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兴物关系论贯穿中国古代诗歌的一条轴线

　　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民胞物与的大儒情怀
　　【 2004-12-31 14:39:54】
　　杜甫的推己及人情怀，从哲学思想看，属于“民胞物与”的思想。
　　“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民胞物与”，意即人民（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语出宋儒，但其思想却古已有之，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则讲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这是民胞思想的记载。爱物思想是民胞精神的扩展。即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墨子?尽心上》）这是由己及人、老幼及人思维方式所自然产生的。中国哲学思想中，有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张岱年先生指出：“关于人类应如何对待自然界，中国古代有三种典型性学说，一是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二是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三是《易传》的天人调谐说。”他认为《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既要改造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即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见《文化与哲学》15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可以认为爱物思想就是天人调谐的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儒家认为，由于人秉“至诚”，所以能与万物相应而感通。《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但爱物思想得到系统阐述是宋代。同是张载，他在汉代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和“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及宋代邵雍“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说法。我们要谈的是，张载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比较明确地解释了他的“民胞物与”的命题。他在《正蒙?诚明》一文中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得之私也。为大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他从事物的普遍性引出道德原则，即然万事万物（人与物）都有统一的本性，所以人和物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所以应该爱人爱物。
　　张载讲“性者万物之一源”，也含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意思。他在《语录?上》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联系其《西铭》的“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说的也是人类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人是万物之一物，这种思想显然在道家思想中早有表述。老子讲道生万物，庄子讲齐物论，鼓吹物化，都是把人看作物的一部分。尽管人是万物之灵，但毕竟是万物之一，在先秦思想家的学说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中国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让中国的诗人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庞朴先生指出：

