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跟日本经常在咱们国家搞小动作 咱们还跟它们保持建交关系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麦克阿瑟以本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麦克阿瑟在日本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基本的依据和政策指导是美国政府颁布的两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 日由杜鲁门批准、9月22日发表的“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有关投降初期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麦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这两份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的。 在“初期对日政策”中，美国政府首次全面制定了将要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目标和改革的基本方向。文件表示：日本人民或政府发起的在政府形式方面的改革，凡旨在变更其封建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目的的，都将为盟国军政府允许并赞助。具体说来，这种所谓“政府形式方面的改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主要包括：解除武装和国家的非军国主义化；惩办战犯；鼓励人民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进程的愿望。在经济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的非军事化；促进民主经济力量；恢复和平经济活动；赔偿和归还掠夺别国的财产和物资等。“初期基本指令”则详细规定了盟军统帅部应对日本实施的改革政策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从1945年9月开始，麦克阿瑟推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以便“最后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而负责的政府”。具体说来，这些改革主要集中于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改革。麦克阿瑟实施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整肃政策，其目的在于清除日本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使代表“日本人民自由意志”的新政治力量和新领导人能控制政权。整肃共分两个阶段，1947年1月以前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整肃，此后扩大到社会层面。第一阶段始于 1946年初，该年1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两个“整肃令”，其一宣布取缔一切鼓励军国主义、赞成或助长日本建立亚洲霸权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大政翼赞会、黑龙会等27个臭名昭著的组织，2月23日，列入整肃名单的团体增加到147个；其二称为“解除公职令”，规定一切积极参与推进军国主义活动和军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均在整肃之列，不得继续担任公职，对参加众议院选举的所有候选人进行甄别。政治整肃的结果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凡1937— 1945年间担任过内阁成员以及与“思想控制”有关的官员全部被清除出政府。整肃于1947年1月进入第二阶段，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地方官员、经济界和舆论界的头面人物，受到甄别的人数先后多达71万，其中20多万人受到整肃。1948年3月，整肃基本宣告结束。 整肃的同时，麦克阿瑟认为：解散日本多达589万的军队和不计其数的准军事组织，是民主化政策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从1945年9月起，美国就着手解散日本军队以实现其非武装化。9月3日，盟总颁布《关于在日本某些地区设置盟国占领军，以及具体指导日本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命令》。解散命令执行得非常迅速，到 10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全国武装兵力解散问题业已告终，日本军队不复存在了。1947年，日本在国外的300多万军队继续被遣返回国，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从此不复存在。 此外，与处理纳粹战犯一样，盟总处治了日本战犯。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宣布逮捕前首相东条英机等首批39名甲级战犯，年底又逮捕了104名甲级战犯；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审判战犯，1948年11月，法庭判决首批25名战犯中7人绞刑、16人无期徒刑，使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社会民主方面的改革。麦克阿恐改革的最初着眼点就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和自由。1945年9月10日，盟总发布的第一项改革指令，是“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指令”。随后，它又先后发布了《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等有关改革文件。10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正式拉开了社会民主改革的帷幕。10月11日，麦克阿瑟在接见新任日本首相币原时，将这套政策概括为 “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即男女完全平等、促进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教育的自由主义化、将国民从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日本的经济结构民主化。五大改革指令的发出，是促使日本社会按美国意图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重要措施。 第三，修改宪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为了确保日本不再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使日本政治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从1945年开始就着手将各项民主改革法律化，力求通过立宪的形式彻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占领初期，麦克阿瑟就要求新组成的日本政府组成修宪班子，并提出修宪的基本原则是：在修改后的宪法中，日本政府不应再对天皇而应对一个具有广泛性的、在投票基础上产生的选举团负责；天皇制的保留或废除由日本自行决定；今后可能设置的军事机构的首脑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根据上述原则，日本先后于1945年底和 1946年初提出两个修改宪法草案，但由于在天皇的地位问题上始终不合美国之意，美国决定干脆抛开日本政府，亲自负责修改宪法。1946年2月，麦克阿瑟同时规定了修宪三原则：（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经过短短六天的准备，修宪班子就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制订出了一部日本的新宪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该草案。同年 11月3日，日本新宪法正式颁布并生效。 新宪法除两项条款外，几乎完全是美国宪法的翻版。这两项条款是：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主权属于日本国民”，废除枢密院、内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属机构，首相由国会提名通过，内阁对国会负责；放弃战争权利，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之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由国家权力发动之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 第四，解散财阀，实现经济生活民主化。财阀集团是战前日本最有势力的经济力量，控制和操纵日本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向，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势力，正是这些财阀使得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行为成为可能”。基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考虑，美国将解散财阀、解散大的家族联合企业和分散日本经济权力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 1945年9月21日，麦克阿瑟发布解散财阀方针的指令，要求日本政府消除经济生活中的垄断现象，鼓励并赞助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农业和劳工组织。随后，盟总责令最大的15家财阀汇报其营业内容与资本构成，宣布冻结全部财产。同年年底，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财政经济专家组成的财阀调查团前往日本，随后又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具体负责解散财阀的工作。11月4日，在盟总指令下，日本政府被迫在一拖再拖之后提出了解散财阀的具体计划。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盟总先后指令解散了83家大型财阀企业。1947年，日本政府分别颁布以限制与分割垄断企业为目标的《禁止垄断法》和以实现经济民主化为目标的《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先后解散了三井、三菱、住友等最大的财阀集团，限令财阀家庭的领导一律辞去其担任的经济职务。 1948年以后，由于“冷战”爆发以及日本政府的敷衍塞责，美国放弃解散财阀的政策。因此解散财阀工作并不彻底，许多财阀得以保留，并成为后来日本垄断财团的支柱。 第五，农地改革，摧毁日本经济的封建主义基础。土地问题是日本因明治维新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严重制约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由于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人多地少的日本农村阶级矛盾十分突出。战后初期，粮食匮乏情况十分严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进一步加剧，租佃纠纷从战前的每年平均900余起激增到1945年的5171起。为了避免日本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大动荡，占领军当局决定立即在日本实施农地改革，以平息农民对没有土地的严重不满。1945年12月9日，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要日本政府根除“那些长时期以来损害土地结构的恶弊”，限三个月内向盟总提交将土地从地主手中转让给耕种者的计划。1945年12月29日，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份农地改革方案，但因该方案明显偏袒地主，遭到无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在占领军当局的直接干预下，1946年6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第二份农地改革方案，并于10月份得到盟总的认可后开始实施。该方案规定：国家强行收购不在乡地主的全部土地；在乡地主超过1町步（折合15市亩）以上、自耕农超过3町步以上以及其他经由各级农地委员会决定的土地也均在收购之列；收购后的土地，按低价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原租佃农户有优先购买权；残留的出租地的地租由过去的缴纳实物改为缴纳现金，地租率水田不得超过产值的25％，旱地不得超过15％。农地改革虽未能彻底解决农村的社会矛盾，但它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美国统治地位的巩固。 战后初期，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大规模民主化改革彻底消除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为其日后走向现代化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这些史料，王绳祖教授在《国际关系史》中都有详细的阐述。

首先是驻日军事基地，这是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的产物，太平洋事件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阴影，所以驻日基地 美国给予强大的军事及给，对于日的海外出兵也有很大限制。虽然明着说美日军事连盟 其实日本地军事帝国梦一直都在被美国扼制，美国第一个不允许

