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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石雕像生的前尘往事

时间: 2021-06-28 16:27:08 | 作者：览古阅今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2次

[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石雕像生的前尘往事

到乾陵旅游，如果是自由行的话，导航为你导的地点应该都是乾陵乳阙南侧的下方的停车场。在这里下车之后能够看到乾陵的主入口。但如果从这个主入口进去的话会走一段多达上百级台基的上山道。

这里是乾陵的主停车场，下车之后这里会让你购买一通乾陵旅游的通票，通票包括：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与章怀太子墓的门票，再加上如果你不自己开车的话，可以乘坐他们景区的通行旅行车的车票。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乾陵，我建议你买个通票，将车停在停车场，买完票之后再花个150元请一个导游，让她带着你、坐着旅行车将这些陪葬墓及乾陵走一篇。这样你可以至少了解60%的乾陵，剩下的40%就要看完我这个帖子才能了解了。

当你随着旅行车完成对乾陵周边三座陪葬墓的游览之后，就会直达乾陵神道的主入口，也就是刚才说的几百级台基之上、两个乳阙台中间的平台。

从这里开始，验票之后，你就开始进入乾陵主景区，通过一排排的石像生前至陵区。

这些石刻以朱雀门(南门)外最多，达113件，整齐有序地排列在纵贯南北长达650余米的司马道两侧。从南往北，依次计有

：

华表(石望柱)一对

翼(天)马一对

高浮雕鸵鸟一对

仗马及控马者各五对

直阁将军、(中郎将)石人像十对

石碑两通(无字碑和述圣纪碑)

蕃臣石像六十一尊

石狮一对

殿门前另有石人座一对。

这些数量众多，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以陈设位置的高低层次不同和数量的差异，组成了一组中国封建帝王陵园内最庞大的石雕刻群，代表着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石雕刻艺术，堪称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

为什么说乾陵是千古第一陵？不仅仅是因为他独特葬有两代帝王，更是其开创了自乾陵之后一千余年中国皇帝陵寝的基本模式。即：

1、外有规整、四方的城垣环绕，即使陵区形成一个整体，同时让陵区的规制更加集中；

2、宽阔而笔直的陵前神路，并以中轴线的形式，自北向南将整个陵区的主体建筑全部串联起来；

3、神路两侧安置石像生虽然在前朝也多有出现，但对于安置数量、表现形式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自乾陵之后，主神路两侧前有华表、后有石像生，且不同等级的陵寝、墓葬安置的数量，以及石像生的表现形式自乾陵后形成了一个规制化的表现；

4、皇陵不仅是先皇的安息之所，同时也是后代祭祀先祖之地。因此，陵区前部的祭祀、礼仪建筑与后部的陵寝之地，依据不同功能形成坐北向南人、依中轴线建设的形态，成为此后一千余年皇陵的基本形式。

从南侧两座乳阙中心向北行即进入乾陵主陵区的神路－－御道，此处也是现在乾陵旅游区的正大门。沿着御道，在夹峙道边的石人、石马俯视下向前行走，恍若置身於一个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殿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高耸的华表，它位於乾陵第二道门内，呈八棱形，桃形圆柱顶，多边的柱身，方型的基座，柱身上下交接处均雕有莲瓣，每个棱面都刻有精致的蔓草石榴花纹。

华表，又称恒表、谤木，本是封建帝王表示接忠纳谏的象征，渐至唐代演变为皇宫、陵墓、城垣或桥梁的标志或装饰品。

乾陵华表(亦称神道石柱或通天柱)呈八棱柱形，高8.0米，直径1.12米，重约46.0吨，由基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

基座、柱身均阴线刻蔓草纹饰和兽类图案，雕工十分精致。方形础座代表大地，圆球柱头代表苍天，中间的八棱柱身代表《八卦》表示的八个方位。整个造型典型地体现了唐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

乾陵华表的造型，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雕刻风格，其阴刻纹饰又浮现出某种欧式情调；础座的方形加覆莲16瓣与柱头仰莲托火珠的圆球体，寓示着古代先民对人类生殖行为的崇拜。

将华表立于陵墓首位，昭示着生命长存的理念和以“昭其德政”的宏伟气魄。

华表之北，是一对昂首挺胸、浑圆壮观的翼马。

翼马又称天马或飞龙马，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灵)兽。《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载：“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侧飞，其名曰天马。”《易·乾》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又“天子乘六龙以驭天”，古时以“飞龙”比喻帝王，故唐代御厩于禁中增置飞龙厩。

