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之前去世，明朝历史会怎么发展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死罪的遭受死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死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死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政治局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

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自尊心特别强，这源于朱元璋高度的自信心。朱元璋原来就是一个放牛娃，他不是什么官二代、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没有任何背景和依靠，凡事都是靠自己而完成。他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明升、推翻了昏庸的蒙古贵族元朝势力集团，白手起家建立了大明王朝。所以造就了朱元璋的性格比较狠，杀伐果决，好猜疑，多忌讳；晚年的朱元璋内心是极度扭曲的和狠毒的。我个人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废相杀将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威胁，加强皇权进一步巩固及有利于中央集权制。

宰相“丞相”的由来及功能，古代帝王当初设置丞相之职的目的。

宰相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宰相是古代王朝辅佐君主、统摄百僚、总理政务的人。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其名称及员数历代各异。宰相作为帝王之辅佐，由来久远，基本上可以说，中国自有帝王开始，就有辅佐朝政处理实际事物，掌握高权力的宰相“天下第二人”的职务。

唐太宗认为丞相能够帮助皇帝减轻政务的负担，但又担心其权力过大会威胁到皇帝。所以他实行“三省六部制”。这样有利于政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加强皇权，分割并削弱了相权。可谓是“一举两得”。

明朝初，宰相又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是徐达，丞相任所称中书省。明代曾出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时间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在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以后，中书省也随之而撤销，此后丞相的官位和职所也就化为乌有了。 

明太祖朱元璋因生性多疑，害怕别人手中权力如果太多的话，会反过来害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胡惟庸专权，威胁到自身的统治，丞相权势过重，以致皇权不稳、内乱屡生，明太祖朱元璋还认为，这种制度妨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会导致社会动荡。胡惟庸，坚定了朱元璋要废掉相权的决心。 

鉴于这些历史教训，朱元璋对功臣和权臣开始进行诛杀，洪武十二年（公元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李善长等人也牵连在内，洪武二十三年，最终李善长被满门诛族，仅驸马李琪一家得以赦免并流放外地。朱元璋这一场清除异己运动，牵连广泛历时数年，史书记载约三万余人被杀，基本上，开国功臣一个没剩。 

同时，朱元璋毅然决然的废除了在中国已有16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资治通鉴》司马光说过：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好皇帝可以让奸人变贤臣，坏皇帝可以让贤臣变奸人。可见，丞相只不过是皇帝的影子，一个国家的政治成败根子还在君主身上。一个奸相的背后，站着的不是昏君，就是暴君。 

明太祖废相杀将，明朝进行了制度调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内部进行制度的改革。撤销中书省，宣布永远废除丞相一职。朱元璋特别强调自古以来丞相制度的“弊端”，“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少人专权乱政”。他规定，废除丞相之后，“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

二、提高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的官秩职权，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

三、将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设置多个职官，彼此互相牵制。如三司(承宣布政使司，管地方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刑狱；都指挥使司，管地方的军事)。。这样的变动，实质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权完全兼并了相权，皇帝实际上是总尚书；在军事统率上，则是瓜分了臣下的指挥权，皇帝实际上也是总都督。一切最高的军政权力完全集中掌握于一人手中，并在制度上获得保证。

朱元璋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希望使自己的统治安如磐石。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朱元璋还创新性的设置了锦衣卫机构。锦衣卫负责对百官的监察，其职权很大，可以干预司法。

朱元璋就这样步步为营的废除了丞相制度，将中央集权收回到了自己手里，为了大明朝子孙后代能稳坐江山，朱元璋也算是废尽了心思。

胡惟庸（？—1380年），汉族，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与李善长同乡。明朝开国功臣，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后遭朱元璋处死。

官拜左相

龙凤元年（1355年），胡惟庸投朱元璋于和州，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吴元年（1367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十年（1377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骄纵跋扈

自从杨宪被诛后，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有才干，很宠信他。胡惟庸也自觉奋进，曾以遇事小心谨慎博得朱元璋欢心，进一步获得朱元璋的宠信。