有两大制约因素： 1、日本的现行宪法，即于1947年制订的《和平宪法》。该宪法是由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手制定的。日本新宪法共11章103条， 其中第二章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一条款被形象地称为“和平条款” 。有关日本新宪法的“和平条款”的产生，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1947年1月24日中午，已转任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因事来到我的办公室。在谈话中，我见币原有点局促不安和欲言又止，问其原因时，币原提出，在新宪法的条款中，应当加入所谓“非战条款”，要用宪法手段禁止日本有任何军事建制--不论任何形式的军事建制。在谈及这样的原因时，币原认为，这样就会达到两个目的：旧军方将被剥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另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币原说：“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战备上了。国家所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 币原的意见得到麦克阿瑟的肯定，于是，在《日本国宪法》第二章第九条中有了如下的表述：“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因为有了这一条款，日本的战后宪法又被称作“和平宪法”，而“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也已成为日本战后思想的最重要的基本文件。正如日本学者撰文指出的：“和平宪法”是日本总结战争教训之后向世界作出的“公约”。 第二就是楼上提到的驻日美军基地。驻日美军基地可谓是美国一箭双雕之作，一来可以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可以随时扼杀日本军国主义的萌芽。因为二战时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另外美国也可以利用日本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在冷战时期可以扼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西出太平洋，现在可以利用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岛链钳制中国海军。

