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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西安，行！－－碑林博物馆之昭陵六骏

时间: 2021-06-28 16:27:55 | 作者：览古阅今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5次

[图说]西安，行！－－碑林博物馆之昭陵六骏

在碑林博物馆中，继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其中的景云铜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列入其中之后，2021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这其中就包括了在石刻艺术室中陈列的唐昭陵六骏石刻（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4幅）

唐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嵕（zōng）山。墓旁祭殿两侧有庑廊，“昭陵六骏”石刻当年就列置其中。

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每战必乘骏马冲锋陷阵。在两军对垒中，他常亲率精骑冲击敌方战阵，每每穿阵而过，谓之“贯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世民是在马上得的天下。

“六骏”原型，是唐太宗李世民在618年至622年五年间转战南北时所乘过的六匹战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636年）兴建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这是我在9月底去唐昭陵时拍摄的昭陵北司马道尽头（南侧），原来摆放六骏庑廊的现场照片。现在此处是复制的六骏石刻。

世间传说，唐太宗令画家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然后令工艺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置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

他还为每一匹战马赐名作诗，记述它们的战功和风采。史传唐太宗还令大书法家欧阳询将每一匹战马的名字和御制颂词誊写于纸上，令工匠镌刻于石雕之上。虽然每一幅石雕上都留有一尺见方的凿字处，但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打霜浸，如今却是看不出一个字样。

唐昭陵六骏石刻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阵中身冒箭矢、驰骋疆场的情景。该雕刻线条流畅，刀法圆润，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是驰名中外的石雕艺术珍品。

在昭陵安放六骏之时，分两列东西相对地放置在唐太宗陵前，马头均朝向南边的陵寝。从南向北，位于西侧的是：

飒（sà）露紫

拳毛騧（quán máo guā）

白蹄乌

东侧的是：

特勒骠（tè lè biāo）

青骓（zhuī）

什（shí）伐赤

六匹骏马曾伴太宗的戎马生涯，以西域国语命名的六匹坐骑，虽然今天我们看来有些绕口，但这些以突厥语命名的战马，在唐代却是风光一时。

当年在建昭陵时，太宗下令将其刻石与其永相伴，并亲自作诗六首命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于每匹骏马之碑上，史称“昭陵六骏”。

雕刻采用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形式完成，雕刻在6块高176厘米、宽207厘米，厚40厘米，重达3.7吨，均为青石质地的石屏。其中三马为立三马为奔，三马向左三马向右，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而立。

遗憾的是，1914年，由于中外奸商的勾结，最为叫绝的“飒露紫”、“拳毛騧”二骏刻石被盗运海外，现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西侧南向第一骏：“飒（sà）露紫”

“飒露紫”，系突厥语“勇健者”之译音，纯红色马。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骑这匹马与王世充大战于洛阳城外，激战中，马前胸中箭，在这紧急关头，大将邱行恭赶来相救，始得脱险。原石刻为丘行恭卷须，相貌英俊威武，身穿战袍，头戴兜鍪，腰佩刀及箭囊，作出俯首为马拨箭的姿势，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馨三川，威凌八阵”。

今天，我们在碑林博物馆中所看到了“飒露紫”仅为复制品，原件在1914年被盗运至美国，现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下图即是陈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之中，后经过中美两国的文物保护专家修复过后的“飒露紫”

在此六骏中，惟有“飒露紫”这块石雕上有一人像，形似牵马人。这个人就是唐朝大将丘行恭。

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交战时，李世民乘骑的“飒露紫”在激战中身上连中数箭。在陷入困境的紧急时刻，大将丘行恭赶到，张弓四射，拼命厮杀才将敌人拦住，将自己所骑的马让给李世民，并为“飒露紫”拔出箭头。然后自己徒步手持长剑继续与敌作战，掩护了李世民安全突出重围。

在浮雕中，此马身中数箭，两眼下垂，臀部稍缩，显示出刚下战场的疲倦神情；而丘行恭身穿战袍，佩刀箭囊未卸，正在俯首为马拔取胸前血箭。战马紧紧偎依在战将胸前，相依为命的形态，真是栩栩如生。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丘行恭的功绩，将他特意雕在六骏石刻之中。

“飒露”一词来源于突厥语，将“飒露” 的读音还原为唐代域外的非汉语词汇时，对应汉译为“沙钵略”、 “始波罗”。

在《通典》（卷197）所载突厥十等官号、《隋书》纪传等文献及突厥碑铭中，“沙钵略”和“始波罗”常被突厥人用作为领袖的荣誉性称号，并将其“勇健者”称为“沙钵略”和“始波罗”，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用突厥汗国的荣誉性称号和高级官号来称唐太宗的坐骑，既符合对突厥汗国“勇健者”的赞颂，又能表达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战疆场的丰功伟绩，体现了唐太宗对突厥“沙钵略”、“始波罗”者的敬佩之情。