营造乾陵时，为了显示陵园的神秘气氛和地下宫殿的磅礴气势，以表墓主人之圣德，遂将这种想象中的瑞兽形象雕置于陵园内。

乾陵翼马高3.17米，长2.80米，宽1.15米，重约40余吨；础座为两层，东西长3.25米，南北宽1.47米，高1.25米。两马相距约25米，头相对，均用优质巨型墨玉青石精琢而成，腹下镂空，筋骨肾实，体态结构清晰，姿态雄伟骏逸，表性生动刚烈。从外型看，马头雕琢细腻，昂首、突目、闭口，鼻孔扩张，额部一犄角直刺当空，鬃毛成绺，披于颈右侧。双翼雕刻成优美的卷云纹浮雕图案，紧贴马肩两侧向后上部飘逸，四蹄蹬地，坚实有力，强悍而自豪的性格非常突出。洗炼而有力的刀法，使马的神态潇洒自如，英姿焕发。

乾陵翼马属于波斯马身型，然又各有其特点。西边的一匹挺拔雄健，表情刚烈。轮廓与阴影的交界分明。它的翼而重叠涡卷，弧棱鲜明，宛如江中掀起的条条波浪，浪头旋绕，冲向向上，带有健陀罗式的雕刻风格。东边翼马的头胸虽然没有西边翼马挺得那么起，但体态却颇为丰满圆润。突目、闭唇，神态凝聚而力量含蓄。马肩两侧的翼面以流畅的涡线弧面构成，弧棱圆润细密，犹如花卉簇拥。刻工细腻，手法柔和，属于阿旃陀式的雕刻风格。这种风格，是汉魏以来我国传统的石刻艺术与外来的雕刻技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雕刻类型。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一名医生和民族志学者。其一生与中国结下深厚渊源，也因书写中国而负有盛名。

作为一名法国海军军医医生，他曾长期旅居和多次游历中国，对于中国的悠久文明和独特文化有着深入的体察和丰富的感知，并以此为灵感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酝酿或完成的，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其重要的作品， 如《古今碑录》（诗集） 、《勒内· 莱斯》（小说） 、《历代图画》（散文诗集）、《华中探胜》（记游）等， 都写于中国，取材于中国。因此他被人称之为“法国的中国诗人”

《谢阁兰的中国考古摄影集》。于1909、1914和1917年先后多次参加中国考古远征的法国汉学家Victor Segalen，拍摄的明十三陵、四川、陕西、南京、杭州等地的石窟造像、陵墓石刻、古碑汉阙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这些地区古代遗迹的重要资料。

在其于中国期间，曾到唐陵进行考察，并对乾陵御路石刻作有发掘和拍摄。下面这组照片，就是当年维克多·谢阁兰在乾陵期间，雇佣当地人员将已经掩埋的石翼马发掘的照片。

从当时发掘出的照片上来看，当时翼马翅膀上的卷云纹还是非常清晰的，马面部之上打磨的沟槽也非常明显。

但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从照片上来看，翼马是从册坡之中挖掘出来的，其背后还有一处非常明显且有高度的土坡。但在乾陵旅游的时候，我看到两边翼马之后都没有这么明显的土坡。虽然在寻找到此图片时，注明为乾陵，但我也有一点怀疑这是否是乾陵翼马。

另外，如果上面所贴的照片是维克多·谢阁兰在1909-1917年之间所拍摄乾陵的翼马无误的话，那么下面这张照片则是在建国之后对乾陵进行大修之所拍摄的照片。

结合我在2021年所拍摄的三张不同时期的翼马照片对比来看，在这几十年之中，由于暴露在露天之下，翼马翅膀的卷云纹与马面部的沟槽已经看不清了。当然了，也可能是我拍摄的角度不对，没能显现出它们的花纹，但从整体来看，它们在这几十年之中，其上雕刻的纹路已经被大部分侵蚀却是事实。

1909-1917年维克多·谢阁兰拍摄的翼马

建国后，乾陵大修时的翼马

2021年拍摄的翼马

翼马之北约220米处，是一对高浮雕鸵鸟。

鸵鸟产于非洲，汉代由波斯(今伊朗)传入中国，先传入的是鸵鸟蛋，《汉书》称为“大雀卵”。《旧唐书·波斯传》载：鸵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为患。”《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载：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

