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4-15 10:51:17 | 作者:夕颜.源氏物语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0次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在多次外交干涉无果后,唐朝大将苏定方率十万大军渡海东征百济。史书记载,唐军抵达白江两岸后,舟师舰船【“乘潮而上,舳舻衔尾进”】,配合登岸唐军溯江而上、击破百济守军,【“杀虏万人,乘胜入其郛”】[1],一路势如破竹,三日之内便攻破了百济王城,俘虏其君臣。成书于公元八世纪、由日本舍人亲王主持编撰的《日本书纪》对此役的记载如下:
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舟师军于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年十月,覆我社稷,俘我君臣。——《日本书纪·卷第二十七·齐明天皇六年》平定百济之役结束后,唐军又在五年后击破平壤,灭亡高句骊[2]。至此朝鲜三国(即高句骊、百济、新罗)中已有两国被唐朝攻灭,唐朝在高句骊故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守】”[3],将朝鲜北部纳入唐王朝的管辖之下。从地图上看,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土范围已经包括了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故地,其边界一度延申到今天俄罗斯库页岛附近地区,将环渤海地区完整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内。
唐朝灭亡高句骊后,唐高宗【“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唐朝通过武力相继击败百济、高句骊两大对手,确立了在东北亚地区的统治地位。高句骊和百济在很早之前便进入了封建国家的阶段,民众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镇守平壤的薛仁贵执政清明公正,对高句骊百姓多加爱护;“【抚恤孤老,有干能者,随才任使】”。因此高丽士众莫不欣然慕化[4],其中不少在高宗时期便举族内迁,成为中原王朝的一份子。
但除三韩地区的降户外,唐朝统治下的东北边州内还生活着各式各样的部族。这些部族虽然文化习俗各异、发展水平上也不如高句骊等国;有些甚至还处于较为原始的氏族联盟阶段,但他们却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试在文中列举一二。
室韦室韦之名最初见于《魏书》,是中国古代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麓的部族,其族源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东胡。东胡与匈奴曾并存于北方,但在冒顿单于时期,东胡被实力更为强劲的匈奴击败,族人分为数支逃奔至辽东塞外[5]。《北史》中记载室韦原本与契丹同宗,【“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6]。
据《北史》和《隋书》记载 , 室韦大致分为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 五部[7],曾在武定年间向北魏朝廷遣使朝贡[8]。到了唐代,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室韦已经发展到二十余部,每部少则千余,多则数千户。由于各部之间仇杀攻伐不断,室韦始终不能统一,除了一部分内迁效忠于唐朝之外,其余部众在安史之乱后多依附于回鹘汗国及库莫奚等族。
中唐以后,唐朝幽州镇多次与南下入寇的回鹘与库莫奚交战,室韦也受到战争的波及。如贞元初年,奚人犯边,节度使刘济击走之,唐军会同室韦大破奚人,【“穷追千馀里,至青都山,斩首二万级”】[9]。张仲武为幽州节度使期间,屡破奚和回鹘,【“破獯鬻之众,帐盈七千;拓鲜卑之疆,地开千里”】[10],最终攻灭乌介可汗,取得反击回鹘和库莫奚战争的最终胜利。