所以，“飒露紫”的含义应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

当年雕刻的细节极为惊人。虽然碑林中此石刻为复制品，但极为精致的保留了原作的所有细节。

此石刻是丘行恭正在俯首为马拔取胸前血箭的那一霎那，不仅表现了战马的依偎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丘行恭对战马深厚的感情。近距离看雕塑，可以看到丘行恭的左眼之下还有一粒即将滴下的眼泪。

西侧南向第二骏：“拳毛騧（quán máo guā）”

“拳毛騧”，系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权于麾”国的名马，黄毛，黑嘴头，身布连环旋毛。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世民乘此马与刘黑闼在洛水激战，马中箭而亡。原石刻为身中九箭。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日精按辔，天驷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今天，我们在碑林博物馆中所看到了“拳毛騧”也同样为复制品，原件在1914年被盗运至美国，现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下图即是陈列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之中，后经过中美两国的文物保护专家修复过后的“拳毛騧”

“拳毛騧”原名“洛仁騧”，是代州（今河北代县）刺史许洛仁在武牢关前进献给李世民的坐骑，故曾以许洛仁的名字作马名。 “拳毛”音源于突厥文“khowar，kho”，汉文在《北史》中称为“权于麾国”，在隋唐古音中语音对译极为类似。所以，“拳毛”的标准译名应源于“权于麾”。由此可见，“拳毛騧’，，可能是从“权于麾国”来的或者是一匹与“权于麾国”种马通过人工杂交方式培养出来的大良马。

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中日：“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狮子花是唐代宗时范阳节度使李德山进献给代宗李豫的一匹骏马，这匹马体毛卷曲似鱼鳞，通体有九道花纹，所以又叫“九花虬”。唐代宗把这匹马赐给了汾阳王郭子仪。诗人把“拳毛騧”与“九花虬”并提，说明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飒露紫”和“拳毛騧”被认为是“昭陵六骏”中上首之二骏，不仅保存较为完好，也最有艺术价值。然而，它们现却身处异国，何时归国也是未知数，其多舛的命运不能不让国人感到痛心。

西侧南向第三骏：“白蹄乌”

“白蹄乌”，系突厥语“少汗”的音译，毛色纯黑，四蹄皆白。为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世民与薛仁杲大战时所骑。

据说李世民乘此马在追歼薛仁时，一昼夜间奔驰二百多里。

原石刻为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在这次战役中，唐军擒获薛仁杲，平定陇东，巩固了关中，为争夺中原地区奠定了基础。

关于“白蹄乌”的命名，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持是一匹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骏马的说法。但撰写《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的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作为“天可汗”唐太宗赫赫战功的赞美之称和坐骑专名，“白蹄乌”的命名不足以说明李世民丰功伟绩的含义。

他认为，“白蹄”二字来源于突厥语“bota”，意为幼马或幼骆驼，是“少汗”之意。“白蹄乌” 应是一匹冠以突厥语“少汗”之意的荣誉性专名的坐骑，“在立有战功的黑马名称前带有赞美的称衔或加诸各种高贵的官号，其象征意义不仅符合突厥歌颂上层领袖坐骑的习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颂扬圣皇名君的传统作法。所以，突厥语‘少汗’ （bota）应该是汉语 ‘白蹄’真正的原意。”

东侧南向第一骏：“特勒骠（tè lè biāo）”

“特勒骠”。毛色黄白，嘴微黑。筋健骠肥，身体硕壮，四蹄有力。“特勒”是突厥部落的官名，此马可能是突厥某特勒所献。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冬到次年春，李世民骑这匹马率领大军沿汾水北上，大败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廓清河东失地，一举收复太原。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石刻“特勒骠”体形健壮，腹小腿长，属突厥名马。这种马是典型的锡尔河流域的大宛马，即汉代著名的“汗血马”，也是隋唐时期中原人寻觅的神奇骏马之一。

研究者认为，“特勒”是突厥汗国的高级官号之一，其地位次于叶护和设，只统部落，不领兵马。“唐太宗以突厥‘特勒’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突厥多以王室子弟为“特勒”，“特勒骠”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个子弟进献的。

它载着李世民驰骋汾晋，为收复大唐王业发祥地——太原和河东失地，立下了战功。

东侧南向第二骏：“青骓（zhuī）”

“青骓”。苍白色杂毛。亦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大战虎牢关时的坐骑。原石刻为四蹄腾空时，身中五箭，其中前体一箭，后体四箭。

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戍衣”。

“青骓”有可能是来自西方“大秦”国的骏马，“青骓”之“青”不是泛指一种颜色，而是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在汉语中音写为 “秦”，“秦”、“青”同音，故称之。

