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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之重组团队

时间: 2021-06-13 19:27:34 | 作者：哈佛商业评论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7次

应急管理之重组团队

经过于谦的一连串筹划，大明的京城人心暂时稳定了下来。然而，瓦剌入侵的阴云仍未散去，这位 “救时宰相”仍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对于新接手一项事业的领导者来说，此时一般会遇上一个问题——虽然有了职位名分，但在团队中没有树立威信，上级也还处在观察期，手中的权力处在一个弹性状态下，如何尽量扩张弹性的边缘？于谦在一次重大危机来临之时，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1.朝堂上的全武行

按照通常的看法，要为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夏天北京这个烂摊子负责的，正是有明一代的首位“权阉”，明英宗宠幸的司礼太监王振。若非此人撺掇，从来没打过仗的明英宗也不会异想天开去搞什么“御驾亲征”，以至于连自己都在土木堡成了瓦剌的俘虏。

至于那位王振，则是死在了土木堡（这大概也算是这场战争给明朝带来的唯一好处）。罪魁祸首当然死有余辜，可是朝堂之上，仍旧布满了他的党羽。正是这个群体的倒行逆施，才导致大明朝廷在“土木之变”后陷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大一场危机。于谦能够依靠他们打赢迫在眉睫的北京保卫战吗？显然是不现实的。

谁也不曾预见到，这个重新“洗牌”的时机竟突如其来地到来了。八月二十三日，当“监国”的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时，有大臣奏言：“王振倾危社稷，使皇上（明英宗）蒙难，请求诛杀其族以安人心。”王振到底是皇帝宠爱的太监（后来明英宗复辟后，果然赐王振祭葬，还立祠“旌忠”），因此名分只是“监国”的朱祁钰显得有些踌躇。群臣见此，满腔悲愤，哭声震响了殿堂。

这时候，王振的党羽锦衣卫马顺还幻想着依然像从前那样大施淫威，竟站出来呵斥、漫骂上奏章的大臣，并想把众人赶走了事。这一来犹如火上浇油，点燃了许多官员的愤怒火焰。众人不顾朝规礼仪，一齐扑向马顺。给事中王泓一把揪住马顺的头发，边咬边骂：“你这奸党，罪该万死，还敢骂人？”大伙儿一哄而上，你拉我打，你出拳头我踢脚，没几分钟就打死了马顺。

这还不够解恨，大家又向朱祁钰索要王振余党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看到其势难挡，就把毛贵和王长随从宫门的缝隙中推出来，结果也立刻被群臣打死。他们三人的尸体被拖出陈列于东安门外示众，百姓闻讯赶来，争相击打尸体以泄愤。过了一会儿，有人将王振的侄儿王山捆绑来，大伙围着又打又骂。一时间，朝班大乱，任凭朱祁钰以及几个首要大臣厉声呵斥，警卫士卒奋力阻挡，也无济于事了。

2.“国家大事得依靠你了”

用现在的名词说，这就是“失控”了。朝堂之上当着“监国”的面私自打死了官员和太监。这别说在明朝历史上，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景象。头脑发热的大臣们似乎忘记了，咆哮公堂尚不允许，岂容朝堂杀人？事态一旦平静下来，等待他们的必定是无情的国法。一场大狱势必难免。

幸好当时有于谦在场。在一片混乱的拉扯挤轧之中，他的官袍袖子都被扯碎了。但于谦仍从人群中奋力挤出，直上前去拦住了见势要躲的朱祁钰。他对这个目前唯一可以镇住大局的“监国”说道：“请殿下宣布：马顺等人罪当诛死，凡殴打马顺等的官员概不论罪。请快宣布，马上！” 朱祁钰这才醒悟，照于谦所说立身宣谕，并下令：“立即将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论老少皆斩。”

顿时，狂躁的人群寂静了，但随即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一场罕见的朝堂混战终于平息了。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等人逃回京师，也被抄家下狱。朝廷里的王振余党渐渐销声匿迹，朝廷的正气得到伸张，官心、民心也开始聚齐了。

当于谦身着破衣烂裳步出宫门时，吏部尚书王直赶来握住于谦的手，以敬佩的口吻说道：“国家大事得依靠你了！今天这事即便有一百个王直也无能为力呀！”