随着自身的衰落,回鹘再也无法维系对室韦的统治。摆脱回鹘奴役后,公元九世纪下半叶,居住于望建河南岸的蒙兀室韦(室韦部的一支)率众西迁,最终定居于漠北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成为后世蒙古部的族源。
靺鞨(音近 貘貉),是一支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部族,在先秦两汉时期被称为肃慎;南北朝时也被称作勿吉;到了唐代又呼为靺鞨[11]。靺鞨作为肃慎苗裔,自古以使用楛木制作的箭矢而闻名。早在西周时期,北方肃慎人就曾向周天子进献箭矢,《墨子》集注中也说:【“肃慎楛矢,上古甚有名”】。靺鞨部作为一个庞大的族群,在地域上分为南北两支,其中以生活在北方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的黑水靺鞨实力最为强劲,【“每恃其勇,恒为邻境之患”】,经常与周边部族发生战争。
南部粟末靺鞨与高句骊相接壤,史书中记载他们【“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於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12]。靺鞨人春夏季随水草放牧迁徙。他们善于使用弓矢,为了提高狩猎的成功率。他们在箭矢上涂上乌头的毒汁,猎物被这种毒箭射中后往往登时倒毙。史书记载:
靺鞨国,在高丽以北,肃慎苗裔也。人皆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有二寸,常以八九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册府元龟·卷第九百五十九·外臣部·土风》高句骊被唐朝攻灭后,靺鞨中的大部分归降唐朝。南部的粟末靺鞨在武周朝营州之乱后率众北归故土,在今天吉林省一带建立了渤海国;而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北部黑水靺鞨也被称作女直,他们在公元十二世纪左右建立了金朝。由于篇幅有限,暂且不多作赘述。
库莫奚库莫奚,通常也被称为奚。史书上说他出自于东胡,乃东部宇文鲜卑之别种,与契丹【“异种而同类”】,驻牧游猎之地位于契丹西侧。奚人曾与契丹并为一族,一同游牧于松漠之间[13](松漠,位于今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及河北承德北部一带,古时其地多松林,且北连大漠,故称松漠)。在北魏登国三年(公元388年)被道武帝拓跋珪率军击败,部众逃散,库莫奚自此与契丹分为两部[14]。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及至公元七世纪中叶,库莫奚已经拥有“【胜兵三万余人】”[15](胜兵,指脱离生产、专门担任作战的常备军),是唐朝北方边境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唐朝立国之初,奚人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此时漠北草原的东突厥汗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北方诸族多为其役属,其中就包括奚人与契丹[16]。在突厥和唐朝关系正式转入对抗后,突厥一面扶植刘武周、高开道等军阀与唐朝相抗衡,一面煽动附属各族袭扰唐朝边境州县。尤其是在割据幽燕的隋将罗艺归唐后[17],奚人更是成为突厥在幽燕地区牵制唐朝的重要棋子之一。其蕃骑经常南下入寇、与唐军发生战争。如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五月,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18],同年八月,高开道又【“以奚侵幽州”】,被幽州守军击退[19]。唐朝与奚人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贞观初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前夕。