武牢关大战，李世民最先骑上“青骓”马，率领一支精锐骑兵，似离弦之箭，直入窦建德军长达20里的军阵，左驰右掣，打跨了窦建德和十几万大军，并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县西北12.5公里处）俘获了窦建德。一场大战下来，骏马“青骓”身上中了五箭（前边一箭，后面四箭），都是从迎面射来的，足见它奔跑起来迅猛异常。

石刻 “青骓”呈疾驰之状，显示出飞奔陷阵的情景。武牢关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东侧南向第三骏：“什（shí）伐赤”

“什伐赤”。“什伐”为波斯语，“马”的意思。是一匹纯红色的骏马，毛色纯赤，来自波斯，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关大战时所骑。

原石刻为臀中五箭。李世民为其题赞文曰“瀍涧未静，斧铖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关于 “什伐赤”的名称，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什伐”或译作“叱拨”，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译，即汉语“马”的意思（见原田毅人《东亚文化研究》，东京座右宝刊会1944年版。按原田淑人的说法，这匹马是用波斯语命名，那么“什伐赤”和“桃花叱拨价最殊”（岑参诗句）、“紫陌乱嘶红叱拨”（韦庄诗句）中的“叱拨” 马，都应是来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马。

美国学者费赖伊（R．N．Frye）研究指出，“叱拨”是粟特人主要用来对马的称呼。

祭鸿生先生论证后也认为“叱拨”或“什伐赤”均为大宛的汗血马（蔡鸿生《唐代汗血马“叱拨”考》，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甲华书局1998年版）。葛承雍先生研究认为，“什伐赤”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他认为，“什伐”来自突厥语，应对音转译为汉文“设发”，而“设”又有“杀”、“察”、“沙”等异译。

据《通典·突厥上》注释和《旧唐书·突厥传》等文献记载，“设’’是突厥别部领兵的将领。任“设’’者都是可汗的直系亲属，即所谓“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为之”（《通典．突厥下》卷197），地位在可汗、叶护之下，可以建立牙帐，率领精锐兵马二万人左右，专制一方。

尽管学术界对“设发”的对译与含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大家都公认“设发”或“设”、“失”等是突厥的高级官号。因此，“什伐” 就是“设发”（或失发）的异译，昭陵六骏之“什伐赤”当是用突厥官号命名的一匹坐骑（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

看过六骏的雕塑之后，我们再来讲两个有意思的细节。

李白《将进酒》中写到：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很多人将这个词句中的“五花马”往往会想像成一匹彩色斑斓的骏马。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我们可以在六骏中的马匹鬃毛之上看到，一个个都是起凸直立的样式。而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马场或是农村中的骡马，一个个“长发飘逸”，都是“散发”的样式。

其实，这种将马匹的鬃毛梳笼起来、并编成一撮、两撮、三撮的样式最初是在战场上为防止马的鬃毛影响骑乘者，万一不小心揪到或是捻到让马受到惊吓，那可是致命的。而到了和平时期，这种样式却成为了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同时也是区分马匹等级和贵族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社会上很讲究马的装饰，常把马的鬃毛剪成花瓣形状，剪成三瓣的叫三花马，剪成五瓣的叫五花马。后来演化为一般良骥的泛称。

目前出土所见的马俑可见一花、二花和三花。

另外，在看到六骏的马尾之时，也有很多认感觉马尾怎么都是“一坨”的？马尾毛不是很长的吗？

马尾巴有两个功能：一是自由甩动以驱赶蚊蝇等；二是在高速奔跑时高高扬起以利平衡。

但是在马挽车的时候，由于尾旁有靷辔挽具革索，如果任马尾随意摆动，则尾梢容易缠绕在绳索上，轻者扯伤马尾，重则会因马护痛而引起惊车事故，所以要用挽结，并用带子束起来。

而在骑兵战之时，站马奔跑时速度很快，如果这时马的尾巴被树枝或其他障碍物挂住，那就不得了了，有被俘的危险。所以战马出征也都会把尾巴编成辫子。

其实，今天这种给马尾编辫子的行为我们还能够看到。例如打马球时，马尾巴也会被编成辫子折起来：先是把马尾编成麻花辫,然后折两折,拧起来扎紧。这种运动给马的装束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谈到昭陵六骏，我们就不得不再说一说中国古代的“马”

中国马种的起源并不比国外晚，只是发掘的还不够，未能构成一个系统演化的图谱。据《周易》记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中国在很早的时候，马已被驯化和用于使役。

在早期（公元前2100年—前221年）夏、商、周各个王朝出现的时代，马已经开始成为战争中主要的作战力量。夏王朝在今天我们还无法还原用马的程度，但商王朝时期，马拉战车已经成为国家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军队。到西周以及春秋时期，一个诸侯所拥有的战车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在西周时期所制订的礼制当中，马也作为一个参照物成为了礼制的一部分。当时君王会依据家族血缘关系分封诸侯以巩固统治，同时又不希望后者拥有过分强大的机动能力而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按照奴隶阶级等级制度，详细制定出什么等级的人群可以拥有什么等级的马，用限制生产规模、养马质量和数量的办法来达到控制等级人群机动能力的目的。

