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洛克的诗有什么特点

在写作《十二个》之前，勃洛克已经完成了著名长诗《俄罗斯》，对祖国的爱和对俄罗斯复兴的坚信在长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而此时俄罗斯象征主义复兴俄罗斯的“泛审美化”浪潮也已经落潮，复兴俄罗斯的渴望和象征主义以“美”和“宗教”改良社会的理想的破产，促使勃洛克等象征主义者开始正视革命甚至走向革命。“革命还是不革命”这个困扰着十月革命前后几乎所有俄国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对于写作《十二个》时的勃洛克来讲并不是问题，在《知识分子和革命中》他早已申明了拥护革命的立场：“用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倾听革命吧。”在更加具有心灵深度的长诗《十二个》中，深具俄罗斯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的诗人却又无法抑制地流露出恐惧与不满。勃洛克的苦恼和困惑不在于革命与否，而更在于如何在革命的同时也能聆听上帝的教诲，如何在革命的暴力和无秩序之外也能保有道德层面上的人道精神。
十月革命成为勃洛克诗歌创作中的一个分水岭。十月革命之前，勃洛克创作了反映“喜悦—痛苦”象征内涵的诗剧《玫瑰花与十字架》（1913），表现“音乐与光明的旋风”式的爱情组诗《卡门》（1914）和《竖琴与小提琴》（1908—1916），以及思考人之使命的长诗《夜莺园》（1915）。十月革命后，勃洛克以整个的身心和全部的感情去迎接十月革命，勃洛克创作了后期代表作———长诗《十二个》。
为了创作这首长诗，勃洛克在1918年1月，构思和酝酿了三个星期，最后于27日和28日两天完成。

《路标》的作者之一布尔加科夫认为，我们心目中的“人民革命”，其实是知识阶层实现自身理想的外部符号：“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它的精神领袖属于知识阶层；这类领袖具有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习性、趣味和社会风尚。当然，知识分子不会对此予以承认，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他们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信念，他们将这个或那个社会阶层称之为革命唯一的发动者。无可争辩的是，除去所有的环境因素，（其中占据首位的是灾难性的战争），除去各社会阶层、群体现存的极为严峻的生活需求，任何事物也不可能将他们卷入暴动的风潮。我们始终认为：所有的思想体系，先进战士、倡导者、鼓动家和宣传家的精神武器都是知识阶层革命所提供的。他们在精神上设定民众的本能目标，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民众。总之，他们是革命这一巨大躯体的神经和头脑。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是知识阶层的精神产儿，因而革命的历史则是对知识阶层的历史判决。”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所谓“英雄的人民”不过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空洞概念，现实革命中的人民越来越响亮的抱怨声“终于变成伟大俄罗斯革命中农民及全民暴动的绝望哀号和怒吼”，是“流氓阶层、流浪者和刁民的面孔。”
在众说纷纭的思考中，勃洛克似乎只有直觉和感悟。他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对现代解放者的仇恨奇怪得令人难以解释。
他说：“在物质和精神都富足的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他们对非常不幸的、不成功的、不可救药的、落魄潦倒的人有一种厌恶感。或者说是对在他们看来不可救药的人有一种厌恶感。这一情感可以达到在生理上使人感到恶心的程度。”
而被高贵者视为“恶心”的穷人中也存在着对高贵者的仇视。他在《‘宗教探索’与人民》一文中引用一位农民诗人的信说： “我们的兄弟根本不害怕见‘你们’，而是自然而然地羡慕你们、仇视你们，如果能容忍你们在他近旁，只是因为从‘你们’那儿看到了某种利益。
“啊，因为‘你们的’在场而引起的痛苦是多么剧烈呀！意识到没有‘你们’暂时就不行时，我们简直痛苦万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极端的痛苦’——致命的苦闷、深沉的忧伤和绝望。尼基金、苏里科夫、涅克拉索夫都描写过这种不幸，普希金和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写过。没有‘你们’就寸步难行的意识，是我们的精神与‘你们’不能相互亲近的惟一原因。被主人的前厅腐化了的保姆或勤务兵那奴隶般的忠心耿耿，很少能够见到了。