在双方军事对抗的同时,奚人和唐朝之间却依然保持着使节往来。据《册府元龟》等文献记载,从高祖武德年间到贞观初年,奚王曾数次遣使入唐朝贡[20]。这一看似矛盾的举措与当时北方错综复杂的局势有关。库莫奚虽然受突厥管辖,但突厥对北方各族【“征税无度”】[21],其贪婪残酷的统治招致了包括库莫奚在内的诸多部族的不满。奚人既惮于东突厥的强势,又与唐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无疑是奚人为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寻求平衡所采取的措施。
贞观四年,唐军在阴山攻破突厥牙帐,俘虏颉利可汗,正式结束了东突厥对奚人的统治[22]。此后十数年间,奚人“【凡四朝贡】”,并出兵协助唐朝征讨高句骊[23]。贞观二十二年,奚人首领可度率部众内附,正式归顺唐朝。唐太宗以其部落驻地置饶乐都督府,并以其下五部分置州县,各以五部族长为刺史。册封库莫奚首领可度为楼烦郡公、赐姓李氏,完成了对奚人的羁縻统治。
安史之乱后,“【奚、契丹渐盛】”,尤其是奚人的实力更为强大,构成了对幽州镇的主要威胁。如贞元十一年,奚王啜利率六万众进犯幽州,被戍边军将击退[24]。相较于《旧唐书·奚传》中“【胜兵三万余】”的记载,可见这一时期的奚人无论在人数还是军事实力上都较初唐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
中晚唐时期,河北地方藩镇节度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大多对边务比较上心,史载“【鄣戍斥候益谨,不生边事】”[25];同时加强边备、广设戍堡军屯,布置游骑斥候;对奚人、契丹南下入寇起到了较好的阻击效果。有时为了更好地打击外族、保障边境安宁,幽州镇有时也会主动开边拓地[26],向塞外的奚人发起进攻。
唐文宗至唐武宗两朝,库莫奚与唐朝幽州节度使之间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27]。奚人在连年的战争中遭受重创,逐渐走向衰落。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卢龙军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塞外、追剿北山叛奚。此役唐军大破库莫奚骑兵,“【擒其酋渠,烧帐落二十万,取其羊、牛七万,辎贮五百乘,献京师】[28]”,奚人自此战后一蹶不振,部族逃散流离。唐末五代以后,逐渐为崛起的契丹所吞并[29]。
契丹契丹的情况与库莫奚大致相仿。北魏初年,当契丹从库莫奚部落联盟中脱离时,契丹无论从部落人数还是军事实力上都远远弱于当时的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南北朝后期,契丹的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能够和库莫奚“相互攻击”、甚至分庭抗礼了。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大政权后,东魏(北齐)除了在西面与西魏(北周)对峙外,北面与柔然、突厥相接壤,东北方向又受奚人、契丹的袭扰。为抵御游牧民族南下,文宣帝高洋 “【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30],在幽州北夏口(今居庸关南口附近)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一线构筑起纵横九百余里的长城[31]。
到高洋统治后期,北齐长城“【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尤其在防线东段更是将长城进一步修筑到了海边,足见库莫奚、契丹在东北方向对北齐造成的军事压力。鉴于库莫奚的实力较契丹更为强大,所以北齐也把防御打击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南下的奚人身上,数次出塞重创库莫奚。这也为契丹留下了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空间。
到了隋代,契丹一度发展为十部,每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32]。连突厥人都对他们畏惧三分[33]。可见当时契丹部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到了唐代,契丹更是麾下”【胜兵四万三千人】”[34],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追上甚至超过了奚人。在高句骊、百济相继被唐军攻灭后,契丹成为东北边境最为强劲的势力之一。