　　“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象》）在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二者各有所司，相得益彰。在许多地方，客观的自然和主观的人类，常常被说成是相互包容的，如《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庄子?达生》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这种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显然是源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先说杜甫的民胞精神。民吾同胞，人人皆同胞，皆吾兄弟，其人性的共同基础不言自明。这是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国文化，本来重伦理情感。不过，儒家爱人思想中，是讲究爱有差等的。推己及人，幼吾幼老吾老，是根据血缘亲情来推衍爱的范围的。杜甫对家人--妻子、儿女、兄弟以及亲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挚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怀舍弟》……等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亲情。但民胞精神是超越亲情的一种更为博大的爱，它不带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所以，杜甫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固然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的亲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关心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诗篇更显示出诗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杜甫关心人，爱护人，核心是关心人的生存、安全和幸福。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凝结于此。正是这个原因，他批判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反对征兵过程中的非人道行为，反对暴政，反对统治者奢侈腐化，反对横征暴敛……前面我们从德政的角度指出了杜甫的批判意识，现在从人性的角度反观，亦可把握杜甫的忧患。批判和德治理想核心的内容仍是对“民”（人）的命运的关怀。具体而论，杜甫的民胞情怀，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同胞”生命的关怀，这是属于终极关怀的内容；二是对生活苦难的关切，此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三是对无助的弱者的同情和帮助；四是对上层人物经历由盛而衰的境遇表示宽恕与同情。后一点专节谈论。现分别说说前三者。
　　对生命的关怀，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却的。杜甫自己的忧生不用说，那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杜甫在关心他人生命时，表现出深沉的情感和鲜明的态度。杜甫为救房?而丢官，但对于房?指挥的陈陶之战的大败，却毫不掩饰其愤怒之情：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水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
　　关于陈陶泽之败，《新唐书?房?传》称：“初战，北军不利，?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廷恩促战，故败。”虽然战败的责任不能由房?一人承担，但作为主帅，是无法辞其咎的。王应麟《困学纪闻》认为“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其所以不隐，就是那四万义军的鲜血化为陈陶泽水的惨烈景象，是任何一位具有人道精神的人都无法忘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与自己友善的人，他让四万良家子作了荒魂野鬼，也难以为之回护。这种以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认识是根源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以此来品评人物并不为尊者、友者讳，见出杜甫的正直品格。
　　写于同时的《悲青坂》，也表现出对阵亡将士深切的悲悼：“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由于安史叛乱，战争无情地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杜甫为之深恸伤悼，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表示自己的关切。“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复愁十二首》之三）“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北风》）“战血留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述怀》思念家人安危，也勾勒出当时人命危如丝的惨景：“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他反对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开拓疆土：“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五百字》)。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相和、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他持久不懈地反对不义战争，即使拥护正义战争，也反对其中的非人道行为，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安危。
　　对人民生存权利的关心，是杜甫民胞思想的又一表现。此一内容，与杜甫的仁政理想有关。在本课前几讲所论及的反奢侈，尤其是反诛求的问题，着眼的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利。这里仅作提示，不再具体论述。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又呈吴郎》最能体现这种情怀：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此诗写于杜甫漂泊到夔州的第二年（大历二年，767）。诗人此时暂居?西一所草堂。生活上靠朋友救济。草堂前有枣树几棵，邻近一寡妇无以谋生，常来扑枣，杜甫从不干涉，借以表示自己的一点帮助。后来杜甫迁居，将?西的草堂借给从忠州来此地任司法参军的亲戚吴郎。吴郎住下后，便将枣树围上篱笆。此举是保护杜甫的财产，也显然是针对扑枣老妇的。杜甫知道后，立即以诗代简，劝阻吴郎。理由也很简单，这是一个寡妇，饥寒交迫，扑枣是迫不得已。正因为如此，不但应该让她采摘，还应该提供一个较为亲善的环境，让她感到自然，不致恐惧。想来杜甫以前，显然是当其扑枣时，便尽量回避，不让老妇看见自己，还要让他觉得这是主人弃置的野味。草堂易主之后，老妇对新来的客人本有戒备，而吴郎一插篱笆，便让老妇感到了新主人的防范，同时让她觉得自己的行为的违礼。这不是将老妇的最后一点希望泯灭了吗？以前老妇曾向诗人诉说过官府征求让人一无所有的悲况，每念及此，诗人便热泪涔涔。而今自己连这唯一的可以助人的方式也被吴郎中止了，怎能不让他着急。这首作品的激动人心，在于它反映了诗人仁爱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诗篇充满了温情，充满深厚的仁慈，它超越了孟子推扩仁爱的爱有差等的观念。这个妇人与杜甫素不相识。帮助朋友和相识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帮助不相识的，尤其不同阶层的人就不太容易。帮助别人渡过暂时的困难也容易，要帮助无力摆脱贫困者则很难，一个不饿饭的人任西邻扑枣，本来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希望别人继续这样做。更不容易的是，当别人冷漠此事时，他还要提醒别人注意。实际上，当杜甫第一次任西邻扑枣时，他就自觉地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救助这位寡妇。这种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检验一切社会良知的标准。
　　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大到谏诤皇帝（如为房?），推荐人才（推荐岑参）--这是他在朝短短时期内留下的“政绩”，小到“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之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小则小矣，却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诗写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
　　再看杜甫的爱物思想。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水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杜甫的爱物即“物与”思想，表现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这种“尔汝群物”的态度展示的是诗人亲近自然的情怀。杜甫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直接的议论，但他的诗篇却明显地表达了天地化育万物，人与物同受造化沾溉的认识。《北征》中对自然的描写就很说明问题。诗人在探亲途中，看到人类社会是“乾坤含疮痍”，“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而自然界呢，“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诗人一方面是有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反差，但“雨露之所濡”二句，却又见出诗人对造物主平等待物的认识。胡小石先生《北征小笺》云：“天之育物，无有差等，见造物之伟大。”诗中虽是论物，却可看作是对世间万物的一句总评。至于人类社会自作孽，那是另一码事。
　　杜甫对自然界的吟咏，大约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歌咏大自然的美，即对美的自然界的玩赏态度。一是对自然中那些被损伤，被遗弄，被践踏的“弱者”表现出深厚的同情，三是由仁民爱物思想而产生的人与物的对比，进而对自然界流露出的向往之情。
　　对自然美的吟咏，是唐诗的重要内容。在唐以前已曾有之，在唐以后亦不曾断绝。所以，这方面的内容尚算不得杜诗独具的特色。尽管杜甫写下了不少优美动人，快炙人口的诗篇，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其五）“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其六）“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其七）以及“风含翠?娟娟净，雨?江蕖冉冉香。”（《狂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红”（《奉答岑参补阙见赠》），“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绝句二首》其二）等等优美的句子。
　　杜甫的“物与”思想，表现为一种与物无间的赤子之心。杜甫对自然界那些勇敢矫健的动物，格外喜欢，他常常倾注炽热的感情，视它们为可共生死患难，可寄托豪情壮志的朋友，如《房兵曹胡马》：“胡马大宛名，峰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又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骐?出东壁。一匹?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此诗所表现的“物与”，主要是诗人性格与所咏之物的品格的契合，即人格与物性的契合。而能充分表现杜甫的“物与”精神的，还是那些对自然界的“弱者”的予以同情的诗篇。和诗人关心民瘼的情怀相似，他对那些弱小的、病态的、衰微的物体寄与了更多的关注同情，寄托了无限的哀伤和怜悯。杜甫写有一组病柏、病橘、枯棕、枯楠、病马、瘦马等一组诗，值得注意。他写《病柏》：
　　有柏生崇岗，童童状车盖。……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志意满，养子穿穴内。
　　写《枯棕》：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青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如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啄雀，侧见寒蓬走。……
　　写《病橘》：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
　　写《瘦马行》：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兀如堵墙。……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写《病马》：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
　　这组“病物”诗，又是咏物诗。咏物诗讲究寄托。这组诗的寄托也可分两个层面：一是寄托“病物”本身的哀怜，二是寄托了政治见解，颇具讽喻色彩。病柏，病橘等本身亦可哀怜，而天意高难测，人意更难知，如此缺少生意的物体，还要横遭斧斤被剥割，被摧残，直至衰亡。因为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诗人视物与民具有同等的品行，把物看作是自己的亲爱的朋友，是造化的一分子，因而，诗人在哀物怜物的咏叹中，流露出的却是爱民的情怀。而这种出自本性的人道的情怀却又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对制度的批判。
　　写马也是从两处着笔：形体上的对马的刻画，表示对病弱的同情，寓意上却是怀才不遇，英杰沉沦下潦的哀惋。《瘦马行》借一匹被遗弃的官马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病马》则突出“尘中老尽力”的品行，“物微意不浅”的忠诚。寓意十分明显。
　　由于以上几首诗寓意十分明显，以致其“物与”的精神常常被讽喻的色彩所掩盖。杜甫另有一些写病、饥的作品，则是脱去讽喻色彩，显示出移情的特点。杜甫身逢乱世，流离所失，生活上饥寒交迫，精神上孤独寂寞，这种情绪的外射，便使他笔下的动物也带有相类似的特点。“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雨四首》其四），“老雁春忍饥，哀号待枯麦”（《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其一），“落雁浮寒水，饥鸟集戍楼”（《晚行口号》），“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一），“寒日经檐短，穷猿失木悲”（《寄杜位》），“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送高十五书记十五韵》），这些动物饥饿状态的描写，无不明显地带着诗人自身的体验，而对这些不幸的小动物的关注，正是杜甫爱心所至与小生灵心息相通的表现。
　　杜甫的物与思想，还深切地表现在物我同一，己悲物悲，己喜物喜的大量描写。物我同一，与庄子的“物化”说有内在联系。杜甫确有“物化”的境界，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但那只是一种瞬间的体验，杜甫并没将这种意绪化为自己的人生境界，否则，一个“物化”的人是难于成为社会良知，为担当道义而苦苦磨砺自己的。杜甫的物我同一主要表现为把“物”看作自己的朋友，即所谓“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而不是要化为蝴蝶，逃离天地之间。杜甫笔下的自然界，常常充满温暖的情调，富于人情味，那些小动物更是一些与诗人心息相通的充满灵性之物。《鹦鹉》云：“鹦鹉含秋思，聪明忆别离。翠矜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此诗借咏物念开元旧事，但鹦鹉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懂得喜怒哀乐的形象。《三绝句》之二：“门前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诗人与鸬鹚完全是亲密的朋友。杜甫具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常常在诗中与小动物对话，交流感情。“鸬鹚??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春水生二绝》）赵次公注：“公可谓与物委蛇，而同其波矣。”（《九家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三）“与物委蛇”即“尔汝群物”。正是物我交流，沟通的意思。
　　杜甫爱物，不仅仅是单向的感情投入，那些可爱的物，尤其是动物，有时还显得比人类更懂得感情，给诗人以温暖和安慰。因而也显得更加可爱，值得友爱。《得舍弟消息》：“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结句十字，把世态炎凉，人情反覆，诗人的孤独寂寞，家犬的通灵与忠诚，写得何等生动形象，又何等沉痛哀伤！杜甫晚年，流落潭州一带，故土尚远，举目非亲，社会的冷漠无情促使他与自然景物及动物更加融洽，亲密无间了。那一时期，杜甫眼中的燕子或许是最富人情味，给诗人许多安慰的生灵。《燕子来舟中作》写道：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曾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燕子与诗人是故交，懂得友情，所以也同病相怜。诗人相识相怜者惟燕而已。燕子呢？娓娓细语于船樯，穿花落水，三匝不去。诗人见此更加伤感。《杜诗镜铨》卷十二引卢德水评语云：“只五十六字，比类连物，茫茫有生世无穷之感，但觉满纸是泪，公诗能动人若此。”此类感受，杜诗颇多。如“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发潭州》），也是表现的人世冷漠，动物有情的倾向。
　　杜甫爱物，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界的一种独到的感受。尽管杜诗中有不少同情病马、穷猿、饥鸟、病柏、枯棕的作品，相对而言，杜诗笔下的自然界，还是一个和谐、安宁、富有秩序和规律的世界（那些“病物”之不幸，常常与人类的摧残有关）。动植物除了充满爱心，还表现为生活上的有节有序和自得其乐，没有等级差别，不受外界干扰……完全是一个与人间世界迥别的“世外桃源”。这个和谐的世界是诗人的政治理想的“物化”，它明显寄托着杜甫的某种憧憬。在这个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地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寒暑易节，山川如故。这个“理想国”与人类社会毫不相干，独立运行。年复一年，战乱未休，“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伤春五首》其一）春天不因人间的争战杀伐而姗姗来迟，仍然花红柳绿，各得其所：“村村自花柳”（《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花柳更无私”（《后游》），或者“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腊月巴江曲，山花已自开。”（《早花》）在诗人眼中，自然界的代谢节序，自成规律，不为外界干扰，各得其宜，和睦安宁，与人世间的种种喧嚣烦恼形成鲜明对照。“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亭》），“只道梅花发，那知柳亦新。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断桥无复板，卧柳自生枝。”（《过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二）“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怀》）“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惟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春花之无忧，秋菊之傲然，都反映出诗人对自然界宁静与和谐的境界的赞美，又反衬出诗人不安宁的生活状况。
　　草木如此欣欣向荣，自得起乐，动物更是安详自在，逍遥无比。“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次古城》）；“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梁燕，水鸥，风蝶何等自在潇洒。这些描写都流露出了诗人对自然界亲近融合的“物与”情怀。
　　纵观杜诗，咏物诗之多，是空前的。除上面讨论过的作品，尚有《苦竹》、《蒹葭》、《胡马》、《??》、《孤雁》、《促织》、《萤火》、《归雁》、《白小》、《猿》、《鸡》、《鹿》、《丁香》、《栀子》、《丽春》、《花鸭》、《黄鱼》……明人钟惺评杜甫这些篇什“于诸物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赏玩者，有劝戒者，有指点者，有计议者，有用我语诘问者，有代彼语对答者，蠢灵者，细者巨，恒者奇，默者辩。咏物至此，仙佛圣贤帝王豪杰具此，难着手矣。”（《唐诗归》卷二十一）钟惺指出了杜诗那多变的手法，而这也是对杜甫爱物思想的一个最好说明。

