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4-16 18:51:39 | 作者:带带凹蒂莉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5次
题图普鲁士国旗
请注意:
译文仅供参考。以法连劣币(Ephraimiten)是劣币或假币,其内部的贵金属(银)被替换为了贱金属(铜)。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时期,纯度低下的以法连劣币主宰了萨克森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在西里西亚(Silesia)、波希米亚、波兰和库尔兰(Courland),商人和士兵以正常硬币(战前贵金属含量)的价格将这些劣币用在交易之中,散布着它们。因此,他们获得了价值更高的外国硬币,这些硬币将被用于支付进口的军队补给品。1762年底,腓特烈大帝放弃了这一政策。战后,以法连劣币退出了流通。
腓特烈大帝利用以法连劣币来为七年战争融资。他将硬币贬质了5次。通过铸造和发行这些低价值的硬币,王家国库可以赚取可观的利润。这件事主要是由宫廷银行家维特尔·海涅·以法连(Veitel Heine Ephraim,1703年生,1775年卒)负责的,他铸造了这些以他名字命名的“假币”,即“以法连劣币”。
在莱比锡,企业家联盟以法连和伊奇格(Itzig)铸造了大量的低价值通货,如廷普夫(Tympfs)、6格罗申、3格罗申,以及最常见的8格罗申硬币(Groschen)。起初,他们使用1753年发现的萨克森的硬币压痕器(indentor),之后则使用模仿萨克森的自产硬币压痕器。
财政收益的源头是让硬币中的金银含量显著低于法定含量,如用低价值的铜取代白银。
然而,这些硬币最初是以正版足额硬币的面貌投入流通的,因此造假者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那些老一些的正版足额硬币的印记主要来自其他国家,来自萨克森的印记最受青睐。这些萨克色硬币印记可以追溯至1756年之前,在普鲁士占领萨克森时被征收了。
大众一开始不能辨认以法连劣币的真实价值,因为那些硬币的印记与战前铸造的正版足额硬币上的印记是一样的。大众最初还是根据战前的面值接收“以法连劣币”的,不久之后,消息灵通的商人就发现了不对劲,之后,其他商人、工匠和旅店老板也开始拒绝以面值接收这些劣币了。然而,自1757年开始,即使是普鲁士的1/6塔勒硬币,也在没有官方公告的情况,将其纯度大大地降低了。此时也有内核为铜,外层涂银的1/6塔勒伪币。这就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在战争的混乱时期,也有私下造假者在行动。
萨克色-波兰的8格罗申、廷普夫和5塔勒金币(也成为金奥古斯特(August d'or))经常被降低纯度。
位于普鲁士和(被占领的)莱比锡的铸币厂负责铸造这些硬币的仿制品。之后,它们被普军当作“贸易硬币”,再度运到萨克森。这些硬币也有在普鲁士流通(以内在金属价值,而非面值),直到1820年。根据法定的硬币价值表(Valvationstabellen),大众被勒令要限期兑换并让它们彻底退出流通。
这里有一个例子,1758年的两枚5塔勒金币(2金奥古斯特)和廷普夫,根据1820年普鲁士的硬币价值表,其价值为:
1枚2金奥古斯特硬币(名义价值10塔勒金币),可兑换6塔勒、21格罗申或6格罗申(普鲁士通货),以法连劣币要比其面值低了起码1.5塔勒。1枚8格罗申硬币,可兑换3格罗申(普鲁士通货),以法连劣币要比其面值低了5格罗申(但是,萨克森格罗申的价格要比普鲁士格罗申高一点)。5塔勒假币与正版的区别在尺寸和颜色上:它们更厚,颜色为红色。由于硬币通货时代,重量是衡量真假的第一道程序,加上同等体积的铜要比黄金要轻50%以上,导致这些硬币必须变得异常地厚,以达到“必需”的重量。
在银币的厚度这方面,造假则不会那么容易被识别出来,因为铜只比白银轻15%。
带有部分贵金属的“以法连劣币”可以被称为价值降低通货硬币,因为它们还是会被接受的,只是不会像贵金属硬币(Scheidemünzen,字面意思为护套硬币)那样按面值接受。
那些降低纯度的硬币可以被轻易地检测出来。…
“以法连劣币”的真实价值,可以从总重量检测出来。因此,这场欺诈只持续了3年。由于合格的硬币检测专家数量较少,这场欺诈在农村地区持续的时间要比城市长。
当时的人们如此描述这些硬币:
Von außen schön, von innen schlimm,金玉其外,败絮其中,Von außen Fritz, von innen Ephraim!弗里茨其外,以法连其中!1762年,许多以法连劣币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熔化掉了。熔炼出来的金银贵金属被送了回来并重新使用,以铸造更多的以法连劣币和外国假币,之后则是按战前标准铸造的新硬币。