“农民逃进旧派教徒的隐修区和森林中的小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古代和现代的例子，都是对精神自由这强烈渴望的证明，也是躲避贵族的无所不在之明证。意识到‘你们’无所不在、‘你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我们必须服从，这就是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与‘你们’不能亲近起来的一堵不可跨越的城墙。那么，从‘你们’一方来说，原因何在呢？除了极端鄙视和纯粹肉体的嫌恶，就再无任何其他的理由了。”
勃洛克称上述这些话为“金玉之言”。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和“你们”（劳苦民众）之间的矛盾的深刻认识是勃洛克高出于《路标》作者处。这种意识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列·托尔斯泰就在“阿尔扎马斯的恐怖”中意识到了，在那个恶梦中，托尔斯泰梦见自己被农民绞死。只是勃洛克比托尔斯泰的感受更现实、也更强烈。
在矛盾中感到困惑的勃洛克在1908年给K.C.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面临着我的主题，俄罗斯的主题（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问题）。我在自觉地、坚定地献身于这一主题……尽管我有过躲避、失败彷徨和忏悔，——但是我仍在前行。”在勃洛克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与人民是对立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承载者，那么，人民是自发、天然力量的表达者，而诗人则把这种力量看作积极的因素。在《知识分子和人民》（1908年）一文中，他写道：“由于科学、社会活动和艺术的积极因素而得以保全的知识界人士，已越来越少……需要另一种更高的因素。如若没有，就用各种躁动和暴乱来替代，从颓废派庸俗的‘造神论’，到那些不断的、公开的自我毁灭行为——腐化、酗酒、各种各样的自杀。
“在人民之中则没有这种现象……如果说知识分子较多地具有‘死的意志’，那么人民则历来持有‘生的意志’。这便可以弄清，为什么无信仰的人总要奔向民间，在那儿寻找生活的力量：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 深受尼采影响的勃洛克，把“生的意志”归给了人民，就像中国的鲁迅、闻一多一样。这是在落后的国家里相当普遍的一种尼采学说的转换。
但是，勃洛克对人民仍只是关注与同情而已。他的心灵中依然充溢着凡人的苦闷与对天国的向往。梅列日可夫斯基夫妇关于”三角形“家庭的构想弥漫在现代主义者的圈子里，梅氏夫妇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插手于勃洛克的家庭生活：先是劝诫勃洛克在家庭中实行“贞节婚姻”，后又鼓动另一作家别雷介入勃洛克的家庭。勃洛克于矛盾苦闷中亦另有追求。在1906年写的《陌生女郎》中，透过弥漫着世俗气味的人世，他看到自己的女神：
她那头上的帽子，插着黑色翎毛，
她那飘洒的绸衫，有如云衣霓裳，
她那纤美的手指，满是珠宝闪亮，
真令人相信：传说中下凡的女郎。
一种奇妙的亲切感把我征服，
对着她那黑色的面纱我不禁凝望，
在那儿，我看见了迷人的彼岸，
我看到了令人神往的远方。
我接受了一个不能告人的隐秘，
我亲手捧着一个人心灵的太阳，
于是，在我心灵深处的每个角落里，
到处都渗透了这心酸的酒浆。
她那帽子上弯垂的驼鸟羽毛，
总在我脑海里不断摇晃，
她那深邃莫测的蓝色眼睛，
正在那遥遥的彼岸闪闪发亮。
呵，我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宝箱，
宝箱的钥匙交托在我手里，
呵，你这个醉鬼，你说得对哩，
我也相信：“酒中有真理！”
有人说诗中的“陌生女郎”是妓女，但，勃洛克不可能在妓女的眼中看到“迷人的彼岸”、“令人神往的远方”。这首诗实际上还是庸俗社会（酗酒者）与圣索非亚的二分。只是理想与现实互渗，变得混浊不清，更加遥不可测，因而，心灵”到处都渗透了心酸的酒浆。
在勃洛克的诗文中，神秘女郎、酗酒者和蚂蚁王是三个最重要的意象。酗酒者是弥漫于沙皇社会的颓废庸俗象征（其中也包括自己），蚂蚁王是苦难俄罗斯的神秘力量，而神秘女郎则寄寓着诗人的美好理想。反对沙皇专制社会及自身的庸俗、同情苦难的人民和对美好向往天国的向往，这三个极点构成勃洛克心灵中的三角形。待社会矛盾发展到白热化时，三个极点就会交织成为炫目的彩虹。这道彩虹就是长诗《十二个》。1918年1月勃洛克写完这首长诗时说：“这一天，我确信自己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