唐高宗曾于永徽元年将西域吐火罗国进献的鸵鸟视为神鸟献于父皇太宗李世民的陵前，并“刻像于陵之内”，一方面显示出高宗皇帝的仁孝之心，另一方面反映出鸵鸟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异邦神鸟，只有神鸟才有资格供奉皇帝。

乾陵鸵鸟，左右对称排列，为镂空立体高浮雕，两鸵鸟各雕刻在一块高1.95米—2.10米，宽1.55米—1.70米，厚0.35米—0.40米的石屏上，鸵鸟、石屏、底座为一整块石料凿成，重约9.6吨—9.8吨。鸟高1.80米，宽1.30米，厚0.25米。两鸟各损一条腿，余皆完整。鸟皆作行进状，体态活跃，羽毛丰满，昂首挺胸，生动自然，造型写实独特，刀法简洁圆润，显示了唐代工匠朴实的雕刻风格。

所以，石刻鸵鸟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高宗李治死后刻石鸵鸟置于陵前，似有纪念性质。唐代帝陵前置鸵鸟自乾陵开始，以后各帝陵前之石刻鸵鸟，均沿袭乾陵，且体态有所改变。

唐代帝王陵墓立鸵鸟雕像的共有9座，它们分别是乾陵、桥陵、泰陵、建陵、崇陵、景陵、庄陵、端陵、贞陵。

第一个竖立鸵鸟雕像的是乾陵。在乾陵之后立鸵鸟雕像的是桥陵。

桥陵是唐睿宗李旦之墓，李旦(661～716)是高宗李治第八子，唐明皇李隆墓之父。桥陵建于开元盛世，比乾陵规模更为宏大。它位于今陕西蒲城县西北15公里的桥山上，陵墓范围包括整个金炽山，面积达825万平方米，略呈正方形，四面有门，四角有楼。陵前及各门现存地面石刻50余件，其中鸵鸟双腿矫健，立于假山之上，回首贴翼，羽毛丰满，整个雕像生动自然，充满安静、祥和之气，刻工较初唐时期更加细腻精巧，虽然气势不足，高度较小，但对艺术表现的要求更高了，更善于挖掘内在的东西，如动物的神态表情，它是鸵鸟石刻中的珍品。

唐玄宗之泰陵鸵鸟双腿较短，身躯肥硕，颈部弯曲较甚，羽毛立于山石之间，毛羽清晰，犹如鳞状，头较大，眼突出，尾部发达，雕刻精美。

唐德宗之崇陵鸵鸟个体相对较小，头颈弯曲后折于翅上，颈部较直，头小，嘴尖，雕刻较粗疏。

唐宪宗之景陵鸵鸟头颈弯曲较大，身躯肥硕，尾小，腿短如鸭。唐穆宗之光陵鸵鸟均已残毁，仅存碎石。

唐敬宗之庄陵鸵鸟形制和景陵鸵鸟相同。

唐武宗之端陵鸵鸟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

现收藏于陕西碑林博物馆中的端陵鸵鸟雕像。

唐宣宗之贞陵鸵鸟造型略同端陵，整个屏面饰满浮雕山石。

纵观唐陵鸵鸟石雕，基本延续了乾陵和桥陵的鸵鸟造型。从个体上讲，前期鸵鸟较大，后期较小。从雕刻艺术方面来说，虽各有千秋，但前期精品较多。乾陵之后的鸵鸟石雕，大都残缺不全，且造型神态皆不如乾陵、桥陵。这也反映出乾陵、桥陵处于唐朝经济的上升期和繁荣期，这种陵墓文化也许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完善。但随着唐王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导致经济的衰退，也使得统治者没有更多财力去铺张他们的陵墓，鸵鸟石刻在唐后期的帝王陵墓中逐渐消失了。

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做人类学调查的也有，做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做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1865-1918）和谢阁兰（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1854-1919）等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

在20世纪初，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被外界所打破，各种探险家与所谓寻求文明的使者们都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开始自己的冒险瑟寻奇之旅。其中有的是为了将它国之精华占为已有的盗贼，有的则是那种是真正为了寻找一个文明起始与发展的脉络而探寻究竟的研究学者。

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欧洲汉学泰斗”。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被弟子伯希和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

沙畹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这一年他还成为了法兰西学会会员。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进行考察。他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考察这些石窟的人。1916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1918年，年仅53岁的沙畹在巴黎去世。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沙畹及摄影师、传拓工在内的一行人等，短短数月间，遍历我国河南、四川、山西、山东、陕西、辽宁、吉林、北京各地名胜古迹，较为科学的采集了至可宝贵的一手图文资料（石窟造像、金石拓片等）！沙畹在陕西，走访了多个唐朝帝陵，并拍摄了多组宝贵照片，真实再现了当时陕西唐陵的面貌，从沙畹照片可以看出乾陵历经千年已经破败不堪，尤其当时他在拍摄之时，唐昭陵六骏还在昭陵之中。

