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吹打的历史背景，代表作品

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鳝、汪士慎:

郑燮（1693-1765），清代书画家艺术家、文学家。字克柔，号板桥，江苏省兴化人。早年家贫，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曾祖郑新万，庠生；祖父郑清之，儒官；父亲郑立本，字立庵，廪生。郑燮在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兴化城东门古板桥。4岁母汪夫人去世；5岁父继娶郝夫人。14岁继母郝夫人卒。少时读书真州毛家桥，20岁从兴化前辈陆种园先生写词。23岁与周邑人徐氏成婚，24岁应科举为康熙秀才，26岁开始教馆。30岁父郑立庵卒，31岁卖画扬州，陆续10年时间。39岁辛亥年（1731年）雍正九年，妻徐氏卒。40岁秋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作《得南闱捷音》。43岁二月，扬州北郊与饶五姑娘定情，题《西江月》一阙。44岁两辰年（1736年）乾隆元年二月至三月，在京应考，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45岁乳母费氏卒，复得程羽宸资助，纳饶氏。50岁壬戌年（1742年）乾隆七年春任山东范县县令，兼署朝城县。52岁妾饶氏生子。54岁由范县改任潍县知县，连任七年，60岁时以助农民胜讼及办赈济，得罪豪坤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特别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50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原济）、朱耷（八大山人）等人，而自成家法。以草书中竖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墨色淋漓，豪气纵横。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非古非今，非隶非楷，笔走龙蛇，不苟同俗，自称为“六分半书”。为“杨州八怪”之一。郑燮三是公正廉明，才华横溢的正人君子，却以“扬州八怪”的“首怪”传名后世，究其原因，不外是“不合时宜”。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与人为善，好抱不平。因此，与那些贪赃枉法，仗势欺人，嫌贫爱富，虚伪逢迎种种丑恶世俗格不入。他对人对事，写字作文都有自己的见解，决不同流合污，随声附和，故在一般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无不为“怪”。他工诗词，直摅血性，格高思远，描写民间疾苦颇为深切。郑板桥对待任何事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决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因而被称为“怪”。他见人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钻营名利，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因此他大书“难得糊涂”。人们都赞扬他过目成诵，他却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他主张反复钻研，去伪存真，灵活运用，不能满足于照本宣科，速记背诵。他对文艺创作的见解异常精辟，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无论诗、文、书、画、印皆富创造之精神，其文宏博雄丽，开心明理，为世称道。乙酉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兴化城内升仙荡畔拥绿园中，葬于城东之管庄（今大垛镇管阮村）。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传世。

黄慎(1687年－1770年)，字恭寿，号瘿瓢子，又号东海布衣，福建宁化人。少年时期，黄慎饱尝人世辛酸，父亲为养家而客死他乡。念其母亲辛苦劳作，他16岁就外出学画谋生，十八九岁时寄身庙寺，白天学画，晚间在佛光下苦读。从这时起，他的人物、花鸟、山水、虫鱼技艺大进。

罗聘 (1733—1799) 中国清代画家。字遯夫，号两峰，别号花之寺僧等。安徽歙县人。迁居扬州。幼丧父，家贫，随金农学画，曾游历南北，以卖画为生。擅人物、肖像、山水、花卉，曾作《卖牛歌图》，表示对农民疾苦的同情。又画《鬼趣图》，寓意深刻。其画笔法凝重，超逸不群。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有《冬心先生蕉荫午睡图》、《药根和尚像》、《墨梅图》等传世。著《香叶草堂诗
集》。妻方婉仪、子罗允绍、罗允缵亦擅画梅，有罗家梅派之称。

李方膺（1679-1755后）字虬仲，号晴江，又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江苏通州（南通）诸生。先后任山东兰山、安徽潜山、合肥知县，有善政、人德之。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寓居金陵借园，自号借园主人。常往来扬州卖画以资衣食，为“扬州八怪”之一。傲岸不羁，不拘绳墨。善画松、竹、梅、兰和草虫。老笔纷披，画梅尤精。间作山水、人物，豪放苍劲，水墨淋漓。尤长大幅，颇富士气。有印章二十九方。其写梅所用印章为“梅花手段”。乾隆二十年（1755）作《墨梅卷》，袁子才、金冬心、郑板桥题之。时年六十一（按诸书多记李晴江座年六十一（1754），《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载，李于（1755）尚在作画，仅说时年六十一，并非卒年。今从此说，待考。