他为此当了多年独相，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朱元璋便径直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便扣下不上呈。各方面热衷功名之徒，以及失去了职位的功臣武夫，竞相奔走于其门，贿送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计。大将军徐达极恨他奸恶，从容地告诉了朱元璋。胡惟庸于是诱惑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

御史中丞也曾说过他的短处。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派惟庸带医生探视，胡惟庸便对刘基下毒。刘基死后，他更加无所顾忌。他与太师李善长相勾结，将哥哥的女儿嫁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学士吴伯宗弹劾胡惟庸，差点大祸临头。此后，他权势更盛。在他定远老家的井中，突然生出石笋，出水数尺深，献媚的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他们还说胡惟庸祖父三代的坟墓上，晚上都有火光，照亮夜空。胡惟庸更加高兴和自负，从此有了异心。

心怀异志

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来，擅自乘坐驿车。朱元璋大怒，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整天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他无功而返，朱元璋又严厉斥责他。两人都非常害怕。胡惟庸便暗中对两人威逼利诱。两人一向愚勇，见胡惟庸正专权用事，便与他秘密往来。两人曾到胡惟庸家饮酒，酒酣时，胡惟庸屏退左右，对他俩说：“我等所干的事多不合法，一旦被发觉将怎么办？”两人更加惶恐。胡惟庸于是将自己的主意告诉了他们，令他们在外面收集兵马。

胡惟庸又曾与陈宁坐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说：“我会用得着你。”太仆寺丞李存义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女婿李佑的父亲，胡惟庸令他暗中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年纪已老，不能坚决拒绝，开始不同意，后来便依违其间了。胡惟庸更加以为事情可以成功，于是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招引倭寇，与他们约定日期相会。又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向元朝嗣君称臣，请求出兵做外应。这些事都还没有发出。正好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将驾车的人杀死。朱元璋大怒，命他偿命。胡惟庸请求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朱元璋不许。胡惟庸害怕了，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密告四方以及依从于自己的武臣。[4]

事败见诛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朱元璋。宦官出来见到了，便进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朱元璋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为他陪死。朱元璋问知陈氏乃是被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没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第二年正月，涂节便将祸变上报，告发惟庸。御史中丞商皓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词语连及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5]

死后余波

胡惟庸死后，他造反的阴谋还没有全部暴露，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李存义被人自首告发，得以免死，安置在崇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月，林贤狱案办成，惟庸通倭的事才显了出来。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征讨沙漠，抓获封绩，李善长不奏告皇上。

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事情败露，将封绩逮捕，审出当时情况，胡惟庸的逆谋进一步大显。正好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自首告发李善长和惟庸往来情况，而陆仲亨的家奴封贴木也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朱元璋大发雷霆之怒，肃清逆党，词语相连，被诛杀者达三万余人。于是做《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此案株连蔓引，直到数年之后，还没有清除干净。[6]

“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胡惟庸被朱元璋以谋反的名义处死。并由此展开了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一大批淮西功臣都卷入此案。其中包括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此案朱元璋共计处死三万余人。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是明初四血案之一。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的说不出话来。

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列洪武四大案之一（另三案为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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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后被朱元璋处死。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等人不报告朱元璋。宦官出来见到了，便进宫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下敕令责备中书省臣。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暗暗地将罪过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又归咎于中书。朱元璋更加愤怒，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究问为首主持的人。不久，赐汪广洋死，汪广洋的妾陈氏为他陪死。朱元璋问知陈氏乃是被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大怒说：“被没入官的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怎么得到？”便颁下敕令命法司调查。于是胡惟庸以及六部属官都应当被判罪。第二年正月，涂节便将祸变上报，告发惟庸。御史中丞商皓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也告发了惟庸的阴谋。朱元璋大怒，下令廷臣轮番讯问，词语连及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预阴谋，见事情不成，这才将变乱上告，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

拓展资料：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是明初四血案之一。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的说不出话来。

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列洪武四大案之一（另三案为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明代史籍中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有矛盾，因此关于其是否确实谋反，当时便有人怀疑，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也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胡惟庸案，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从此，相权被彻底剥夺，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走向君主专制。

