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村上春树难以获得诺贝尔奖

村上春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很多原因，其主要原因是诺贝尔奖文化姿态的调整

诺贝尔文学奖奖评委会公布了本年度的评奖结果，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获得了该项大奖，而一次次呼声极高的村上春树又一次失之交背。2021年冬，诺奖评委会奖给了莫言。诺奖真的像莫言所说的，“它从来都是奖给作家个人的，而不是哪个国家”的吗？要回答这类问题，还需加深对诺奖的了解。本文拟以诺奖文化姿态调整为突破口，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尝试解读莫言获奖事件，探寻这一事件的深层动因以及相关问题。

一、诺奖文化姿态的调整
　在这里，文化姿态是指社会中的行为主体（组织或个人）在行动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文化倾向。诺奖的文化姿态是指诺奖评委会在遴选、确定获奖作家作品时体现出的宗教—文化倾向、价值观念与评价标准。诺奖的文化姿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调整。诺奖最初的评价标准主要来自于诺贝尔本人的著名遗嘱，即“奖励近年来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作家作品的人”；其立场与观念主要是张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潮，并带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意识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因此，文中所涉及的文化姿态调整主要是指其对基督教文化意识与西方文化本位心态的调整。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广义上的西方文学奖（由于俄罗斯习惯上被视为欧洲国家，前苏联的几位获奖作家可以视为欧洲文化圈之内的），奖励的基本都是基督教文化区域内的作家作品，唯一明显的例外是1913年获奖的泰戈尔及作品《吉檀迦利》，然而，泰戈尔主要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1这里的“表达”一词不够准确，改为“翻译”更准确一些。因此，有评论者认为，“泰戈尔不过是殖民主义对东方文化入侵与文化渗透的战利品。”“如果泰戈尔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可以肯定他当时毫无获奖的可能性。”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诺奖的授奖范围虽然也有所延展，但都是在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延展，因此只能算作文化姿态的微调。直到60年代中期之后其文化姿态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