外国政治经济制度比较一、企业治理模式：1、 分析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讲义P36）答：一、概念：美国和英国是股东利益至上，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存在着委托代理的问题，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但首先是股东）的利益。所以，需要尽可能降低成本，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二、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分析：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企业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专业化的生产，即为了交换的生产。企业活动的目的就是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A：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①、剩余索取权：是相对于合同收益权而言的，指的是对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企业的剩余索取者也就是企业的风险承担者，因为剩余是不确定的、没有保证的，在固定合同索取被支付之前，剩余索取者是什么也得不到的。②、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抉择权。③、剩余索取权的由来：企业的契约是不完备的，这不仅意味着“企业所有权”问题的存在，而且意味着谁拥有所有权是重要的。B：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如果拥有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权，就无法真正承担风险，就不可能有积极性做出好的决策。①、由人力资本与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人力资本的抵押功能远远低于非人力资本。因为，当企业亏损时，机器、设备、厂房、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可以作为抵押品来还债，但劳动力却不能。企业的风险又更多的体现在债务危机上，资本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风险承受者，并获得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因此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解释：第一，非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可能被其他成员作为“人质”；而人力资本不具有抵押功能，不能被其他成员作为“人质”。这意味着：ⅰ、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成员提供保险的能力，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具有。ⅱ、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ⅲ、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的积极性做出最优的的风险决策。对比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第二，人力资本所有者不仅可以通过“偷懒”提高自己的效用，而且可以通过“虐待”非人力资本使自己受益。上述分析表明，如果负责经营决策的企业家是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剩余索取者（风险承担者），而经营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总是握有相当的“自然控制权”。因此，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家自己又是一个资本家。现代股份公司是能力与财力的合作，股份公司中最优所有权的安排实际上就是如何使代理成本最小化的问题。最优的安排一定是一个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剩余分享。因此，经理总是要尽力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即股东利益最大化。②、由非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决定，指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的生产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一旦形成，如果再改作他用，其价值即将大跌。这样，在包含着专用性特征资产的交易中，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的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将专用性资产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有必要确保契约关系的连续性，以防止对方提前终止交易或以此要挟攫取准租金，造成自己的损失，并进而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③、由资产的专用性和人力资本的通用性矛盾决定：资本专用性学说认为资本家投入企业的资产是不可被第三方证实的，具有明显的专用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人力资本是同质的，具有通用性，同时工人基本不负担投资失败的任何责任，这样，资本家的投资将面临严重的“套牢”风险。因此，把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交给资本家，让他们来决定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承担相应的风险并享有剩余索取权，有利于刺激专用性资产的投资。C：总结：由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就应该有它来监督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工作，其目标必然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2、 管理者控制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讲义P39—40）答：在资本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的情况下，保护资本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本来主要通过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来实施，但实践证明，监督很不成功。原因：A：对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保护。美英的法律禁止或限制金融机构（包括基金等）拥有公众公司较大股权，要求投资组合分散化，对金融机构的规模也要加以限制，原因在于对金融机构权力过分集中的不信任感，实际上也是旨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这导致了公司股权的分散化，从而进一步促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进行使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到经理手中。B：股权高度分散导致了管理者的地位上升，即使拥有小数量的股权仍然可以处于控制地位，被称为“管理者控制”。C：董事会所起的作用很小，实际上是被管理者所控制。这就削弱了对管理者的制约。D：小股东“搭便车”的行为使有效监督难以实施，同时由于小股东会在利润下降时抛售股票，这样就缺乏了监督的动力，因其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首先证明了股东利益至上的逻辑，其次既然“管理者控制”现象一般被解释为股权高度分散的结果，关注的焦点自然就放在代理问题上，即管理者在取得公司支配地位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对股东权益可能造成的侵害方面，研究就相应地集中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寻求对管理者的约束、激励方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考察管理者是否会损害股东的利益。A：有人认为“管理者控制”出现表明人力资本开始真正、独立地走上了现代经济生活中心舞台，而这并不必然会以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代价。非人力资本是以有形物品的现期价值形式来充当抵制品，而人力资本则以无形要素如声誉、信用等能够带来未来获利能力的形式来充当抵押品的。所以认为如果经理玩忽职守弄坏企业经营，他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必须大大受损，人力资本价值则会贬值，这就使得他必须会好好管理企业。B：但是经理损害股东利益并不非要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企业经营状况尚属正常时，管理者仍然可能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股东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在经理人市场上，管理者的声誉也不会受损，这就否定了以声誉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力资本在企业契约中具有重要性。因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总是明显到让股东可以采取行动，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的盲目性比较普遍，市场就不会把公司市值下降与管理者的声誉下降必须联系起来，管理者还有机会。C：从宏观角度进行的调查表明管理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甚至损害股东利益的事情确有发生。从股权分散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也可以看出。研究表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说明管理者控制效果不好，其实质是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股东利益。 3、 克服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有什么办法？（讲义P40—43）答：制约管理者的方法体现了公司治理的四种机制：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机制，具体包括：A：通过董事会的作用。B：对管理者的激励。包括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延期报酬、利润分成、股票拥有及与此相关的红利激励等。这既是为了克服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反映了管理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个现实，管理者人力资本需要获得高额的回报。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来自企业剩余部分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成为经营管理者的主要收入来源。C：代理权竞争。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①、内部：在国有公司中经理会想方设法贿赂政府或组织部门的官员，但在私人公司中，经理只能通过努力改善业绩来保住自己的职位，因为成本太高。②、外部：代理权竞争经常是股东“用脚投票”的结果，与“敌意收购”相互作用。敌意收购的压力迫使 企业经营能按所有者的意志进行；经营者在股东的压力下不得不加倍工作，其行为较少受企业内部的 从业人员的牵制，因而决策比较果断。但存在着局限：ⅰ、以代理权市场为导向的外部压力，导致了管理者的短期行为。ⅱ、收购特别是敌意收购活动严重侵害了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如员工、债权人、营销网络、信息网络。ⅲ、由于经营者偏重照顾股东利益而轻视企业内部从业人员的利益，因而不利于调动企业内部的积极性，经营者与工会的关系会往往搞得比较紧张。ⅳ、处于证券市场重视短期利润的压力之下的经营者会偏重短期利益，这样的战略使得企业不可能是靠一种对公司的热爱团结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受到股市投机的威胁。ⅴ、此外投资家从外部监督企业的经营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外部投资家很难充分了解企业内部的信息。D：通过股权集中来保护股东利益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用脚投票”的局限性表明强势有效的资本市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了股东对管理层直接监督和内部控制的必要性，而且只有大股东才能担当“控制取向者”的角色。因为：①、 大股东有监督管理者的强大动力：ⅰ、大股东拥有较大的股权比例，需要依赖于其所长期投资的公司绩效的改进来获利。ⅱ、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只要对公司治理干预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大股东就有积极性行使其监督权。②、 大股东有监督管理者的能力：ⅰ、大股东拥有较大的股权比例，往往能够对经理层施加可置信的威胁。ⅱ、大股东往往是法人或机构投资者，拥有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可以降低监督成本。ⅲ、大股东往往本身就是董事会成员，能够对董事会施加相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而克服外部股东和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股东的控制取向机制是当前公司治理的一个普遍现象与趋势，它与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大股东控制能力强尤其体现在代理权竞争方面。这是持有异议的股东（往往是影响力大的大股东）与公司管理层或现公司实际控制者之间争夺公司控制权的一种方法。E：另外，经营者的报酬函数在实践中十分复杂，除上述货币性收入之外，还有权力、地位与荣誉等非货币性回报，如在日本社会承认就是一种报酬。同时还要考虑到在德国、日本模式下银行等大股东的作用，换言之，企业剩余索取权作为一种激励工具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在德国、日本式公司治理结构下不如英美式公司治理结构下来得重要。 4、 什么是德国的共决制？（讲义P47）答：共决制是一种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是德国公司制度区别与其他国家公司制度的主要特征。A：内容：一是对有关职工利益问题的参与决定；二是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的参与决定，构成了较为有力的内部监督。B：形式：①、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工人和职员按比例选举产生。作用在于监督企业经营管理，通报工作情况。 ②、职工参与决定的高级形式是选派代表进入公司领导机构（监事会、理事会），包括三种形式： ⅰ、股份有限公司、雇工500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由职工选出1/3的监事会成员，作为代表；ⅱ、职工1000人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有法人资格的矿业企业和钢铁企业等，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和理事会。ⅲ、职工2000人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的联合采矿公司等，职工代表在监事会占1/2。C：优缺点：优点：能充分反映工人的意向，通过富有专业知识的银行来代替股东行使表决权，有利于防止群愚或的企业管理。缺点：企业的控制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可能导致控制机构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为了求得劳资双方的妥协，从而可能影响决策过程的速度。D：工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使这种经常性协商和共同决定的模式成为可能：①、 罢工基金的威慑作用；②、 进行谈判，提出内容协调一致的、有根有据的中期解决方案；③、 通过当选议员的工会代表出席联邦议会；④、 与资方一道管理大部分职业培训体系。E：地位：从严格的数字计算来讲，德国工薪阶层的收入世界最高，工资制度单一，工资差别比别国小。 5、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的内容和影响是什么？（讲义P48—49）答：内容：即一个年轻人从学校毕业被某家大企业录用为正式从业人员以后，他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不是基于短期的雇佣契约的临时关系，而是基于长期的、一体化的“默契契约”的稳定关系。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经营危机，或者个人没有发生不能容忍的错误，那么将被企业雇佣到其退休为止。影响：A：对日本企业治理模式在市场竞争中的影响：它将企业管理者优先考虑的目标从获得更多的利润转向保证全体员工的集体生存。员工对公司的期望成为一种向心力，表现为他们的团队取向和对公司的忠诚，这在企业间的合并中起很大的作用。 B：雇员很难离开企业另谋生路。中途离职会受经济上的惩罚，而且解雇会对雇员造成长期不良影响，即声誉受损。于是职员在公司内部形成关系亲密的各种群体。C：年工序列：主要表现在工资与晋级方面，采用年功序列制。 6、 企业作为共同体在日本和德国有什么区别？（讲义P51）答：A：德国制度是根植于法律之中的，而日本的制度则主要来自传统理念。B：含蓄鼓励劳资谈判的设想：在德国行业范围内的协商者主要将自己视为工资劳动者，或利润受益者的代表，他们分别站在得利一方或受损一方参与大范围的争论，认为自己是关心整个产业总体竞争力的人。而日本企业工资协商的参与者不同，他们主要讨论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工资提高幅度应为多少才能算是公平调整。C：共同体程度上日本高于德国。德国员工与企业有一定距离，表现在工会谈判等，员工与企业的关系表现在对企业的监督，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上。而在日本职工更多认为企业是自己的，较多关系企业的长期发展，较少提出工资要求。日本工会没有企业——行业——全国的纵向关系，而是企业内的工会，只有企业职工才有资格加入工会，所以这使日本工会理关心本企业的发展，对本企业经营有较强的参与意识，而不会提出过高的利益要求，所以劳资纠纷和损失小。D：简而言之，在德国，阶级仍然很重要，在日本，企业更重要。 7、 比较工会在德国和日本的作用？（讲义P47—48、51）答：A：从参与协商来看：在德国行业范围内的协商者主要将自己视为工资劳动者，或利润受益者的代表，他们分别站在得利一方或受损一方参与大范围的争论，认为自己是关心整个产业总体竞争力的人。日本企业工资协商的参与者不同，他们主要讨论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工资提高幅度应为多少才能算是公平调整。B：从工会制度来看：德国工会有企业——行业——全国的纵向关系，而日本工会是企业内的工会，只有企业职工才有资格加入工会。企业在，工会在，企业破产，工会撤销。C：从作用来看：德国工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德国共决制成为可能，而日本工会对本企业经营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不会提出过高的利益要求，使日本劳资纠纷及其所带来的损失较小。D：德国工会有日本工会所不具备的职能作用，如：罢工基金的威慑作用；通过当选议员的工会代表出席联邦议会；与资方一道管理大部分职业培训体系等。 8、 兼顾相关利益者模式有哪些问题？（讲义P52—55）答：第一，企业共同体的加强不利于社会的整合。A：主张自由放任的人认为这样做实际上即降低了整体的效率，还宠坏了职员，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伤害了那些在受到较少保护部门工作的人的利益。B：美国劳工市场具有灵活性，美国人在就业方面很少受尊卑贵贱价值观的支配。而在欧洲则相反。美国社会的流动性使美国成为一个人们自我塑造的社会。而在西德，外来人口很少被同化。C：美国工会举行罢工所造成的时间损失非常低，而在欧洲则相反。第二，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工作环境。A：在美英，公司是眼下谋生的场所，职工在这里也许还有积极愉快的社会生活和从事喜爱的工作的满足感。而在日本，公司是一个由雇员组成的团队，团队有其自身的认同感和利益。这种利益超越了公司雇员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可能需要以牺牲雇员的工作满足感或兴趣为代价。B：雇员至上体制使日本人把从出生到退休的整个一生时间，都花费在被迫的竞争中，首先是进入公司，之后是在公司中的提升；为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由、个人特点、人的感情和创造力、文化追求等等，以精神的贫乏换取物质的丰富。C：多数日本男性仍抱怨作为公司组织成员所面临的束缚，感到窒息，幻想着出路。D：日本人进行着过累劳动，造成紧张压力、过早死亡等问题，每年有10%的成年男子死于“劳动扼杀”。E：另外，人们越来越担心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后果，如自杀、离婚和酗酒等。现在日本的年青人已经越来越公然拒绝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等级制受到了严重挑战。第三、影响决策效率。在实践中难以公平有效地兼顾相关利益者，从而会影响效率。A：由于在理论上为经理设计一种多项任务激励合同或利益相关者之间控制权的分配方案非常困难，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合同、法律以及信誉机制来保证。B：德国管理结构的缺陷不仅在于集体领导方面。对局面人来说，监事会的整个概念看起来都很奇怪，监事会的责任及议事日程似乎太复杂，无法通过有效的决定制订。当前治理和管理结构减慢了决定进程，并严重削弱了德国公司的重组能力。第四、抑制必要的市场竞争。A：贸易关系的微妙使日本公司也很难打进已经成型的市场，对于外国公司，就难如登天。B：日本公司在海外与外国公司针锋相对，总是具有极强的竞争性，而在国内再串通一气来获取超额利润，从而资助它们在外部的活动。日本公司能够而且经常全盘收购美国公司，而美国公司却不能在日本进行全盘收购。C：日本人可以找到很好的组织协议来公平地分配合作结果，勉强可以说垄断更严重，但是很多垄断协议是受到公众利益的监护机构监管的——如通产省。而在欧洲这是中世纪行会的显著特征。大多数行业协会致力于收集统计资料，传播技术和市场信息，宣传合作研究项目等。D：“政府仲裁”使行业可以从垄断中获取额外利润，交换条件是行业行为要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有时可能是官员的利益或政客的利益。第五、导致腐败。A：从企业自身来看，大多数的董事会过于庞大，不利于决策。而大多数的决策来自于董事会下一级的部门之间的讨论。许多关于公司改革的方案中心问题就是“内部监督”——董事会毫无例外地是由终身雇员充任的，而且不受有效的外部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势必导致腐败，公司内部腐败层出不穷。B：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存在着“政治分肥”，包括阻碍市场的竞争与发很小。德统一后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动。

