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致安那斯达细亚的情书

　　托尔斯泰致安那斯达细亚的情书

　　一八六九年九月于便沙（pensa）：

　　你和小孩子们的情形都好么？没有什么事么？自两日以来我的心中至为不安。我前天在阿萨马斯（Arsamas）过夜，并且遇着一桩完全非习见的事体）。当着夜间两点钟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疲倦，只想睡觉。我突然为思念与恐惧所侵袭，这是从前未尝表现过的。这种意外事情的详细情形我将来告诉你，总之，这样恼人的情绪我从未遇过，上帝也要承认，任何人没有遇着过。我于是起来，令用人预备车子。事情弄妥，我再去睡，迨醒来时，便完全康健了。

　　昨天在途中又发生这种恼人的感情，不过远不及从前的厉害，但我已有准备决不为它所屈服，特别是它不甚厉害，我尤其不怕它。我今天不涉及这种思想，又觉得新鲜活泼了。我在此次旅行中第一回 感觉到我是怎样挂念你和小孩子们。如果时常有事做，我虽是独自一人，也十分安适，如前在莫斯科一样，但现在没有事做，我便觉得单独生活是不能堪的。

　　一八七八年在赴萨马拉的船中：

　　——你的行止无论你怎样决定，此事的出现无论怎样无关于我们的意志，然你不要忘记，我从没有责备你，也没有责备我，并且没有起过这种念头。除掉我们的好或坏的行为外，一切事物的出现恰如上帝的意旨。当我呼上帝的名字时，你不要生气——你有时是这样的——我不能免去这个名词，因为它构成我的思想的基矗……我又是于晚间在同一船上写信给你。小孩子们都活泼，和气，他们现在已睡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上帝如果允许，我们明天早四点钟可到萨马拉（Samara），晚间可到村庄上。日间很

　　安逸很舒适地过去了。我和耶特卡（Wjatka）的人谈话，觉得特别有趣味；他们是些农民，商人和很有体面的质朴，聪明，正经的人。我们对于信仰曾作一种庄严的谈话。

　　一八八一年七月十一日：

　　我所经的路程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些。我的脚走伤了，稍微睡一下，现在觉得非常之好。我在此处买了麻制鞋，取其轻便，易于行路。像这样的旅行是适意的，有益的，富于教训的。上帝如果允许我们全家再欢乐地相逢，使你我不致遭遇不幸之事，那我此行再也不会反悔的。

　　大家看见这个伟大，真实的上帝的世界，不能够领略它对于有性灵的人们（对于人生观）是怎样新鲜，重要和有益，至于我们所建设的世界，我们虽走遍全球，也一无所获。约多洛维芝（ Dimitri Fjodorowitsch按约氏为Jassnaja Poljana的教师）陪我走到阿蒲提拿（Optina）。他的为人静默而和善。

　　我们到色利顽诺夫（Seliwanow），住在一个富农家内，此人前做过村长和佃农。我在阿多叶夫（Odojew）和叶列夫（Bjelew）两处都写过信给你。我很注意卫生，今天买了一些无花果送给我的肚子。你昨天倘若在我歇夜的地方看见那个年纪和密洽司（Mischas）不相上下的女郎，你一定喜欢她：她没有说什么，但什么都懂得，她笑个不住，却没有人注意她。

　　我以为最要紧的是一种新的感觉，是一种认识，这是站在局外去观察，不是站在局中去观察的。今天一个农民叫我们坐在他的车子上：“喂，老先生往那里？”——“往阿蒲提拿”。——“你也在该处停留么？”——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

　　大小孩子们如果没有使你弄得不安宁；讨厌的访问如果没有降临；你自己如果觉得舒适；你如果没有遇着什么事故；我如果尽做好事，你也是这样，那一切都好了。

　　一八八一年十月：

　　……我遇着一桩很困难的事体：我要管理家庭经济，这并不是指我躬操其事，只是指我必须和主持此等事的人接洽。

　　一个人要想不分身，要不因工作而牺牲对人的关系，是很难的；但他要管理家庭经济，他必须花去一部分时间。无论何时，如果顾全个人的利益，还是顾全对他人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经出现，他必须选择后者。我的为人很笨拙，我觉得不适宜于后者。但我为势所迫，也不得不努力于这一道。……我今天已经管理家庭经济，于是骑马出游。几只狗对于我是很忠实的。密协洛拿（AgafaMichailowna）说：如没有两三头狗，他们一定要倚赖其他家畜了，他将瓦斯卡（Waska）一同送去了。我要试验我的打猎的热情，于四十年的平庸生活之后，骑着马去追逐野兽了——这是一桩绝妙的事。可是当一只兔子跳起来，我便对它祝福。我竟怕……

　　我不能有别个样子，我的心爱的，你不要生气，但我对于这种金钱史并不重视。这不是重大事件，这不是像疾病，婚姻，生育，死亡，求得的知识，好的或坏的行为，良好的或不良的习惯以及我们所亲近的从们那样重要的，这只是我们建设的形态，我们现在取了这种形态，也可以另取其他千百种形态的。我知道，我在此处所说的话，你和孩子们常是觉得无聊，不能忍受（我相信这种情形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必须时常申明，我们的幸与不幸不系于我们的付出或收入金钱，但系于我们自己是何种人物。遗下家财一百万给科斯特耶（Kostja），他会因此更快乐些么？事情不是这样平常的，一 个人对于生命必须真正看得更自由自在些。像我们两人的生命不少悲欢之事，它一旦度过，在实际上就变成我们孩子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获得曾经使我们快乐的东西，并且帮助他们避去曾经使我们不快乐的东西。词令，文凭，世界，尤其是金钱，对于我们的幸与不幸是没有占一点成分的。

　　所以我们付出多少金钱这个问题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一个人如果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要，那它就会驱逐真正重要的事业，篡取其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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