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如何评价这篇独立创作的中篇小说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形象及其性格特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1949—1966）的文学创作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以其独有的地位和成就而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文坛上的大多数作家都来自农村，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题材小说还有着其他题材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既拥有着从“五四”新文学到解放区文学以来农村题材小说形成的传统优势，还拥有着丰富多彩而又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素材和感受。 

    因此，在当时的文坛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是最多的，作品也是最多的，成绩也是最突出的，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出了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经典作品。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是在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同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其中，有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最值得注意。

    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铁木前传》中的九儿、四儿，《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焦淑红等，他们乐观、自信，既有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又有知识文化和学习欲望，大多是作品的主人公，是作家们有意识地树立的学习榜样。虽然，梁生宝、萧长春、焦淑红等形象有较为明显的拔高的痕迹，并没有如实地反映真实的农村生活状况，但这正是当时作家对现实的认识，也是他们追求革命理想和创作理想的结果，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能不够”，《铁木前传》中的黎老东，《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世富，《艳阳天》中的“弯弯绕”“马大炮”等，他们大多是从“旧社会”的苦日子里煎熬过来的，与乡村历史和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他们年长而智慧，对乡村生活有深刻认识，但又保守而怕穷，对“发家致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向往，对走集体化道路这类新生事物则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排斥。但是，连作家们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这些作家们竭力帮助甚至努力批判的人物，无意中却成为描写得最为成功的形象。

    如《三里湾》中的范登高、《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的马之悦等，他们大多精明而能干，自负而自私，有头脑、有知识、有经验，又曾有光荣的革命经历，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但由于缺乏坚定的意志，热衷于个人的发家致富，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变节者。

    如《山乡巨变》中的龚子元夫妇、《创业史》中的姚士杰、《艳阳天》中的“马小辫”等，他们大多凶狠而狡猾，曾有罪恶的历史，对穷苦大众有着深刻的仇恨。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农村生活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并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成为当时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说明：本回答参考了《中国当代文学专题研究》（樊星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特此致谢！

农村题材小说的最值得注意的四类农民信息及性格特点。他们是纯朴的，而且是敢于奋斗，不甘寂寞的一代农民。

具体表现为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可怕的健忘症、欺软怕硬等。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和自身性格毛病以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是阿Q悲剧性的成因。

阿Q的革命是典型的农民自发革命，表现出他的愚昧，鲁迅通过他的被杀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阿Q的形象具有很大社会普遍性，具有高度典型意义和强烈的针砭与警示作用。

扩展资料：

1、针对工商资本的农业投资热，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调查说：我国传统农业分散经营利润低，但可以通过规模性投资和差异化经营实现高利润。

