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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皇帝继位后为何经常给前任下旨重罚永不录用的臣子减刑豁免 他们不怕官僚阶层形成一种预期吗

时间: 2023-10-11 22:02:25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1次

中国明朝皇帝继位后为何经常给前任下旨重罚永不录用的臣子减刑豁免 他们不怕官僚阶层形成一种预期吗

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真的是个昏君吗?

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是昏君吗,他是避世不喜欢当皇帝还是怎么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成为开国第一位皇帝,死后却未想到自己的子孙后代一个比一个奇葩,这其中有名的就是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而且在位时间最久。登基之时只有十岁,并不具备治理朝政的能力,所以朝政大小事务都有宰相张居正搭理,加上张居中的改革和教导,他起初还是勤勉朝政,兢兢业业,使得国泰民安,一派繁荣景象。但是28年不上朝还是领众人目瞪口呆,毕竟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生死大权,这样的位置毕竟诱惑如此之大,对于万历皇帝带了一定危险。

所以我认为万里皇帝并不真的不理朝政,而是一个聪明的幕后高手,即使不上朝也能知晓朝中发生的大小事,这是证据可记载的,因为万历皇帝当朝期间,实行内阁制度,朝中大小事务和权力基本由内阁大臣掌握。而且戚继光和李成梁这些大将的出现,也离不开朱翊钧背后的支持,而且他不上朝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朝中党派众多,各种党派之间相互打压,严重干涉朝中,万历皇帝朱翊钧当时为了治理国家想到很多利国利民的点子,可是却总是被朝中大臣们百般阻挠,打击他的自信心,令他突生烦恼,心里出现疾病,选择干脆不再见这些大臣,就不用突生这些烦恼,朝中的大小事通过内阁宦官去传达,自然而然的就不再上朝。但是却不算是昏君。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当皇帝整整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这位皇帝在48年的时间里,却有28年不上朝,要说他勤恳恳恳勤于朝政,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一个连班都不上的人能勤奋到哪里去?另外万历皇帝好色成性,效仿亲爷爷,从民间征集嫔妃,并创下了一天同时娶九个妃子的记录。万历皇帝在后宫也没有一点皇帝的样子,经常无缘无故挑逗宫女,甚至让宫女给他唱荤曲完全就是一个民间市井无赖的模样,虽说这样万历皇帝也并非一无是处,万历皇帝在位期间一共打了三次仗,而且三次皆胜。



第一仗万历二十年“宁夏之役”,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朱翊钧果断决定平叛。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的叛乱从这一点上看出,万历皇帝是一个聪明果断的人,能够冷静并准确的分析出事情的起因和缘由,并及时作出回击。



第二仗援朝抗倭 ,从万历20年到万历27年,朝鲜遭遇了日本人的侵略,朝鲜的土地大部分被日本人攻陷,仅靠大明边境一带,一息尚存,朝鲜危在旦夕,请求明朝支援,这次万历皇帝又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派兵朝鲜。这场仗打的不容易,前前后后经历了7年之久,最后因日本的丰臣秀吉去世了,明军将日本人赶出朝鲜土地,最后胜利而归。



第三仗勘定播州,万历十七年,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这次万历皇帝第3次做出准确的判断,派兵去攻打杨应龙。这场战役前后一共经历了11年,直到1600年,明军平息了杨应龙之乱,大胜而归。