在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时，记录了一秦军一支万人部分曾骑马迂回至赵军后方，截断赵军归路最终导致赵军的全面崩溃。虽然，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此时可供单人独骑骑乘的骑兵，在那时可能更多的是骑马步兵而已，但经过数百年的培育，以及秦国这个从养马起家国家的重视，最终形成了古代骑兵部队的原型。

在繁盛时期（公元前221年—约公元900年），此时期社会政治制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式的中央政府集权，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秦王朝开始，大力发展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养马业。到了汉代，更是为了与外部力量抗衡并扩张疆土，养马业主要成为国力的基础优先考虑发展。

为了改良提高中国马的身体素质，汉武帝不惜发动战争，从国外夺取优良马种“汗血马”，从而开创迅速提高国力的成功模式。

衰落期（约公元900年—公元1368年）后，由于唐末及其后的五代十国长期战乱，一方面破坏了马业持续发展的各种环境；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及西北地区的牧场、马场，最终使得中国养马业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而在中原地区即有的马种之内，还由于北宋末年推行的保马法等政策法规，既减少了国家养马的数量，也损害降低了当时马匹的整体质量。

公元1127年，来自北方草原的辽金铁骑轻易攻陷北宋都城并将皇帝掳走。偏安杭州的南宋王朝曾试图重建养马业，但终因江南水乡湿热，马匹死多生少而放弃。终两宋，中原地区的骑兵部队都无法成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也无法在战争之中为作战人员起到支撑作用。即：无法形成进攻力量，因而更多的作战思路与行为便全力转入防御作战思维。所以处处挨打、战战受制，从战马质量与数量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无原因的。

到了晚近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949年），因为蒙元的兴起，使得北方大草原上的蒙古马异军突起，又因蒙古人对马的重视，使得马产业得到显而易见的复兴。蒙古骑兵纵横万里，横扫欧亚大陆，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并将游牧民族的恐惧遍播世界。

到明代，一方面，因为明王朝获得了西北养马基地，并在中国北方也同样获取了部分游牧民族的投效，使得马匹的获得不再如同两宋时期那么艰难。同时，明王朝还规定马业的生产首先是国家养马场繁育提供部分马匹，其次由官方督促民间百姓收养生产部分马匹。明政府建立起中国养马史上最庞大的马政机构组织，并采取了养种马、征驹、寄牧等多项办法，然而缺少引进国外良种和大规模改良的产业模式和环境机制，明代养马生产的马匹数量虽然不少，但质量却不算高。

到清代，虽然清王朝兴盛于中国的东北，但其无论是祖先的女真人还是后期改名的满人，其都是一个渔猎民族，因此对于马匹的重视程度不如蒙元那样深入骨髓、印入基因。另外，随着18世纪热兵器越来越成熟，战马与马战虽然还是军队的主流，但功能作用却开始下降。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八里桥之战，最终成为了中国马在大规模战争中的绝唱。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之中，马虽然始终伴随其中，但一直都不是社会的主流。

我国的社会基础结构主要以农耕经济体为主，在以中原为主体的国家中，主要的经济普遍为农业种植。而在农业生产力的变革中，能用来节省人力的方式就是家畜。而在家畜中，牛无论是在耐力还是可驯化的程度上都要高于马。另外，马的四肢相比于牛要弱，不利于负重和挽使。以至于后来出现的骡子（马驴杂交）耐力和负重都要优胜于马。但骡子由于基因缺陷却无法繁殖。

而在饲养方式上，牛、骡都适于粗养。而马却不能，在成本收益上牛更有利于农业环境中使用。所以对于优秀马匹的培育、饲养没有广大的民间基础。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来讲也都不太允许。

另外，在冷兵器时代，部分军队在对军马的处理上都采用阉割法，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认主易于驯化、精力旺盛且还能注意力集中。军马的征用，从种群中抽离了很大一部分优秀的基因，再加上不善于育种等原因，导致优秀马匹往往会在短短几代之内就绝迹。

因此，中国大部分的马种输入地基本上都是现在所谓的“边陲之地”，即北方草原、西北边陲、西南深山。

中国旧有的马种大体可按地方品种来划分成：蒙古马、哈萨克马、河曲马、云南马等。其后在近代经过人工培育的则有三河马、新疆的伊犁马等。

蒙古马

蒙古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主要产于内蒙古草原，是典型的草原马种。

蒙古马体格不大，平均体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身躯粗壮，四肢坚实有力，体质粗糙结实，头大额宽，胸廓深长，腿短，关节、肌腱发达。被毛浓密，毛色复杂。它耐劳，不畏寒冷，能适应极粗放的饲养管理，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8小时可走60公里左右路程。经过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蒙古人就是骑着这样一种让西欧贵族们不可思议的“矮马”们征服了世界。