高翔（1688－1752），字凤冈，号西塘，扬州人。曾随程邃、石涛学画。其诗书画印都受世人重视，在八怪中以画山水著称。其山水取法弘仁和石涛，用笔洗炼，构图新颖，风格清秀简静，兼善画梅，与金农、汪士慎、罗聘并称为“画梅圣手”。存世作品较少，有扬州博物馆藏《弹指阁图》轴等。

金农(1687－1764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书画家原名司农，字寿门，又字吉金，号冬心先生别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龙祾仙客、百二砚田富翁、心出家庵粥饭僧、三朝老民、荆蛮民、金二十六郎、之江钓师等。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入京未就而返，客扬州最久，卖画自给，居三祝庵，至衰老穷困而死。金农博学多才，善诗词，精鉴古，喜收藏，工书画。收藏金石文字，达数千卷。书法工隶、楷，隶以朴厚见长，楷多隶意，自创一格，号称“漆书”。50岁后始作画。自题仿作，实具新意。写竹、梅、鞍马、佛像、人物、山水等，笔墨拙厚淳朴，布局构图，别出心裁。居当时画坛首席，为“扬州八怪”之一。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杂画题记》、《冬心斋砚铭》。传世书迹有《度量如海帖》，今流入日本。《盛仲交赞》，绢本漆书。凡9行，共89字。南京博物院藏。金农的书法融合了《国山碑》、《天发神忏碑》等书法作品。创出了以稚拙朴厚为妍、楷书中杂有隶意、个性极强的书体，自称“漆书”。他写漆书用墨，横粗竖细，直笔多，曲笔少，形同漆匠以扁刷刷抹出来的笔画。观金农此作品，其撇画很有郑（忏书的意味，毫端尖锐细长，使之避免方笔极易造成的那种沉闷板滞的匠气。金农酪爱金石文字，所见古碑、拓本较多，故此作品用笔多涩进力遒，浓墨书写如漆，字中带有较浓厚的金石味，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玉壶春色图》简介 金农 立轴 绢本 设色 纵131厘米 横42.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图中取梅树老干一截，通贯画幅中，顶天立地，布局奇绝，又以大笔铺枝，小笔勾瓣，繁枝密萼，穿插左右，枝干以包含水分的淡墨挥写，浓墨点苔，更显出老梅凌寒的性格。“花光迷离，恍如晓雪之方开”。右侧上端有作者自题，乃知为追思五十年前，观元至大辛少府贡粉矮梅卷情事，凝思而作，款暑：“荐举博学宏词杭郡金农画记，时年七十又五。”此为金农老年精心之作。

李鳝(1682一?) 中国清代画家。字宗扬，号复堂，别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以画供奉内廷，但遭忌离职，后又被选任滕县知县。为政清简，颇得民心，因得罪上司而被罢官，后居扬州，以画为生。工诗文书画。曾随蒋廷锡、高其佩学画。后又受石涛影响，擅花卉、竹石、松柏，早年画风工细严谨，颇有法度。中年始转入粗笔写意，大胆泼辣，挥洒自如，感情充沛，富有气势。为扬州八怪之一，其作品曾遭到保守者的反对，认为有霸悍之气。有《土墙花蝶图》、《城南春色图》、《蕉竹图》、《五松图》等传世。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所作梅花，以密蕊繁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繁枝，高西唐画疏枝〗。（《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扬州八怪”产生的背景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cchere.net 西西河 栀子]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糜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扬州八怪”怪在哪里？