一直以来文史界对于万历皇帝评价极差,理由主要是他二十年不上朝,纵容太监充当矿监敛财等等。但真实情况是,万历虽然不上朝,但并非不管事,万历皇帝在初时也曾励精图治,但是由于皇权与文官集团发生了剧烈冲突,并受到压抑,万历这才用消极方式对抗。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终明代三百年,除了极个别的几个狠人,例如朱元璋和朱棣这父子俩外,其他的皇帝,基本上是过得比较憋屈的。明朝前期,主要是文官集团和皇权的对抗。到了中后期,皇帝扶持宦官集团来对抗文官集团,无他,明朝的皇帝做的太憋屈了,文官说不给你面子就不给你面子,皇帝的旨意说驳回就驳回,例如嘉靖时候,为了大礼议的事情,说白了,这只是年幼的嘉靖皇帝想认父母而已,但是由于于礼法不合,文官集团坚决不同意,嘉靖也没辙,和文官集团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内阁先后退回御批四次,执奏三十次,把嘉靖气的牙痒痒,但是也就是气一气而已。没办法了,嘉靖偷偷摸摸派太监向大臣行贿,哀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结果大臣毛澄还是不同意,并且干脆辞职了事,这官爱谁当谁当。尽管如此,按明史的记载,嘉靖皇帝仍然厚待毛澄,万历皇帝无论是在公堂之上发飙还是痛哭流涕演苦情戏,都是没有什么鸟用,堂堂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啊,真是闻者伤心听着落泪。皇帝的宽容和臣子的忠臣,使得明朝皇权所受到的限制相当之大,明朝的大臣们,也越来越彪悍,例如如岳正,明史对他的描述是,在上朝时候能当着皇帝的面和皇帝撕逼,唾沫星子都能飞皇帝衣服上去,而且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只有少数最接近皇帝的人,包括首辅,才了解到不同的环境可以为万历的性格和行为带来多大的差别。他从小早熟,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育之下,他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目的。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但是之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了。

明朝时期官员骂皇帝飞风气,别说古代了,就算是放现在,都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因为皇帝的宽容,言官对皇帝狂风暴雨狼群式围攻的谩骂,已经到了歇斯底里和无所顾忌的程度,什么都敢骂,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把神宗皇帝骂的体无完肤。而且你还拿他没辙,社会舆论可是在文官手里的,你越罚他,他越高兴,觉得自己尽到了臣子的本分,觉得自己很有气节。万历也知道言官的这套把戏,所以没办法了,我忍,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转折点发生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1586年左右,万历发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想励精图治做一代明主的热情也一天天消退,而臣子的奏折和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到了1587年,情形越来越恶化。万历甚至还做过绝食抗议的事情,这不仅仅在中国历史,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在文官集团的眼里,一个好皇帝,最好是什么都不管的皇帝,皇帝只需要高高在上,在文臣们争执不下的时候,来充当一个裁决者的角色就好。例如弘治就是这样的潇洒皇帝,文官们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结果大臣们都交口称赞这是一个好皇帝。相反,如果皇帝想干点什么文官们不乐意的事情,那么在史书上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名声,例如正德,由于正德皇帝就喜欢和大臣对着干,也因此在史书上被肆意抹黑。正德皇帝的死因至今也有诸多疑点。从某种角度看,这种皇帝,已经不是实际上的国家事务的处置者,而是类似于君主立宪下的英皇一样的象征。万历也正是在经历过数次于文官集团的直接对抗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日渐心灰意冷。

但是,不管大臣们再怎么过分,再怎么谩骂万历,乃至他的亲生父母、万历从来都没有因为这个杀过任何一个大臣,万历虽然不上朝,但是大量的国事都是万历处理的,大到万历三大征,小如接见西方传教士进京传教,修建教堂,传播西方先进知识,都是在万历的亲自过问下顺利进行的,虽然由于万历身体有疾,不便与大臣时常见面,但是明朝处理政务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奏折的往来进行的,西方的传教士都对万历充满了敬意和好感,东西方文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交流,万历功不可没。对于中国来说,这远比传统意义上的盛世更为重要和有意义。

所以说,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归根结底,金玄认为这个锅还是得文官们来背,再说,人家可不是不处理政务,就算是二十年不上朝的万历,也要比绝大多数的皇帝有作为的多。