唐贞观二十二年,契丹首领窟哥率麾下八部归顺唐朝。同安置奚人一样,唐朝以其驻地为州县,分赐契丹首领官职,设立了松漠都督府[35]。太宗、高宗两代,契丹与唐朝的关系较为融洽,在唐朝征高句骊的战争中,契丹族人追随唐军在新城、赤山镇一带大破高丽军,为唐王朝攻灭高句骊立下过汗马功劳[36]。
武周称制以后,由于武则天任用的地方官员严苛暴虐,激起了东北诸族的怨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契丹贵族李尽忠、孙万荣以“【还政李唐】”为名起兵作乱,契丹叛军攻占北方重镇营州(今辽宁省朝阳附近)与朝廷相抗衡。这次叛乱历时一年有余,其波及范围之广,竟至“ 河北震动 ”,极大地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政局。关于这次叛乱下文还有叙述,暂不赘言。
唐玄宗即位后,为稳定东北局势,不得不改变了唐朝对东北地区的消极态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幽燕地区。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势复振,对两蕃防御征讨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契丹之势稍抑。安史之乱后,契丹与奚人一同臣属于北方的铁勒回鹘。奚人与回鹘的关系较为密切,实力也更强。在南迁回鹘被唐朝攻灭后,奚人不仅对唐朝交出回鹘可汗的请求置之不理,还支持回鹘残部继续与唐朝对抗,公然起兵作乱。于是便有了大中元年张仲武出兵剿灭北山叛奚之事。
正是由于对唐朝持有不同的态度,奚人与契丹在安史之乱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契丹在南迁回鹘被张仲武击灭后不久便与唐朝建立联系,派使臣入长安朝贡纳赋。并以原先使用回鹘文官印为由,向唐朝请求重新赐予官印。唐朝对契丹的做法非常赞赏,不仅册封其酋长官职,还赐予契丹人 “【奉国契丹之印】”[37]。据《辽史·营卫志》等史料推测,晚唐张仲武大破北山叛奚后,强盛一时的奚人最终走向没落。数年后,契丹发动了旨在吞并征服奚人的战争。
唐懿宗咸通年间,契丹开始逐步扩张,不断向南蚕食奚人的领地,而实力衰微的奚人早已无力抵抗契丹的入侵。此时唐朝也在黄巢起义的浪潮中摇摇欲坠,已经步入风烛残年。公元十世纪初,契丹最终征服了库莫奚全境,两蕃在分离五百余年后再度统一,契丹也自此成为五代以后盘踞在北方的最为强劲的政权之一。
以上所列举的东北蕃胡诸部中,室韦由于各部之间较为分散、相互之间攻掠征伐不止,一直未能拧成强有力的一股;黑水靺鞨居住在边鄙苦寒之地,“【掘地为穴,无文字】”,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尽管性情凶悍好武,但实力仍不能与契丹及奚人相提并论。
史书上说契丹和奚人【“异种而同类”】,“异种”应该指的是契丹与奚人在血缘或者族源上分属不同的氏族,而“ 同类 ”则说明二者在文化习俗上颇有共通之处。
从地域上看,奚人与契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同驻牧于松漠平原,部落之间融合冲突十分频繁;除此之外,南北朝后期到隋末,北方突厥强盛,奚人与契丹曾经为其统治,都或多或少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例如:奚人用突厥官名[俟斤](irgin)来称呼统领库莫奚五部的首领[38],契丹语中“达剌干”、“惕隐”等称号也与突厥官制中[达干](tarqan)、[特勤](tegin)等勋位官职读音相近[39]。《旧唐书》中说奚人、契丹【“风俗并于突厥”】,可见这两族虽然与出自东胡一系,但生活习俗上早已突厥化。由于这两部在风俗文化上相近,且经常相互协作、共同行动,因此也被并称为两蕃。
营州(今辽宁朝阳附近)即十六国时期诸燕所占据的龙城,又称柳城、和龙、黄龙,其地位于辽西走廊,北通契丹、靺鞨,东接高句骊,西邻突厥,辖境内生活着数十万汉蕃民户。地理形势及战略位置都十分重要,历来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契丹、奚人相继归附后,唐朝在其驻牧之地分置松漠、饶乐两大都督府,并设立了营州都督府对两蕃部众进行管理。