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吏部尚书”是“管官的官”，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封勋等事务。任何组织之中，人、财两权都至关重要。明朝废除丞相之后，“吏部尚书”更成为百官之首。王直虽然忠贞刚直、工作勤恳，也见不惯王振胡作非为，但确无应变之才，如何解决朝堂上的王振余党，恐怕一直以来也是萦绕他心头的愁云。如今老大难问题被于谦顺势解决，也让他心服口服。王直的五体投地，不啻于将文官领袖的地位拱手让给了于谦。其实还不止是王直如此。史书上有句话，叫做“上下皆倚重（于）谦”。朱祁钰对于谦在“捶杀马顺”事件中突出表现印象深刻，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在他当上皇帝后自然对于谦言听计从。皇帝的信赖帮助于谦成为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领导团队。危机到来的时候，“人的问题”总会最先暴露出来：整个工作内容发生转向，新的管理者被提升，原有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员工们心怀不满却无处发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CEO，寻求来自领导层的力量……于谦不但敏锐地意识到了同僚激愤中蕴藏的危险，进而发现了“危”中之“机”。他说服“监国”赦免了官员们当堂杀人的罪行，还趁势对朝廷中的王振势力进行了一次总清算——而清算的结果就是，为接踵而来的人事调整，腾出了操作空间。更重要的是，于谦借此搭建起了一个名义上以朱祁钰为首，实际上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层，还有掌管人事大权的管理者为助手，这个新的领导层主持正义、团结一心，并且决心推动变革。

3.新班子都有什么人

清除了王振余党，并赢得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全力支持之后，于谦当仁不让地成了主持京城防务的“主心骨”。摆在他面前的，实在是个烂摊子——土木堡的惨败，给明军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缺兵少将，特别是将，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可是明廷功臣宿将损失殆尽。此刻，整个朝廷的希望，兵部尚书于谦在想些什么呢？恐怕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闻鼙鼓而思良将”。重新组织起一军事领导班子，提高明军的应战能力，实乃迫在眉睫。

那么，于谦起用了哪些将领呢？

京城守备，是当时的重中之重。出人意料的是，于谦竟然将“总领京营兵”这一重任交给了一位败军之将，石亨。

短短一个月前，身为左参将的石亨刚刚在瓦剌军面前吃了一场败仗。他与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等人在阳和（今山西阳高西北）迎战瓦剌骑兵，全军覆没。石亨自己单骑奔还才侥幸逃回大同城内。

以常理度之，等着他的无非是身陷囹圄，追究战败责任的下场。但于谦偏偏特意请来了赦免的旨意，还委其以重任！这是于谦与石亨有私情么？并非如此。作为原先一直在兵部工作的官员，于谦心里明白，石亨实在是位将才。史籍上记载此人“方面伟躯，美髯及膝”，“善骑射，能用大刀”。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活脱脱三国年间的“美髯公”关云长再世。与关公一样，石亨颇为善战，他的升迁也都是凭借实打实的军功。当时明朝的边将里，石亨的地位举足轻重，“虽偏将，中朝倚之如大帅”。反观阳和之败，监军太监郭敬在其中作梗是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于谦仍然决定起用石亨镇守京城。

除此之外，于谦又以广东东莞县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郎中守御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调守紫荆关。这两处瓦剌从西北、西南进攻北京的必经之路。于谦却根本不按一般官吏升迁的序列选派将领，而是根据自己对这些人的才干的洞察而定。尤其是罗通，此人曾经官至兵部郎中（所以于谦才认识他），后来因为贪财好色被治罪而贬至岭南。于谦却令他官复原职，守备兵家必争的居庸关。当时看来，这是不是在“乱点鸳鸯谱”，也只能留待后来的历史去验证了。

变革管理。“土木之变”，证明大明的官僚集团百弊丛生，已经无法适应与瓦剌的战争需求。管理上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只有进行必要的调整，明廷才能顺利地筹备迫在眉睫的京师保卫战。譬如石亨这样的败将，在平时断无升官可能，但“土木之变”以后，前线军情急如星火，敌人可不会等着大明的官僚机构循规蹈矩地升降将领。于谦提拔石亨，复用罗通，无不逸出一般官吏升迁的常规做法，放下过去的功过得失、摈弃世间的道德评价，采用了围绕战争的人才提拔标准，引导了一场激进式变革。

人力资源互补。毕竟“术业有专攻”，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扬长避短，才能使人力资源管理功能达到互补的效果，领导者当然不必样样在行，但团队中一定要有能给自己补短板的。于谦虽然是兵部尚书，却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从未带过兵，更没有上过战场，对战争实在是个外行。而“土木之变”将明军猛将精兵一扫而空而后，京城之内正缺乏有实战经验的良将坐镇。在这种情况下，将石亨这样老于战阵的宿将弃之不顾，对于战局的不利影响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4.赏与罚

伴随着大规模人事调动，封赏与惩罚也成为于谦得心应手的两样工具。于谦首先整治了一批带兵不严的将领，如忻城伯赵荣，平素懒于操练，致使军容不整，军纪全无，犹如一盘散沙。于谦遂请朱祁钰将其治罪。与此同时，他又封镇守宣府（今河北张家口）的杨洪为昌平伯，奖谕巡抚罗亨信等。土木之败后，宣府成为一座孤城，人心涣散，许多人想弃城逃跑。罗亨信仗剑坐守城门，宣布命令：“出城者斩！”制止了部队的逃跑倾向。也先曾三次进攻宣府，挟明英宗命令开门，皆被杨洪、罗亨信拒绝。二人率同军民坚守孤城，终于保住了这个重要据点，为保卫京师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此，于谦仍请杨洪同罗亨信、朱谦一道镇守宣府，勉励他们继续抵抗瓦剌。