“扬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说法也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为人怪，从实际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经历坎坷，他们有着不平之气，有无限激愤，对贫民阶层深表同情。他们凭着知识分子的敏锐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对丑恶的事物和人，加以抨击，或著于诗文，或表诸书画。这类事在中国历史上虽不少见，但也不是多见，人们以“怪”来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们的日常行为，都没有超出当时礼教的范围，并没有晋代文人那样放纵--装痴作怪、哭笑无常。他们和官员名士交流，参加诗文酒会，表现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从他们生活行为中来认定他们的“怪”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只有到他们的作品中，来加以研究。
“八怪”不愿走别人已开创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径。他们要创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自立门户，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们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郑燮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笑我板桥怪。”当时人们对他们褒贬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偏离了“正宗”，这就说明了它所以被称之为“怪”的主要原由。扬州八怪画家突破了“正宗”的束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自己创造与发挥，穷其一生，为创造新的画风而努力。无疑，他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作思想和众多的作品，都是我们学习继承的宝贵遗产。

扬州八怪 包括: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八位画家。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他们绘画作品为数之多，流传之广，无可计量。仅据今人所编《扬州八怪现存画目》记载，为国内外200多个博物馆、美术馆及研究单位收藏的就有8000余幅。他们作为中国画史上的杰出群体已经闻名于世界。

扬州八怪 生前即声名远播。李鱓、李方膺、高凤翰、李勉，先后分别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召见，或试画，或授职。乾隆八年，弘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弘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罗聘尝三游都下，“一时王公卿尹，西园下士，东阁延宾，王符在门，倒屣恐晚；孟公惊座，觌面可知。”

扬州八怪 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近现代名画家如王小梅、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任渭长、王梦白、王雪涛、唐云、王一亭、陈师曾、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都各自在某些方面受“扬州八怪”的作品影响而自立门户。他们中多数人对“扬州八怪”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价。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扬州自隋唐以来，即以经济繁荣而著称，虽经历代兵祸破坏，但由于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乱之后，总是很快又恢复繁荣。进入清代，虽惨遭十日屠城破坏，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展，又呈繁荣景象，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和全国的重要贸易中心。富商大贾，四方云集，尤其以盐业兴盛，富甲东南。经济的繁荣，也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兴盛。各地文人名流，汇集扬州。在当地官员倡导下，经常举办诗文酒会。诗文创作，载誉全国。有些盐商，堪称豪富，本身亦附庸风雅，对四方名士来扬州者，多延揽接待。扬州因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名士，其中有不少诗人、作家、艺术家。所以，当时的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艺术的中心。 　　富商大贾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生活的需要，对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也就大量地需求，如精美的工艺品、珍宝珠玉、鲜衣美食，在书画方面更是着力搜求。流风所及，中产之家乃至平民中稍富有者，亦求书画悬之室中，以示风雅，民谚有“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对字画的大量需求，吸引和产生了大量的画家。据《扬州画舫录》记载，本地画家及各地来扬画家稍具名气者就有一百数十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家，“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的声名显著者。 　　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的作品，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有鲜明的个性。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画坛上的创新潮流和人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绘画至明末清初受到保守思想的笼囿，以临摹抄照为主流，画坛缺乏生气。这一萎靡之风激起有识之士和英才画家的不满，在扬州便出现了力主创新的大画家石涛。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无法而法”的口号，宛如空谷足音，震动画坛。石涛的理论和实践“开扬州一派”，稍后，终于孕育出了“扬州八怪”等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群体。

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鳝、汪士慎:

这3张肯定不是张大千的作品，前两张，印章用的太不讲究，从结构到整体都不是张大千的作品，第三张作品，远近不分，根本达不到张大千的水平

这东西不像张大千的，神韵不讲，仅就用笔用墨，缺少张大千的老辣大胆。

在家了！你在我心中你最重要

强调感情因素，通过各种方式如诗、画、小说等来抒发内心情感，个性色彩鲜明，明暗强烈笔法奔放例如《梅杜萨之筏》。德拉克罗瓦(Delacroix)作为浪漫主义及表现主义的先驱，善于运用色彩和表现幻想，如《自由引导人民》。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