哈萨克马

产于新疆的哈萨克马也是一种草原型马种。

其形态特征是：头中等大，清秀，耳朵短。颈细长，稍扬起，耆甲高，胸销窄，后肢常呈现刀状。

现今伊犁哈萨克州一带，即是汉代西域的乌孙国。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汉武帝为寻找良马，曾派张骞三使西域，得到的马可能就是哈萨克马的前身。到唐代中叶，回纥向唐朝卖马，每年达十万匹之多。其中很多属于哈萨克马。因此，中国西北的一些马种大多与哈萨克马有一些血缘关系。

在昭陵六骏中，其多为突厥马，而这种突厥马现也被认为是哈萨克马的一种。

河曲马

河曲马也是中国一个古老而优良地方马种，历史上常用它作贡礼。

原产黄河上游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草原上，因地处黄河盘曲，故名河曲马。

它是中国地方品种中体格最大的优秀马。其平均体高132～139厘米，体重为350～450千克。河曲马头稍显长大，鼻梁隆起微呈现兔头型，颈宽厚，躯干平直，胸廓深广，体形粗壮，具有绝对的挽用马优势。驮运100～150千克，可日行50千米。河曲马性情温顺，气质稳静，持久力较强，疲劳恢复快。故多作役用，单套大车可拉500千克重物。是良好的农用挽马。

河曲地区处于西藏高原的边缘，在北宋时期属于青塘部。北宋对辽、对西夏形成对峙，辽与西夏均将马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严格禁止输入宋境，这也导致了北宋时期在骑兵作战方面的弱势。而地处于河曲地区的，失去了从北方草原获得马匹的渠道之后。因为青塘部与宋还保持了一定的友好关系，因此北宋时期，中国主要的马匹输入地均来自河曲。

西南马

西南马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

特点是体形小，善走山路。

西南马头较大，颈高昂，鬃、尾、鬣毛丰长。身体结构良好，肌腱发达，蹄质坚实。善于爬山越岭，可驮运货物100千克以上，日行30～40千米，是西南山区一支很需要运输力量。其中较著名的有四川建昌马、云南丽江马和贵州马等。

到了南宋时期，连青塘地区也无法为宋王朝提供可成建制的马匹源地，而且对于军队来讲，无马又会减弱战力。因此，只得从西南地区征用马匹。但也同样国灰西南马过于矮小，根本不适合骑乘作战，因此，因能在军队成为驮马使用。

以上所配文的图片是从百度或必应中搜索而出的，我还是尽量找的一些靠谱的文章截的图。但大概看了一下，感觉还是有些马的身高、样貌与传统对各地区不同马匹的描述有所不同。我想可能一方面是今天我们能够拍摄到的马大多已经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改良与培育，另一方面，随着今天社会与经济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原来不同地区特有的马匹，在今天也会引入一些新的品种。例如在云南的一些景区，那些驮着游客们走来走去的马匹们大多已经不是云南马了，更多的可能是蒙古马的后代。

所以如果上边引用的马匹图片有错误还请各位海涵。

“石马失群超海去”--“拳毛騧”与“飒露紫”失窃纪实

砖

有关于昭陵六骏，我能够找到最早的影像资料是1907年9月10日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所拍摄的内容。当时，昭陵六骏还树立在唐昭陵祭坛的两侧。

因为年久失修，昭陵两侧的庑廊已经不再有当年的风貌，只留下后代所修建并已惨败的砖屋。

从已经洞开的屋洞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后边隐藏的六骏身影。

在历经1000余年的之后，在1907年之时，昭陵六骏除了个别的石雕还依然略显完整之外，部分碑身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失存现象。

在这些已然有些破损的石雕之上，我们还能够依然看到那些骏马驰骋的样貌：

大书法家于右任曾有诗句：“石马失群超海去”。

“拳毛騧”与“飒露紫”二骏流失海外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可“二骏”究竟是怎么被运出国的？又是怎么入藏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2001年，发表在香港《东方》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太宗皇帝和他的六匹战马》的文章，引起了国内学人的注意。

该文作者周秀琴女士供职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由于工作的便利，她掌握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时间要追溯到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博物馆馆长高登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作为展厅的揭幕展。他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携宝参展。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古董商卢芹斋也收到了高登的邀请。

卢芹斋早年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帮助下，与人合开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古玩公司。此后，中国的瓷器、书画、青铜、石刻，源源不断地通过他流入欧美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手中。在西方人眼中，卢芹斋是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而在中国人眼中，他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物贩子。

一个为筹备中国艺术大展，一个为开辟美国市场，高登与卢芹斋走到了一起。

按中国人的惯性思维，一般以“堂”、“厅”、“斋”为后缀名的大多是一个店铺的“字号”，但，卢芹斋却是一个人的名字

卢芹斋晚年的照片

1918年3月9日，高登馆长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到“二骏”。

13日他在给卢芹斋的信中写道：“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

此后的一个月，高登一方面着手把“二骏”借到博物馆展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买下这两件艺术品。他在给董事长哈里森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我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卢芹斋开价15万美元，在当时算是天价了。为了能凑足这15万美元，高登四处筹款。