唐高宗在位期间,唐朝在东北边境建立多层次的边疆防御体系,以河北重镇幽州为核心,向北一直延申至营州都督府,这套防御体系依照朝廷对地方管控程度的差异可分为如下几层:
最外层是在边外各国、部落原驻扎地设立的羁縻州、都督府,这些外族蕃邦称作外蕃。这部分民族游牧于边境塞外,在效忠于唐王朝后,一般对朝廷履行入觐、朝贡、征讨、捍边等义务,但依然保持其部众的独立性。作为过渡的中间层来自于迁入边内的民族,在南北朝至隋末长时间的战争中,边塞之外不少部族流离失所。他们为躲避战乱脱离了氏族、内迁入塞,归附到中原王朝治下,形成大大小小的侨居地。这些羁縻州府也被称为内蕃。以唐王朝设立在辽西的营州府为例,其治下燕州、威州、辽州等地就属于内蕃。虽然同为羁縻州府,但与外蕃不同的是,内蕃需要缴纳税收、承担兵役,内附蕃胡自第二代起就要向唐朝政府上报户口,承担相应的赋税与劳役。最内层则是唐朝驻有军队保护及文官管理的州县地方,朝廷对这一地区有着较强的管控能力,这些拥有大量人口、屯驻重兵的边州重镇也是唐朝东北边境防御体系的核心。在初唐君臣的设想中,幽州(治所位于今北京市南郊)作为河北地区的门户,肩负着抵御突厥及两蕃南下的重任;而营州位于契丹、奚人两部之侧,平时作为吸纳外族归附、统治两蕃的前沿要塞;战时又可与两蕃互为犄角、牵制北狄南下的步伐,与幽州守军相互策应。这套防御体系曾经在唐朝对高句骊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蕃的归诚降附也使得唐朝在辽西地区守备不足的情况有所缓解。
然而这一切却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的营州之乱中遭受严重的破坏。武周称制后,州县官吏、边疆将领因牵连徐敬业谋反一案而获罪者不计其数,大批能臣勇将或惨遭屠戮、或长流岭南;朝廷内外人心浮动。高宗时期业已被程务挺等人所遏制的后突厥汗国也死灰复燃,屡屡侵扰北部州县。在幽燕地区,由于当时主管两蕃的营州都督赵文翙刚愎自用,对两蕃残虐不仁[40],引起治下诸族的怨恨。时任松漠都督的契丹首领李尽忠、归诚州刺史的孙万荣趁机起兵造反。李尽忠是唐初就归附的契丹首领窟歌的后裔,孙万荣的先祖也在武德年间归顺了唐庭,孙万荣早年曾以侍子身份入朝,因此熟知中原险要。二人率军攻占了营州,并一路南下杀掠,河北诸县也多受其侵暴。
这场叛乱持续一年有余,数十万唐军进讨不仅徒劳无功、还损兵折将,屡遭败绩。连武周时期的支柱、在西域击败吐蕃收复四镇的大将王孝杰也在平叛过程中中伏身亡,最后依靠与后突厥汗国联手、双方前后夹击契丹军,狄仁杰镇抚河北各州[41],这才勉强平息了叛乱。可以说,唐朝在武周时期陷入了低谷。
万岁通天年间契丹占据营州作乱,使得唐朝东北防线不得不回撤到幽州,原本幽州、营州两地互为犄角的防御优势也随之失去。不仅如此,武则天借助后突厥汗国的力量镇压契丹叛乱之举更是开门揖盗,使得”【默啜浸强,兵众渐盛】“[42],唐朝北方边境受到极大的威胁。而默咄可汗在不久后再度反叛唐朝,没有了营州城的牵制,突厥大军一路南下袭扰至幽州。幸而时任幽州都督的张仁愿亲自领兵出城,与突厥人殊死血战,这才将其击溃。这场战争进行得异常惨烈,甚至主将张仁愿的手掌也在交战中为流矢洞穿。史书中记载:
张仁愿为幽州检校都督。会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赵、定,拥众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击之。流矢中手、贼亦引退,则天遣使劳问、赐以医药,累迁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册府元龟·卷四百二十九·将帅部·守边拓土》因此李唐复位后,唐中宗李显一改武周时期绥靖纵容的政策,对后突厥汗国不再姑息。面对默咄可汗多次请婚继而复叛的骗局,李显断然拒绝突厥人的请婚,并下令各地招募豪勇壮士,以重金悬赏默咄可汗首级[43],对突厥人做出了极为强硬的回复。同时他大胆启用张仁愿代为朔方军总管,命其奔赴朔方、总领备御突厥事宜。
