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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感到自由,是因为父亲一直在背后 ”

时间: 2020-04-07 09:47:34 | 作者:Lens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4次

“我会感到自由,是因为父亲一直在背后 ”

  谈及中国的抽象艺术,谭平是常会被提及的艺术家。

  谭平在工作室,摄影:郝科

  在这个身份之外,他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老师”。

  他参与一手筹建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工作繁忙,所以他自嘲是“业余艺术家”。

  2019年,谭平告别自己学习和工作30多年的中央美院,生活进入另一个阶段。当策展人巫鸿说做一次回顾展时,谭平有点犹豫,“我还没那么老吧。”巫鸿笑着让他放心。

  应邀,许多朋友赶来重聚,比如与谭平同样也在德国学习、恋爱与迷茫的艺术家刘野。

  80年代末,刘野和谭平都飘在德国。孤独,是两人常常提及的感受,“德语也不怎么好,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时态。”刘野笑。

  在同一所大学里学绘画,两人的工作室住斜对门。共同的失语感让两人更加亲近,老在一块交流。

  谭平与妻子、艺术家滕菲在德国

  刘野对谭平作品最早的印象,是在两人都还没出国时。

  当时,国内对极简和观念艺术的看法,还处于一种朦胧之中。刘野总去逛学生作品展,一眼记住了谭平的画。“他的画有一些独特的构成方法,比起其他艺术家更简洁,我觉得这个人画得挺‘洋气’的。”

  《晨》,1984

  谭平提到自己早年经过家乡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安静村庄时,那种“理性般存在”的感觉带给他的创作欲望。

  一种克制、理性的气质,和随时想要从当下逃脱的冲动,很早就出现在他的画作中。

  01

  背过身去

  谭平在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关于背影的作品也是如此。

  谭平念大四的时候,中国艺术院校正流行“深入生活”,许许多多的艺术学生远赴农村,“下乡采风”。这类创作一般都讲求现实主义,描绘风土人情。

  谭平也去煤矿体验生活。

  别的人画矿工,总是刻画矿工的形象、动作、皱纹,直抒苦难。而谭平把这些东西全都去掉,“只是描绘他们在行走”

  《矿工系列》,1984,左滑可看更多

  下矿井时,他满脑子充斥着关于矿难的悲惨故事。矿车轰隆隆地一路斜向地底深处,直到几百上千米,人们在以非常原始的工具作业,漆黑里透一点微光。通行间,还要穿过煤层——从厚厚的煤层中间挖出一个小道,但凡地下有点震动,人就会被压在煤层之间成为化石。

  “在里面,你会感觉时间变得特别长,人的生命随时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

  上来之后,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

  “我把情节抽离了,画的是在行走中的矿工。在乌黑的巷道中,通过灯光,你看到的就是矿工的眼白和牙齿。”

  《矿工系列》,1984

  “正面侧面背面,全在走。所有的都在行走。我觉得就跟生命一样,都是在一种行进过程中。 ”

  “生命就是在这样一瞬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说,这是他对生命的理解。

  那几年,他画了许多背影。

  《背影》,1985

  “当时在画的时候,我就想把人们看过来的眼神,全部都去掉。过去,我们看一张画,经常关注着画中人的形象,于是,你的眼光总会受到这些琐碎东西的诱惑,但你真正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并不在这些形象之中。

  哲学研究者王歌,则由《背影》联系起弗里德里希的《岸边的僧侣》,她谈到,当人背过身去,这个旋转,就从一个你要看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关于“他在看什么?”与 “我在看什么的?” 的反思游戏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转身。”

  “之后,我的画就一步步,从正面到背面,然后到一点、一点,到风景,到‘没有’。我想看看,最终我是不是能够呈现一个完整的我?”谭平谈到。

  《黑海》,1986

  《黑海》这幅画中有三个时间。只有最下面的沙滩部分,是作画期间的”当下“:

  1986年,谭平与后来的妻子一起去南戴河。阳光要到近傍晚才和煦下来,所以他们总是那时才去沙滩。“阳光斜斜着照下来,很温暖,很闲适。”

  画上部的天空,来自阴天时候的海边,平淡,没有云。

  画中部的海洋,则来源于他童年向海上眺望时看到的夜晚景象。

  “小时候总跟我叔叔到到海边去赶海。大海涨潮之后,很多螃蟹上来,他们就用那种大网推着,从海的这头,推到那头,我当时就在岸边待着,看着叔叔越走越远,夜里的海是全黑的,只有远处的白浪,哗哗哗滚过来,等我叔叔走到看不见的时候,我就特别恐惧。”

  02

  艺术家并不是在不断的创新

  而是不断地找回自己

  90年代刚从德国回来时,差不多有十年,谭平没有画画。

  一边是工作的占据,另一边是刚从一个抽象艺术疯狂发展的国度回来,难以适应国内的境况。

  那时正是1994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内整个市场化的变化很大,我就发现自己做的那么单纯的东西,和国内各种发展好像不匹配,也不知道自己画这样的东西干嘛?

  到2004年,谭平的父亲被诊断出肝癌。

  在谭平的描述中,那是一位“从来不知道疲惫的”、“比我高大得多的”军人。

  “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奶奶长大,后来回到父母身边时赶上‘文革’,父母没有时间管我,以至于我后来对父母没有特别强的亲近感,不太想家,也比较独立、自由。“

  但这件事情发生后,他突然发现,他感到自由,只是因为父亲一直在那。

  谭平在工作室,摄影:郝科

  意识到有一天要面临”父亲有可能不在了“这件事,给他非常大的冲击。

  “我在上海的肿瘤医院看到从父亲体内取出约十公分大的肿瘤,当医生用手术刀飞快地将其切割开时,这枚肿瘤就像鸡肫被剖开的样子……撑满了鱼籽般大小的黑色颗粒:这就是细胞,癌细胞……那些黑色的颗粒没有水分,好像随时都会飞散开来。”

  从那时开始,他的画里开始出现大量的像细胞一样的圆圈。

  《吞噬》,2005

  “直至今日我仍记忆犹新。一种难以名状的刺痛随之暗藏于我灵魂深处,蚕食着我不够强韧的神经……”

  “那个画面、那个东西好像总在你眼前。”

  《谎言》,2005

  之后,父亲身体逐渐好转,到2008年彻底康复。

  癌细胞越来越小,慢慢扩散,慢慢跑到画面边缘去,变化成其他不同的东西—— “比如像蝴蝶一样飞起来的感觉。” 

  上图 《孕育》,2008;下图 《美丽》,2008

  画面也由艰涩而变得流畅开阔…….

  “那个时候从颜色上已经从死亡的象征转变其他东西了,圆圈也逐渐地从细胞,变成了星空一样,离你非常远。”

  《蓝“象”》,2007

  “扩散和弥漫不仅是细胞的生长规律,也可以视为现实中所有事物呈现的特征。”央美院长范迪安评论道。

  最终,在画面越来越“美”的不自觉趋势下,谭平主动结束了这一阶段的创作。

  下图中,上方是2008年画的,下方是2019年的。在此次余德耀美术馆《双重奏》的展览上,这两幅画被并排放在一起,也产生了新的关联反应。

  上图 《诞生》,2008 ; 下图 《无题》,2019

  “2008年的时候,我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经历、家庭,是向内的,但2019年时,我更多的是面对变化,是对当下的一个价值观激烈冲撞过程的表达。”

  “当你把几年的作品放在一块儿,把它们当作一件作品,人就重新处理了时间。“

  现阶段,谭平在往回看,寻找着一种“单纯”的感觉。

  “很多时候,你面向未来找的时候,有时会对方向感到困惑,有时你又会发现,未来,实际上是没有头的。”