到了九月十五日，于谦又推荐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为总兵官，佩征西将军印，取代刘安镇守大同。原本郭登一直与广宁伯总兵官刘安一同镇守大同。土木之战后，瓦剌军拥着当时已经成为“太上皇”的明英宗来到大同城外，郭登却“闭门不纳”。朱祁镇传话给郭登：“朕与你还有姻亲关系呢，你怎么能如此待朕？！”郭登回答:“臣乃奉命守城，不敢擅自开启。”

但刘安却出城了。朱祁镇（替瓦剌）向他索要了大同库金一万两，并让刘安把在阳和死去的朱冕、宋瑛及宦官郭敬等人的家财分给瓦剌的首领也先及伯颜帖木儿等人。瓦剌军围困大同三天，大同守军伤亡巨大，城门昼夜紧闭，人心惶惶。郭登带领士兵加固城墙，自造兵器，吊死问伤，安抚百姓，并亲自为伤兵换药裹伤。他慷慨激昂地对军民宣誓:“誓与此城共存亡，决不让诸位独自赴死！”他的行为大大鼓舞了士气。

可是刘安心里想得只有自己升官。当他得知明英宗给他开出“封侯”的空头支票之后，竟然官迷心窍，以报告敌情为由，擅自离开大同前线奔来到京师，要求兑现英宗的许诺。等着他的当然是于谦的严历惩治。刘安不仅没能升官进爵，反倒进了班房。郭登升任总兵官后，日夜厉兵秣马。大同由原先的“士卒可战者才数百，马百余匹”的窘境发展为“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足见于谦这一人事调动，效果立竿见影。

就这样，短短几十天内，从京城到边关的守臣，大多在于谦策划下换上了新面孔。重组后的大明帝国军事机器，就这样迅速重新运转了起来。

上下同欲。何为“上下同欲”？这个“欲”当然不是指欲望，而是就目标方向而言。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如一盘散沙，不攻自破。因此，在应对危机时，如果在战略方向上不合拍，即便是再信任、再有能力的人，也只能忍痛割爱。否则，必然埋下巨大的内部隐患，后患无穷。

五代十国时就有一个“上下同欲”的例子。当时的后梁、后唐双方夹（黄）河苦战，战事久拖不决，双方都筋疲力尽。后唐庄宗李存勖打算破釜沉舟，避开后梁野战主力，用一支轻装部队深入敌后，奇袭后梁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当时后梁拥有中原广大地区，后唐的根据地只有山西一隅，势力显然处于下风。因此亲信大将们对李存勖这个十足冒险、一旦失手就死无葬身之地的偷袭计划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执意要走这步险棋的李存勖，出人意料地任命此前犯有过错、和自己关系疏远的老将李嗣源为后唐军队的前敌总指挥。

李存勖为什么会选中李嗣源呢？，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刚刚犯错失宠、急欲立功挽回声誉的李嗣源，是最有可能无保留地支持自己冒险的大将。既然是一次进生退死的冒险，李存勖宁可用在战略上和自己一致的外人，也不能用一个十足可靠，却偏偏对自己的方略满腹狐疑的亲信。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后唐的奇袭令对方猝不及防，最终一举攻克汴梁，灭亡了后梁。

而于谦又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在瓦剌大敌当前，手里又握有“高级人质”明英宗的情况下，明军的领兵将领如果思想混乱，立场动摇，无疑会影响到坚决抗战的正确决策。比如那位镇守大同的刘安就敢在瓦剌裹挟英宗来犯时擅自出城，还以金银资敌。若在战时有人慑于“太上皇”之威作壁上观乃至倒戈相向，大局就更不堪设想了。所以，于谦果断推荐了郭登。这就是因为前者是一位坚定的抵抗派，为此不惜忤逆了“太上皇（明英宗）”的旨意。于谦很清楚，人无完人，在危急关头势必有所取舍，是不是坚持抵抗瓦剌，是压倒其他任何条件的前提。譬如罗通有贪财好色的前科，无疑人品低劣（事后还与于谦争功），但此人确有将才又主张抵抗瓦剌，所以于谦毅然复用——无论如何，了在战场上击退瓦剌的大军，他所重组的这个国防团队，首要原则就是“上下同欲”。

郭晔旻| 文钮键军| 编辑李一品丨策划
文章标题: 应急管理之重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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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签：明朝历史  明朝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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