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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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三年）冬季的某一天，司马迁给他的好友任安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因为任安之前给他写过一封信，责备他尸位素餐，辜负了武帝的厚遇，没有多向朝廷举荐贤人。他当时没有回信，一直过了很久，也许是几年，此刻任安正关在死囚房里，很快就要推上刑场腰斩了，他这才发出了这封姗姗去迟的书信，到底是为什么呢？

　　任安字少卿，荥阳人，自小家境贫苦，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门客，武帝下诏要求卫青举荐门客为郎官，卫青就推荐了任安。后来官运不错，当过益州刺史、护北军使者。

　　在司马迁写这封信的前一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年老的武帝身体不适，疑心有人诅咒自己，派宠臣江充搜捕诅咒者。而江充曾经和武帝太子有仇，当然担心武帝死后自己被杀，于是诬陷太子。太子不得已，矫诏发兵诛杀了江充，又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但他的兵力究竟不够，于是去找护北君使者任安帮忙。任安当然不能不首鼠两端，一则这是他们皇帝父子间的误会，在得到皇帝明确诏书之前，很难做出决断，只能虚与委蛇；一则鉴于以往历史，未知鹿死谁手，很难押宝。只是任安不巧处在了不得不押宝的被动境遇，于是他接受了命令，但按兵未动。

　　不幸的是，太子很快被镇压。残暴的武帝认为任安想两边下注，不忠，下令将任安逮捕，按照当时的法律，自然是判处腰斩，关在死囚牢中，等候冬天的处决。

　　以上的写作背景，也有人不同意，我们这里选了最通俗最流行的一种说法。但不管如何，不影响我们要谈话题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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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任安将被处死，司马迁才写了这么一封回信，但文章中对任安毫无安慰，自顾自地抒发了自己的痛苦和愤懑。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司马迁之所以突然会补上这封信，有点放飞自己的意思。信中虽然貌似只诉说了自己的心情，其实隐含对任安的怨恨和鄙薄。

　　为什么会对任安产生怨恨和鄙薄呢？当然因为那个时代，司马迁的境界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人，他站在精神的屋脊上，俯瞰院子里的累累蠢货。任安，就是院子里的蠢货之一。

　　任安写信给司马迁的时候，司马迁已经被阉割，这点大家都知道。他被阉割的原因，也众人皆知。但对他被阉割后精神的彻底崩溃，恐怕没有多少人能有很深的理解，因为这需要自己的性格里有一些高尚的东西，再加上一定的理性。很遗憾，任安两者都比较缺乏。

　　曾经的司马迁，和任安一样，是个如假包换的煞笔。在这封回信中，司马迁也提到，他刚刚步入仕途的时候，把汉武帝看得像天神一样辉煌，决心竭智尽力地为他服务，死而后已。那份发自心底的崇拜，和当时的德国人崇拜希特勒比也毫不逊色。他用了一句俗语，叫做“戴盆何以望天”。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他可能有一点怀疑，比如目睹汉武帝任人唯亲，不遗余力投入人力物力，以衬托自己的生殖器家族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之流时；比如残酷杀戮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等才士时；比如疯狂盘剥百姓，导致天下人口减半时……但他依旧应该会为武帝辩解：“这是没有办法，为了国家的未来。”只有当他自己只是为李陵说了一句好话，就遭致了宫刑之后，他才终于醒悟：“哦，原来这皇帝一早就是个王八蛋！他根本不是什么天神。”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难以谢幕。一切的一切，都让他豁然开朗，好像云雾顿开。

　　但他学乖了，从此隐忍不言。当他接到任安的书信时，肯定既愤怒又不屑。这些脑残，又虚伪又猜忍又脑残。当年李陵被迫投降时，正是这帮人渣在落井下石；自己判了死刑，无钱赎罪时，没有一个人伸手相助，导致不得不请求以宫刑换命……

　　司马迁肯定从来没想过要回这封信，但目睹任安的遭遇，他突然想：唉，你也有今天！

　　你有今天，不是你坏，而是你不幸。在这么个神经病皇帝手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能活下来，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只有在这个时候，司马迁才觉得，有必要给任安写一封回信。换了平常时候，给脑残回信也是白搭，因为对方不可能读懂。

