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本以马基亚维利的主角的外国小说，它的名字是什么

马基雅维利批评以往的作家谈论政治时只涉及理想的与想象的国家，他宣称自己所处理的政治问题是具实效的真理。处于深思市民人文精神传统的马基雅维利，极度关切城市的宪政体制以及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他对这个时期之苛酷现实作风的贡献，是他认识到具有政治家情操的英雄不必千篇一律遵循基督教的道德蒙诫，而实际上某些老套的道德格言压抑君王的结果却极可能直接导致其毁灭。他辩称，一个君王因此必须明了如何不为善，并且顺势运用这种体认。此外，他也认为正在巩固其权力的君王必须知道怎样支配人们的想象力。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即能达到此境界；马基雅维利服职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曾与他交涉过。鲍吉亚曾派遣手下将领欧柯（Ramirrodaorca）以必要的残酷手段，镇抚新近征服的罗曼迦那（Romagna）；然后他差人杀了欧柯，使之尸体身首异处，弃置于席塞那（Cesena）的广场。此举是为了安抚当地的怨尤之声，而且无疑也想操纵人们的想象力。马基雅维利在《君王论》的第七章写道，这个残暴的景像“同时带给人们满意和惊讶”。有人常说，马基雅维利相信私人的道德生活和政治家的道德是两回事。然而，尽管他有犬儒的风格，但他对善恶率直认定的断然态度却绝不摇摆不定。统治者并未被赋与一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只是统治者被解释为道德本身的守护者，而于必要时得以侵犯道德规范。将其劝谏君王的语言换成对于正在出现的现代国家（他对此有敏锐的观察）特征的描绘，这点便成了国家理由的观念。
写作《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这一面的马基雅维利鲜为人知，却更历久弥新。在此书中我们发现一种社会冲突理论：人们相互斗争竟使国家保持统一，而免崩溃的趋势。他留传给后代思想家一个古典的理念，即任何持久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民主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创造以及维系一个在市民公共领域中超越私人与家族偏执的国家，虽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但却有其终局的恶运。因为国家创造和平，和平带来繁华，当人们逐渐习惯繁华与和平的日子，他们便丧失公德，放纵私人的情欲；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自由屈服于腐化。这个强调公民参与的传统，甚至在近代早期欧洲的绝对君主政体中亦未曾断绝，而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开始即成为主流。它构成现代所谓“民主政体”的许多内容。
然而，在通俗的想象中，马基雅维利总成为以操纵取乐的代言人，及最善于描绘权谋的作家。许多革命冒险家从他那里找到遁词以掩饰他们本能的行为倾向。当社会心理学家在制作问卷测量人格的操纵倾向时，也记取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角色。测验得高分的叫“highmach”，而比较不具操纵倾向的人则叫“lowmach”。
如果我们对于马基雅维利先生的生平和其的整个政治理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我们必然会认识到那些对于马基雅维利先生的指责完全是片面。在了解学习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清楚马基雅维利先生追求的是什么，他的思想理念是什么。在下读过深知马基雅维利先生是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强者为尊，实力就说明一切，各个封建诸侯和国君们使用权谋和诈术来拼命扩展自己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大众却如群氓一样为人轻易操控反复无常。而共和派人士一次又一次的建立共和政体的努力却一次又一次的在强权的打压之下失败。在这种背景下，马基雅维利先生怎么可能指望那些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鬼话?他又如何把希望放在一次又一次背弃他们那些共和主义者的人民身上?在那种情况依赖强有力的君主利用强有力的权利和权谋来统一他心爱的祖国,是他唯一现实的选择。在那种情况下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孕育而生。他声称这是一本献给君主的宝书，他也因此背上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恶名。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马基雅维利先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他所追求的东西从来就没有变过，一个共和制的统一的祖国。无疑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使用现实的政治权术，而不是那些理想的政治道德.实际上我们必须清楚，虽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现实政治权谋的代名词，但是并不意味在之前这些东西就不存在.实际上这些东西一开始就与人类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只是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有勇气把这些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与其说是马基雅维利先生发明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如说其毫不留情的撕下了那些统治者的遮羞布，使得他们丑恶的面容暴露在世人面前。在综合了这些东西后我们有理由赞同卢梭的说法“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实际上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告诉他们被怎样的人所统治，实为共和党人的宝书”确实是如此表面看起来他是在指导君主如何奴役人民，然而当那些君主奴役人民的手段和他们那恶劣的本性暴露在人民之前时，当人民有充分的觉悟之时，也可以在的指导之下去追求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马基雅维力绝非鼓励任何犯罪行为。政治家是文明的创造者，除非为了公益，他们的野心并无荣耀可言。他以稍带保留的态度，谈论政治活动里适当使用残暴手段的问题。必要使用残暴手段的判断标准是：它不能流于滥用。而且，这种效性与荣耀伦理的结合，是他极为独特的态度。马基雅维利在一段通常译为“目的合理化手段”的文字中写道：“当行为指控他时，行为的结果却应宽恕之”。但他所关心的不是道德的合理化，而是由臣民和史学家所做的适当判断。从这个技术的观点而言，宗教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使人勇于献身、强化其德行。马基雅维利以拉丁式风格，强烈反对教士干政，而且时常率直地反对基督教，因它的谦卑论削弱了政府，并阻止严肃的军事狂暴行为。他只赞美现世的英雄而非来生的虔诚奉献者。
没有几个政治思想家受到象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马基雅维利可以在理论上证实这种虚伪的行径。
当然人们根据道德规范批判马基雅维利并不表明他没有影响。更为确切地说，人们对他的影响提出异议是因为他的思想并非格外新颖独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马基雅维利反复重申他并不是提出一种新政策，而是指出自从远古以来许多杰出君王的成功之路。马基雅维利总是引用古代历史或意大利事件中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建议。凯撒·波吉亚（马基雅维利《君王论》中称赞的人物）没有从马基雅维利那里学到什么策略，反而是马基雅维利从他那里学到了实惠。
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但是看来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马基雅维利策略在现代政治中比在《君王论》发表之前更加盛行，这是马基雅维利在本册中名次不高的主要原因。
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实践影响的程度还没有确定的话，那么他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辨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而马基雅维利则从纯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历史和政治。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