直到1920年底，博物馆收到一位名叫艾尔德里奇·约翰逊的慈善家的慷慨捐助。最终，经过还价，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昭陵二骏”。博物馆还专门在“二骏”陈列柜的下方挂上了“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先生捐赠”的铜牌。

现收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拳毛騧”与“飒露紫”

“二骏”入藏宾大博物馆的消息在西方古玩界不胫而走。

不久，一个名叫保尔·马龙的法国商人给博物馆写了一封信，披露了盗卖“二骏”的情形。马龙在信中说，1912年在北京的法国商人格鲁尚，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弄到石骏，派人潜入昭陵。

1913年5月的一天，一干盗贼正偷偷地把砸下来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运下山时，被闻风赶来的当地村民拦住。情急之下，“二骏”被推下山崖，后来残碎的石骏被陕西政府没收。而写信人马龙为这次盗运活动付出的大笔投资也泡汤了。

“二骏”落到陕西督军陆建章手中。此时，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正在筹建“袁家花园”。二公子袁克文给陆建章递话儿说：“老头子搞了一处园子，想找几块有意思的石头装点一下。”一听这话，陆建章立刻把“二骏”贴上封条，送到了北京。

可“二骏”并没有进入袁府，而是很快被转手卖给了卢芹斋。

在袁府和卢芹斋之间促成交易的中间人，据说是琉璃厂小古玩铺延古斋的老板赵鹤舫。1915年，赵鹤舫结识了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此时，袁世凯正在营建 “袁家花园”，赵鹤舫便撺掇袁克文向陆建章要那两匹石骏，随后拿着袁府的封条，派人到陕西，运来了“二骏”。有人说，赵鹤舫送入袁家花园的是“二骏”的赝品，真品被他转手卖给了卢芹斋。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

对于这个传说，周秀琴表示怀疑。

她认为，一旦袁世凯知道赵鹤舫用个假货糊弄他，赵鹤舫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精明的赵鹤舫恐怕不会冒此大险。她觉得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二骏”尚未送入袁家花园，袁世凯就做着他83天的皇帝梦一命呜呼了。于是，二骏通过赵鹤舫这个中间人，卖到了卢芹斋手中。

最终“二骏”从北京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宾大博物馆。

然而，“昭陵六骏”的心酸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余“四骏”虽未被卖到国外，但也没逃脱遭破坏的命运。这其间，有个人名为“毕士博”与昭陵六骏息息相关。

毕士博（也被译为：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年），他是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以东亚研究见长。毕士博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898年回到美国，先后读于汉普登-悉尼学院、德葩大学，1912年获文学士学位。后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就读，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1913年获硕士学位。

1914年至1918年他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助理来到中国考察。1918年至1920年曾兼任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副武参赞。1921年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次年出任史密森尼学会下的弗瑞尔艺廊副馆长。他分别于1923年至1927年、1929年至1934年两度带领考察队来到中国进行考古学研究。1934年回到华盛顿后，仍在弗瑞尔艺廊任考古学助理，直至1942年逝世。

他曾撰写过许多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论文，并著有《东方文化起源简介》（The Origin of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 A Brief Handbook）一书。

有一种说法认为，1916至1918年之间，被高登馆长聘为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毕士博在1914年至1918年，他曾两次赴华探险。其间，毕士博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父亲，来到昭陵盗窃剩余“四骏”。

经办人向礼泉民众撒谎要将“四骏”运至西安保存，但当地民众很不放心，选几名代表一直跟着运载大车。那些人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时，将“四骏”打碎成几块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几名代表见状立即向省议会报告。这时驻防在渭河北岸的靖国军也闻知此事，声讨陈树藩盗卖国宝。陈树藩无奈，遂命人将“四骏”运至陕西图书馆。

1949年，陕西图书馆将“四骏”移交西安碑林博物馆。至此，“四骏”得以幸存下来。

“昭陵六骏”特有的表现手法，开创了陵墓雕刻的一代新风，为以后历代陵墓雕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六具石雕骏马，是在平面上起图样，雕出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用高内突起的浮雕手法，这种表现手法本出于古代青铜器的铸造艺术，后来我国在佛教艺术中也大量使用（如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中的佛雕像，此手法屡见不鲜），但用作大型陵墓石刻，是从“六骏”开始的。

“昭陵六骏”的雕刻手法，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塑造形体，只给观众有限的观赏视域，与其它的陵墓雕刻拉开了距离，丰富了陵墓雕刻的表现力，突出表现了唐代雕刻水平的发展。

