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的主要措施和成就是什么 对后世又有怎样的影响

事迹：
隆中对，说服孙权结成孙刘联盟，赏罚分明以法治蜀，平定南中（云南地区），北伐中原。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由于刘禅庸碌无为，不谙政事，蜀国政事无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定笃。正如后主对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妥善地解决了蜀汉政权和南中地区的关系。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处理蜀国大小政事，北伐中原，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贡献了一生的心血。
为人：
诸葛亮生前曾给刘禅上过一个奏章，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供给全家子弟的生活之需。自己常年在外任职，衣食依赖国家，不曾有任何积蓄和产业。他死后，经过清点，果如其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经过苦战，以身殉职。他的儿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岁，听说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作为丞相，能够安抚百姓，建立法规，整顿官职，遵循权制，开诚布公；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有仇隙，也必赏无疑，对犯法和玩忽职守的人，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一定惩罚；对真正服罪吐真情的人，罪虽重也可以释放，对狡辩抵赖掩过饰非的人，罪过虽轻也一定严惩；为善不论多么轻微，都加以奖赏，作恶不论多么细小，都加以贬责；处理政事精练，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人的观察循名责实，对虚伪的人不予录用；因为他用心公平，赏罚分明，所以举国之人对他既畏惧而又尊敬，刑法虽然严峻却没人抱怨。

诸葛亮的事迹与为人对于今日的影响或意义
（1）诸葛亮用心公平，赏罚分明，厉行法治；以及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今日的政治都还有借鉴意义。
（2）诸葛亮严于律己，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廉洁奉公，值得每个当今大小公务员和执政者的学习！
（3）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事业的奉献精神更已成为了一种革命的精神，值得每一个人去学习！

写了《出师表》、北伐中原知其不可而为之、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备死后军事大权交给了李严，而不是我们的丞相。其中全国军区有汉中军区（军团长魏延，防曹魏，驻守汉中），江州军区（军团长李严，驻守白帝城，江州），中央军区（驻守成都）。而我们的丞相却自领益州牧，而不是益州刺史。牧是可以组建自己的军队的，费用由州府提供，皇帝无权过问。自诸葛亮以后，其他的人都是刺史了（比如蒋琬，费伟都是益州刺史，姜维是西凉刺史）。由于蜀国只有一个益州，再加上新败，所以新补出来的兵都进入了诸葛亮的手上。而诸葛亮通过南征，得了中央军团的军权，北伐夺了魏延的军权，从此魏延从一个军团长变成了一个常常统兵不到万人的丞相司马。然后再慢慢夺了李严的军权，最后把他废了，永不录用。要是刘备真的信任诸葛亮，为什么不把军权交给他了？而是交给李严？而且李严这个人是后来刘备兵败之后才青云直上的，官拜至尚书（法正身前的官职），显然是为了制衡诸葛亮，而不是真的非常信任诸葛亮。当然李严也很有才能，但是是降将（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之前他是刘表部将，表死后投奔刘璋），且品性不好。但是除了李严谁又有能力和资历能制衡诸葛亮呢？法正庞统早死，关羽张飞黄忠皆死，马超不可靠，赵云其实长期是杂号将军（蜀国只有四虎上将，没有五虎上将，五虎上将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的说法，所以赵云是被高估的人），彭漾（以异世之后终难制御所杀）刘封（关羽死之后，刘备仅仅是想训责一下自己的养子。关羽10月兵败，1月被杀。三个月的时间，蜀汉这边出了援兵吗？三国志上面是查不到出援兵的记录的，甚至集结部队的记录都没有）被我们的丞相害死，能制衡的只有李严了，蜀国这边人才本来就少，姜维还在曹魏那边了。所以诸葛亮是自己夺的权，这也就是为什么马谡罪不至死，还是丞相的心腹，为什么丞相要杀他的原因了，堵嘴。
至于能力嘛。火烧博望坡是刘备指挥的，诸葛亮那时候还没有出山呢！什么白水河放水，火烧新野，用兵符智取江陵襄阳南郡，（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上方谷火烧司马懿，平居安五路。郭冲之五事经证实全部都是假的），智取汉中（诸葛亮留镇成都，足兵足粮而已，刘备带的是法正。而提出经略汉中的是法正和黄权）这些都是假的。也许你看到这里我无法相信，但是这些毕竟是事实啊。不信的话可以翻裴松之注三国志。取成都的时候诸葛亮不过是跟着张飞和赵云的后面安抚后方罢了。而雒城和张任早在诸葛亮来的时候就被打下了。庞统不是死在落凤坡，而是死在雒城下，为流失所中。三军将士为此拼命攻城，被攻下。而刘备生前诸葛亮可以说是很少掌兵。刘备入蜀带的是庞统法正，打汉中带的是法正。法正好不容易死了吧，大权又交给的是刘巴（刘巴的失权在于他没有拥立刘备为汉中王，这里想起了谁，是不是曹操手下的荀彧？而从此司马懿开始飞黄腾达。历史在这里是不是惊人的相似？从这里刘巴被刘备弃用，诸葛亮开始成为第二把交椅。而刘备与曹操一杀一弃，这就是他们人品的高低了），真是活活把我们的小亮同志气的啊。。。。。