答：（1）《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有许多是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感染力最强的又是悲剧英雄人物。

1）《史记》的悲剧人物大致可分为：一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为了变革社会而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被杀害的，如商鞅；二是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气节，为忠于自己的国家而英勇献身的，如屈原；三是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英雄豪杰，他们曾显赫一时，最终由于自身的某些错误而结局悲惨，如项羽；四是一些曾为统治阶级建立过丰功伟绩，最后由于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猜忌而被杀害的文臣武将，如蒙恬、李广；五是为了某种“道义”，或是为了维护某种“原则”而英勇拼死的，如“荆轲”。

2）《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一是注意刻画细节，极力描摩人物的神情口吻。例如《项羽本纪》在介绍项羽有家世之后，只写了项羽少时学剑和观秦始皇出游两个细节，这位豪放不羁、才力过人，胸怀大志的贵族后裔的形象就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了。二是善于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如《项羽本纪》中最精妙的场面描写是鸿门宴。三是善于通过渲染气氛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如《项羽本纪》写到项羽被韩信打败，被困于垓下时是四面楚歌，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竟落到这步田地，这已经够使读者为之感慨嘘唏了。在这样的气氛中，项羽再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这就更加构成了一种无限悲凉的气氛，寄寓了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惋惜之情。

3）《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互见法”，这就使《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了。

（2）强烈的抒情色彩。司马迁写的虽然是历史人物，但溶入了他深挚的爱憎感情的。他的文章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史记》文章充满激情的最重要的原因。

1）《史记》中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诗，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史记》中的有些篇章作者还特意引入一些歌谣谚语，让作品人物‘自己’的即景作歌，突出地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

2）《史记》的文章常常夹叙夹议，这些议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廉颇蔺相如列传》。

（3）《史记》语言的总体风格是朴拙、浑厚、气势沉雄，使语言与其所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和谐。这种特点在那些记述悲剧英雄人物的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2、试论《庄子》哲理与诗意交融的特点。

答：庄子追求的逍遥游的境界，本身就带有艺术的特点，富于艺术魅力，所以说逍遥的境界就是艺术的境界。庄子哲学的核心就是人生问题。

①饱含激情的笔触，描写体道、得道的情景，形成了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注重表现生活理想和内心感受，全书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更富于艺术魅力，《逍遥游》中，大到“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小到浮游野外的尘埃、草芥；从志向短小“决起而飞”的斥鴳，到御风而行的高人；从八千岁为春秋的椿树，到“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而真正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庄子笔下的这类境界，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更富于艺术魅力。

②以艺术的态度来体味人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在《齐物论》中，由庄生梦为蝴蝶，产生了“蝴蝶之梦为周与”的奇想。《秋水》中，写庄子站在濠梁上，感受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这些饱含着审美感受的故事，把读者带入物我两忘的诗的意境。庄子为人傲岸不羁，潇洒脱俗，书中大量记载了他放旷豁达的言行。

③强烈的抒情色彩。庄子主张齐物，在他的作品中跳荡着强烈的激情，不仅表达了对生活的理性认识，更包含着深厚的情感体验。《徐无鬼》中，庄子站在惠施墓前，深情地发出感慨，在对友人的怀念中流露出世无知音的孤独感。《大宗师》的结尾记载了子桑对悲惨遭遇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归之于命运的寓言。强烈的抒情性，使庄子的作品达到了哲理与诗意的和谐交融。

3、以《离骚》为例，说明屈原的艺术成就。

答：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开辟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通过此诗展现出屈原杰出的艺术成就。

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形象是对自我形象的描写。屈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备受打击，作者在长期政治上斗争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加以升华，运用想象进行高度的集中概括和大胆的艺术夸张。他一再克服这痛苦的经历，这是具有伟大心灵和坚强意志的人才能够作到的。这种对未来的道路进行过苦苦的探寻的心情在《离骚》中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所体现。这种情怀与伟大的人格，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峻洁、高大。

②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强烈的抒情性。他的整个心灵都被痛苦所充塞，但从未忘记国事，这种至死也不忘怀祖国的真情，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本身就带有某种悲剧因素，体现在作品中基调就是苦，感情核心却是恋，这种苦恋使屈原在精神上经受着巨大的折磨，在作品表现出浓郁的悲剧情调及无限的悲愤，在失望夹杂着希望的感情中抒发着作者强烈的感情，使作品融进一种缠绵凄婉的悲剧气氛，如《离骚》中‘惟昔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表达出了作者的那种危机感与无奈的恋之情。

③浓郁的浪漫主义思想。在创作中驰骋想象，采用夸张的手法，使作品充满着激荡人心的浪漫色彩。作者运用想象，大胆的夸张，使作品奇诡动人，在《离骚》中。诗人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乘坐美玉、象牙的宝车，由飞龙驾驶，腾空而逝，辞国远游”，上天入地的，富有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感情。屈原善于把神话传说与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运用神话素材抒情写志，扩大了诗歌的境界，使他的诗歌别具风格。