龙门石窟的雕塑：

“昭陵六骏”继续续写着他们的传奇。

2002～2003年，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揭露出清代祭陵建筑遗址和唐代北司马门建筑遗址。一处规模宏大的昭陵建筑群遗址展现在了世人眼前，主要包括清代祭灵和北司马门建筑群遗址。

在三出阙的南侧各有一座长方形建筑台基，介于阙和门之间，南北10米，东西5.7米，夯土台基就地势而建，外围包砌砖，台面仅残留有一个柱础石，四面无墙。推测是门外放置列戟的廊房。

原放置“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雕像的长廊基址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进深1间(后又扩出檐，成2间)、面阔7间，南北22.7米，东西5.3米，残存有10个柱础石和4个置于原位的石人像座，北端一间保存有六骏之一的基座。可以看出北部3间原放置“六骏”3件，南部4间放置“十四国蕃君长”像7件。在门址的南侧有一条砖砌排水沟，上宽1.1米，深0.3～0.5米，可分为明沟和暗沟。中间的道路部分以及两侧的建筑基址下都是暗沟，通过围墙的出水口以石条砌成，用以滤水的铸铁栅栏保存完好。

这里出土了唐代及明清两代大量的建筑构件，还有明清祭祀碑八通，最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唐代和清代曾经摆放“昭陵六骏”的两处基座。

两处基座的出土，对研究唐朝陵寝形制和工艺有重大的意义。

在台基上边的土层中，考古学家还有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发现——三块“昭陵六骏”的残片。这三方石块并没有明显的风化情况，从石质看，要比流传至今的“昭陵六骏”主体，完好许多。

经过研究比对，这些残片分别是“昭陵六骏”中青骓马的后腿和什伐赤马前腿蹄腕部分的构件，另一块残片，在此次专家赴美参加修复二骏期间，已被证明是“拳毛騧”马鞍断裂部分。

三块残片的出土表明，在“二骏”被盗运出国之前，“昭陵六骏”早已被破坏过。

万幸的是，残片深埋地下未经风雨，为我们重新认识“昭陵六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什么时候才能将“拳毛騧”马鞍断裂部分对接到主体上？什么时候漂泊海外的二匹神马能够回到故乡？我们心中的这一苦痛何时能够得到慰藉？

2001年10月20日

为了展示中国历史悠久的石刻艺术，国家邮政局发行了《昭陵六骏》特种邮票，全套6枚。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卢芹斋”

民国时期，文物圈的人提起“卢芹斋”来，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卢芹斋是浙江湖州人，生于1880年。他幼年丧父，寄养于一个远方堂叔家。长大后，卢芹斋来到湖州南浔著名的张家当了一名仆人。张家大少爷叫张静江，张静江于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在法国巴黎开了一家运通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卢芹斋跟着来到巴黎，在运通公司里做学徒工。

卢芹斋勤劳好学，得到了张静江的赏识，逐渐从学徒工做到掌铺。1912年，张静江关掉运通公司，回到中国。卢芹斋没有回去，继续留在巴黎，开办了一家古玩公司。

这家古玩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低价收购中国文物，高价卖给外国买主。

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由于政局不稳，盗墓现象此起彼伏，各地的珍稀文物纷纷出现在市面上。同时，末代皇帝溥仪暂住在故宫时，监守自盗，导致大量古物珍宝流失在民间。最终，这些中国文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经过卢芹斋之手，被贩卖到国外。

卢芹斋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擅长市场运作，舍得花大价钱购买青铜、古玉、瓷器、字画精品，因此成为那时候规模最大的古董出口公司。当时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都是卢芹斋的供货商。

卢芹斋贩卖的文物中，有一部分属于“国宝”。除前边所讲述的昭陵六骏外，另一件就是“皿方罍”。

皿方罍全称“商代皿天全方罍”，铸造于商代晚期，属于盛酒器皿，被用于宫廷大型盛会上。皿方罍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素有“方罍之王”美誉。

1922年，一场暴雨过后，湖南省桃源县漆家河一个姓艾的农民在河沟边发现了皿方罍，并以400银元的价格将皿方罍器身卖给了一个湖北古董商人石瑜璋，盖子则交给了当地一所学校作为学费。石瑜璋随即来到上海，以100万银元的价格，将皿方罍器身卖给了上海大古玩家李文卿和马长生。李文卿和马长生又将皿方罍器身以80万美元价格卖给亿万富翁小约翰·D·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没有配到皿方罍的盖子，引以为憾，将皿方罍器身转让给卢芹斋。卢芹斋没有保留多久，转卖出去，于是，皿方罍器身先后在中国古董商姚昌复、包尔禄，日本古董商浅野梅吉、新田栋一手里流传。2021年，湖南省博物馆通过佳士得拍卖行，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从一名法国收藏家里买回了皿方罍器身。皿方罍器身和盖子经过近100年的分离，终于团圆了。

