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会像中国古风一样热衷于架空历史创作吗

不完全一样。1.两者的传统及局面 2.中国历史小说目的在于教化，西方重在再现时代 3.对待历史人物，中国作家多作主观评价，西方作家则较为客观 4.中西当代历史小说的不同创作背景及走向:中国作家在思想解放后透过历史看现实，西方作家无法把握瞬息万变的社会而背向现实写过去。
中国小说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由于中国小说自身的巨大成就和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经验，由于对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学采取积极借鉴的态度，也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源泉，中国文学将会创造出更灿烂、更伟大的篇章，对整个人类文学艺术事业将作出更大的贡献，它将以更美更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index.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u-xun/index.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外国文学就像外国的人性格一样，属于外放型，而中国的人性格敛所以文学容也是含蓄的。就像外国的十字架，而中国是太极图，他们期求的是去征服自然，以人为本，以己为本，而中国是要去让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天人合一。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

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

扩展资料：

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价值。

关于精神，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一般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精神这一概念的：它是人内在的一种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与感性诸多心理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不断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

因而，精神的价值不同于物质的价值，精神价值是内在的、本体的、不断超越自身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是文学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的接受鉴赏也属于人们的精神领域的活动。

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伪现代派”时期（1979-1981）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 “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 ‘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 “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外国文学主要常用抽象写法。都比较抽象。看得我眼花缭乱！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可以为宏观界定西方文学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这三个部分来看,西方文学的总特征是狂悖与务虚.

中国文学主要是综观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全貌，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

二、我国文学历来是勇于进取，在形式和体裁上不断创新或推陈出新的开放型文学。比如，诗歌的发展是由四言诗而五言诗、七言诗，由古体诗而近体诗、格律诗、自由诗。
需要指出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族，能够全面、辩证、成熟地对待文学形式和体裁上的创新和革命。
三、我国文学是在向世界进步文学不断学习、科学借鉴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丰富起来，从而与世界文学健康、奋进的潮流相沟通、相汇合的文学。
四、多种文学流派自由发展，平等竞争，贯穿我国文学发展的始终。这也是我国文学的一个好传统。

五、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民间文学总是与正宗文学并驾齐驱，成为推动正宗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强大潮流。

外国文学就象外国的人性格一样，是属于外放型的，而中国的人性格内敛所以文学也是含蓄的。就象外国的十字架，而中国是太极图。他们期求的是去征服自然，以人为本，以己为本，而中国是要去让自然和人合二为一、天人合一。外国文学还比较系统，有他的一整套体系，而在中国很少。

外国文学清淡文雅又有一种古朴的感觉又有一种神秘的韵味,具有独特的艺术感
中国文化比较悠久历史也较早,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清新自然,滑而又实,又带有民族气息.
再一个呢:写法重于描述刻画塑造以及看似平淡而又能够突出一些精髓的叙述,总之注重于细节与写法

正如楼上所说中国以民族历史和现代生活为主题居多而外国多用于写宗教信仰
战争古代的东西等等,这就体现了外国文学的独特的艺术感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的悠久文化与浓厚的写作色彩
这些都为两者不同之处

中国人的创意如何不如外国人？古时就有百家争鸣、四大发明，儒家学说更是影响了西方人的启蒙运动。若说中国人沉溺历史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如今的中国更加懂得创造，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到屠呦呦的青蒿素，中国人的创意拯救了全球千千万万的生命；云贵深山中跨越天堑的山路大桥，实验室中那些领先的科研成果，中国人的创意甚至令外国人夸耀；量子计算机、FAST球面电射望远镜、C919升天、深蓝二号和蛟龙号下水，中国人凭着自己的创意，窥见最细微的物质，探索最浩瀚的宇宙，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擒蛟。中国人如何没有创意？外国人又有何创意？人种之区别对于创意能有多大影响？再说外国人、中国人的概念未免太过宽泛，如果非得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否定了自己富有创意，那简直就是荒谬。中国人向来都懂得创造，借古鉴今，不忘历史，亦放眼未来。中国人之创意本就无限。

因为外国人懂得去创造，去创新。而中国只会想着我们以前的古老文化。外国人喜欢自己动手创造，而中国人只是想着那个东西，却不去做。其实说白了就是勤快，想法，勇于动手去做。而且中国人的父母看到孩子做这些只会认为孩子是在做没有用的东西，只会催孩子快点去写作业。而外国人的父母他们勇于让孩子去发现自己，不管孩子做了什么决定，父母永远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一直都在鼓励他们，这种鼓励，让他们大胆，放心的去做，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父母听到了这些想法，会认为他们是异想天开，因为他们知道父母是支持自己的。而中国就不行啊。比如上网查资料。中国孩子要上网查资料，父母只会凶巴巴的骂，不同意。说是为了我们好。可外国的孩子要上网，父母只会让他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中国的父母抓的实在是太紧了。每天都要上补习班，他们哪有时间去创新什么东西？外国的孩子从小父母就培养他们独立。(支持他们是一部分)所以从小他们就可以去做他们任何想要做的事情。因为父母的鼓励，使他们不害怕失败。没关系，失败就在来一次嘛。可中国的父母只会认为他们是在做没有用的事情。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写点练习题呢。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其实更偏向于西方文化。从小培养孩子独立对孩子绝对有好处。我妈从小也是这样培养我的。至少我会独立，走到外面去，不用担心自己被饿死。所以意思自己理解。
(会不会有点随便啊。)