沙畹归国后于1909年在巴黎发布了《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北中国考古图录），比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合著的《XX文化史迹》摄印早20年左右。北中国考古图录，两册共含影像约545页。

近百年来，国内迭逢军阀混战、日寇侵略、解放战争、大炼钢铁、文化GM，又兼清末民初以来欧美东洋藏家大肆搜购我国文物，海量国宝流散异邦，可谓人祸不断，加之地震、洪水等天灾，我国大量古迹文物遂遭浩劫！故其毁损前所摄照片尤为宝贵！欧美日本学者，20世纪上半叶编撰关于我国古迹（特别是佛像、雕刻）的珂罗版图录，以篇幅大小、摄印水准而论，当推本书及日本大村氏的《XX美术史》；关野、常盘的十二卷巨著《XX文化史迹》；瑞典喜龙仁的四卷本《五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为其中“四大名著”！此四者中又以沙畹著作，摄、印最早！因此沙畹北中国考古图录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

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载《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一卷，56页）。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与格林勒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在1903、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的《中亚佛教艺术》等等（稍后，还有如1920年伯希和出版《敦煌图录》，1923-1924年谢阁兰出版《考古图谱》，1923年德国鲍希曼出版《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9年喜仁龙出版《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

常盘大定，（1870～1945）

日本宫城县人，研究中国佛教之学者，日本古建筑学家。号榴邱，属真宗大谷派。十七岁入仙台市道仁寺，二十九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历任真宗中学、天台宗大学、日莲宗大学、真宗大学、丰山大学、东京帝大等教师。毕生研究中国佛教，大正九年（1920）以后，曾先后五次亲至中国，研究佛教史迹，功不可没。昭和六年（1931），自东京帝国大学退休。后任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学院评议员，并兼任东洋大学教授。十四年，主持浅草本愿寺兼大谷派本愿寺东京分支机构之宗务。同年创立日本佛学院，并自任校长。

关野贞（1868年－1935年）

日本的建筑史家、东大教授。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存而为人所知。1910年为东大教授。其间，进行平城宫址的研究，之后被授予工学博士。平城宫址在1922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1910年始，屡次进行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古建筑调查，并致力于保护。1920—1928年，和家常盘大定以重要佛教寺院为目标，在中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注意到了古建筑自身的发展。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

在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的《枝**娜文化史迹》一书中，对乾陵也有着细致的考察，其中一些照片的文献资料也成为今天我们感觉乾陵最为珍贵的史料。

这里所说的《枝**娜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

先说关野贞。

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枝**娜の建筑と艺术》，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又收入《中国文化史迹》第九册“陕西”部分）；1908年在山东考察，他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

他的这一行为，当然引起国人反感。1920年，他的多年合作者建筑史家伊东忠太访问山东时，曾在济南的图书馆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画像石，旁有一段说明：“光绪三十四年，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余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此处原文有阙]贰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云云”，他觉得颇为汗颜，并且表示应当深思。见伊东忠太《山东见学旅行记》[收入《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366页。

有了这番考察，第二年（1908）关野贞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他关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如《东方杂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就刊载了姚振华译的《后汉画像石说》（译自日本《时事新报·文艺周刊》）。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例如1930年，《地学杂志》18年1期（1930年3月）发表《乐浪郡之遗迹》（祁蕴璞译）；《艺浪》第1卷4期（1930年6月）发表《两晋时代之艺术》（伯英译）。不过，一般来说，学界都认为，他重要的发现之一，还是天龙山石窟]。

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枝**娜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发表于《大观》1920年第7期，收入《枝**娜の建筑と艺术》，420-422页），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

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间（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

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调查中国文化史迹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年）、《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年）、《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年），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担任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

在五次中国之行中（1920、1921、1922、1924、1928），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

对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最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每看一处，随时记录，并且坚持写日记，还常常与同行友人通信，报告考察的见闻与心得。1921年第一次考察结束回国之后，他就写了《古贤の跡へ》。接着几次考察，他也陆续写下了类似的记录，陆续出版了《續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东巡礼记》《枝**娜佛教史迹纪念册》（即《广福巡礼记》）。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前三次考察记录出版之后，遭遇到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火灾，也许发行并不广。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记录，汇编成《枝**娜佛教史迹踏查记》，附上了一百五十幅精选的图片，由东京的龙吟社出版。