在李显的支持下,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筑起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座坚城壁垒与一千八百座烽燧、论弓仁所领的精锐骑兵一道,成为唐朝抵挡突厥人南下的支柱力量。三受降城将突厥人南下的道路拦腰截断,使得唐朝重新控制了阴山以南的大片区域。李华在《张仁愿庙碑铭》里称赞道:“【匈奴(代指突厥)莫敢南视,雷哭而遁】[44]”;《旧唐书》里也有“【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的记载[45];甚至到了晚唐,诗人白居易都感叹“【韩公创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汉兵。东西亘绝数千里,耳冷不闻胡马声】”,足见修筑三受降城对重振唐朝国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玄宗即位后,唐朝所面对的外部形势开始有所好转。开元二年十月,唐军在洮河大战中大破蕃军,“【斩首一万七千级,获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46],吐蕃败退之后,唐朝将吐蕃在九曲之地修筑的堡垒铁桥尽数毁去。同年农历二月,后突厥汗国入寇西域北庭都护府,北庭唐军在都护郭虔瓘的带领下凭借坚城屡破敌军,在交战中斩杀了默咄可汗的儿子同俄,最终击溃来袭的突厥人[47]。在对吐蕃、后突厥这两支劲敌接连取得胜利后,唐朝也开始着手应对东北两蕃所带来的威胁。
开元四年,突厥默咄可汗在征讨铁勒拔曳固部的战争中不慎遇伏身亡,拔曳固将默啜的脑袋作为入唐归附的贡礼送往长安[48]。与突厥默啜可汗的脑袋同时送到长安的还有一份大礼,那便是之前降附突厥的契丹首领李失活、奚人首领李大酺率领契丹、库莫奚两部再次归降长安。唐朝重建松漠、饶乐两大都督府,并乘势收复了营州。此时的营州城已经荒废塞外二十一年,城防设备大多老旧破败。唐朝在开元五年复置营州都督府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营州城的修缮重建工作[49]。
唐朝在开元五年恢复营州都督府于柳城旧址后,李隆基又增设平卢军于营州境内。有唐一代,戍镇制度承袭北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50]”,其中“【军】”为唐代屯防系统里统率镇兵的最高机构。平卢军的设立标志着营州军事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成为拥有精兵一万六千余人的边关重镇。这不但可以分担幽州策御北狄的重担,还能加强唐朝在辽西的兵力,恢复营州城作为唐朝经略东北地区的前沿阵地的作用。
除此之外,唐朝也吸取武周时期的教训,选用能臣干吏治理营州。例如开元年间第一任营州都督宋庆礼,史书中记载他“【为政清严,而勤于听理】”。他在营州广置屯田、招徕远附,一时间“【仓廪颇实,居人渐殷】”,社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也为唐朝开天时期经营东北边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史书记载:
(宋庆礼)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旧唐书·卷第一百八十五·良吏·宋庆礼传》开元初期,唐朝幽州、营州两地的武备还较为薄弱。时人在《大唐故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燕国公张说颂(并序)》中记载: 开元初年,张说出任幽州节度之始,幽州无论物资储备还是甲杖器械都较为匮乏,“【军实耗损,边储匮少】”[51],根本支撑不起唐军组织大规模的征讨。虽然颂文中为突出张说治理幽燕的功绩有夸大之处,但也体现出当时幽燕地区守备力量较为空虚、军马粮秣囤积不足,确实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于受到上述种种条件的限制。开元初期,唐朝对于归附的契丹、奚人多采取安抚怀柔的态度,公元八世纪初,契丹正处于大贺氏部落联盟转向遥辇氏部落联盟的禅代时期。对唐朝态度友善的大贺氏正逐渐衰弱,而主张投靠突厥人的遥辇氏又日益强盛。这两派角逐斗争的结果就是契丹在唐朝和突厥之间摇摆不定、内部纷争不断。从开元六年至开元十四年,短短八年间,契丹内部先后四易其主,契丹王或死或废,大多不得善终。军政大权也被其手下骁将可突于一手掌握。这些都说明此时契丹内部政局已经高度动荡,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在这段时间内,唐朝选择韬光养晦的策略,较少地干预契丹内部的纷争,积极与“【胜利者】”合作,通过和亲、赏赐等方式拉拢两蕃内部对唐朝亲善的势力;一面又沿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修筑烽燧戍堡,以阻断突厥人与两蕃的联系;同时囤积军实、加强幽、平、营三州的军事力量。之后的战争表明,唐朝的这一举措是较为明智与合理的。
