土民情以及欧洲十四世纪的国情来看。

明朝这边是经济发达、科技发达、政治体系相对欧洲当时的政权也要相对完善，而欧洲在十四世纪不但没有统一，各种王国公国林立，战争也很是频繁，而且还一度爆发了极为可怕的“黑死病”，使得欧洲整体都处于了阴霾之下。

如果咱们暂且不提后来十五世纪的“新航路开辟”的话，明朝在当时的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显然都是要遥遥领先于全世界的。

诸如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其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即便放在后来的新航路开辟时代，也足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

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存在，而明朝长四十四丈这样尺寸的“宝船”却有64艘，足以见得明朝实力之强。

而且明初时期虽然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但实则并未完全的安定下来，且刚刚经历战争，百姓正是急需休养生息之际，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显然势在必行。

如果把这一系列的影响因素都综合到一起，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对明太祖朱元璋而言，暂时的“闭关锁国”确实是有着推行的必要性的。

也唯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以“农业”为核心的“自然经济”的发展。同时尽可能减少外部势力的掣肘，实现自给自足，稳定发展。保证自己的“天朝上国”地位。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并不是，明太祖朱元璋所下达的“海禁”举措，虽然在洪武初期确实看起来是有着“闭关锁国”，然后自己发展自己不顾其他国家的模样。

但是从洪武中后期他所下达的一系列指令来看，其所针对的目标几乎都指向了一点，也就是明初横行的“倭寇”。

而且明朝“海禁”开始的时间刚好就是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与日本外交失败以后，时间点也吻合。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会下达“海禁”的举措，也极有可能是因为“时势所逼”。

当然，不是说“倭寇”这样的散兵游勇就能动摇到明朝的根基，而是因为倭寇的流动性和上岸劫掠的不确定性让明朝极为头疼，根本无法做到有效的治理。

或者说不是没法有效治理，若真的下定决心整顿，也还是能彻底清除的，只不过明初的局势让朱元璋根本无法达到有效治理的条件。

大家看哈，明朝自洪武元年才推翻了元朝政权，但也仅限于推翻政权，依旧有包括山西、陕西、甘肃、云南以及广袤的北方草原都属于元朝残余势力的统治范围。

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初期不但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势在必行，对于“元朝残余势力”的打击同样势在必行，这就陷入了一个矛盾。

不休养生息，“民心”就没了保证，不利于后续建设，可若是选择休养生息，那就没办法去继续打击“元朝残余势力”，那么元朝就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且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风险极大。

所以为了尽可能缓和这个矛盾，明太祖朱元璋就采纳了“刘基”的提议，推行了“卫所制”以及“军屯”制度。

也就是让百姓和军队“双轨并行”，却又互不干预。把军队和民生进行了一定的划分，让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明太祖朱元璋所说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钱”的相关言论也正是因此而来。

所以，如果再结合明太祖朱元璋执政期间那总共八次的“明北伐灭元之战”来看的话，很明显朱元璋的战略重心是放在北方战场之上的。

那么势必主要兵力都会投放在北方战场上，而且封建时期的民族问题也并不少，明朝时期那一次又一次因文化属性不同而爆发的“少数民族起义”同样可以称之为典型的例证。

所以，在这诸多问题的综合之下，明朝既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还要同时应对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还是时不时的处理下民族问题。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内忧外患”皆而有之，即便能够下定决心去整顿海盗，也压根抽不出多余的精力以及兵力去应对那如苍蝇一般的倭寇了。

故而也就只能是被动的暂时采用“海禁”这样的消极办法去治理沿海的“倭寇”。而且据史书记载，刚到永乐年间不久，明朝用“海禁治理倭寇”的办法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同样足以证明明朝其实并非是刻意的“闭关锁国”，也是想建立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圈子”的。

那么也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海禁”实乃是时势所逼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