　　战后日美伙伴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

　　刘世龙

　　本文探讨过去 40 余年日美伙伴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战略含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重新大国化。在此过程中，日美两国的利益高度一致，导致它们发展伙伴关系。 1960 年以来日美的全面伙伴关系化可概括为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三步发展：从 60 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到 70 年代中期建立政治伙伴关系再到 90 年代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 21 世纪初的日美伙伴关系可定位为：经济伙伴关系已进入有争夺色彩的成熟期，政治伙伴关系尚处于发展期，而军事伙伴关系则刚进入萌生期。展望未来，日美的全面伙伴关系化尚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至少在 2021 年以前，日美将继续致力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日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意味着日本将“普通国家”化。这将是个日本向美国看齐的过程，其战略含义主要是，日美战略关系将逐步完成结构性转变：从日本只出钱、不出人变为日本像美国一样，既出钱又出人。

　　一、日美经济伙伴关系

　　1 ．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

　　日美在 60 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1960 年的《日美安全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将设法消除在它们国际经济政策中的矛盾 , 并且将鼓励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为落实此规定 , 日美从制度上入手，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对话机制。日本对建立与美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态度积极。譬如，岸信介政府曾向美方建议设置日美经济协商机构。美国亦有意与日本建立伙伴关系。艾森豪威尔总统于 1960 年 6 月 11 日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008/1 号文件规定：“以伙伴关系和平等的精神处理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充分考虑日本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并就相互感兴趣的事务与日本政府协商。”

　　1961 年 6 月池田勇人首相访美，标志着日美正式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月 22 日发表的池田 - 肯尼迪联合声明称：“总统和首相对美日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表示满意。为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同意建立一个阁僚级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 同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致函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 , 建议设置阁僚级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 , 每年至少开会一次 , 其任务有三：第一，考虑促进两国经济合作的手段；第二，就对持续扩大互利的贸易有不良影响的事情以及需要联合考虑的与两国经援计划有关的问题交换信息和意见；第三，为了消除两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冲突、提供更为充分的经济合作并鼓励贸易流动 , 对认为适当和必要的措施可予以考虑 , 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各自政府。 小坂善太郎外相在复函中表示同意美方的建议。 这样一来，日美间的磋商机制就完善起来。

　　1961 年 11 月 24 日 , 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在日本箱根召开。两国代表就如何扩大日美贸易等八项议题各述己见。肯尼迪总统高度评价这次会议：“它成功地把美日伙伴关系概念扩大到经贸领域。我认为，这是在两国关系中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后来 , 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作为两国交换意见、进行协商和协调政策的场所逐渐政治化 , 不但讨论双边经济关系、两国的经济问题，还就两国的对外援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在池田、佐藤担任首相期间 , 该委员会共开会八次 , 对发展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在 60 年代发展起来 , 与日本设定的国家目标有关。池田内阁在 1960 年 7 月 19 日成立后不久 , 提出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顺利实施此计划 , 日本迫切要求美国继续充当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为此，池田首相于 1961 年 6 月 21 日向美国提出一个进口美国产品的倍增计划：日本将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完成时，把从美国的进口额从每年 15 亿美元增至 30 亿美元。

　　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对保障日本的经济大国化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说 , 没有美国的扶植 , 日本要在 1968 年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 会困难得多。从政策上看，两国一致同意扩大双边贸易规模。这在 1962 年 12 月举行的第二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强调。 1967 年 9 月举行的第六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对双边贸易的全面发展表示满意。从资金上看 ,1961 年 4 月至 1968 年底 , 日本从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 26.8 亿美元 , 比 50 年代增加一倍以上。美国对日投资亦从 1960 年的 2.54 亿美元增至 1970 年的 14.9 亿美元。不仅如此 ,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 , 美国在日“特需”定货猛增。据统计 ,1950symbol 151 \f "Times New Roman"1970 年 , 日本的“特需”收入平均每年 5 亿美元 , 累计近 100 亿美元。从技术上看 , 日本在 60 年代引进甲种技术 6968 件 , 比 1950－1960 年度引进的 1356 件增加 5.1 倍 , 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从市场上看 , 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 其对美出口稳定增长：从 1961 年的 10.66 亿美元增至 1970 年的 59.4 亿美元 , 大大超过美国对日出口的增长速度，导致日本对美贸易地位的根本改善。据日方统计 , 日本的对美贸易逆差在 50 年代累计约 50 亿美元 , 但在 60 年代则降至 4.7 亿美元。日美贸易规模扩大的后果主要有二。第一， 1965 年日本对美贸易出现顺差，是战后日美贸易的分水岭：此前美国对日保持顺差，此后日本对美保持顺差。第二，日本扩大对美贸易加重了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日本对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960 年的 27% 增至 1970 年的 31% 。

　　2 ．战略含义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含义主要有二。第一，美国减小扶植日本的力度。 60 年代，美国对日无偿援助迅速减少，到 1969 年完全停止。据统计， 1950－1969 年，美国对日无偿援助 5765 亿日元，其中 50 年代为 4974 亿日元，占 86% ， 60 年代为 791 亿日元，仅占 14% 。第二，日本走向外援大国。肯尼迪总统在 1961 年 1 月发表的经济咨文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不应由美国单独进行，西欧和日本的合作亦不可缺少。是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起步，达一亿美元。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在 1965 年走上正轨后，逐渐增加，到 1972 年达到 4.8 亿美元。日本的经援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达成其在亚洲的战略目标的工具。腊斯克国务卿在 1967 年 9 月 4 日写道：“我们希望日本在亚洲充当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但这是在地区责任方面分担政治、经济负担的伙伴。虽然我们现在不谋求日本在自卫以外的更大的军事作用，但日本的行为应贡献于 , 而非有损于有效地完成我们对亚洲的军事和安全承诺。”

　　日美建立经济伙伴关系隐含着一种分工。 1964 年 1 月 28 日池田首相向腊斯克国务卿表示：日本的国家使命是贡献于解决南北问题。池田认为，亚洲在基本的军事安全上指望美国，而在经济领域却开始指望日本。 从政策协调上看， 1965 年 1 月 14 日佐藤荣作首相与约翰逊总统发表联合声明称：“为谋求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同意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双方同意今后继续协商援助的方式。总理大臣对于扩大日本在亚洲的开发和技术援助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表示强烈的关注。”

　　60 年代，日美就联合开发东南亚达成共识。 1962 年 2 月 5 日，池田首相会见正在访日的罗伯特·肯尼迪，认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想法值得更加认真地注意，并问美国对美日更密切地合作开发东南亚的可能性有何感受。罗伯特·肯尼迪称：约翰·肯尼迪总统对该地区很感兴趣。他认为，如果日美作为伙伴可以联合工作，去发展这种合作，那么这在未来岁月中将很有益。 以美国维持其在远东的军事存在、日本充当亚洲的主要援助国为核心内容的日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预示出两国将在分担负担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起来。 1975 年越南战争结束前后，美国削减外援，而日本则增加外援。结果，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额在 1977 年超过美国。此后，日本更积极地为美国分担负担。 1977－1980 年，日本政府的年援助额从 14 亿美元增至 33 亿美元。日本在 80 年代迅速增大外援努力，到 1989 年，其年度政府开发援助金额增至近 90 亿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日本以增加外援的方式为美国分担负担是它的惟一选择。首先，美国不愿看到日本在军事上取代其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其次，日本受宪法第九条的制约，不但不能派兵海外，就连军事援助也不能提供。显而易见，在军事扩张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日本只能实行包括提供外援在内的政治、经济扩张。