  孙女出生后,细细地读着人的成长过程。

  “她一岁的时候,你给她一个笔,她就可以在墙上画,一开始就画直道儿,稍微长大一点了,就可以画圆圈......然后,她又可以在这个圆形上再画小圆,然后还画胳膊......长大之后,她的画就开始有学习的痕迹,直接的东西越来越少,间接的东西越来越多。” 

  “直道儿当中所蕴含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在画一个直道的时候,总希望把所有的技法都放在里面。”

  “我们说三岁看老,我想,当你四五十岁时候的时候,把作品放在一起,发现:哦,你还是你,没有变 ,那就很好。“

  03

  把绘画当做一种生活的整理

  包括这一次展览中展出的“覆盖”系列,谭平将它比作,“就像小时候,你给我一个东西,我就给拆了。”

  展览中的过程视频里,一把饱蘸黑色墨汁的浓稠的笔刷,抹平了画底下的上一幅画。

  “人性当中的破坏性,是一个很本能的反应。”

  策展人巫鸿谈到,“每一层的覆盖又伴随着一种新的形式的的建构......再推翻......到最后把这种过程中的建构推向一个高峰。"

  "而最后留下来的结果,虽然只是一片灰色,但里头充斥着一个时间的灰度。”

  图中左侧的灰色底画,则是覆盖最后留下的那副画

  那几年,正是他生活中最忙乱的一个时期。

  除了教职工作,谭平还承担许多管理和行政工作,时间被切成碎片,繁杂的人事变化,也让他的生活处于一种烦躁之中。

  而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脱离这种生活经验对人的影响。

  每天去工作室里,把画过的画覆盖一遍,成了他自我整理的一种方式。

  《一张画两年半》,2019-2019

  每天花十分钟,涂完就走了。

  “正好是想寻找一种距离。在那块(生活中)特乱的时候,你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简约的东西,这样才能让你感觉达到一个平衡。”

  名为《+40m》的作品,是12年谭平为自己在中国美术馆的个展《1劃》专门创作的。中国美术馆的圆厅一共有37米,他就做了40米长的一根线。那也是中国美术馆的圆厅第一次呈现一位抽象艺术家的个人展览。

  结果,他到了现场之后,觉得自己的抽象画不属于那样一个圆形的空间。

  “我觉得一定要做一个属于这个空间的作品。”

  “在某一时刻,一种小孩的破坏欲产生了,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拿一根棍划着墙回家,我说,我能不能在中国最高的艺术殿堂,也划一刀破坏一下?”

  在刀刻时, 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工作规则, 每一米,用十分钟,总共用6小时。

  “要有这么一个限定,这样才可能在40米下来后总体看来比较完整,不然的话,刻到后面都没劲儿了。而且,如果你今天和明天状态不一样的话,连续性就不行了。”

  刀子在板面上画过,刻刀下激起木茬和倒刺。

  “一开始你总想刻条直线,心理变化就会特别多,但到后面,心态就自然了。在过去,我们画画,好像总是去完成一个你已经想好的效果,但在这里,你会把未来的结果都忘掉,就剩此时此刻。”

  2019年的《彳亍》,也是这样的一类作品,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画这样的素描。限定2 分钟一张。

  这个作品其实对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有挺强的指涉性。

  “那一段工作特别忙,先是做奥运相关的工作,后来又是作为总指挥,举办世界设计师大会,上千人来到中央美院......特别紧张。 ”

  “一开始画得挺快的,2分钟就显得很长,然后我就把时间放慢,当你放慢的时候,你就不再像画快时,注重的是画面整体的结构,你关注的,变成那根粗的炭条在纸上滑动的那么一个瞬间。”

  “我们总是去评判一张画如何有特点,其实都是对结果的一个判定。而对我来讲,最有创造力的是这个过程。 如果你能够制定一个很有意思的、创造性的过程,你就会在每张画上得到不同的创造性的结果。”

  “一开始画这个的时候,我还会画圆,后来就没有了,我(不自觉地)开始画直线。“

  “看孙女儿画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现在画的直道儿这么多,我是不是找到了原初的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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