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3-11-04 16:01:39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6次
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中国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文明,包括秦汉、唐宋等皇朝。而罗马只是一个古国。汉、唐之间的差别不见得比东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要小。
有人还在讨论罗马的衰落和分裂,真是不知所谓。先说说自己的五胡十六国吧。
就好像一个西方人在问,为什么希腊文明在西方世界传承至今,而汉朝只有400年就灭了?
另外,从广义上讲,罗马皇帝的桂冠直到1917年沙皇退位才算正式废除。沙皇头衔的本意就是凯撒,其合法性在于俄国大公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联姻。中国改朝换代所讲究的天命概念,倒是和这有点类似。朱元璋为什么要给元顺帝谥号,就是说我承认你的合法性,但是皇帝的天命已经从你这转到我头上了。
觉得可以引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的一小段话来回答:
近人好以罗马帝国与汉代相拟,然二者立国基本已不同。罗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势力于四围。欧、亚、非三洲之疆土,特为一中心强力所征服而被统治。仅此中心,尚复有贵族、平民之别。一旦此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窝,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此罗马立国形态也。秦、汉统一政府,并不以一中心地点之势力,征服四周,实乃由四围之优秀力量,共 同参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围,亦更无阶级之分。所谓优秀力量者,乃常从 社会整体中,自由透露,活泼转换。因此其建国工作,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周 之征服。罗马如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 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
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 社会 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
欧洲两派大师对中国认识的争论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 历史 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 历史 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人去过中国,没人看得懂中文,没人研究过中国 历史 ,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梁启超的挣扎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也有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 历史 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扩充海军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他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几年后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也有“开明”之处,儒家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两汉与罗马独特价值的差异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 历史 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 社会 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 社会 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 历史 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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