④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独具特色的“比兴”的表现手法。《离骚》突破了《诗经》中既有的“比兴”手法，开辟了香草美人的典范。在屈原笔下，花鸟虫兽、日月风雷、仙灵神鬼、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都成了诗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意象。比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奇特性为诗人驰骋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⑤在文学形式和诗歌语言的运用上，极富开创性。汲取楚地民歌的丰富营养，又吸取散文的章法和句法，创造出一种句式长短不齐、音节抑扬顿挫、章法灵活多变的“骚体”诗。不受形式的拘束，使诗的结构错综变化。《离骚》善于运用楚国的民间方言口语来写，带有大量的“兮”字，诗歌语言丰富多彩，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和叠音词，创制对偶句式，使诗歌句式整齐、韵律和谐，增强了诗的音乐美。此外，《离骚》中含有不少散文化句式，大量运用“之”、“乎”、“者”、“也”等语助词，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法形式，创造出了舒卷自如的新诗体。屈原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论述《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

答：《史记》中的人物个性形象鲜明、生动，为我们展现了一首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这些人物形象都具有非凡的感染力，无一例外的具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它们身上无一不闪现着司马迁本人的美学理想，《史记》中的人物能写得如此成功，有几个方面。

①注意刻画细节，极力描摩人物的神情口吻。在《项羽本记》中，关于项羽瞋目镇敌的细节描写，最能表现这位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威势和气概。据司马迁说，项羽是重瞳子，就是一眼双眸，显然“炯炯有神”一词已不足以形容这双重瞳之目射出的威严之光。司马迁紧紧抓住项羽这一容貌特征进行细节描写。项羽威严的目光，竟使惯于骑射的高手目畏手软，又使久经沙场的骑将人马俱惊。《史记》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这些细节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际上却是作者精心选择、提炼而得。这些人物的只言片语，一颦一笑，较之千军万马的会战和攻城掠地的壮举，更能显示出人物的性格。

②通过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场面来表现人物。“鸿门宴”一节，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作者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③通过渲染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项羽打被败后，四面楚歌，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竟落到了这步田地，本来已经使人感慨嘘唏了。在如此气氛之下，又写他慷慨悲歌，“美人和之”，“左右皆泣”，更加构成了一种无限的悲凉的气氛。

④运用互见法写人。在《项羽本记》中，司马迁基本上如实记载了项羽一生的功过是非，作者的态度和评价也基本上是客观的，既写了他“气吞山河、功盖天下”的一面，也写下了“凶狠残暴”的一面。但对于项羽的弱点，司马迁还是本着本传略，他传详的原则，用互见法补足人物的全貌。《高组本纪》载刘邦、项羽形成相持状态时，刘邦出了项羽十大罪。关于项羽十大罪状，《项羽本记》也多有涉略，但借刘邦之口集中道出，确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

5、论述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

答：李商隐的诗歌内容丰富，师承极广，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阮籍旨趣遥深、难以情测的风格，杜甫的忧国伤时的精神和沉郁顿挫的诗风，韩愈的雄奇横放，李贺的幽冷奇艳，六朝诗歌的精工秾丽，以及民歌的清新流丽。

①构思缜密，情致深蕴。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力避平直之语，诗中大量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造成一种缠绵顿挫，缜密深曲的特色。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锦瑟》中，诗人大量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良田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把听觉的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创造朦胧的境界，从而借助可视可感的诗歌形象来传达其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深思。

②长于用典，精工贴切，含而不露，可以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如《安定城楼》，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不得志和失落之情绪，“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诗中以这两位古人自比，显得既含蓄而又贴切。“不知腐鼠成滋味， 猜意鹓雏竞未休”借用庄子寓言告诫一些人不要妄加猜疑，从而表明自己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典故的灵活运用比直抒胸臆有更好的效果，诗人通过典故可以表达更多的思想内容，这是直抒胸臆不能所做到的。

③锤炼字句，工于造语。李商隐的诗语言凝练而丰富，不但注重锤炼实词，选择虚词，运用叠字，同时注重对成语典故、民谚方言的敷色加工，使诗歌语言造境新颖，蕴涵丰富。《向晚》“花情羞脉脉，柳意怅微微”中叠字的运用，创造出了声、色、情俱佳的境界。另外，李商隐的诗歌中，在后世有大量精美典雅的名句传世。如“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使干”等等。

④总之，李商隐诗秾丽而时带沉郁，摇拽而不失厚重。丰富深厚的思想内容与曲折见意的表现形式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形成“深情绵邈”、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以其意蕴的深婉、词采的精美和朦胧的美学追求，为抒情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为古典诗歌以及后世词、曲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论述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

①内容平淡自然，内容贴近生活，亲切淳真，富于真情实感。所描绘的场景、叙写的事情，为人们熟知习见。通过朴素自然的田园风光的描写，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朴素的语言，不加雕饰，把生活的情景和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这就形成了一种清新自然的特点。如《归园田居》中的“少无适俗韵”的描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平淡自然，这些生活情景及诗人的志趣，心情，都是诗人真实的感受，写得十分亲切。

②浑融完整，意境高远。作者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田园诗中多有精彩的景物描写，取与自己心境相合之景入诗，既有客观实境，又有意中之境。使自然景物都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令人回味无穷。它往往与具体的景物和诗人的真挚感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具以情景为主，把人们引向一种更加高远而深沉的境界，这种情、景、理的高度融合，即诗与哲理的结合，更使陶诗意境高远，清新拔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很朴实，但又含有一种韵味，是不经意的看到了南山，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非常亲和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平淡的语言中得到了表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是一种客观的景物描写，从”飞鸟相与还“可以看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充分的肯定和满足的情感，韵味很深。

③精工而本色的语言。陶诗的语言朴素、直率，毫无斧凿之痕，平淡、本色，简练朴素，明白易懂，但绝不是浅薄粗俗。他诗中那些看似极其普通的“田家语”，实则是经过艺术提炼的，是诗人苦心经营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时运》“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中的“翼”字、《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均能于本色中见精工，于朴素中见华采。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7、分析岑参、高适边塞诗的异同。

答：二人都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都创作了许多广为流传的边塞诗，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描述了边塞的风俗风光。但二人的边塞诗又具特色，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①内容方面。岑参的边塞诗成就最高的是在边塞风光、边塞生活的描写。“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入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十分生动形象的描绘出一幅边地雪景。充满着异域情调和浪漫色彩。高适的边塞诗则以思想深刻见称，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比岑参的诗更强烈。《燕歌行》，诗中通过对比手法，写出了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孤城的献身精神。更更可贵的是同情下层士兵，还通过对比，揭露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平待遇，指出这是造成边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就难怪使士兵们“至今犹忆李将军”。这种前后呼应的描写，饱含了作者对视士兵如草芥的将军的强烈遣责。使诗的思想性更为深刻。