所以我一直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要能力没有能力，居然成了我们中国智慧的象征，真是民族的耻辱啊。这里引用一句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的话（ 南原决战初，司马懿给弟弟司马孚的回信中说：“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率卒十万，已堕吾计中，破之必矣）。我们一般都说司马懿称呼诸葛亮为天下奇才，但是那个是个误会而已。因为蜀国的的营盘都说杨仪布置的，而司马懿不知道。所以司马懿看到布的放布的非常的周密就非常的吃惊。要知道诸葛亮当时的部队在五丈原是要种地的，这样子就会导致它的营盘会很大。而刘备正是连营700里兵败的。兵力分散，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所以司马懿看到诸葛亮的营盘这么大却毫无破绽非常的吃惊，所以说了那么一句话，天下奇才。其实他应该称呼杨仪才是。所以杨仪一直以为诸葛亮死了军权会交给他，当然魏延也是这么想的。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率卒十万，已堕吾计中，破之必矣。其实我们说诸葛亮往往不说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根本还不知道这句话吧。

蜀汉的政治，在诸葛亮的统治下，不但较刘璋时代大有起色，就是与同时的魏、吴两国相比较，也要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孙权的忌恨。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亮传》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说得好似尽善尽妥，而陈寿对魏、吴两国的统治者则未有若此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的人民思念他，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之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够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岂能如此？至于诸葛亮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绩，此将在论述蜀国经济时再谈。

总之，诸葛亮德才兼备，其治蜀政绩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的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蜀国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处，有些地方还可供后世借鉴。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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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只懂战术，不懂战略。诸葛亮治蜀的效果就是蜀汉最先灭亡。