有一些较小的邦国也铸造了自己的劣币。这在格罗申和1/2格罗申硬币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硬币通常只在外层涂银,一个例子是安哈尔特公国的硬币。
七年战争对柏林上层犹太社会的转型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中,聚光灯经常被分配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犹太铸币商(Münzjuden)的故事上(那些参与普鲁士铸币行业的犹太人)。
这件事情简单来说是这么一回事,在战争期间,3个犹太家族——以法连(Ephraim)、伊奇格(Itzig)和艾萨克-弗里斯(Issac-Fliess)通过帮助腓特烈大帝贬质普鲁士和周边国家的硬币,获得了大量的财富。1761年,硬币贬质的高潮阶段,这些铸币企业家能用每马克白银铸造40枚帝国塔勒,而不是战前标准的每马克白银铸造14枚帝国塔勒。这场硬币贬质是通过混合各种贱金属和降低硬币重量做到的。经济动荡因此在德意志地区如洪水一般泛滥起来。当时的舆论谴责犹太铸币厂长,将他们定为这个故事的恶人,并嘲讽贬质的硬币为“以法连劣币”。
尽管对这场硬币贬质事件的阐述经常是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但现代历史学家很清楚地知道一点,即导致硬币银含量降低(贬质)的最终责任人只能是以法连的老板——腓特烈大帝本人。通过贬质被征服领国的硬币(萨克森),并用贬质硬币支付政府支出,同时在纳税时要求优质硬币,这种操作使得普鲁士政府避免了破产的局面。据估计,普鲁士七年战争的支出中,约有20%至25%是通过这种货币操作填补上的。
先不论围绕着这些铸币企业家运营模式的道德问题,这场战争无疑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犹太精英团体。在战争之前,甚至在战争的头几年,铸币企业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团体(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家庭联系)——一个团体由赫尔兹·摩西·古佩兹(Hertz Moses Gumpertz)、丹尼尔·伊奇格(Daniel Itzig)和摩西·艾萨克-弗里斯(Moses Isaac-Fliess)组成,另一个由维特尔·海涅·以法连(Veitel Heine Ephraim)和他在弗伦克尔家族(Fraenkel)家族中的亲戚组成。1758年,在古佩兹去世之后,以法连和他从前的对手开始有了业务来往。结果是无与伦比的商业成功,而且还愈合了柏林精英犹太人内部的重大分裂。伊奇格-以法连-艾萨克同盟由一堆“王朝”联姻绑定在一起,这使得其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
在这3个家族中,只有以法连家族在战前就是柏林精英犹太团体的一部分。以法连家族在1747年就已经是社区长老了,并早在几十年前就是柏林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了。摩西·艾萨克-弗里斯甚至都不是在柏林出生的本地人。丹尼尔·伊奇格是柏林本地人,但他的出身是一个有钱的非精英家族。战争爆发前的那十年,艾萨克-弗里斯家族和伊奇格家族都没能跻身柏林顶级纳税家族。
像当时的大多数犹太人社区一样,柏林犹太人社区一直由最富有的犹太家族统治。但是,其支配程度从来没有像七年战争过后的几年那样强大。1754年,跟18世纪上半叶的模式差不多,柏林最富有的5%犹太人缴纳了21%的犹太社区税;到了战后的1764年,最富有的5%缴纳的社区税翻了一倍还多(43%)。1764年,以法连、伊萨克-弗里斯和伊奇格家族一共缴纳了犹太社区税的26%(甚至可能更多)。丹尼尔·伊奇格的定期税收评估从1754年的2.5塔勒升至了1746年的47塔勒。他的两个同盟的税费也增加了很多,但幅度比伊奇格的要小一些。三巨头的财富可能比18世纪初宫廷犹太人的财富要多得多。战前,人们的缴税额甚至达不到战后三巨头缴纳的社区税的1/5。有史以来第一次,柏林犹太社区中,出了一些真正的百万富翁。
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也被称为“腓特烈大帝”——是霍亨索伦家族的后裔。他生于1712年1月24日,是“士兵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儿子。在他治下,相对新成立的普鲁士国家崛起为当时世界的列强之一。在继承大统后不久,他便开始为制霸欧洲而向法国、俄国和奥地利发起战争,虽然其取得的成果相对有限。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为“欧洲最聪明最危险的男人”。
