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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元佑更化,元祐更化,元枯更化

时间: 2021-08-09 14:05:36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9次

如何区分元佑更化,元祐更化,元枯更化

司马光元祐更化尽废新法时,反改革派内部有没有意见?

苏轼对司马光起了个绰号“司马牛”,从这个绰号里就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执拗固执的人。性格执拗的人一般大都心胸不够阔达。他与王安石一起可以说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对曾经的知己为了变法和反变法却视对方如寇仇,一个是变法派的代表,一个是保守派的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派别左右了仁宗以后的宋朝朝局,“你方唱罢我登场”新旧两派的斗争,伴随着北宋的灭亡。可以说北宋的灭亡与两派的党争密不可分。试想如果他们两个人但凡有一个能够听进去别人的忠言,特别是司马光,我想就不会出现仁宗后北宋朝廷的一连串党争,北宋因此延续一二百年也未可知。

历史上司马光算得上是寿终正寝的,活了68岁的他,在那个年代还算高寿。但是他的死却不是终点,围绕他死后所追赠的谥号,新旧两派展开斗争。司马光死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于高陵。

熙宁变法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美泽,至今蒙利”。

然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就曾有过三段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务百货,不在民,则在官,彼民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

司马光

而整个变法过程中,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给人的观感是君子之党;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给人的观感是小人之党。所以当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高太后派使者间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力量的壮大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

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舆论,援引孔子的话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针锋相对地还击,他一方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吕惠卿分开,说新法都是王、吕所为;另一方面他强调高太后把新法与神宗撇清,显然是自欺欺人,但这种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旧权威的当口被袭用。

所谓“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绕开了“以子改父”,从皇权继承角度却是讲不通的,因为继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这也为日后哲宗绍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实。

关于尽废新法的争论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地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闰二月,右司谏王觌向变法派大臣发起攻击,说:“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接着连续上奏指斥蔡确、章惇、韩缜。孙觉、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其他台谏也猛攻蔡确。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

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权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地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意见。

范纯仁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分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亦罢及此乎?”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以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

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都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五天恢复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个典型的骑墙派,很快从变法派阵营倒向反变法派。司马光高兴地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八月,范纯仁因国用支绌,建议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为不妥。司马光正抱病在家,闻迅急忙入见高太后,追问是哪个奸人主张重新实行这个方法的,吓得范纯仁在旁不敢吱声。

王安石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后世对司马光的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分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

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地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王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于因循”。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

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什么叫元祐“更化”?

“更化”即改制,改革的意思。

哲宗即位初期,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高祖是太祖时的大将曹彬。神宗生前她就对变法改革持否定态度,只是因恪守宋朝家法才没有出面干预。高氏执政后,立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神宗去世时,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可见当时司马光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司马光执政后连续上札,有《乞开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伤中者疏》、《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等,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言论,援引孔子的话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改父”,并以此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于是被逐渐废除。七月,首废保甲团教。十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和保马法也相继被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史称“元祐更化”。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了。”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也反对仓促废除,认为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然而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八月,再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废除新法的活动由右相吕公著继续进行。这时,新法其实已经废除得差不多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给北宋后期政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北宋王朝元祐更化的影响有哪些

元祐更化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让北宋腐败的政治体系得到了延续。王安石变法,革除了原本严苛的律法,改变了落后的官僚体系,为部分民众谋得了福利。但是在元祐更化之后,这些新政举措全部被保守派废除。使得北宋又重新回到了黑暗的官僚时代。不仅如此,反复变换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让不少百姓和基层官员颇多怨言。整个社会又重新回到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元祐更化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宋朝的外交更加屈辱化。元祐更化后,那些曾经的保守派又重新上台。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安全。在西夏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竟然将原本获得的四个地区,都割让给了西夏,这对北宋王朝来说,是一次极大的羞辱。但是朝廷的那些保守派官员丝毫不在意这些,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保证稳定,即使割地赔款也是值得的。就这样,在他们的默认下,北宋边境的潜在的威胁越来越大。元祐更化的第三个影响,就是使得北宋王朝内部的矛盾更加突出,党争和权斗的局面更加激烈。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权利之争,从改革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元祐更化之时,保守派将曾经的改革势力全部贬谪出京城,但是朝中的局势没有因此改善。皇权跟相权的斗争,又成为王朝新的隐患。这种现象直到元祐更化结束后,才稍稍缓和。但是权力的争夺,在北宋后期越来越激烈。自宋哲宗死后,北宋朝廷内部的党争更加的严重,成为了北宋王朝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元祐更化的影响,可以知道,虽然这个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政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却为整个王朝的没落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元祐更化,发生在王安石变法十余年后,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折点。
文章标题: 如何区分元佑更化,元祐更化,元枯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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