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好些照片与记录，正可以取长补短。

1924年起，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就商量，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据说那时关野贞住在东京本乡东片町（现在的向丘），常盘大定住在东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现在的白山），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们又得到日本官方“对支文化事业”资金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不断磋商协调，并进行图片的编辑整理工作。最初，他们曾计划出版四册《枝**娜佛教史迹》，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两人在中国考察所摄有关照片，按照地区加以编辑，并且一一加以评解。

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编著的这套中国历史文化考察图册和解说，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

此书五册本1927年刚刚全部出版，1928年11月和12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的“新书介绍”中，就已经以《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枝**娜佛教史迹五集附评解〉》为题加以介绍。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摄影和解说，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

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也可能是较早的。像应县木塔（伊东忠太1902年，关野贞1918年，梁思成1935年）、大同大华严寺（关野贞1926年，梁思成1933年）、蓟县独乐寺（关野贞1931年，梁思成1932年）、嘉祥武氏祠（关野贞1908年）。这些考察，使得“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而且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艺术、建筑、陵墓、寺观的田野考察。

鸵鸟之北，是五对身披鞍鞯的石马及控马石人，皆圆雕。

五对石马中，一对完整，一马不知下落，余皆残缺。马高1.80米，长2.45米，宽0.85米，鞍鞯镫辔俱全。石马座长2.50米，宽1.50米，高0.73米。牵马石人立于马首北侧，现仅存八尊，其中两尊身躯完好，两尊不知下落，余皆残缺。

牵马石人皆缺头，身穿圆领紧袖武士袍，腰束带，双手置胸前作牵马状，最高者1.42米，宽0.6米。石马、牵马人和石座皆分别雕凿，拼合而成，总重约16.30吨—18.25吨。

这类石马石人均系陵前装饰物，或以为夸耀其武功业绩，或以为象征御马厩。

牵马石人虽然表现的是对唐王朝帝王的恭顺，但对于牵马石人的种类却至今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

有部分专家解读说此牵马石人为胡人，因从部分陪葬墓中出土的壁画中来看，胡人在唐朝之时为牵马者大行其道。另有部分人士解读为此石人为专供养马、侍卫之人，但因其相貌今已不可明辨，且无文字辨识，因此也无从得知。

而在后期王朝之中，因无唐之伟大，且因其在工艺和雕刻工时上过于繁复，因此，后代帝陵会有依仗马匹作为帝陵陪衬，但其前置的牵马石人却已省略。、

在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所拍摄的乾陵照片之中，我们仅能够看到石马的造型，后期在其周边再次发掘出石人，才能够让我们知晓今天石人屹立的位置。

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拍摄的石马

建国后，经过发掘，石人肃立在石马之侧，我们才有了今天看到的景象。

紧随石马之后的是10对直阁将军石人像。其分置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保存基本完好。

石人像又称翁仲。

翁仲系一人名，本姓阮，为秦朝大将，身高一丈三尺(合今2.99米)，气质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东向统一六国时，命阮翁仲率兵守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翁仲多次击退外族的侵犯，威振夷狄。翁仲死后，秦始皇遂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以作纪念。匈奴至，有见之者，犹以为生，遂遁去。以后的帝王纷纷仿效，相沿成习。

秦汉以后，随着金属用途的广泛化，翁仲像逐渐改用石头雕刻，后人因称铜人、石人像曰翁仲。

唐代柳宗元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有“伏波古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坪”句，郭伯谐诗云“野水空山拜墓堂，松风湿翠洒衣裳。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句中翁仲，皆指陵墓前的石人。

直阁将军也名中郎将，为官名，名称及职责源于秦代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西汉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平帝时称为中郎将，皆统率皇帝侍卫而随从左右。东汉时有左、右、虎贲、羽林等中郎将，均隶属於光禄勋。东汉、魏晋时还有武卫、使匈奴等杂中郎将。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为低级军官，其职责是侍卫皇帝的将官。