我觉得万历皇帝是一个昏君,他虽然28年不上朝,整个国家还能稳固的运行,完全得益于内阁体制,这个制度导致皇帝就算不上朝,皇帝还是掌握天下所有的权利。明朝灭亡时的各种问题,都出现在明神宗时期,他长期怠于政事,不能积极处理各种矛盾,只能把亡国恶果留给后代子孙。最终勤勤恳恳的崇祯皇帝成了亡国之君,但无论是清朝的统治者,还是明朝的遗民都认为,明朝的灭亡并非崇祯的责任,罪人应该是他的爷爷万历皇帝朱翊钧。
万历皇帝就是个昏君,所谓的万历朝功绩不过是落日余晖罢了。明朝的财政制度到万历朝时已经弊端重重,急需要改革,但万历皇帝没有担负起改革的重任,等到他的孙子崇祯在位时,财政制度已经积重难返,想改也还不了了,明朝最终因财政崩溃灭亡。万历怠政的另一恶果是使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标志性事件是万历晚年对梃击案的审理,这件事让原本为国家效力的官员们不再为国事操劳,开始为小集团利益互相倾轧。明朝还因此丧失了官员背后的士绅集团的支持,士绅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县级以下的乡村社会都在这些人的控制之下,可以说得士绅支持者得天下。万历朝末期明朝没有灭亡,是因为儒家的忠君思想让士绅集团不能起来反抗明朝的统治,政治上的惯性让明朝又多存在了几十年。

北宋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包拯。
包拯简介: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生平事迹
[编辑本段]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有关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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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短篇小说集。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安遥时编,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10卷。今通行本有繁简二种,繁本100则,简本62则、63则、66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点。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采自史料,或转抄《海公案》,或取自时事近作。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同时夹杂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故事情节较为生动曲折,但语言呆滞平庸。对后世公案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传说中的包公最辉煌的功绩是审出了发生在宫中的一件大案——狸猫换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三侠五义》中用了好几个回目大肆渲染了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死后的事情。当时,刘妃和李妃都怀了孕。很显然,谁生了儿子,谁就有可能立为正宫。刘妃久怀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儿子被立为皇后,于是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定计,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时由于血晕而不省人事之机,将一狸猫剥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换走了刚出世的太子。刘妃命宫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于心不忍,暗中将太子交付宦官陈林。陈林将太子装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宫抚养。再说真宗看到被剥了皮的狸猫,以为李妃产下了一个妖物,乃将其贬入冷宫。不久,刘妃临产,生了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册立为皇后。谁知六年后,刘后之子病夭。当刘后行知李妃生的儿子并未死时,乃将他收来抚养,并让他补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宫与生母李妃见了面,母子天性,两人都面带泪痕。刘后得知后,拷问寇珠,寇珠触阶而死。因此,刘后在真宗面前进谗言,真宗下旨将李妃赐死。小太监余忠情愿替李妃殉难,放出李妃。另一太监秦凤将李妃接出,送往陈州,秦凤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陈州无法生活,只落得住破窑、靠乞食为生。幸亏包拯在陈州放粮,得知真情,与李妃假认作母子,将李妃带回开封。此时,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儿子已经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包拯又趁进宫向仁宗狄皇后贺寿之机,将李妃带进宫中,李妃才得以与自己的亲生儿子仁宗见面,并道出了真相。
后来,包公又设计让陈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后的刘氏知道阴谋败露,惊厥而死。
由于包拯在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为首相。
整个故事生动曲折,有头有尾,于是有人把它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
之所以出现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历史上仁宗确有认母一事。

包拯仕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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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五年(1027年):大理评事,知建昌县(不赴),监和州税(不赴)。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长县。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庆历三年(1043年):监察御史里行,勾当东排案司。
庆历四年(1044年):监察御史,权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
庆历六年(1046年):京东转运使。
庆历七年(1047年):直集贤院,工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
庆历八年(1048年):刑部员外郎,河北转运使(未及上任),三司户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
皇佑四年(1052年):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扬州(后知庐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宁府(后权开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
嘉佑四年(1059年):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给事中,礼部郎中(后礼部侍郎),三司使,枢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礼部尚书(五月卒赠)。
.【历史】历史上有名的十大清官及事迹

1、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

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

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

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

(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

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

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转自:历史春秋网
8、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

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

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应该有一个吧
10、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

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
包拯(999—1062),汉族,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
范仲淹
王安石。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是谁

崇祯皇帝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汉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改元崇祯(1628年—1644年),后世称为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可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崇祯帝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帝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思陵。”  。