借助老东家张静江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卢芹斋无视法令从中国偷运文物出境达几十年时间。直到1948年7月29日，他的最后一批货物被截留国内——这是他前后准备了好几年的成果，有十七箱，342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国宝级。至此，卢芹斋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而这被扣的一批，则移交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那尊春秋晚期的牲尊，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小约翰·D·洛克菲勒

1920年，卢芹斋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在巴黎蒙梭公园附近修建了一栋赭红色的中式楼房——红楼。红楼风格独特，在众多中国文物的衬托下，形成了浓郁的东方文化风格，美奂美伦。如今，经历百年风吹雨打的红楼依然存在，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被巴黎列为文化遗产。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卢芹斋积极捐款捐物，支持抗战，为中国难民和伤员提供救济。1937年10月和1938年1月，卢芹斋在日内瓦、伦敦分别参加了两次义卖活动，拿出不少精品文物拍卖，将拍卖所得款项分别捐献给中国红会和美国医疗援华会。

卢芹斋在晚年时，透露出回国入土为安的想法。但是，他最终没有敢回国。1957年，卢芹斋病逝于瑞士，时年77岁。他的遗体被运送到法国，安葬于巴黎西部小城镇古何贝瓦的贝尔·拉雪兹公墓。

位于巴黎蒙梭公园附近的中式红楼

关于卢芹斋的是非功过，争议很大。

作为一个商人

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他举办高级的沙龙聚会、邀请国际著名汉学家参与制作印刷精美的介绍图册，密集丰富的艺术讲座，让欧美的上流客户真正认识到中华历史、文化、文物的博大精深与审美。但他的“商品”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都是非法所得。主观上，他并不是以推介中国文化为目的，而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的家国认同尤其强烈。虽然他毕生都在掩饰自己卑微的出身。但每年都会给自己老家寄去数目可观的费用，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为止。他对于本国人的求助乐于尽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在红楼玄关黄花梨桌面上的一个漆木盒子中，接收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求助信。特别是抗战期间，他公开募捐并筹款购买军需品输送国内。他与国外博物馆不仅存在生意关系，还是他们的重要捐助人，比如他对吉美博物馆的捐赠，对法国国家博物馆及卢浮宫博物馆的帮助。1950年，他将自己最精美的一件宋元壁画慷慨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以对于卢芹斋一生的评价，可借用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一句话：“综清末民初鉴藏家，其时其境，与项子京、高士奇、安仪周、梁清标不同。彼则楚弓楚得，此则更有外邦之剽夺。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则此时之书画鉴世故家，功罪各半矣。”

对于他本人，在这个帖子里我不做过多的评价。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还是当初那个样子，或是如同伊拉克、叙利亚，或是被殖民的那些国家一样，那么，今天的我们谁又保不齐又是一个"卢芹斋"呢？

写完昭陵六骏，我的碑林博物馆的内容就介绍至此为止了。接下来，我将继续开启大唐皇陵的续篇。

其实，在碑林博物馆之中还有更多珍贵的文物没有被我介绍，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每位参观者心中的地位。只是，我心中对我所介绍的这些文物情有独钟而已。

它们不仅代表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敬畏，也代表了我对碑林博物馆的敬畏。一座博物馆不仅仅是展示文物的载体，更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它可能并不全面，也不具体，但它能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知晓这个历史对于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能够想到的、理解到的内涵作了一个侧入式的解说。

它们也许只能代表历史中的某一时刻、或是某个人的成就，但也就是这一点点的成就与显现，让我们在历经千百年之后还能够看到他们、理解他们而具备的载体。

我记得以前我去碑林博物馆的时候，大部分石碑上面都还没有玻璃罩。那个时候，每个参观者都可以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的样貌，甚至可以用手来亲自抚摸它们的痕迹。当你的手触摸到它的那一刻的时候， 你就不再受时间的阻隔，似乎穿越了千年，能够与他们对话一番，他们的慷慨激昂、他们的嬉笑怒骂、他们的藐视众人等等，都会在你亲手触摸的一撇一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今天，我们为了保护这些碑刻能够还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他们的真迹，不得不将其用玻璃罩包裹起来，我们也能理解 ，但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那么薄薄的一层透明玻璃让我们离它太远太远了.......

还好，我们还能够用眼睛看到他们，至于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华文物，我们即使有心却无力的纠结感，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中华的土地上看到他们的身影。

它们生于斯、成于斯，有的甚至破损于斯、毁坏于斯，它们就是我们的先祖、是我们的记忆深处、思想渊源与生活哲学的根本。当我对我的女儿讲解它们的时候，一种勃发的情感与甚至流泪冲动的情感喷薄而出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根在这里......

文章标题: [图说]西安，行！－－碑林博物馆之昭陵六骏
文章地址: http://www.xdqxjxc.cn/jingdianwenzhang/111897.html
文章标签：中国历史  文物保护  西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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