浅谈诸葛亮治蜀的措施千古贤相诸葛亮励精图志治蜀二十年，使得“国贫民虚，地处孤绝”的蜀汉上下“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如此卓越的政绩与他“科教严明，厉行法治”的治政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一、诸葛亮依法治蜀的历史背景　　建安十九年，刘备平定成都后，封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管理益州政务。原益州牧刘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三国志·蜀书·刘璋传》），一直奉行汉末以来的腐朽政治，所辖境内刑法律令松弛倾废，豪强士族肆虐妄为，黎民百姓怨声载道。　　诸葛亮入蜀后厉行法治，采取以严济宽、以猛纠弘的强硬手段，严厉打击豪强士族势力，坚决维护法令律制的权威。使益州的官风民气大为改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但这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守旧势力的非议和责难。为此当时的蜀郡太守法正劝告诸葛亮说：“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欲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刑法宽简使秦人感恩的史例，劝说他降低要求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　　诸葛亮并未采纳法正的意见而宽刑省法，他在《答法正书》中依理反驳道：“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己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认为：理政治国不可滥施小恩小惠，用职位去恩宠下级，等到无高位可给时他们就会渐生轻视；用恩惠去笼络下级，等到无恩可施时他们就会滋生慢怠，此乃为弊政症结之所在。如果用严峻的刑法去震慑下级，待法令贯彻之后，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严格限制封赏官爵，一旦加官晋爵，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荣耀。恩荣并用，互为补充，上级与下级之间就有了秩序，治理国家的要领就体现于此。所以他坚持“治乱世用重典” (《礼记·周礼》)，采取严刑峻法、恩威并济的措施来革新政治、纠正时弊。　　二、诸葛亮依法治蜀的措施及影响　　为确保有法可依，诸葛亮与法正、刘巴、伊籍等人共同制定《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坚决实行由“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方略，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来规范社会秩序、约束道德行为，达到震慑人心、劝善规恶的目的。此外他还反复对官吏进行教导，“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实现长治久安。　　诸葛亮强调“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不讲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之类偏袒贵官的“传统”。与诸葛亮同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恣意矫旨殆误战机，诸葛亮立即上书请将其废黜流放梓潼郡。出身名门又是东宫旧臣的将军来敏，年老狂勃口出不逊，诸葛亮毫不避讳罢免了他的官职，让他“闭门思愆”（《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对于人民大众，诸葛亮一改施法者的强硬面孔，采取“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用心平”是指诸葛亮人品公正亮直，“心如秤，不能为人轻重”（《诸葛亮集·杂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不遗远，刑不阿贵”，执法公允无私，使民众心悦诚服。“劝戒明”则是说诸葛亮不过分崇拜法律，视之为万能，而只将法律当作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他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竭力反对不教而诛，声明不是为法加于人而法，而是注重防患于未然。他“示仪轨，从权制”，积极对民众进行普法宣传教育，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以避免犯罪。　　为增强法制观念，诸葛亮特地亲自为后主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等法家经典。并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规谏刘禅执法应客观公允，奖惩须一视同仁，不得循私枉法。另指出倘若“以私为公”、赏罚不均，就会使“人有二心”威胁到国家政权。　　诸葛亮虽位极人臣、功高如山，仍守身甚正、律已甚严。他对亲属故旧毫无偏袒、一视同仁，知道侄儿诸葛恪禀性疏陋难担大任，主动要求将其调离；至交马谡违反节度，造成街亭之失，他力排众议，指出“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诸葛亮集· 论斩马谡》），依法将其处斩。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奢，生前“资仰于官，不自冶生”，“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及卒，遗命葬定军山，丧事从俭。他每欲责人者，即躬为表率，街亭战后，他除斩马谡、杀李盛、废黄袭外，更上《街亭自贬疏》，检查自已做主帅“不能训章明法”、“授任无才”、“明不知人、恤事多暗” 的过错，自请贬官三级，并将之公布于天下。襟怀坦荡、不矜己过之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　　诸葛亮虽责人以严但仍待人以诚，对犯人家属绝不施行牵连，不带有任何歧视。前文提到的李严被罢黜后，他的儿子李丰仍留在丞相府作官，继续受到信任和重用。诸葛亮还经常教育他，希望他能够正确对待他父亲的问题，积极进取，努力工作。　　对犯过违法的人，诸葛亮也非全加严惩，而是结合其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妥为论处。如在李严的问题上他曾就对李丰说：“若都护思负一意，君可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集·与李丰教》载），表示李严若诚恳服罪改过，允许其重新复职。又如车骑将军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诸葛亮责罚他，琰向亮谢罪，亮见琰有悔改之意便马上派他回成都，恢复他的官职。还有江阳太守彭羕因私下悖语而入狱，此后写信给诸葛亮说：自己由于“一朝狂悖”（《三国志·蜀书·彭羕传》，下同）失言，“负我慈父，罪有百死”，但仍是“尽心於主公之业”的，“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请求诸葛亮宽恕。因诸葛亮责自己严、责别人公平，所以被他责罚过的人都无怨无悔、诚心改过，而这又正是他“法加于人而无怨者”的原因之一。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后重新被起用的机会，遂激愤而死。因游散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垂泣难曰：“吾终为左衽矣！”（《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卒死徙所。　　诸葛亮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法制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汉代的“外儒内法”，也不同于不教而诛、以律令为准的酷法，更不同于不限制帝王作为、只责于臣民的“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王法”。其特色是：用法无私，执法必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强调执法者是“人之所瞻”（《诸葛亮集· 便宜十六策·教令第十三》，下同），务须做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正己以教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倡导“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量刑要看认罪态度，“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讲求“德治”“仁政”，主张“德主刑辅” “科”与“教”相辅而行。　　正因为诸葛亮极力推行依法治国的治政主张，坚决贯彻“科”“教”并举的思想路线，方使得豪强专权、法无权威的蜀国实现了臣服民悦、政通人和的开明政治，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诸葛亮依法治蜀政绩之佳，冠绝古代。与亮并时的蜀臣张裔赞曰：“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三国志》作者蜀汉遗臣陈寿评曰：“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晋史家袁凖称曰：“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集·附录·诸葛公论》）；东晋史家习凿齿云：“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於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汉晋春秋》）；唐代名相裴度评曰：“法加于人也，虽从死而无怨；德及于人也，虽奕叶而见思”（《诸葛亮集·附录·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清代学者张澍评曰：“称心无轻重之倚，峻法泯秋毫之怨，此贤愚咸忘其身，仇敌亦仰其治”（《诸葛亮集·编辑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而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称诸葛亮是“标准的法家学说的实行者”（见《中国通史·第二卷》，下同），而“他所治理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个”。　　三、诸葛亮依法治蜀于今之启示　　法律是反映并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量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古往今来，凡如诸葛亮一般有远见、有作为的领导者，无不将严明法纪作为治政理国的重要手段。他们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地宣布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同时撷取好的范例捕捉坏的典型，褒此贬彼，赏此罚彼。让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吸取教益，或起而效尤，或慎之戒之。我们应当从前人的史例中借鉴经验，为我们开创新的历史服务。健全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保证。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国家的重要主张，是国家的一项战略方针。现在改革开放了，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要借鉴、吸收，但由此一些腐朽的东西也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出现如吸毒、嫖娼、赌博、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诸葛亮那种厉行法治的顽强信念、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坚决对此予以取缔和打击。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的人民才能得以正常有序的生活。否则社会“风气如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呢？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要实现这一经济体制的转轨，就需要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和保障。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就决定了市场是多种主体的，各种市场主体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需要由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一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我们运用法制功能保证公平竞争的秩序，需要我们将市场主体的行为、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市场的宏观调控纳入法制的轨道，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要做到上述所有这些，我们就必须具备强烈的法制意识和丰富的法律知识，就有必要发扬诸葛亮那种积极引导、深入宣扬的普法精神，号召全社会都来学法、知法、懂法、用法，营造浓厚热烈的法制氛围。　　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造就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环境，全体公民皆应有责，试想生活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古人尚能有如此“训章明法”，今天的我们理当不会逊色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