②艺术方面。岑参的边塞诗以壮丽姿肆的浪漫主义为主要特色，形式上用自由的七言歌行体，自己另立新题，善于表达更丰富思想感情，描写边塞的奇和丽，采用丰满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多变的节奏，如“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内容上除写军旅生活外，同时还抒发报国豪情，特别是表现边塞风格、边地风俗方面，风格上是浪漫主义。高适的边塞歌和岑参的热烈浪漫、想象夸张不同。最大特色和最高成就在于思想深刻，触及到深层次的社会内容，现实意义比岑参诗更强烈。其诗作常常是直抒胸臆、直陈其事、直议其理，比兴寄托，寓情于景，含蓄委婉的描写较少，显得更凝重深沉、浑厚苍老。体裁更习惯乐府旧题和整齐的五七言体。如“校慰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既写出了军情的紧急，又通过“羽书飞传”“猎火照山”等进行形象的描写，使整首诗具有高亢悲壮的格调。

③清朝王士桢说：“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大致说出了两人的区别。

8、论述《史记》“无韵之离骚”的含义（《史记》的抒情性）。

《史记》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鲁迅曾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①所写人物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文章从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充满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司马迁写《史记》不是为了客观地记载历史，而是要通过写史来表达他的政治理想，达到他改造或改良现行社会的目的。《史记》是一部饱含作者激情的文学著作，它是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悲愤诗。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指出自己因为被处以腐刑后，决定发愤著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对现实抗争，让后人通过《史记》去理解自己的理想和冤屈。

②有的作品通篇像一首抒情诗。《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写屈原在困境下创作《离骚》，表现出屈原不公的待遇，表达出很深的感慨。又因贾谊写过《吊屈原赋》，亦为感伤诗人。司马迁将屈原、贾谊两个怀才不遇的诗人放在一起同时写，从形式上更像抒情诗。

③多处引由歌谣、俚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这些歌谣谚语用于刻画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使读者恍睹其容，恍闻其曲，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项羽本记》中，垓下之围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用《垓下歌》作为项羽英雄末路垓下之围的序曲，将楚歌原本具有悲凉慷慨之韵，揉以项羽叱咤风云、而最终以悲剧作结的一生，抒写了英雄末路之悲与儿女情长不免英雄气短的一面，呜咽悲慨，凄凉动人。

④夹叙夹议。议论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对廉颇失势时与人的对话的描写，抒发了他对世态炎凉之感慨，对廉颇不怕死的精神，给予赞扬时，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对他的景仰之情以及司马迁本人的生死观。

⑤语言的总体风格朴拙、浑厚、气势沉雄。在记叙悲剧人物的篇章中（如《项羽本记》），突出了体现了《史记》语言的风格。《史记》语言风格多样，随各篇内容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使语言与其表达的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和谐。辛弃疾曾用“雄深雅健”来形容《史记》的语言。

意境，即指“意中之境”，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是“情”与“景”的艺术结晶。（《中国诗歌艺术》王红、谢谦主编P127）或者可以说，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他同文学典型一样，也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P217）清代王夫之说：“情、境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姜斋诗话》），这里的“景”大致等同于“意象”，而情景合一，则指的是意境。
诗歌创作中“意境”一词的提出，见于所传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镜，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一：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情境二：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意境三：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在这里，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作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物境契合交融的这样一种现象。“物境”到“情境”再到“意境”的逻辑线索，其实就是由实到虚的层递过程。“意境”比“物境”和“情境”更加的虚化，即情景交融。

意境说在先秦时期即已萌芽，《易传》的“立象以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以及“诗六义”（风、赋、比、兴、雅、颂）说，可以看做意境说萌芽的标志。这些片段式的言说从“意”到“象”、“言”到“意”辩证关系的讨论以及“风”、“比”、“兴”等艺术手法的阐释方面初步探讨了“意”、“象”、“言”的关系及创作手法，为意象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意境学说进入人文研究领域。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理论家对情物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意象”、“滋味”、“风骨”、“神韵”等涉及艺术形象创造和评价的文论概念，深入探讨了“意”、“象”、“味”、“韵”、“神”等文艺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学界带来了“境”、“境界”等概念。“境”的传入以及研究为“境”和“意”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境界”理论对诗歌意境理论的形成更是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加之这一时期清谈横行、玄言诗独占文坛、山水田园诗异军突起，意境学说逐步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文艺领域中去，为意境理论的形成打开了方便之门。

诗歌意境论的繁荣是在唐代，这个与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有关，更是意境学说几百年以来在文艺领域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以王昌龄、皎然为代表的文论家对诗歌意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描述，并结合诗歌创作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阐释和分析，至此，诗歌意境理论臻于成熟。之后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

明清两代，围绕意与境的关系问题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明代艺术理论家朱存爵提出了“急境融彻”的主张，清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夔认为意与境并重，强调“抒写胸臆”和“发挥景物”应该有机的结合起来。近代文学家林纾和美学家王国维则强调“意”的重要性，林纾认为“维能立意，六能创建”，王国维则认为创辞应服从于创意，力倡“内美”，提出了诗词创作中的以意胜的“有我之境”和以境胜的“无我之境”两种不同的审美规范。

我国古代诗论很早就注意到了“情”与“景”是诗歌意境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和而成诗。”（《四溟诗话》谢榛），同时也注意到了诗歌创作的物我交融，王夫之说：“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姜斋诗话》卷一）认为情景交融及意境。这是明清以来诗话、词语中较为普遍的说法。再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虑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以言文学。”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就提出：“诗以专诣为境”的主张，他评张籍、王建的乐府诗，认为虽一善言情，一善政事，但因不能使情与事融合贯通，做到“气从意畅。”所以，“境皆不佳”。这就说明：情景交融，即意境的说法，最迟到明末清初已经定型。现在的袁行霈就这样认为：“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景物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

根据情与景的关系，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常常把意境的形成方式分为以下几种：

一． 触景生情，情由境发。诗人猝然与某种物镜相逢，随境生情，逐渐达到意境浑融的境地。比如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洞庭湖的美早有耳闻，今日终于得以见到，它的景色确确实实是像“昔闻”那样的壮阔无比，美的无与伦比。从“昔闻”到“今上”之间，诗人已阅尽了人世沧桑，老了，病了，异乡漂泊，国难未平，归乡不得。以残年衰老之身对此吞吐日月之景，情何以堪啊。杜甫的登岳阳楼是一登楼滋生了百番的愁绪与忧愁。由壮阔的风光引发的是身世之感、忧时之感、景愈美，情愈痛，以至于情难自抑，涕泗交流。在这一类的作品中，情虽然是为境触发，但事实上这情是早已蓄积在内心的，一有了诱因就迸发了出来。

二.移情入境，情赖境显。诗人的主观的情、意很浓郁，在面对物镜时，将自己的情感灌注于其中，及刘勰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客观地物境遂充满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在这种意境构成方式中，是人的主观感情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比如李白的《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为一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送别诗，诗人与友人策马辞行，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这里最能表现移情入境的就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写得十分工整，“浮云”对“落日”，“游子意”对“故人情”。同时，诗人又巧妙的用“浮云”“落日”作比来表明心意。天空中一抹白云，随风漂浮，象征着友人的行踪不定，任意东西；远处一轮红彤彤的夕阳徐徐而下，似乎不认遽然离开大地，隐喻诗人对朋友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山明水秀、红日西照的背景下送别，特别令世人留恋而感到难舍难分。这里既有景，又有情，将送别之意移入浮云和落日中。