在你心里的，肯定觉得外国人好，所以我就给你原因，因为比我们早很多年吃饱。
他们抢劫了我们的财富回去发展的时候，你发现了吗？ 他们压迫我们的时候，你发现了吗？ 现在在先辈的努力下，大家生活开始一步一步的变好的时候，很多变成世界第一的时候，你却觉得我们比不过别人？ 我们跟他们同一起跑线？
国外实行精英教育，你老是拿普通人智慧去跟别人的精英做对比，不受打击才怪呢。外国人 比我们蠢得得多得人也比比皆是，在这不是不能制造各式各样有创意的东西，而是有创意的人不一定有钱有能力将创意很快的转化为生产力，将他商业化，被你看，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没创意。
再者，你所认识的一点点范围的，代表不了中国的创意。 简单说，遥控飞机，大疆，中国最厉害，超级计算机，中国也排名很前，霸占了好几届全球第一。 这些不是创意，不是能力？
别人总会创造创造的， 你们支持国产的优秀产品了吗？ 好的创意你们付钱了吗？ 没有的话，就不要说这种不要脸的话了，我们现在什么时候比别人差了， 你买别人所谓好创意的产品比我们这里很多普通的东西要贵好几十倍，你说好， 有同样创意的东西，他比普通商品贵两倍你就开始嘲讽模式，什么东西啊，什么玩意卖那么贵？ 于是乎，创意被你一步步扼杀，但是你却一无所知，还老是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们从不比别人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国家却能跟他们有共同对话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骄傲，最大能力，牛逼，不然，你以为你还能在这里吃饱了没事干发牢骚说自己国家不怎样？

1，是教育观念不同
外国对教育的理念和中国不一样的。中国一致认为上学就是要成才，然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外国人觉得学校就是在进入社会前的准备阶段，成绩没所谓，只要能适应社会，总归会有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中国人步入社会面对的是选择题，要从几个选项里选一个最佳答案。外国人步入社会是一道作文题，而且还是题目自拟，想写什么随便选。
2，是可掌控的时间不同
与其说是创意不及外国人，更应该说是中国人没有那多时间来搞这些东西。
儿童时代，中国人是认字、早教，背英文，外国人是玩、玩、玩。
学生时代，中国人是上学、补课、请家教，外国人是学习、交友、玩乐。
步入社会，中国人是上班、加班、忙赚钱，外国人是上班、休闲、旅游。
3，社会文化不一样
在中国一直是认为谦虚是一个美德，从孔子以来就一直是这样。但是在西方谦虚不是一种美德，亚里士多德说过，谦虚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过低评价，所以这个人原本是可以做得更好，而他却没有这样做。从这个观点就可以看出，社会文化上中西方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外国人有什么发明就想让全世界知道，而中国人有了发明却很低调。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专利申请数量上看，2021年中国是第二名的，预计2021年可以超越美国，这个不是最好的依据说明中国人其实一直在创新，只不过没有到处宣传而已。

我认为首先，中国采用应试教育，看中的事小学到高中的基础教育，看中的是知识的积累，这也是高考往往被许多人认为是决定人一生的原因。而外国人尤其是欧美洲的发达国家里，重点是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基础教育中，往脑海里高强度灌输大量知识的是中国教育，而让学生去主动探索知识则是外国人的教育方式。欧美洲的发达国家里进入大学，更培养学生兴趣，基于从小的关于探索知识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人可以轻易的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兴趣并提出创新的想法。而面对中国被动接受知识的应试教育，及时拥有大量的知识基础，但是最高程度也仅限于知识的模式化应用，没有类似那些其他国家前期的教育培养，更难产生创新的想法。这也是中国孩子小时候也许可以成为外国孩子中的佼佼者，长大确未必有那些外国孩子成功的原因。
当然也还有国家经济水平的原因，由于许多发达国家由于经济水平足够，所以国家福利可以保证许多人不靠工作赚钱就能养活自己，所以这些外国人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兴趣，只为喜欢而不为盈利为目的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使这些外国人更有热情，愿意更多的将精力投入其中，从而也会因此产生更多创新性的想法，所以他们才往往可以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但是中国的国家福利还远远达不到让许多人用兴趣谋生，所以许多人会为了谋生或盈利而去从事一些自己并没有热情的工作，所以他们自然达不到更高的专业水准，也不会为他的工作产生创新性的想法。这是用户泪界再见答，仅是一些个人看法，但是现在我们国家也在鼓励创新，也在进行教育改革，也在经济水平稳步增长，希望能给我们的国家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期待，我们的国家一定也会在创新方面越来越好(*^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