　　二、日美政治伙伴关系

　　1 ．政治伙伴关系的建立

　　日美在 70 年代中期建立政治伙伴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国的磋商趋于频繁和制度化，高层互访的次数明显增多：（ 1 ）首脑访问由单向变为双向。福特总统在 1974 年作为美日关系史上第一位美国现任总统访日。（ 2 ）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的协商开始制度化。 1975 年 8 月 6 日三木武夫首相访美时与福特总统联合宣布：日本外相和美国国务卿每年将对共同关心的双边事务和全球事务进行两次检查。第二，日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多地相互支持。这在美方表现为：从 1948－1969 年扶植日本变为从 1970 年起要求日本支持美国。这在日方表现为：确保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70 年 9 月 18 日，爱知揆一外相在联大发表演说，要求重新考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从日本对外战略的角度看，这标志着政治大国化目标的提出。美国口头上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始见于 1973 年 8 月 1 日在华盛顿发表的田中 - 尼克松联合公报：“总统表达了他的信念，为使安理会依联合国宪章完成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找到一种途径，来保证国力和影响力在世界事务中都很重要的日本成为该理事会的常任代表。” 1977 年 3 月 22 日在华盛顿发表的福田－卡特联合公报再次确认：“总统表达他的信念，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充分合格，并且声明美国支持此目标。”

　　在 70 年代，尽管日美关系起初因两次“尼克松冲击”造成经济关系恶化而一度紧张，但在整体上，两国的伙伴关系仍在加强。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 2 月 9 日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称：“ 1971 年的冲击只是加速了美日关系的发展。这种发展无论如何都是早就应该发生、不可避免的，而且最终是可取的。” 随着经济摩擦的缓解，日美关系明显改善。 1974 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和次年日本昭和天皇访美，标志着日美建立政治伙伴关系。 1975 年 12 月 7 日福特总统表示：“我们的双边关系从未更好些。最近的互访象征着一种基本的政治伙伴关系。”

　　日美政治伙伴关系在 80 年代继续发展。 1980 年 11 月 21 日，负责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注意到美日政治伙伴关系的发展：“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已成熟到羽翼已丰、更为平等和更有成果的伙伴关系。……在过去四年，日本的世界作用已开始从一种谨慎的几乎全神贯注于以务实为中心的经济活动，转向政治上积极、伙伴关系和领导。”在他看来，美日政治关系需要进一步发展：“由于我们将在东亚而且确实在全世界继续提供战略伞，我们将无疑恢复我们过去一直拥有的‘主要 - 次要'关系的某种成分。但是，真正的伙伴关系是我们这样的两国之间惟一可以持续的模式。这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必须意味着，如果不是结束我们的关系的‘不平等'性质，也至少是一种巨变。日本现在是个全球性大国，我们两国必须继续适应这个事实。这将并非易事。但我们在美国，必须尊重日本合法的关切；必须摈弃这种想法，‘协商'意味着询问别人想些什么，然后又总是我行我素；必须愿意接受，并行不悖的两种政策有时如果不比同一种解决办法好些，也与之不相上下；必须既愿领导又愿追随。”

　　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成为 80 年代发展日美政治伙伴关系的动力。在日本，为大平正芳内阁制定国家战略的九个研究小组之一完成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认为：“日本继续作为‘经济大国，政治小国'而不平衡地存在下去，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来说并非是件好事。” 在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于 1981 年 10 月 28 日对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政治作用感到高兴：“日本正走向 --- 尽管谨慎地 --- 承担一种负有全球责任的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作用。……我们欢迎日本方兴未艾的作用：日益积极地参与全球性问题。” 应当指出，美国支持日本政治大国化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日本不能脱离美国自行其是，而要以充当美国的支持者来换取其政治大国地位。

　　2 ．战略含义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日美建立政治伙伴关系的战略含义有广狭两义。从广义上说，日本的经济大国化意味着它终将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日美建立政治伙伴关系的内容之一是：日本要求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跻身全球性政治大国之列；美国则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以换取日本的经济贡献。应该指出，日本要实现其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仅有美国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日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从狭义上说， 80 年代的日本在“支持者”意义上成为美国的小伙伴。这就是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日本则与美国分享外援大国的地位。在美国霸权体制尚未解体的情况下，日本在全球范围充当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不过是为美国推行“一国霸权主义”助一臂之力。美国推动日本成为外援大国的目的是：既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也要通过消耗日本的国力来减弱其上升的势头。

　　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看，随着 80 年代日本国力的膨胀和政治大国口号的提出，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在日本政坛渐趋抬头：亲美的温和派主张走政治大国道路；反美的强硬派主张走军事大国道路。在此背景下，日美发展政治伙伴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日本民族主义愿望得不到满足的状况，又抑制了反美的日本戴高乐主义的发展。就日本而言，它从自身利益出发走向外援大国，是毋庸质疑的。在此意义上，日本充当外援大国，不仅是谋取经济利益，也是以分担负担之名，行与美国分担责任和分享权力之实。

　　日美发展政治伙伴关系使日本的外援具有更大的战略含义。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在 80 年代日益战略化：美苏冷战的热点地区及其周边国家成为日本援助的重点对象。这导致如下循环机制的形成：日本的外援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两国就日本外援的流向加强磋商，从而有助于两国发展政治伙伴关系。

　　在本质上，分担负担不过是日美两国搞政治交易的一种形式。日本虽然在 80 年代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却没有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政治地位；美国虽然保有一定的世界霸权地位，却感到力不从心，已经离不开日本的经济支持。日美在分担负担问题上搞政治交易意味着：日本在逐渐增大其全球性经济、政治作用的同时，势必直接、间接地为美国分担更多的费用，而美国则以不损害本国利益为前提，帮助日本政治大国化，给日本以更平等的伙伴地位和更大的权力。

　　从长远观点看，日美建立政治伙伴关系具有过渡性质。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既是其经济大国化的结果，也是其继续大国化的一种选择，即在政治大国化和军事大国化两者间更重视前者。如果说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是对其直接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否定，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是，日美建立政治伙伴关系是两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必由之路。

　　三、日美军事伙伴关系

　　1 ．军事伙伴关系的初步建立

　　冷战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其与美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拉大了。日本难以在经济上进一步支持美国，遂转而在军事上进一步支持美国。日美在此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在于：这不但与美国要日本为其火中取栗的既定目标相一致，而且对在海湾战争中不得不出资 130 亿美元的日本来说，也是件求之不得的事。在此意义上，出人可被视为出钱的替代。结果，在美国的推动下，致力于建立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就成为世纪之交日本的战略发展趋势之一，其发展方向不是日本增大对美依赖程度，而是增大相互性。

　　1994 年，日美经济冲突空前尖锐产生的危机感与“日本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消退的因素合在一起，给两国主张加强日美安全关系的势力提供了一个驾驭未来的机会。同年 3 月 11 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日本经济同友会讲演时透露：“今天早晨，我们召开了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以考虑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安全伙伴关系。利用这种方式讨论我们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尚属首次。” 同年春，若干美日官员、学者开办了一个学习班，其美方成员有中央情报局的沃格尔、国防部办公厅日本分部部长保罗· S. 贾拉、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 J. 格林、国防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克罗宁，日方成员有驻美公使饭村丰、驻美使馆一秘石井正文和美国国防大学的客座研究员高见泽将林。双方的共同目标是：稳定日美关系，使两国的安全合作具有活力。反复讨论的结果，完成了一个囊括讨论要点的战略文件。约瑟夫·奈在 9 月出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前，曾听取沃格尔对该战略文件的说明。奈当时未置可否，但后来提出的“奈氏倡议”却与此文件的精神一致。