乾陵直阁将军石人像，皆圆雕，高4.1米，胸宽1.0米，侧厚0.56米。石人头戴冠(有的无冠)，腰束带，宽袍大袖，身材魁梧壮伟，肥头大耳，八字胡须(有的没有胡须)，双手拄剑恭立，双目注视前方，威严肃穆地守卫着陵墓。这些精诚的侍卫将军被雕刻大师们赋予了不同的的个性神态；有的皱眉，若有所思；有的庄重严肃，气宇森然；有的神态虔诚，小心谨慎；有的精神愉快，嘴角挂着微笑；有的面带忧虑，心情略显悲伤。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武士石雕像，充分体现了唐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翁仲的造型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意义。但基本沿袭的规律则是以本朝的特有的形态为基准，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有的文臣武将的形态进行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乾陵这此翁仲的的头饰上基本上都没有帽子。这种现象我们现在无从分析是何原因，但在其后的大一统王朝之中作为表现王朝特点或是表现等级的“官帽”却是极为体现的内容之一。

乾陵翁仲

宋陵翁仲

明十三陵翁仲

清东陵翁仲

如果说从唐高宗入葬乾陵开始，到我们的今天，乾陵已经屹立了一千余年。在这千年之间，这些翁仲们在乾陵之前站立不知多少个寒暑。他们看过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看过了强盛与颓废。无论是大唐的大杀四方，还是宋时金辽在关中的肆虐，或是在领略忽必烈大汗的统御四方，或是李自成的波澜壮阔。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石刻，每件都在千年之前我们的先人一笔一刀从中刻出。他们的眼中、面容之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以及他们在面对我们这些黑发黄面或是那些金发白肤之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何感受，但从他们身上所萌发出的苔藓与丝棘之中，我知道，这之中的每一年，每一个寒暑，都是他们无所适从的，他们有何幸又有何辜？

1909年，维克多·谢阁兰所拍摄的乾陵翁仲

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拍摄的乾陵翁仲

建国后，乾陵进行完全的修整，并在限的条件下进行保护与开发。让千年的皇家帝陵成为我们日常巡游的景观。

有意思的是，在我从网上寻找资料的时候，有一些乾陵的老照片让我感慨很深。

下面这两张彩色的照片，让感觉回到80、90年代，一辆红白的公共汽车从乾陵之前穿行而过，而地面之上还只是一片土路；另一张则是一个扁担挑水之人穿行。

看过这两张照片，我想到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两边都还有村民居住。如果不是的话，没必要开行公交车或有人扁担而过。千年之后，原来的皇家陵园已经变成日常的阡陌，看惯的周边的日常，再是皇家威严或是千年帝国对于日常的我们而言又是什么？只是一眼看过去的土与石。

说个趣事。

看到这个挑着扁担的人走过石像生，我想起我小的时候，看着大人们在村子里边聊天边去村子边上的水池去挑水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后来我结婚之后，去我老丈人家。有次家里停水了不得不去相隔200米之外的另一个亲戚家打水，所以就用扁担挑着两个空桶去打水。打满两桶水，等再挑的时候才知道那叫一个难。不仅前后的平衡搞不定，而且等到家的时候自己的肩膀就跟不是自己的一样，另外，水桶中的水也只有不到一半了。

我的老丈人看到我这样，还打趣我，一看就是没挑过水，哪有把水打那满的，最多也就是2/3，挑起来还要顺着扁担“颤悠”的频率“一颠一颠”的保持平衡。自那以后，我虽然没再挑过水，但也知道了挑水的艰辛

对这种老式公交车的感觉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个非常记忆犹新的场景。

一个是我小的时候姥姥家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县（现在是昌平区）山区里，所以往往回姥姥家的时候都是要坐那种长途公交车的，每天只有一班，而当时的车都是那种老式的巴士，最早是什么老东风，后来是老“黄海”。我记得在走山区盘山路的时候，那个老车上不仅人多、味杂，而且车上的汽油味非常的重，而且即使过一个小坡都如同老牛一样，吭哧吭哧，油门到最大才能通行。

另一个是我在18、19岁的时候去我老婆家，北京的平谷区（那时候叫平谷县），当时也只是有一趟9字打头的长途车，就逄从北京的东直门坐起也要2个半小时，一到夏天那简直了，如果不开窗坐在里边，等下了车保准让你“晕车”，吐的不得了。

而今天，如果我妈想回我姥姥家，我开着车走北京的五环转京承转六环，再走一段乡道，短短的90分钟就到了。每当节假日去老婆的娘家，开着自己的车走京平高速，从我家过去只需要50分钟。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在聊起这么多年的感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她也说，挺怀念当年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穿街走巷时候的那种感觉....................

文章标题: [图说]西安，行！－－三，唐乾陵之石雕像生的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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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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