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鲁士的硬币和货币体系留下的遗产是如此持久,欧洲其他君主国家都不能与之比拟。通过1750年和1764年的货币改革,他不仅使普鲁士走上了新的道路,还为德意志其他地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约翰·菲利普·格劳曼(Johann Philipp Graumann)的货币改革成功地现代化了普鲁士硬币,并创造了一种认可度超地区的货币形式,促进了贸易和工业发展。新“帝国塔勒”和辅币的贵金属含量等于或接近它们的面值。
格劳曼货币改革的另一关键组成部分是腓特烈大帝所青睐的金腓特烈(Frederick d'or)。1741年,在它们的首次发行后,这些金币只有过很小的改动:纯度略有下降,重量值降低了0.1克。同时,金腓特烈与新塔勒挂钩,并明确禁止在兑换时收取溢价。硬币有三种面额:2金腓特烈,金腓特烈和1/2金腓特烈。
1750年之前,普鲁士的铸币业一直由铸币厂长的半私营企业组成。此后,为王室服务的铸币主任接受了普鲁士铸币厂的管理层。与以前的常规做法不同,硬币不再铭刻铸币厂长名字的首字母,而是铭刻根据重组顺序分发给各个铸币厂的一系列字母。例如,柏林铸币厂的硬币至今仍带有铸币厂印记“A”的字样。
然而,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鲁士的硬币也是声名狼藉的。为了资助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普鲁士硬币的成色逐渐降低到了其原始价值的1/3。这些硬币被称为“以法连劣币(Ephraimiten)”,指的是萨克森莱比锡铸币厂的租赁持有人维特尔·以法连(Veitel Ephraim),他要为铸币的大规模贬质和因此产生的欺诈行为负责。同时代的人们嘲笑这些劣币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腓特烈其外,以法连其中”。外国硬币,如萨克森的金奥古斯特(August d'or),是用原始或仿造模具铸造的,这些模具也被用于铸造低于其面值的劣币,并被带到邻近国家流通。
战争结束后,国家迅速地让这些普鲁士的劣币退出了流通。1764年,硬币铸造恢复到了战前标准。但是,那些“战时硬币”现在仅能以其内在贵金属价值兑换成新硬币,其中的价值损失要由持币人自己承担。
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国王腓特烈大帝引起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多种方式贬质的硬币在除原产国外的许多地区流通着。
当腓特烈二世于1740年掌握大权时,对普鲁士来说,国家统一是相当遥远的目标。通货与德意志其他地区一样,是白银硬币,但普鲁士没有任何重要的银矿,它主要依赖于从美洲进口。黄金对白银的价格从1701年至1710年的1:15.27降到了1740年至1750年的1:15.1。在德意志,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帝国议会(Reichstag,1737年至1738年)将金银兑换比率设为1:15.1。
在接到了缺少硬币的抱怨后,腓特烈决定改革货币。10帝国塔勒(Reichsthaler)银币(又称2金腓特烈)的标准是每马克黄金【*】铸造17.5枚硬币,5帝国塔勒银币(又称金腓特烈)为每马克黄金铸造35枚硬币,2.5帝国塔勒银币(又称1/2金腓特烈)为每马克黄金铸造70枚硬币。银塔勒兑金币的汇率被固定了下来,5银塔勒等于1金腓特烈。每马克白银可以铸造10.5枚银塔勒、21枚1/2银塔勒和42枚1/4银塔勒。普鲁士官方的金银兑换比被认为设的太高了,比率为1:13.793。帝国塔勒这个名字反映了腓特烈的期望,它确实也成为了德意志统一标准硬币的第一步。
【*】德意志地区的马克为科隆马克(Cologne mark),重233.856克。英格兰马克为233.275克,西班牙马克为230.348克,葡萄牙马克为229.50克。
腓特烈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战争,他不得不改变国家的货币政策,将铸币厂租借给有能力的犹太货币商人,这些商人将能从中盈利。租借合同中规定了大多数硬币的重量和纯度,但那些在普鲁士国外流通的硬币则被疯狂通胀。整个18世纪,波兰都没有铸造过硬币,因此波兰硬币成了贬值的理想对象。当来自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18格罗申硬币(被称为廷普夫(Tympf))变得流行起来时,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决定在萨克森铸造更多廷普夫。因为萨克森与波兰不相连,这些硬币必须途径普鲁士,再加上萨克森廷普夫将会与普鲁士铸币厂的廷普夫竞争,腓特烈因此禁止了硬币运输。作为回应,来自柯尼斯堡的普鲁士廷普夫被禁用了。腓特烈的对应是冒用萨克森硬币的印记和标记来铸造硬币。