　　奈和沃格尔一致认为，美国过于重视引起美日关系紧张乃至分裂的贸易摩擦问题，而对有助于两国拴在一起的安全问题注意不够。他们的主张为克林顿政府采纳 , 导致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在经济上打击日本变为在军事上拉拢日本。 1994 年 10 月至 1996 年 4 月，日美在奈的倡议下重新定义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被称为“奈氏倡议”。“奈氏倡议”的成果之一是，为给日美安保体制注入活力，自 1995 年 8 月起，两国开始起草《日美安全联合宣言》。《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和《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于 1996 年 4 月 15 、 17 日相继公布，标志着日美迈出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一步。

　　日美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二步，是以抬升日本的军事地位为前提，修改 1978 年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简称旧《指针》）。 1996 年 5 月 28 日在夏威夷召开日美安全小组委员会会议，明确了远东有事时美军为“矛”、日军为“盾”的分工（其实是美国主攻、日本助攻的分工），并达成下述一致：把工作重点放在推进远东有事时日本对美军的后勤保障上。这是修改旧《指针》之始。同年 6 月，为开展修改旧《指针》的工作，两国改组了隶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的日美防务合作小组委员会。从 1996 年 10 月到 1997 年 4 月，以设想朝鲜半岛有事为前提，日美共进行四次个案研究。 1997 年 9 月 23 日在纽约发表的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简称新《指针》）是两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新《指针》对旧《指针》作了很大改动，强调日美应在平时合作方面加强交换情报和政策协商，增加了在维和、裁军、军控、安全对话等方面的合作内容，而在战时合作方面则首次提出日本周边有事时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框架，标志着日美安保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后，落实新《指针》就成为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最大课题，主要涉及新《指针》相关法案的立法工作。从 1999 年 5 月到次年 11 月，日本相继出台《周边事态法》等法律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建立与美国的军事伙伴关系的国内政治障碍。落实新《指针》亦表现在日美两军建立协调机制方面。 50 年代初建立的日美军事同盟不存在联合指挥机构。这是日本抵制美国压力的结果。然而冷战后日美同盟对等性、相互性和互补性的提高，导致日美两军加强协调。新《指针》规定：“为共同实施有效的作战行动，自卫队和美军须通过包括灵活运用日美联合协调所在内的协调机制，在作战、情报活动及后勤保障方面相互密切协调。” 经过长期酝酿，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 2000 年 9 月 11 日决定建立新的协调机制，标志着日美迈出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第三步。

　　进入 21 世纪后，日美军事伙伴关系初步建立，其标志主要有二。第一，日美在 2001 年决定在安全领域开展战略对话，以加强两国军事关系的相互性。第二，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日本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继同年 10 月 29 日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后，于 11 月向印度洋派遣两支舰队。这不但是日本走向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重要的一步，而且意味着日本开始作为一支国际性军事力量与美国并肩作战。

　　2 ．战略含义

　　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步伐在 20 世纪最后五年明显加快，其战略后果是消极的。第一，日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将推动日本军事大国化。第二，作为美国推动日本发挥地区性安全作用的结果，美日的战时分工从美军进攻、日军防守变为美军主攻、日军助攻。不仅如此，由于美日在扩大日军的战时功能方面采取渐进路线，故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还可能为美军承担更多的义务。一个基本的趋势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将更积极地企图介入其周边国家的安全事务，其程度将保持在对美军的辅助作用的范围内。

　　美国推动日本军事大国化，在双边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从技术上看，日美以利益互换为原则，进行一场双赢博弈：两国利用对方的技术优势，取长补短，以降低开发成本。譬如，日本新一代 F-2 支援战斗机就是改造美国 F-16 战斗机的产物。双方在研制过程中各取所需：美国向日本提供现成的技术；日本向美国回流其开发的新技术。又如，美国在冷战后本着“以技术换技术”的精神与日本开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对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维系美日军事同盟，起到促进作用。从战略上看，冷战后日本继续在美国的卵翼下走向军事大国，是个日本以发展对美合作来增强本国军事实力的过程。日本增强军事实力必然增大其对美讨价还价的能力，其战略含义是：美国对日控制力势将下降；日本对美独立性势将增强。

　　1996 年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制后，日本开始谋求双重身份：既要充当美国的“被保护者”，又谋求在远东扮演直接支援美军的“保护者”角色。日本对美作战支援的范围在 1997 年从日本地区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暴露了其欲与美国合霸远东的野心，是日美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的表现。应当看到，日本与美国建立联合武装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的新体制，并非仅仅服从冷战后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其日后以大国身份发挥地区性安全作用预作张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对美独立性将增强。这决定着，其“被保护者”色彩将趋于淡化，而“保护者”色彩将趋于浓重。鉴于日本在国内面临宪法等制度上的障碍，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将是渐进的。

　　日美要建立真正的军事伙伴关系，就需修改或废除不平等的《日美安全条约》。然而在世纪之交，日美都不希望废约，至于修改条约，障碍主要在日方。日本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是：拥有但不行使集体自卫权。要把美国单方面保卫日本的条约变为相互防御条约，关键不在修改条约，而在修改日本的 1947 年宪法第九条。由此观之，冷战后日本对修宪的考虑增多，本身就有与美国建立军事伙伴关系之义。是否利用日本的修宪势力，已成为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2000 年 10 月 11 日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的特别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主张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美日伙伴关系。该报告提出，为使美日安全合作更加密切、有效，美国应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在该报告看来，美国必须欢迎日本表达成为更加平等的同盟伙伴的意向。 从本质上说，该报告的要害是企图利用日美军事伙伴关系化来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通过驾驭日本的发展方向，使亲英美派在日本继续掌权并与美国联合干涉别国事务，防止反美的日本戴高乐主义者上台。

　　展望未来，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日美关系的发展，将集中体现在两国继续建立军事伙伴关系上。未来的日本可能更倾向于与美国一起推行强权政治。这将是日本的“普通国家”化在外交、军事领域的体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将利用日美关系平等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日美安保体制的一个不对等的方面是，美国承担保卫日本的义务，而日本则没有义务保卫美国。今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将部分承担保卫美军的义务，从而部分地改变日美安保体制不平等的这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安保体制的片面性将趋于减少，而相互性则趋于增大。这将是日美关系全面伙伴关系化在军事领域的体现。

雾夜飞猪♂亲，答的可真够书面化！仰望！
个人觉得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当政的都是喜欢强权霸权，跟中国又是曾经有激烈矛盾，现在也矛盾不小的主。
所以他们两个国家谁过于强大，对中国都没啥好处！
而他们两个国家也是互相利用互相牵制的。
美国想控制亚洲这块靠中国，南北韩都不可能，只能靠日本，日本想扩大影响，最省力最有效的就是靠美国。
其实，美国也害怕日本过于强大，所以才变态一边支持曾被日本侵略的国家，一边帮助日本。想想当年，日本造的汽车从美国的天空砸下来，砸死了多少美国的中小型汽车制造商！
日本同样害怕憎恶美国。不论日本政客说得多好听:什么日本崇尚的是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东，不会太计较什么什么的胡扯！当初日本战败投降，美国的将军在日本当太上皇当了近半个世纪，现在日本貌似还有俩地儿让美国兵赖着不走呐！日本政府不恨美国政府，鬼也不会相信！
尽管如此，遇到比自己弱的，仍会互相合作亲密无间的分享美味，而不是互啃对方又臭又硬的皮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咬到皮毛下的东西。
综上所述，我说的就这么多了！-_-#

日本和美国不是狼狈为奸!
日本和英国是美国的狗腿子!
他们仰仗美国的鼻息!
他们拍美国的马屁!!
当美国在世界上称霸的时候,英国日本就可以吃美国赏赐的残羹剩饭!
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美国和日本作为军事上的盟友，经济上的对手这种局面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开始就一直维持到现在，楼主应该主要是想了解它们载军事上的关系和对中国的影响吧。