崇祯帝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毅宗、思宗。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为政举措

政治

智除魏忠贤

天启帝临死前叮嘱崇祯帝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48]  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死党。

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帝。崇祯帝在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

崇祯像天启帝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待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魏忠贤始终无法猜透朱由检的心思,于是送一些美女给崇祯帝。崇祯帝不好色,对美色毫无兴趣。但怕引起魏忠贤的疑心,崇祯帝将送来的4名女子全部留下,仔细搜身,发现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 

魏忠贤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崇祯帝识破。 崇祯帝对此大发感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魏忠贤干脆采用更露骨的试探方式。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帝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 ”这种顺水推舟之举,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崇拜,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崇祯帝还不断嘉奖魏忠贤、王休乾、崔启秀等人。自然,崇祯帝等候时机,暗暗设法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冒死直谏的。最后倒魏,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十三日(农历),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

崔呈秀在魏忠贤将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居然中了进士。除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朱由检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这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官员们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接二连三地出现。崇祯帝一直不动声色,任由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浪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列举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政、;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钱嘉征此疏的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 。于是,崇祯帝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崇祯帝的允许。[49]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大车四十余辆浩浩荡荡地向南而去。一这无疑刺激了崇祯帝敏感的神经。于是,崇祯帝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客栈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最后自缢而亡。而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着手进行。

清算阉党

此时明朝中央政府机构中遍布魏忠贤的死党,甚至一批魏党人物以弹劾魏忠贤的功臣自居,以图混淆视听。为此,清算魏党的战斗刻不容缓。崇祯帝先后任命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等人为给事中,任命吴焕、叶成章、任赞化等人为御史,以纠弹魏党为职责,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清算风潮。

从天启七年十一月至崇祯二年三月,清查阉党逆案的罗网撒开。除首逆魏忠贤、客氏之外,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结交近侍十九人,结交近侍减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结交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分别定罪处置。与此同时,崇祯帝下令拆毁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的祠堂,规定宫中内监不得擅自出京,并要求各地镇守的太监立即办理移交手续,火速返回京城。

在定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帝逐步展开平反昭雪活动,为一些受阉党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从理论上讲,褒扬正义,铲除邪恶,崇祯帝都一一做到了。除恶扬善,求的是上下齐心,一心向善。然而,理论用之实践的结果却让崇祯帝品尝到了政治的苦涩。

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用清初士人的话来说,东林未必都君子,而阉党未必皆小人也,所谓的清除邪恶一方,褒扬良善一方也只能是相对而已。两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清朝统治初年,一心整饬朝纲的崇祯帝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之中。

明朝自万历以来,党争不断,东林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互相攻击,终于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朱由检即位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清算阉党, 但这只能说是第一步,进一步消除党争是更加令人头疼的大事。

勤政廉政

据有关史料记载,崇祯帝勤政到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宫中最有威望的刘太妃(崇祯帝祖母辈)时,竟然坐着睡着了,刘太妃命人拿来锦被给崇祯盖上。崇祯醒来后苦涩地说,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他很少能休息,已经两夜未眠,说罢与刘太妃相对落泪。崇祯帝白天在文华殿批阅奏章,接见群臣,晚上则在乾清宫看奏章,遇到军情紧急时便连续几昼夜不能休息。

崇祯帝是明朝自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除了照例应免日期之外,每日视朝,并参加日讲和经筵。一日,他参加日讲时,由于疲惫不堪,随意把脚放到台楞之上。当时日讲官文震孟正好讲到《尚书》中“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便抬眼注视皇上翘起的脚,崇祯帝不好意思地以袍袖遮掩,把脚徐徐放下。可见,他对日讲也是认真对待,并非敷衍了事。

崇祯帝上任伊始,发出"丈官不爱钱"的号召。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以身作则:当政17年,宫中没有进行任何营建,吃穿俱不讲究。


军事

在东北,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经过30多年的征战统一了女真族的全部。之后正式称汗,建立后金,接着努尔哈赤便开始了对明朝的进攻。