　　这封信，就适合在牢房里读，而且，一定要是死刑牢房。另外，这个死刑犯一定不能是刑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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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如此，这封信依旧写得很隐晦。司马迁一再声明，自己之所以不愿意给朝廷推荐人才，是因为受过宫刑，地位卑微，已经不配。强行举荐，反而对人才的晋升有负面影响。

　　其实他是想说，汉武帝这个渣滓，根本就不配得到人才。在以往的漫长岁月中，被他杀掉的人才太多了，这点，汲黯曾经当面指出。每次见了才子，人渣都很兴奋：“您们之前都藏在哪啊，为什么我们相见这么晚。”但一不快意，就下狱处死，还说：“不能好好给我使用，有才华有何意义？留着也是白留。”

　　但这些话，司马迁不能依旧直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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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能活下来，其实是个奇迹，在他之前，没有哪个文人能在政治之外，求取自己的人生价值。你看屈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开创的以香草美人隐喻政治的诗歌传统，一直影响着后世文人。他诗歌中清冷幽峭、委曲哀婉的意象，也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极大的影响。他以一人之力，把楚地的诗歌文学形式“楚辞”，提升到了和《诗经》并列双峰的文化地位，他在文学上获得的不朽声名，使后人觉得他的对手楚怀王、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楚顷襄王，都如粪土一般。

　　只是，屈原本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最后走上了绝望自杀的道路。如果司马迁早生几百年，他也会像屈原那样，干脆领受死刑，不肯屈辱地活在世上。

　　而司马迁从自己青年时代的游历中开阔了眼界，发现了另外一个立下不朽声名的方式，那就是写书。虽然在《左传》中就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说法，但在早期，除了贵族，谁又有这样的条件呢。

　　青年时代的司马迁到过孔子故里，有一些观察让他非常震惊。孔子死后，葬在鲁国曲阜城北的泗水边上，弟子们都为他服三年丧，像对待父母那样，只是不穿丧服。三年之后，大家嚎啕痛哭，诀别而去，各自寻找自己的生活。后来弟子们和鲁国人都纷纷在孔子墓边建造房子，总共有一百多家，形成了一个里居，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定期在孔子墓前拜祭，很多儒生都在墓前演练乡饮酒礼、大射礼等。孔子的墓地方圆大约一顷，他的故居以及弟子们所居的屋子，后来都被改成祭庙，收藏着他的衣冠、琴、车、书，一直延续到汉，二三百年不绝。

　　司马迁在鲁国参观过孔子的庙堂，亲眼目睹了其中展览的车、衣服、礼器、琴、书，也看见儒生们在庙堂前演习礼仪，深受触动。一个人的思想德行和人格，竟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让他震惊不已，他流连忘返，不忍离开。可见，主宰人类社会的，永远是思想、道德和人格，而不是刀兵。刀兵只能见一时之效，只有思想，才能让人心悦诚服。这伟大的事实，深刻影响了司马迁的心灵。所谓王侯将相，死后姓名磨灭者不可胜数，只有道德文章，可以永存。

　　也正因为有这种信念，他才会在宫刑的屈辱下苟活，他要用一支笔，让自己留名万世。他确实也做到了。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将会永远不朽，而他的对手汉武帝，虽然开疆拓土，建立了所谓不世功勋，但都是虚的。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所处国的疆土大小，而在于其文明程度。古代许多疆土辽阔的国家，因为没有文明，而成了民众的牢笼；许多土地瘠薄狭窄的国家，因为有了文明，成了民众趋之若鹜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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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报任安书》，文辞沉郁，情感凝重，信息密集，几乎字字珠玑，没有一般文人爱好夸饰之病，比如和李斯的《谏逐客书》相较，就能发现后者华丽轻浮，有很多废话。这封书信的创作年代，现在还有争论。但写信回信的双方，一个死刑在即，魂魄将散；一个受过重刑，忍辱苟活。从司马迁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股浓厚的阴郁，仿佛夕阳西下的山间古屋，充满阴森的死气。而双方都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又未曾伤天害理，只因所侍非人，就大祸缠身，可知武帝的凶残邪恶。这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品读越久，体会越深。

　　这封书信，任安能完全读懂吗？我们不知道。但他至少应该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收到司马迁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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