美日同盟的用心在于美国将日本作为东亚抑制中国军事实力扩张的桥头堡，而日本利用美国利用它的心理从而能够大肆嚣张多次违反当年立下的法律约定，就是大家熟知的日本近年来在国防上的发展，大有将日本再一次变成军事强国的动向（事实上日本在某些武器上的确是世界上很先进的），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美国在日本本土建有军事基地，能够在本地区发生危急状况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动用部队前往，而且日本的地理位置又恰好堵在了中国的东部海域出海口那块，确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其他的你可以参考网上众多的这类评述观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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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日本在战后可以说是长期受到美国的控制无法摆脱，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日本的主战武器来自美国，日本的经济发展也有美国的强力制约（1985年的“广场协定”就是例子），既然他摆脱不了，那么只有重视日美关系，乖乖的作附庸。
第二个：二战中日本在亚洲犯下累累罪行，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韩国关系常常出问题，有时还搞敌对（当然这是日本自己造成的，一下参拜靖国神社，一下篡改历史），那么他又需要美国的支持，而美国也需要这个马前卒来在亚洲制造不安定因素，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关系火热。
第三个：中日有领土争端，日本需要美国核保护。
第四个：日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打败过他，日本人在历史上对于打败过他的都很尊重，但是被他打败过的就比较轻视了。历史上中国先进，他们就学习中国的制度，近代西方先进，他就学习西方的模式，最终强大起来，而现在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他怎么会看得起中国。

原因很多，最关键的是：
1. 中国对日本的需要 多过 日本对中国的需要
2. 日本对美国的需要 多过 美国对日本的需要
所以日本知道：美国不会惯着日本， 而中国会对日本忍着。

另外原因是：
1. 日本是 赚 中国的钱， 而不是中国 送 的钱。 日本人（其它国家也都会）会觉得：‘我比你厉害（或者 你比我傻），我才能赚你的钱。
2. 任何国家（包括日本），都不会为 钱 折腰， 有损民族气节。 如果仅仅为经济利益而向中国低头， 估计日本国民也不同意。
3. 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尽管中国取得了一些列的成就，但在国际上比 印度 高不了多少。美国提供给日本的远比日本从中国得到的多的多。

-----------------------拿破仑战争同样惊醒了普鲁士，拿破仑横少整个日耳曼联邦和中欧，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势力，由1000多个日耳曼小国，促进了日耳曼联邦的建立，最终导致由普鲁士领导日耳曼联邦，德意志帝国诞生，而法国万万没料到，包括英俄等国不愿看到的，1870年普法战争，普奥战争，导致德国的崛起，西方等国他不承认也得承认，------------------------抗日战争，同样惊醒了新中国，原先中国到处都是军阀割据，导致一个国家统一抗日成立，这是日本不愿看到了，可是发生了，幸亏日本军政的无能，没有实施石原的战略，从而到中共领导的强大新中国建立，毛的新中国，敢于叫板美苏的新中国， 意义极其深远， 毛主席曾经对日本说，72年中日建交时， 应该感谢日本，就是这个缘故，----------------------------------------------不然共党，早就死在国民党手下了， 新中国和德国有同样类似战略局势，但中国国家潜力要远远好于德国， 这就是潜力， ---------------------------------现在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和二战日本唯一战略家石原尔二的战略步骤一样，但中国还比二战的日本，快上几步，石原的战略是，亲美，排除英法德在东亚势力，打击俄国，好好经营北满（东北），最终决战美国 现在中国战略基本上和石原一样，不但亲美，亲欧，好好的经营不是北满而是整个中国，削弱俄国，削弱日本，排除日俄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以外，经营亚洲，最终决战美国 中国一等强国，我看是行的，30年足以建成， 拭目以待， -------------------

岛国危机，日本感觉中国离他这么近，自己国家自然资源又匮乏，怕中国有一天威胁到他，日本与美国同属资本主义国家，有这么一个“”靠山”他才刚敢与中国叫板！

小日本是美国最忠实的爱9犬，美国是小9日本最大的保9护主9人，美9日之间是同盟9关系，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所以美日关系很近，小日本也最重视。相反，中国和小日本由于历史上的纠纷恩怨，现在制度又各不相同，加上中国Z9F外交上的屡次失误，所以小日本不重视中日关系。

（1）历史上中美关系事件（标志性事件 政治、经济）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
②官员交往：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③1972年，尼克松公开访华，《中美联
合公报》在上海签订，正式结束对抗。
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
宣布：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

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中美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时 间 事 件
1971.4 美乒乓球队访华，“小球转动大球”
1971.7 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2 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开始正常
1978.12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
1979.1 中美正式建交实现正常化

（2）黄岩岛问题有关看法
中国在南海的当务之急。菲律宾、越南等国长期不把中国警告当回事，这使它们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概率变得更高。两国在领土问题上往往表现得很激进，常有不惜与中国冲突的头脑发热。用抗议和规劝让菲越冷静下来大概是徒劳的。中国只有采取坚决维权行动，通过几次对峙和摩擦，才能让马尼拉与河内醒悟，对南海争端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次黄岩岛对峙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中国必须做到这次摩擦的完胜，重塑其他南海声索国对中国维护主权决心的认识，使它们对今后与中国的摩擦三思而后行。
现在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动作，花样层出不穷，搞得吾国只有还嘴之力，没有攻击之心，并且一忍再忍。据官方所言，这是符合大国风范，然而，世上之上，有时候很奇妙，有时候你一味的忍耐，反而会被他人取笑为懦弱，而只要你给他当头一棒，它必定会乖乖听话。因此，在对待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对菲律宾采取的一味容忍，并非是大国风范，相反在菲律宾看来是软弱可欺！　在黄岩岛问题上，菲律宾选择的是以“弱者”的身份来博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但它们并没有把自己例入侵犯者的位置。而吾国政府则选择怀柔的心态，去容忍它种种越轨的行为，来显示“大国风范”。然而，这种“大国风范”并非是中国民众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菲律宾国家对中国，是以弱欺大，仿佛在告诉世界，我们欺负中国，而中国只能是一味的退让。我们政府要清楚的认识到，黄岩岛事端是菲律宾先挑起的，我们只选择一味容忍，然后让它们是我们国家领土任意妄伪，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我们来看看领居大哥俄罗斯，日本声称北方四岛拥有主权，并且个别不怕死的渔民去那里捕鱼，俄罗斯一再驱逐，直到最后直接开炮砸死日本渔民。之后，俄罗斯进行了“愿赔偿、不道歉、不承认”现在怎么样，日本还有不怕死的敢去捕鱼吗？　　因此，在国际问题上，如果只是选择一味的容忍，反而给他人一个软弱可欺的错觉！并非是大国风范，这一点要认清楚。　所以，中国有必要向黄岩岛增派海监力量，同时要让中国海军做好应急增援准备。海军是海监和渔政执法的强大后盾，中国对此用不着遮掩。同时还应通过此次摩擦在南海立信。这个“信”就是中国会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不会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中国的这个大原则不会因黄岩岛摩擦的升级而改变。
由于中国的南海和平政策一直有较高的可信度，在寻求立威和立信平衡的同时，当前应把立威放在更突出位置。因为只有“威”的保护，“信”才有价值，才会受到南海其他声索国和域外国家的普遍尊重。中国有必要实质性加强和扩大自己目前在南海的执法优势，使其成为南海无可动摇的政治现实，最大限度地压缩菲越对南海诸岛“宣示主权”的空间。
大国风范，并非是任人欺负，只是在用嘴巴在打仗，嘴皮子动的再厉害，也不过是艺术家的表演而已。而在外交上，国家的尊严是需要实际行动来证明的。和平的角色，是需要扮演，但要看时间和地点，而今在菲律宾等周边小国无端的侵犯吾国领土，我们要扮演的“和平”的角色，便是用炮弹来维护“和平”，而非用容忍来展示“大国风范”。我个人认为是我国有意顺水推舟，促进事件发展，因为我国领土纷争太多，但并没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理模式，刚好挑事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和我们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小国，事件本身容易控制，所以想通过此次事件建立一个“黄岩岛模式”，给我国、同时也给别国做一个参考；但就目前来说，美并不想让中国体面地解决事件并订立模式，所以美与其同盟（日、韩、澳大利亚等）不断给菲律宾提供各项援助，让其敢于和中国对抗；就菲律宾本国而言，能借助美日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为自己谋利是求之不得的，有了后盾就更不怕把事情高大；从整体而言，我们目前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借用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们目前处于“伐交”阶段，理想状态下，我们能在此阶段解决事件。
许多人对为什么我国态度不硬提出疑问，在看过别人的回答之后，在我个人想法中，貌似只有一条没人回答过，我阐述一下：菲律宾本国经济发展不好，菲zf想利用黄岩岛事件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如果我们态度强硬就等于入套了，菲民众对我国的反抗态度会取代对本国经济的不满；反之，我们态度怀柔，菲民众不但不会仇视中国，反而会更加反对自己的zf，经济没搞好还去招惹zhong国；而且我国对菲经济发展占有一定比重，必要时可以釜底抽薪，我们的牌很多，但菲几乎没有牌了，总之菲始终在我们的掌控中，只会出一些低端卑劣的计策，是赢不了zhong国的，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真的很难搞。

