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该如何看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
《放宽历史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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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仁宇，美籍华人，曾从戎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的中华民国国军，后赴美求学，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我看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以其深厚的历史功底、独特的视角以及流畅的运笔，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历史》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的书内容丰富，有趣味，少说教，可读性强，尤其是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为什么称为“大历史”?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这样写道：“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面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 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 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 除了用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黄仁宇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目前注重实用的教育体制中，历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讲，是否真的有必要事无巨细、通盘接受?这样做的效果又如何呢?我想，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对学者思维方法的训练与养成。
　　对于“大历史观”，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曾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中述及“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溯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历史上很多事情的意义，都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方看得明白。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和增税的认识。由于封建国家向全部编户齐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基于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中央政府就竭尽其力扶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一到土地兼并盛行，政府的财源被阻塞，就引起政局不稳甚至朝代倾覆，而小自耕农更是入不敷出，痛苦万状。增税也总是让百姓怨声载道。因此，从古至今，反对兼并和增税之声，不绝于耳，均视其为祸源。降低税收、与民休息也总是作为历史上治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有了数千年历史的纵深，黄仁宇指出：“既不兼并由私人组织，又不增税让政府组织，只好让所有服务性质的事业都没有人做。其平等的悲剧，也就是长时期有系统地在历史上制造全面贫困。”这个见解显然有其独到之处。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就把我们的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对于其“大历史”，黄仁宇还有这样一个比喻：我们长日坐在地球上，就觉得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大历史”有似天文学家之望远镜，用之观测其他星球之相对位置才能体会到我们自身运转之程度与速率。用“大历史”的望远镜来观察历史，需要把历史的基点推后一个时期，只有这样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发展过于接近，反而不容易了解它变动的真谛。也因此，他研究的对象，动辄牵扯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那么，研究的跨度稍短一点如何?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可见，作者自身很清楚其“大历史”的定位。不论宏观和微观都是研究的不同领域和侧面，强调一点并不等于另一点可以废弃不顾。黄之“大历史观”在当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微观研究和繁琐考据的风气下，为历史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注入了新鲜空气。历史研究者看清历史之大，也能更加客观， 摒弃狭隘观念，用事实发掘真正的关系。这样，“大历史”就不仅代表着一种治史的眼界，也提倡着一种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胸怀。
　　黄仁宇研究历史，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他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使历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史料的庞杂与晦涩，因此，他笔下的通史也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不同。在注重历史发展逻辑之余，各朝代已不再是可以拿来互相比较的单位，而是前后一贯，具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与写作对于初学者以及非专业人士的历史常识普及均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史学工作者以新视角整体把握历史，提纲挈领，并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提供借鉴。当然，归纳和综合也是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了开阔的视野，从而言人所未言，实践了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大历史观，即宏观历史（macro-history）。大历史是不去研究诸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听取谁的意见，交由谁付诸实施的具体过程，也不去进行武则天秽乱春宫的道德批判的，大历史观要求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洞悉其背后深刻的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因素 。

二十世纪80年代初，经过作者本人和中国出版界有识之士的努力，黄仁宇的力作《万历十五年》在中国低调登场。反响之大，始料未及。先后有中华书局版、三联书店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不知是否盗版？）等三个版本，不下10万册很快售罄。初版、再版，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影响可想而知。当然，由于各种原因，黄先生仅在拥有或读过其著作的读书人中享有盛名。

截止现在，仅三联书店、就出版了他的4本专著：《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都曾多次印刷，黄仁宇先生已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了解。

从投笔从戎到解甲求学，黄先生先后得到李约瑟、费正清等一代宗师指点，从70年代起，开始奠定其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史的权威地位。《万历十五年》一反西方史学界以分析、数字为正宗的方法，从中国固有实际出发，以综合、叙述为主，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明代著名人物、聚集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深刻揭示了中国由盛而衰的内在原因：以道德代替法律、代替科学技术。当时，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中国却不可挽回地远离资本主义而去，越来越无法逆转。
难能可贵的是，黄仁宇先生尽管带有国民党正统人士的一些政治偏见，却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与我们有共识。还从历史中找出了欧、日等“一国两制”的现象，相信中国会比他们更加成功。研究了一辈子历史，在晚年满怀激情地说及，历史发展到现在，终于“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在港澳顺利回归以后，黄先生不幸驾鹤西去。同根同源、同祖同史的海峡两岸，当有所作为，不负黄先生的美意。

黄仁宇的书看似有理,其实有很多问题.其书可以用作资料参考,可不能当真.
原因简单,黄的书是以清修的明史为基础的,而且看书的主要思想在于用美国现代制度对套中国明代的政治.明史本来就假的不行,是满清为了否定汉民族而编的一个伪史.而黄极端缺乏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比如说,黄认为'万历皇帝长达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作者的分析，主要原因是他对文官阶层对自己权力的限制极度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消极怠工'。根本不是事实,万历皇帝只不过二十多年不怎么上朝而已,并没有不理朝政,紧要的政务还是由万历亲自处理的,就是在清修明史中万历时国家安定外交和政治都有成就\也没什么太大的过失.可见黄的浅薄.还有明的文官制度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完善的,而且当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当然不可能搞美国那一套了,黄的美国腔实在让人不舒服,黄也谈不上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以研究历史为名,以指点政治为目的而已。

我只看过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河畔谈中国历史,....感觉他的历史视野很开阔，上下纵横...新文化运动时间，在1919年前后，而要观察它，却要往前走，走到利玛窦与徐光启时代，他的影响则要往后看，1966——1976年，这是他的一个果实，而现在又是他的另一个果实...还有就是社会结构变化，新文化运动有序章，有高潮，有尾声，有台前，有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