三.双向互动，物我情融。诗人把自己的性格、情感投射、灌注于外物，同时又汲取自然物的精神气韵于自己，物与“我”的情趣往复回流，浑然一体。创造这种境界并不容易，但优秀的诗人往往能细致的体会物情，与外物精神交通，比如王维的《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首诗最出名的的应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吧。近人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行至水穷，若已到尽头，而又看云起，见妙境之无穷。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坐看云起时”，是心情悠闲到极致的表现，云本来就给人以悠闲的感觉，也给人以无心的印象，因此陶渊明才有“云无心以出岫”的话（《归去来辞》）。通过这一行、一到、一坐、一看的描写，诗人此时心境的闲适也就明白的揭示出了。而且从艺术上看，这两句诗真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首诗把诗人退隐后的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写的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看行云变换，这生动的刻画了一位隐居者的形象，如见其人。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最后说到诗的“意境”不得不提到“意象”和“境界”。

首先，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昰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意谐”的是的艺术。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然后，意境不等于境界。它们既不能并举，更不能并列。意境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发展到比较成熟的水平上提出来的。足以景物描写由抒发情志的陪衬发展到独立状态为前提的，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独创范畴。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吧“境界”作为一个诗学概念，但从他对“境界”所作的一些说明来看，如“造境”、“写境”、“主观”、“客观”、“有我”、“无我”、“理想”、“写实”等区分，无疑是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显然，以“境界”来代替土生土长的、带有浓厚的中国理论特色的“意境”概念是不合适的。

所以，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诗歌时，必须注意区分“意境”与“意象”，“意境”与“境界”。

自意境说出现之后，我们在阅读中国古代诗歌时总会有意无意的以“意境说”的标准来欣赏诗歌。但是，诗的意境就像我们读书一样，不同的人读有不同的感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读诗也一样，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存，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观来对诗的意境进行分析，对诗歌的意境进行再创造。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这首诗历来众说纷纭。爱情说，悼亡说，咏物说等等。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诗才更有魅力，才更吸引着我们去研究，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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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中的三百零五首诗歌主要是由周王朝在各诸侯国的协助下于民间搜集的诗歌和贵族们为特定场合如祭祖、宴客、出猎、房屋落成等典礼,以及为讽谏、颂美等目的而向君主进献的诗组成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大致包括四方面.
　　（一）反映爱情与婚姻的诗篇
　　《诗经》中有大量表现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篇章,其中以《国风》最多,艺术性较高,它们大多产生于民间.许多诗歌坦诚、大胆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相爱之情.它的基调健康、乐观,感情真挚、热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邶风·静女》.除了热恋的欢乐外,对相思的焦灼、失恋的痛苦,《诗经》许多篇章也有生动的描述.例如《周南·汉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妇女悲惨命运的,如《卫风·氓》.
　　（二）反映社会矛盾的诗篇
　　周代已是奴隶制社会,其基本矛盾是贵族农奴主阶级和农奴之间的矛盾,而前者对后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人身奴役则是这种矛盾的深刻根源和典型表现.例如,《硕鼠》、《王风·君子于役》、《小雅·采薇》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周代社会激烈的阶段矛盾和冲突的真实历史画卷.
　　（三）记载周部族历史的史诗
　　雅、颂中的一些诗篇在为周王朝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客观地记录了周部族发展的历史.例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大明》等,这些诗叙事性很强,记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和传说.
　　（四）反映生产情况和礼俗的诗篇
　　生产活动是社会活动的基本内容,《诗经》中有很多诗歌是反映农事、畜牧活动以及祭祀、宴会情况的,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风貌.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描写事物和生活,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既有较高的概括性又十分具体、生动.这种创作方法被后代称为"风雅"风格,当属《诗经》的艺术特色之一,不论是长篇的叙事诗,还是篇幅较短的抒情之作,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诗经》都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
　　比兴手法的运用是《诗经》的另一艺术特色.其在《诗经》中的运用是很成功的,显示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深刻观察,感受以及丰富的想像力,赋予作品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的第三个艺术特点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四言句是《诗经》的基本格式,它们语气自然,句法多样,形式整齐,是相当成熟的诗歌语言.章节的复沓是《诗经》语言形式的又一特点,作者的感情在反复咏唱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同时也给作品带来了回环反复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大量双声叠韵词、叠音词的运用,使作品的语言更优美、生活、形象.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
　　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
　　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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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要追溯到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在这之前的夏商，并不是空白的，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诗歌，没有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所谓的诗歌，其实就是指民间的人们所作。只是到了周的时候，才开始注重诗歌，于是专门派人去民间采集，整理。下面，介绍下这部中国诗歌史上有创纪元意义的作品。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也就是前1100年到前600年，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
　　〈诗经〉在先秦叫做〈诗〉，或者取诗的数目整数叫《诗三百》，本来只是一本诗集。但是，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 按当初所配乐曲的性质，分成风、雅、颂三类。
　　“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也就是各地方的民歌民谣。“风”包括了十五个诸候国的民歌，即“十五国风”，共160篇。占了诗经的一半以上。与《雅》、《颂》相比，《风》显得活泼，生活气息更浓，如开篇《关雎》写初涉爱河的青年。《氓》写被丈夫抛弃的女子的哀怨。《静女》写恋爱时的微妙心理。
　　“雅”是正声雅乐，是正统的宫廷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一共有105篇。“大雅”是用于隆重盛大宴会的典礼；“小雅”则是用于一般宴会的典礼。
　　“颂”是祭祀乐歌，用于宫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赞颂神明，现存共四十篇。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这是诗歌一种形式的发展。算是民间诗词的发展，还有士大夫文人的，诗经里面也有这方面的诗歌，但是主要成就还是民间诗歌，他如实的反应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各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而另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了，屈原，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的名字。
　　楚辞，也有必要介绍下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因为这两本书的影响，诗歌开始发展了，先是汉代，秦朝太短，加上秦帝王的暴虐无道，对文化的坑杀，基本没有怎么发展。到了汉代，诗歌开了一个新纪元。乐府诗开始出现，这其实和诗经本质上是一样的。个人认为，是诗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 。尤其是汉乐府的出现，使得诗经的内涵得意继续发扬下去。汉代还有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以前的诗歌做了总结，诗经和楚辞就是因为汉代得意妥善整理的才有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汉代司马相如的赋，我觉得，是楚辞中一种新的继承，尽管他不是诗。后来三国的建安七子，曹操三父子，尤其是曹操，他的诗非常好。是那个时代的旗帜。
　　接下来，因为政治动荡，社会不安的西晋，出现了一批诗人，谢安啊，鲍照，谢灵运啊等南北朝的。这些人的诗，体现了一代人的风骨，体现了诗歌的新形式，新内容，新方向。
　　当然，还有个必须要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陶渊明，这是诗歌第三种形式的出现，开创了山水田园派。也作些介绍。
　　陶渊明的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渊明之评质而自然”，古代许多诗论均谈及此点，这就是人们概括陶诗艺术风格的“平淡”、“自然”。但是，“平淡”并非平庸和谈而无味。我们读陶诗，大都在平淡中蕴含着无限风采，在简练中具有深厚的情味。正如苏拭所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在陶渊明的创作中，丝毫不见晋以来的尚雕琢、讲华丽的文风。他力求创新，摆脱摹仿，这是形成他创作风 格的重要原因。陶诗的“平淡”、“自然”风格，似乎看来毫不费 力，“胸中自然流出”，但其中包含着高度的艺术匠心。正如刘{分攵}在《中山诗话》中所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陶诗正反映了这一鲜明特陶渊明所开创的“自然”“平淡”的田园诗，可说自为一体，为中国传统诗歌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他的重要功绩。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史上，熏陶和影响了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之后是主要诗歌成就在盛唐了，也是中国诗歌成就最高的时代。诗人多的数不过来。每个都是家喻户晓的，那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号？这个要重点说下
　　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 、晚唐等4个阶段。
　　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 、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 。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 ，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 、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唐代的诗歌，其地位，价值，作用，都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继承的前人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晚唐又为词的繁荣作了开头。
　　词五代十国开始兴盛，到了宋代才到巅峰。宋以前的词，李煜的词才算的上价值。内容伤感凄悲，寄托了亡国之叹，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能感受到里面莫大的哀伤哀愁。接下去，北宋，北宋前期最高成就算是柳永。他是典型的婉约词人。雨霖铃一曲，蝶恋花一阙。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繁荣了。和他同类的有晏殊和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成就明显高出一筹。还有个超级无敌人物，苏轼。因为感觉自己收笔不住了，这里不敢多作什么介绍了。其实中国人苏轼根本不用介绍。反正诗词文赋，在他手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间词话对他的诗歌作了一个总结，一句话，东坡之词在神。
　　然后是南宋，南宋词人，唯有幼安，也就是辛弃疾。他继承了东坡豪放的特点，发扬光大，当然，诗人方面，有陆游，范大成，杨万里，北宋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
　　之后，中国的诗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写来写去，根本追不上前人的步伐，也创新不出什么有格调的，式微矣。然而，一度，我们再次看见了希望，就是清朝的纳兰性德，好像是给中国古代诗歌唱了一曲经典的闭幕曲。然后白话文出现。其实民国时期，还是有些人物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诉说了诗歌的历史，尤其是词。可是他的自杀也宣告了古代诗歌的落幕了。