（3）中美合作应保持什么样的态度
中美关系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双方都各自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以比较务实、比较稳健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关系。虽然从整体上，中美关系在一些方面有所进展；但在军事交往、高科技交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台湾问题等一些重要方面，却存在倒退和相当的不确定性。 现在中美关系之所以保持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务实的状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互相之间各有需求。 对于中国而言，美方是中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人员往来也达到了历史上没有的程度，中方对美方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寄予厚望，而且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交流。 对美国而言，在反恐、朝核、联合国等各方面，都需要与中国合作。在伊拉克危机中，中方持比较中立的立场，没有像德法俄那样对美国形成障碍或挑战，美方对这点还是予以重视的。 这些策略上的考虑，双方利益上的出发点，使中美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彼此需求强烈的时期，但还有很多可变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对中美关系要有实事求是的看法，应该在看到成绩的同时，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是当利益受到侵犯时要坚决维护 应该在冲突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谋发展。

（4）中学生对中美关系感悟
一切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国家利益 中国国家利益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一直谋求世界的和平，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干涉别国内政。中一直致力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历史上中美关系事件（标志性事件 政治、经济）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
②官员交往：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③1972年，尼克松公开访华，《中美联
合公报》在上海签订，正式结束对抗。
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
宣布：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

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中美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时 间 事 件
1971.4 美乒乓球队访华，“小球转动大球”
1971.7 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2 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开始正常
1978.12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
1979.1 中美正式建交实现正常化

（2）黄岩岛问题有关看法
中国在南海的当务之急。菲律宾、越南等国长期不把中国警告当回事，这使它们与中国发生摩擦的概率变得更高。两国在领土问题上往往表现得很激进，常有不惜与中国冲突的头脑发热。用抗议和规劝让菲越冷静下来大概是徒劳的。中国只有采取坚决维权行动，通过几次对峙和摩擦，才能让马尼拉与河内醒悟，对南海争端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
这次黄岩岛对峙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中国必须做到这次摩擦的完胜，重塑其他南海声索国对中国维护主权决心的认识，使它们对今后与中国的摩擦三思而后行。
现在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动作，花样层出不穷，搞得吾国只有还嘴之力，没有攻击之心，并且一忍再忍。据官方所言，这是符合大国风范，然而，世上之上，有时候很奇妙，有时候你一味的忍耐，反而会被他人取笑为懦弱，而只要你给他当头一棒，它必定会乖乖听话。因此，在对待黄岩岛问题上，中国对菲律宾采取的一味容忍，并非是大国风范，相反在菲律宾看来是软弱可欺！　在黄岩岛问题上，菲律宾选择的是以“弱者”的身份来博取世界各国的同情，但它们并没有把自己例入侵犯者的位置。而吾国政府则选择怀柔的心态，去容忍它种种越轨的行为，来显示“大国风范”。然而，这种“大国风范”并非是中国民众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菲律宾国家对中国，是以弱欺大，仿佛在告诉世界，我们欺负中国，而中国只能是一味的退让。我们政府要清楚的认识到，黄岩岛事端是菲律宾先挑起的，我们只选择一味容忍，然后让它们是我们国家领土任意妄伪，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呢？我们来看看领居大哥俄罗斯，日本声称北方四岛拥有主权，并且个别不怕死的渔民去那里捕鱼，俄罗斯一再驱逐，直到最后直接开炮砸死日本渔民。之后，俄罗斯进行了“愿赔偿、不道歉、不承认”现在怎么样，日本还有不怕死的敢去捕鱼吗？　　因此，在国际问题上，如果只是选择一味的容忍，反而给他人一个软弱可欺的错觉！并非是大国风范，这一点要认清楚。　所以，中国有必要向黄岩岛增派海监力量，同时要让中国海军做好应急增援准备。海军是海监和渔政执法的强大后盾，中国对此用不着遮掩。同时还应通过此次摩擦在南海立信。这个“信”就是中国会坚持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原则，不会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中国的这个大原则不会因黄岩岛摩擦的升级而改变。
由于中国的南海和平政策一直有较高的可信度，在寻求立威和立信平衡的同时，当前应把立威放在更突出位置。因为只有“威”的保护，“信”才有价值，才会受到南海其他声索国和域外国家的普遍尊重。中国有必要实质性加强和扩大自己目前在南海的执法优势，使其成为南海无可动摇的政治现实，最大限度地压缩菲越对南海诸岛“宣示主权”的空间。
大国风范，并非是任人欺负，只是在用嘴巴在打仗，嘴皮子动的再厉害，也不过是艺术家的表演而已。而在外交上，国家的尊严是需要实际行动来证明的。和平的角色，是需要扮演，但要看时间和地点，而今在菲律宾等周边小国无端的侵犯吾国领土，我们要扮演的“和平”的角色，便是用炮弹来维护“和平”，而非用容忍来展示“大国风范”。我个人认为是我国有意顺水推舟，促进事件发展，因为我国领土纷争太多，但并没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处理模式，刚好挑事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和我们不在一个数量级的小国，事件本身容易控制，所以想通过此次事件建立一个“黄岩岛模式”，给我国、同时也给别国做一个参考；但就目前来说，美并不想让中国体面地解决事件并订立模式，所以美与其同盟（日、韩、澳大利亚等）不断给菲律宾提供各项援助，让其敢于和中国对抗；就菲律宾本国而言，能借助美日这样军事强国的力量为自己谋利是求之不得的，有了后盾就更不怕把事情高大；从整体而言，我们目前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借用孙子兵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们目前处于“伐交”阶段，理想状态下，我们能在此阶段解决事件。
许多人对为什么我国态度不硬提出疑问，在看过别人的回答之后，在我个人想法中，貌似只有一条没人回答过，我阐述一下：菲律宾本国经济发展不好，菲zf想利用黄岩岛事件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如果我们态度强硬就等于入套了，菲民众对我国的反抗态度会取代对本国经济的不满；反之，我们态度怀柔，菲民众不但不会仇视中国，反而会更加反对自己的zf，经济没搞好还去招惹zhong国；而且我国对菲经济发展占有一定比重，必要时可以釜底抽薪，我们的牌很多，但菲几乎没有牌了，总之菲始终在我们的掌控中，只会出一些低端卑劣的计策，是赢不了zhong国的，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真的很难搞。

（1）历史上中美关系事件（标志性事件 政治、经济）
①“乒乓外交”，以民促官。
②官员交往：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③1972年，尼克松公开访华，《中美联
合公报》在上海签订，正式结束对抗。
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
宣布：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

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中美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中美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时 间 事 件
1971.4 美乒乓球队访华，“小球转动大球”
1971.7 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2 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开始正常
1978.12 中美发表建交公报
1979.1 中美正式建交实现正常化

做任务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