2、现在这些投资农业的企业大多关注的不是传统农业，而是以高效、规模和品牌为标志的现代农业，它们在特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等领域大有可为。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家族晚生文体的中篇小说创作曾长期发展缓慢，直到新时期才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三十年来的中篇小说整体创作还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稳健。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是新时期中篇小说的首次权威性评奖，以后三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和时隔十年后启动的鲁迅文学奖，不少获奖中篇小说也都成为不可忽视的 名作。《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不少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也能说明原作质地。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的运用，中国中篇小说三十年的收获，也是对当今世界文学的贡献。中篇小说创作整体成功有多种原因，其中有几种标志性表现。 现实主义创作当然涉及各种文体，但中篇小说的张扬现实主义则具有突出的群体性和持续性。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篇小说创作都体现了关注现实、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思想探索的特征。如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演变中，出现了《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北方的河》、《赤橙黄绿青蓝紫》、《腊月·正月》、《祸起萧墙》、《人生》、《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少将》、《飞天》和《桑树坪纪事》等众多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作品。寻根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如《爸爸爸》、《女女女》、《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日祭》、《大捷》、《国殇》、《温故一九四二》和《预谋杀人》等，虽然是回眸历史和传统文化，但反思传统文化和探求历史真相同样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品格。尤其代表作几乎都是中篇小说的新写实文学，如《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不谈爱情》、《风景》、《白涡》、《纸床》、《单身贵族》、《特别提款权》、《瑶沟人的梦》、《灰色迷惘》、《厂医梅芳》等，更是以冷峻的写实化张扬了现实主义。而《方舟》、《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等女性文本，则显示了女性文学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演进。被称为“个人化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写实主义的当下审视在中篇小说依然比比皆是，而且表现了题材多样和主题多元的宽广视野。如有《山里的花儿》、《向上的台阶》、《镇长之死》、《白棉花》、《道场》、《父亲是个兵》、《赫尔辛基的逃亡》、《今夕何夕》、《夜郎西》、《钳工王》和《翅膀硬了》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这些年，中篇小说的现实关注不仅一如既往且更为理性和深刻。众多作品直面了物质主义、道德裂变等突出问题，对弱势群体和民生疾苦还给予了特别关注。如有《老师本是老实人》、《钓鱼过程》、《贪污指南》、《救灾记》、《民选》、《沉默权》、《北京候鸟》、《傻女香香》、《阿谣》、《奔跑的火光》和《霓虹》等等。而《谁家有女初长成》、《生活秀》、《玉米》、《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飞翔的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合同婚姻》和《不过是垃圾》等，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中国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生存景观和精神状况。中篇小说创作的张扬现实主义，也使自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艺术活力。 回顾中篇小说三十年，虽然阶段性发展中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不少价值评判也并非一概具有真理性，但众多作品还是显示了较厚实的思想文化含量，给读者以诸多启示和思考。
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思想文化的时代意义。即应该联系时代状况来检测其思考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深刻和是否具有探索意识。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形象的完美无疑有些概念化，但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尴尬，所以引起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又如《人生》，虽然怀有浓厚的传统乡土意识，但毕竟揭示了城乡差别和道德冲突的重要社会问题，所以引起广泛争论。而《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风泪眼》、《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高山下的花环》和《飞天》等，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直面现实，在当时都有突破思想禁忌的时代意义，也是极需思想勇气的创作。
思想文化含量还体现在描述现实时，能透视现实背后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的关联。这种深层开掘当然更为重要。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远村》、《腊月·正月》、《桑树坪纪事》、《风景》、《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白涡》、《向上的台阶》和《镇长之死》等名作，都是以深层开掘引人注目。这方面农村题材创作表现得格外突出。如《瑶沟人的梦》、《黄坡秋景》、《扶贫》、《太阳黑子》等，就描述了官本位思想和小农意识在当今农村的积重难返，并揭示了“扶富不扶贫”的新问题。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陈世旭《救灾记》和孙春平的《鹏翼徘徊》，描述的当下生活和人物更是让人震惊。徐锁荣的《借种》、刘庆邦的《神木》、胡学文的《飞翔的女人》和锦路的《弟弟》，都是经由现实画面而透视相关社会根源和文化心理。这类深层开掘可谓不胜枚举。
思想文化含量的厚实在某些流派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普遍。如寻根小说《爸爸爸》、《女女女》、《小鲍庄》和《棋王》，如地域文化小说《那五》、《寻找“画儿韩”》，如新历史小说《灵旗》、《红高粱》、《妻妾成群》、《伏羲伏羲》、《预谋杀人》、《黑风景》和《棺材铺》，如女性文学《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麦秸垛》和《棉花垛》，它们就是意在开掘文化积淀、传统道德和历史尘封的本质与真相。有些选材和叙事都较特别的作品也值得关注。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等，这组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在象征和经验的融合中揭示了诸多文化与人性的关联。阿来《遥远的温泉》也属于以特殊方式切入当下生活的颇有思想含量的作品。乔叶的《打火机》则深入到人性和潜意识中，这种解剖人性和追问灵魂的创作，可谓既独特又深刻。 长篇小说始终是文学市场的宠儿。在很多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可以看到长篇小说赫然在目。不管它们离经典有多大距离，不管人们怎样批评其炒作现象，很多长篇小说都被媒体广泛宣传过，由此造成的畅销者也确实不少，甚至有未见其面而先闻其声的沸沸扬扬。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文学市场化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哗众取宠的炒作现象也确实值得注意。
而对中篇小说来说，则很难具有这一等的市场效应和媒体青睐。在文学出版和媒体关注越来越市场化后，中篇小说的流行程度便受到明显影响。除非是年度精品选、获奖作品集或少数名家集子，中篇小说通常难以单行本面世，绝大多数只能在文学期刊出现。即使“精选全国优秀中篇”的《中篇小说选刊》和经常选载中篇小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发行量还算不错，曾推出不少优秀中篇小说的《收获》、《钟山》、《当代》、《十月》、《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等文学名刊还拥有较多读者，但发行量还是远远赶不上通俗时尚类读物。中篇小说创作整体被认可，主要来自评论界和热衷文学的读者的首肯。尽管这种接受效应或许有些过于文学化或说职业化，但必须看到这也恰恰体现了纯文学的特征和收获。
这种特征和收获对文学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发表园地和接受效应的文学化，难有市场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客观状况，也促使中篇小说作者在尊重文学规律、追求审美价值和探索叙事艺术方面更为专注和努力。我们前面例举的以及大量未论述到的作品，都能够证明中篇小说这种回归文学自身的情况。中篇小说创作步履的整体稳健当然也与此密切相关。我是以为在文学走向市场化以后，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质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有所提高。如这些年来中篇小说不仅成为纯文学期刊的重头戏，而且上档次的成熟作品相当多。
肯定中篇小说三十年的稳健发展，当然也要看到其问题和不足。如跟踪时代的过程中，中篇小说创作同样存在心态急切和视野局限问题。有些作者对中篇文体特征也注意不够：如把中篇写成小长篇，必然处处注水；或将短篇内容拉成中篇，导致结构松散水分较多。这种“文体错位”既破坏了中篇小说的文体美感，也无法很好地表达内容。

《微笑》写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收入短篇集《春雨之夜》，是一篇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生活的作品，有不同凡响之处；是“五四”时期运用多种创作方法的艺术结晶。作者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王统照开始写小说，渲染“爱”与“美”的魔力，如《微笑》、《沉思》、《湖畔儿语》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微笑》到《湖畔儿语》，明显地显示出王统照从重视愿望的表达逐渐过渡到重视对客观现实的描绘这一轨迹。

王统照写过上百篇长、中、短篇小说,几乎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与各个角落。

在他的笔下有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有青年、少年、儿童；有知识分子、学生；有僧道、隐士，也有警察、军人、官僚、地主、恶霸、洋商等。

而较早地把视野拓展到大墙之内，以小说形式，塑造犯人的形象，有男的、女的、年老的、年轻的。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笔名息庐、容庐。现代作家。山东诸城人。  

他自幼聪颖，6岁入家塾。塾师王香楠。7岁丧父。 在母亲倾心教养下，潜心习读四书、五经。12岁开始接触《新体地理》、《历史教科书》、《笔算数学》等新课本。其间，考入县城高小，1913年毕业。

1924年毕业于中国大学英文系。1918年办《曙光》。1921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文学》月刊主编，开明书店编辑，暨南大学、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