崇祯帝启用已经解职回乡的大将袁崇焕出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平息后金叛乱。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用大炮打死后,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汗位,但是疑心太重的崇桢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结果是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尸体被北京民众争买而食,家被抄,但家无余资。袁崇焕死后,副将祖大寿闻讯大惊,率领部下毁坏山海关而出,直奔锦州,投奔后金。祖大寿给他的外甥吴三桂写了一封招降信,但这时的吴三桂不从。祖大寿投降后,崇祯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统领吴三桂等八总兵共十三万人前往救援锦州,洪承畴在镇压李自成的征战中,立了大功,但在锦州被围了六个月,食尽,被俘,投降后金,吴三桂逃走。锦州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文化

崇祯二年,钦天监测量日食再次失误,而同时徐光启依靠传教士的帮助,运用西法测量却相当精确,符合天象。当崇祯皇帝责怪钦天监时,钦天监官员据实说,《大统历》承《授时历》已久,他们只是在开国二百六十年后遵守旧法而已,若因循守旧下去,以后不能无差。礼部就此再奏请开局改历,才得批准。至此开始,徐光启以六十八岁的高龄被朝廷委任为管理部事的礼部左侍郎,开创了划时代的伟业——纂修《崇祯历书》。

明朝聘请来华耶稣会的龙华民(意大利人,参与短期编制)、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参与短期编制)、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参与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陆续编成书。

《崇祯历书》是中国最早吸收西方先进天文学知识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改革的大型学术著作。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形成了对中国已相对落后的传统天文学的冲击,使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从此走上了一条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学为主的新路,对推动中国天文学向近代模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崇祯历书》完成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动荡之中,新历法还未及颁行,几个月后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败垂成,终明之世未得实施。

社会

明代,烟草经由吕宋(今菲律宾)、越南、朝鲜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最初被当作草药而流行于军队中。很快,这种“烟瘾”就由军中蔓延到民间。至明末,烟草已经在民间被大范围吸食,相关的种植、贩卖产业也发达起来。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吃烟的危害,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说永乐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烟”字谐音“燕”,“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攻破燕京之义,坊间甚至传唱“天下兵起,遍地皆烟”的童谣,这不能不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因此,崇祯帝两度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官府机构内吸烟,私藏或出售烟草都有可能被处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禁烟。


人物评价

总评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 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历代评价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孟森:“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姚雪垠: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

郭沫若也曾片面评价朱由检,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

樊树志: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以身殉国时年仅三十五岁。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清查魏忠贤阉党逆案,拨乱反正,营造新政,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与外患同时袭来。

张德信:特殊的宫廷生活环境、坎坷多事的命运,造就朱由检的畸形性格。在皇权递争之中,在朝野党争之际.在抵御后金、对付农民起义之时,表现出聪颖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谦恭而又刚愎自恃、勤心图治而又急躁专断等复杂情性.最终导致悲剧结局。

崇祯皇帝,即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末代皇帝,明光宗第五子,熹宗之弟。在位时间1627年-1644年共17年。年号崇祯。崇祯皇帝卒后,南明弘光年间谥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隆武年间谥为威宗。清廷改为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庄烈愍皇帝,庙号怀宗。葬北京昌平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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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生于立春日,父朱常洛,母刘氏。崇祯为朱常洛第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勉,同时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
  “无力回天”这四个字,可以概括崇祯的一生。
  朱由检与其兄长朱由校在位时间均短(明光宗朱常洛生有七子然活着长大的只有朱由检和其兄长朱由校),16岁的崇祯继承帝位。此时明帝国因为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在诛灭魏忠贤势力的同时,也促使明末庞大的文官势力更加膨胀。
  十六岁登基的崇祯执政时,明朝处于内乱、外患、地方势力割据、庞大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整个明帝国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崇祯勤俭勤勉,兢兢业业,付出全部的精力与明末庞大的文官集团抗争,十七年来用尽心力意图复兴明室,最终城破自缢。
文章标题: 中国明朝皇帝继位后为何经常给前任下旨重罚永不录用的臣子减刑豁免 他们不怕官僚阶层形成一种预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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