　　写完了，会不会多了？？如果觉得多了，你把每个时期写一段，我写着写着就忘记字数了。本来还想鉴赏几首的，怕字太多了。渊源我写了，趋向，写在文中了，文中写了诗歌在不同时代内容的走向，其实也就是诗歌的趋向了。1点多了，实在困了。我也实在不能了。对不起了，楼主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渊源和趋向

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解读诗歌的一个基本方法——“以意逆志”。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就是说，我们在解说、欣赏诗歌的时候，不能就表面意思去理解字词，更不能拘于个别字眼去理解诗句，而应该从作品的整体出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诗作的主旨，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就是说，在欣赏、吟咏诗歌作品时，应该深入探究作者的生平和为人，全面了解其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即所谓的“知人论世”的欣赏方法。

司空图更将诗歌的感发概括为“象外之象”，这些都主要是诗歌作者感发层面。朱熹注“兴”为“感发志意”，已就读者角度来确定诗歌的功用，而王夫之则是将此功用观与诗歌创作论打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三境界”解读法，以唤起人心灵中某种崇高美好的意念来引发出一种正面的激励效果。

语文教育界意识到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提到“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在《读<经典常谈>》中也指出“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

《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全书计24章，分类对唐诗宋词进行了文化解读，但其中大部分章节，只论及其纲要与基本思路，言犹未尽，又限于学术方面，对如何实施教学只字不提。

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化解读”为检索词搜检到（2000-2007年）关于涉及古诗词解读方面的论文计21条，围绕意象、器乐、宗教、情景等方面展开，但关于古典诗词教学的文化解读的研究大多是浅尝，论及文化内涵辄止，并未对如何实施教学提出意见和建议。

孙玉华在《立象以立意——古诗词的文化解读》一文中指出：古代诗人总是在天地万物中寻觅自己生命的禅床、精神的寄托。这说明在语文教育界已意识到古典诗词教学文化解读的必要，并着意实施。

目前高中古典诗词教学，基本上还遵循着：对篇章、段落、词句、标点的层层解剖，围绕如何更有效地掌握字词，理解文意，提高考试成绩做文章。字词意义、句子成分、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种老套落依旧放之每节课而皆准。古典诗词中的经典名言，能够要求学生识诵，但深遂思想，课堂上较少涉及或根本不涉及，影响到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影响到学生各自特长和个性的形成。

当代古代诗歌发展趋向：
古典诗词对社会意义是创造性的继承传统，令文学保持着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性。
当代诗词以“体”论，少以派论，现代更倾向个体性。当代旧体诗歌能开创独特诗风人物：
90年代聂绀弩【绀弩体】《聂绀弩诗全集》、熊鉴《熊鉴诗集》，他们开始以口语今词与文言结合，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具现代性。
21世纪网络诗:
曾少立【李子体】《李子词》，现代文学语言与旧体诗词格律结合，具有时代特征和个人化风格；
观云【围脖体】，当代首家诗词微专栏《围脖风月》，其体比格律略宽，较打油更雅，用韵宽，吸收了“段子体”、“语录体”、“网络语言”等当代文风，尽量行文流畅，文字直白，幽默时尚，以更有效地吸引当今信息时代的现代人群，具现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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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