胡惟庸-百度百科

一、朱元璋在位31年，从1368建立明朝开始到1398年去世，共31年。

二、朱元璋功绩

1、结束蒙元的统治，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崭新而强大的国家。

2、以强力手段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进与创新，促进了政治制度的进步。

3、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百姓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

4、大力整治官场，打击和处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其反腐反贪的坚强决心和铁血手段既矫正、震慑了洪武一朝和有明一代，也为后世书写了官员应该怎样为官的准则。

三、后世影响

废除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及压迫政策，有利于各个民族的大团结；寓兵于农，且耕且战 ，这无疑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并且有利于兵民关系的和谐，有利于国防力量的建设。

扩展资料：

朱元璋轶事典故

1、皇觉寺

朱元璋小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了活命，他曾出家当过和尚，他出家的那个寺庙，叫做“皇觉寺”。穷屌丝在哪里都让人瞧不起，到哪里都受人欺负，寺庙里的和尚，同样有嫌贫爱富的毛病，朱元璋在皇觉寺里受欺负，便成了家常便饭。

尽管心里憋屈，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屈辱度日。有一天，老和尚又来捏这个软柿子了。这一回是老鼠咬坏了大殿上的蜡烛，逮不着老鼠，就拿朱元璋出气，骂他只晓得吃干饭。朱元璋心想，蜡烛又不是我咬坏的，与我何干？

但他又不敢与老和尚顶嘴。老和尚一走，他也找了个出气筒——当他看到威风凛凛的伽蓝神仿佛正用嘲笑的目光看着他，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才是个白吃干饭的东西，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管什么寺庙，害得老子白挨一顿骂。

他越想越气，忍不住在迦蓝神背后，偷偷写下“发配三千里”五个字。后来的故事，就是神话了—— 干了这种事，自然耽误了时间，朱元璋有点急，边扫边念叨：“大菩萨、小菩萨，快快站到一边去，别妨碍我扫地。”

话音刚落，大大小小的菩萨，都自觉地站到扫过的那一边。扫完地，朱元璋又说：“大菩萨、小菩萨，地已打扫完毕，就各就位吧。”大小菩萨们，又听话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后来，这些事被人告到方丈那里，方丈来果然看到伽蓝神身上有那五个字，又看到朱元璋扫地时“命令”菩萨让路，本想惩罚他，又觉得这人连菩萨都怕他，还是别惹的好，便借口寺里粮食不够吃，打发他走了。

2、整容匠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自然就有了不少秘书，其中包括生活秘书。一般情况下，领导的秘书只要把领导伺候好了，将来都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负责给朱元璋打理容颜的“整容匠”，虽然没多少文化，但也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天，整容匠替朱元璋修理完指甲，小心翼翼地把剪下来的碎指甲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朱元璋觉得奇怪，问他想干啥。整容匠说此物来自皇上圣体，岂能乱扔？卑职要拿回家去，好好珍藏起来。

朱元璋说你小子休息骗我，你为朕修了十几年指甲，难不成都珍藏起来了？对方说全都珍藏起来了，一点也不少。朱元璋不信，派了一个锦衣卫看住整容匠，再派人到他家里去取指甲。派去的人果然从整容匠家里捧来一个红木匣子，里面全是朱元璋的碎指甲。

使者还告诉朱元璋，这个红木匣子是供在佛龛上的，匣子前面烧着香烛。朱元璋一高兴，马上让整容匠当了中央机关事务局局长。

3、元宵节微服出巡

朱元璋是个大老粗，却有着惊人的联想力。有一年元宵节，老朱微服出行，到街上去看热闹。他来到南京聚宝门外，看见一户人家门前挂着一只彩灯，彩灯上面画了一个大脚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西瓜。朱元璋顿时脸色大变——“怀”“西”不是“淮西”的谐音吗？而淮西，是他老家呀。

这幅画的意思，不是讽刺他老朱的老婆是“淮西大脚妇”吗？结果这户人家惨了，一家九族三百多口全被朱元璋指使锦衣卫杀了个精光，管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个不留，他家所在那条街上所有的居民，全都被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充了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