萨克森在七年战争中被普鲁士占领了,理由之一就是其富裕的银矿。普鲁士占领下的萨克森像以前一样铸造着硬币,但是这些硬币在普鲁士领地上是被禁止使用的。这些硬币含银量低下的事实在一些使用磨损之后大白于天下,因此根据它们铸造者,它们被称为以法连劣币。起初是银白色的,但用了一段时间后,黄铜就露出来了,就像那句讽刺诗一样:“弗里茨其外,以法连其中”。
1757年,在普鲁士使用这种下作手段敛财的提议遭到了国王的严词拒绝,“臭名昭著的硬币”不应该在他自己的领地上流通。国王还销毁了通货膨胀的相关记录,所以我们对通货膨胀的规模了解的不多——除了萨克森的德累斯顿铸币厂,它曾被普军短暂地占领过。
1758年,所有的硬币铸造标准(包括普鲁士的在内)都被统一为每马克白银铸造19.75枚帝国塔勒。同年,金腓特烈贬值了41%。1760年,银币铸造标准被定为每马克白银铸造30枚帝国塔勒,只有普鲁士的“通货硬币(Kurantgeld)”(用来纳税的硬币)停在了旧标准。新的贬值货币故意伪装成1753年铸造的,以掩饰其真实性质。
战争进展迫使腓特烈去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普鲁士铸造了一批萨克森的金奥古斯特,仍然伪装成早年铸造的来掩盖其本质,1761年时为11克拉(carat),后来降至7克拉。自1759年以来,与犹太铸币商的合同也包括“其他硬币”。腓特烈的贬值货币给了其他德意志领主灵感,他们也通胀了自己的货币。腓特烈利用这个机会铸造了这些硬币的仿制品,以获得更多收入。到了1760年时,战争已经对普鲁士相当不利了。在汇率方面,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尼德兰购买白银的价格从每马克19帝国塔勒上升至28帝国塔勒。军饷越来越难以被部署到位,因为军人们在远离祖国的战地;在许多地方,萨克森硬币都被禁止使用了,在一些地方,仅仅是持有它们便会面临着监禁的风险。普鲁士政府决定以每马克白银铸造40枚帝国塔勒的标准来铸造萨克森和“外国”硬币,廷普夫则没有铸造标准。安哈尔特(Anhalt)和施韦林(Schwerin)的铸币厂被强制关停了,因为其对普鲁士铸币厂不受欢迎的竞争。
1762年末,恢复正常货币政策开始变得有可能了,因为硬币铸造标准总算提升到了每马克白银铸造19.75枚帝国塔勒。旧的硬币被回收了,萨克森1/3塔勒的回收折扣为70%,格罗申的回收折扣为117.50%。1763年末,缺乏货币的抱怨才正式消散了。1764年,铸币标准总算回到了每马克白银铸造14枚帝国塔勒,其辅币的标准也恢复了。1750年,金腓特烈再次按照旧标准开始铸造了。铸币厂再次成了国营企业。
七年战争中,腓特烈面对着奥、法、俄三国的军队,他的列强盟友只有英国。普鲁士的战争支出主要是靠税收、贷款和通货膨胀填补的。腓特烈选择不贷款。普鲁士征收了战争税,在占领地区尤为如此(仅萨克森就支付了5,000万塔勒)。英国的战争补贴以金银的形式到达,他们也指出了可靠的货币贬值方向。普鲁士人以前从未意识到通货膨胀能以这么多新奇的方式进行。资金从四面八方流入国库,无论那块土地的占有者是敌对方还是中立方。硬币上的铸造年份通常是假的。奥地利人用过萨克森硬币来支付军饷。甚至法国军队也中过招。大量德意志铸币厂也贬值了自己的硬币,包括那些由宗教领袖运营的铸币厂。这些硬币随后被腓特烈的铸币商仿造。在不久之前,波兰放弃了自行铸币,使得波兰硬币成了仿造贬值硬币的理想目标,这导致的麻烦与腓特烈的长期目标相契合(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理由之一是经济混乱)。
实际铸造的硬币总量和通货膨胀带来的收入尚不得而知。只有德累斯顿铸币厂留下了1758年至1759年的档案记录。在1年3个月之内,德累斯顿铸币厂一共铸造了800多万枚硬币。德累斯顿铸币厂向国库上缴的收益总计为近3,000万帝国塔勒。根据铸造战争货币的特权,估计有5,000万帝国塔勒进了普鲁士王室的腰包(注意,这些款项是用良币(正常标准)支付的)。铸币商的利润估计为2,500万帝国塔勒。根据战后转换标准计算,普鲁士持币人的平均损失为67%。
腓特烈是七年战争的胜利者,他那原本不相连的领地被富裕的西里西亚连在了一起。由于之后的长期和平,普鲁士经济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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