内容提要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概言之,其因有三:首先,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第三,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关键词 盛唐 边塞诗 物质基础 社会心理 逻辑发展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土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非凡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题材多样,意境雄浑,为历代边塞诗之冠。诚如南宋严羽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呢?笔者以为,这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非凡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和古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一、“烽燧不惊,华戎同轨”:强大的唐帝国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向,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气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其时“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备。又颇致丰稔,米斗三四钱”2。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已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3。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4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5。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6。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7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布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8;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 “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9。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11。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国内存知己,天边若比邻”1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13。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天下雌韩而雄魏,壮武而柔文”14,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和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非凡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15;陈子昂虽“体弱多疾”,却“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人乡学,慨然立志”,“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其苟容”。其所作《饯陈少府从军序》一文,更是直抒心臆,其言道:“少府叔风彩龙章,才高位下。班超远慕,每言关塞之勋;梁竦长怀,耻为州县之职。”16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7;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18。王维的《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称:“高子读书五车,运筹百胜。慷慨谋议,折天口之是非;指画山川,知地形之要害。……公卿籍甚,遍交欢于五侯;孙吴暗合,将建功于万里。”19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通典》卷三二载,唐采访、节度等使之僚佐,“皆使自辟召,然后上闻,其未奏报者称摄”。这种制度使得那些在科举考场上失利、人仕无门的文士,有可能通过人幕而释褐。如《全唐文》卷五00权德舆《王崇术神道碑》所盲:“开元中,举孝廉,仍岁为有司所诎,因罢卷慨息,慕班超、傅介子之为人,遂从河西节度史杜尚书暹,抚剑相合。”而唐代科举考试中,又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20一科和选拔政治人才制度并列,这极大地刺激士人关心边事军情。王谠《唐语林》评论道:“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对 此文人人幕情形描述道:“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要视其主之好文何如,然后同调萃,唱和广。”唐代文人人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功效。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2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22;始入幕府后终为节度史的高适也说:“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由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3岑参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24之语。在此风气之下,唐代很多闻名诗人都曾亲赴边塞,人幕参战,谋划军机。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以郭震、张说为例,二人皆出将人相,为文武之全才。郭震年16岁人太学,18岁擢进士第,其年判人高等。张说所撰《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记载,武则天令郭震抄录旧文,震上《古剑歌》,“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赠学士李峤、阎朝隐等”25。郭震是文士中的佼佼者,后来却担当重要武职,曾任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他在安西经营十余年,屡建奇功,四镇安宁。郭震行状是张说所撰,说本人也是文武全才。《旧唐书·张说传》对他有如下记载:“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成风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是一代文宗,又曾出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检校并州大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朔方军节度史。他在担当军职期间,便多有建树。以闻名的边塞诗人岑参、高适之幕主而言,岑参之幕主封长清有文才,《旧唐书》本传说:“外祖犯罪流放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常清于幕中潜作捷出……(高)仙芝所欲言,无不周悉,仙芝大骇异之。”“常清有才学,果决。”今存文一篇。26高适之幕主哥舒翰则“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27。幕主和文学之士相聚幕中,赋诗谈艺,文学创作环境相当好,故有人认为唐代边地军旅幕府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非凡喜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功效。唐诗的繁荣,发轫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28,“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29。唐玄宗李隆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他的《送张说巡边》,应制唱和之臣有张说、宋璟、张九龄、徐坚、贺知章等21人。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和提倡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功效。 < 三、盛唐之音和边塞之声:唐诗的整体繁荣和边塞诗的长期发展是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内在逻辑起点 唐边塞诗的繁荣,既有其共时性的因素,诸如盛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大,同时又有其历时性的“史”的因素,即从文学发展的流变来看,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边塞诗之冠,主要是因为它是唐诗全面繁荣和边塞诗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唐诗的整体繁荣带动了边塞诗的创作水平,提高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时代,诗歌总量现存超过50000首,诗歌作者近2300人,诗歌繁荣盛况空前,唐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其题材之广泛,技巧之成熟,流派之众多,体裁之完备,揭露社会矛盾之深刻,描摹人物心态之细致,几达空前绝后之地步!唐代诗歌的这种整体氛围和总体格局,使得作为唐代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水平和规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拓展。 其次,从边塞诗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在唐以前,边塞诗歌已有悠久的历史,《诗经》始为滥觞。两汉时期,武功卓著,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成就,不仅对当时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诗歌创作的不发达,没有为我们留下成熟的边塞诗,然而汉乐府中的《上之回》、《战城南》,以及许多已亡佚的作品,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等,却成了唐人边塞诗中最常见的题目,《乌孙公主歌》、《李陵歌》、《匈奴歌》成为典故常为唐人所歌咏。建安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它们之间有着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一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建安至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向,从曹氏三祖、建安七子、蔡琰起,直至梁陈,用乐府旧题歌咏从军边疆、描写塞上苦寒、抒发征夫思妇离情的作品愈来愈多,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一个写边塞战争生活的诗歌传统正在形成。这一传统的形成,无疑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产物,是两汉经营西北边疆和对外战争胜利造就大一统局面的光荣和建安至南北朝400年大分裂大动乱痛苦现实两相撞击造成的一种心理积淀,人们向往着恢复两汉的“秩序”。到隋唐统一的时代,国力极盛,边功卓著,这种历史意识、社会心理终于得到真正的大发扬,边塞诗也在南北朝诗人努力创作的基础上繁荣、成熟起来,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心得之真切生动,均非前代所可比拟。仅从数量说, 《乐府诗集》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收隋以前涉及边塞生活内容的诗篇,粗略统计共有180多首;而唐一个朝代的边塞诗,从对《全唐诗》及其《外编》的不完全统计,则近2000首。由此可见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是对前人学习继续、发展创新的结果。 第二,诗歌主题的继续。这一时期边塞题材诗歌的多种主题,诸如描写“胡”地生活情景,大漠草原风光,塞外酷热奇寒的景象,从军报国的壮志,军中苦乐的体验,征人思妇的离愁等等,无不在唐代边塞诗中等到更加充分的表现。譬如{乐府诗集》所收《陇头水》一题,六朝人所作9人12篇,其基本主题有二:一是从军去乡之思,如梁元帝、陈后主、徐陵、张正见等所作;二是报君恩赴国难的气节,如刘孝威、顾野王等所作。唐人之作7人8篇,思想艺术均有一定发展,但基本主题和六朝人相同,可见其承继关系。 第三,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继续。唐代边塞诗大量袭用前代乐府旧题,其中多数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作品。唐人又有发展创造,如变出入塞为前后出塞、《苦寒行》为前后苦寒行,变《苦热行》为《热海行》,由《行路难》而创出《从军中行路难》、《变行路难》,借前代“从军有苦乐”诗句而创《从军有苦乐行》,就前代史事而创出《来从窦车骑行》,以及继续乐府“缘事而发”精神而创出表现边塞内容的许多新题,像《塞上》、《塞下》、《将军行》、《老将行》、《平戎辞》、《征妇怨》,以及诸多“即事名篇”的边塞诗作。唐代边塞诗中汲取魏晋南北朝诗的词语、诗歌意象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陇水呜咽,天山飞雪,大漠黄沙,枯蓬白草,紫塞长城,玉关辽海,连旗大旌,鼙鼓鸣笳,朔风冀马,胡霜塞鸿……这是表现手法的继续。魏晋南北朝诗多数歌咏汉事,唐代边塞诗中也多“以汉喻唐”,借史言今,大量取用汉代边疆战争故事、典故,如勒石燕然,请缨南越,系马大宛,计斩楼兰,持节北海,修好乌孙……体现了一种创作的传统。当唐人把这种诗歌传统加以充分吸收消化,发扬光大,把表现边疆军旅生活的诗歌,从思想艺术上推向极致后,宋以降历代虽有附骥者,但从总体上未能开辟超越唐人的新境界,所以,唐代边塞诗的光辉成就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可重复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2 贞观政要·政体 3 杜甫.忆昔 4 元结.间进士第三 5 杜甫.饮中八仙歌 6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 7 旧唐书·玄宗纪 8 高适.九曲词 9 孟浩然.送陈七赴西军 10 李白.上李邕 11 杨炯.出塞 12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3 高适.别董大 14 全唐文.卷二一四 15 新唐书·王勃传 16 全唐文.卷二一四 17 李白.和韩荆州书 18 旧唐书·高适传 19 全唐文.卷三二五 20 新唐书·选举志 21 杨炯.从军行 22 王维.少年行 23 高适.塞下曲 24 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 25 全唐文.卷二三三 26 全唐文.卷三三0 27 旧唐书·哥舒翰传 28 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序 29 李世民.执契静三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