唐朝的怀柔安抚政策在之后三年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蕃和突厥均少为边患,东北边境维持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唐朝也终于可以腾出手、将大部分军事力量投入西北与吐蕃的战事中。开元中期,唐朝与吐蕃围绕位于黄河上游的河湟地区(位于今天甘南至青海省东部一带)展开血战,唐军在青海一线逐渐占据上风。在李隆基的支持下,唐朝军将不断向西扩张,甚至趁青海湖结冰之际渡过冰湖,向驻扎在青海湖以西的蕃军发动进攻[52]。
开元十六年至十七年,吐蕃试图在河西一线发动几次攻势,但都遭到挫败[53]。唐军在萧嵩、李祎等名将的率领下组织反攻,先后攻克吐蕃在青海地区的关口要隘大漠门城和石堡城[54],焚毁骆驼桥;“【斩获数千级,收其辎畜而还】”,并在占领的石堡城故地(今青海省西宁市西南)设立振武军。唐军骑兵以石堡城为前沿,在河湟一线“【拓境千余里】”;于此同时,西域唐军也在曲子城等地击破吐蕃·突骑施联军[55]。吐蕃在河西九曲 、西域两条战线上均遭受沉重打击,被迫转入守势。
史书记载,吐蕃“【数败而惧,乃求和亲】”[56],而唐朝也因对外连年用兵、西北边境日费千金,最终同意与吐蕃和谈,吐蕃派遣重臣名悉猎为首的使团出使唐朝,向唐朝敬献方物。双方在赤岭(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附近)立碑为界,宣誓两国互不侵犯。以赤岭盟约为节点,唐朝对吐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唐蕃双方也因此获得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期。
然而就在开元十八年五月,一场发生在契丹内部的叛乱使得唐朝不得不重新把目光转向东北。上文曾提到,开元年间唐朝在着力加强幽燕地区防御建设的同时,还通过授予对唐朝亲善的契丹王邵固官职的方式来安抚两蕃人心。但是契丹属于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契丹王虽是诸部推举的共主,却未必有足够的实力威服众人。邵固由可突于扶植上位,牙将可突于不仅手握兵权,而且野心勃勃。这样的人自然不甘屈居人下。因此可突于与后突厥汗国勾结,双方合谋杀死了契丹王邵固,并且胁迫奚人参与叛乱,史书记载:
(开元)十八年,可突于杀邵固,率部落并胁奚众降于突厥,东华公主走投平卢军。——《旧唐书 ·卷第一百九十九 ·北狄 ·契丹》邵固的被杀意味着契丹内部以可突于为代表的亲突厥势力再度占据上风。倘若两蕃彻底倒向后突厥汗国,突厥人不仅能获得契丹、奚人麾下近十万精兵,还能绕过唐朝以三受降城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从东北方向威胁唐朝幽燕一带的安全。因此唐朝这次不再姑息纵容,而是选择调遣大军挥师征讨。
但兴师征讨并非儿戏,武周的殷鉴不远,即使开元中期唐朝国力强盛,也得对行军部署考虑再三。《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征战讨伐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稷存亡,必须慎之又慎。为避免重蹈武周的覆辙,唐玄宗以忠王李亨(玄宗第三子,即后来的唐肃宗)为河北道行军大总管,并选用宗室名将、信安王李祎作为他的副手,率十八道总管以讨奚、契丹[57]。因为李亨只是遥领单于大都护一职,在石堡城之役中展露锋芒的信安郡王李祎接过了唐军的指挥权。
关于这场战争,两唐书包括《资治通鉴》的记载在时间顺序上多有冲突和缺漏。以出土的唐代墓志碑铭为准,参考相关资料,大致梳理战争经过如下:
开元十八年五月,契丹将领可突于举兵叛乱,弑杀契丹王邵固、以契丹部族投奔后突厥汗国,除此之外,契丹逼迫奚人参与叛乱[58]。同年,契丹军南下袭击营州,驻扎在营州城内的平卢军出兵迎战,在捺禄山击破敌军[59]。为了防备契丹军侵扰幽州,玄宗命令幽州节度使赵含章招募各地豪勇壮士、修缮城防工事以备契丹。开元十九年,唐玄宗以信安郡王李祎为河东河北两道行军副大总管知节度事,统领蕃汉各军出幽州北伐契丹[60]。开元二十年正月,唐军与契丹军在幽州以北的白城展开鏖战。据史书记载,当时信安郡王李祎与幽州长史赵含章二人分兵征讨契丹人,赵含章与契丹军相遇交锋,初战告捷。时任平卢军先锋的乌承玼认为契丹、奚族两蕃并为强虏,与唐军交手不久便撤军北遁颇为可疑。因此认为契丹此举是诱唐军深入,应” 畜锐以折其谋 “。但赵含章执意带着部曲先进追剿,果然被契丹军围困在白城,苦战不利。在这危急关头,乌承玼带领唐军及时赶到,从契丹军右翼发起袭击,“ 斩首万计 ”, 契丹和奚人不得不向北窜逃[61]。二十六日,信安王李祎率领唐军主力与赵含章部汇合,唐军追击契丹残部、大破敌军,”【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馀党潜窜山谷】“[62]。平定契丹之战中,唐朝开元年间对幽燕地区的经营取得了一定效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开元五年营州平卢军的设立,在契丹叛乱的初期,可突于曾经南下营州,却被乌承玼镇守营州的平卢军击破,这使得契丹叛军占据营州的企图没能得逞。赵含章被契丹围困之际,又是平卢军先锋乌承玼率领唐军袭破契丹侧翼,为援军主力赶来争取了时间,最终反败为胜。除此之外,营州城在契丹叛乱的第一时间收留了大批因战乱避难的蕃汉民众,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后来平定契丹的中坚力量。可见营州在唐与契丹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后修改时会在文章中进一步说明)
除此之外,降附的奚人在唐朝讨伐契丹的战争中也出力不少。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收降奚人后,次年就将奚人投入对契丹的军事行动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套“以胡制胡”的策略深刻影响了中晚唐以后幽燕地区的历史走向。在以后的文章会更详细地探讨一下。
陈寅恪先生曾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一书中这样写道:
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其时吐蕃盛强。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不能不于东北方向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策,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国策也。——《唐代政治史论稿》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二年,在河湟、西域对吐蕃取得的胜利让唐朝能够集中力量、调集精兵猛将征讨两蕃。在平定可突于之战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唐将李祎、张守珪也都是与吐蕃交战中获有功勋的西北宿将。新鲜血液的涌入、对于东北边防的积极经营使得唐朝一度扭转了武周以来在幽燕地区的不利局面,并且平定了契丹将领可突于主导的叛乱。但随着开元后期,唐与吐蕃的战争再度升级,如何在全国资源军力集中在西北一线的同时继续维持东北边疆的稳定,这成了摆在唐玄宗面前一道新的难题。
在张守珪对契丹的战争中,一个名叫安禄山的粟特裔胡人凭借着自己的狡黠与勇武在唐朝与两蕃的战争中展露头角。唐代姚汝能所编写的《安禄山事迹》中对此记载道:
禄山素习山川井泉,尝以麾下三五骑生擒契丹数十人。守珪转奇之,每益其兵,擒之必倍。为守珪偏将,所向无不摧靡,守珪遂收为养子。——姚汝能 《安禄山事迹·卷上》只是张守珪没有想到,这个外表憨态可掬、作战骁勇果决的粟特裔胡人会在十余年后,把盛唐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 王小甫先生著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地方诸侯》
《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收录于《考古》1977年第二期)
《唐代河北藩镇研究》 冯金忠先生著
《安禄山事迹》 唐 姚汝能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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