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之前有可能出现共和制或者民主制吗

1、历史年号：西周从厉王失政，至宣王执政，中间十四年，号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的由来，有两说：
(1)因厉王出奔后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史记·周本纪》：“ 召公 、周公 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张守节正义引韦昭曰：“ 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也。” 宋欧阳修《明正统论》：“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 、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 周、召之年谓之共和 ，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制或称共和民主制(republic)，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和这样统治的国家）。施行共和制的国家通常称作共和国。
词源
这个词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思是“人民的公共事务”。 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一种组织形式或政体。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然而民主的概念不是共和制暗含的。共和制政府形式可以包含有限的民主，那里这些权利仅对有限的人群允许，如在今天的许多独裁或集权国家的情形。这个词意思也足够宽泛到包括许多今天的高级民主制。
历史
最早的共和政体可以追溯到西亚的阿卡德（Akkad）。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还有许多国家采用共和政体，比如说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也说明，“共和”未必一定是“民主”的。
在古代，虽然共和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这还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奴隶，但实际上则多是贵族共和。在这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现代共和制度则强调所有公民的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当然参与的过程可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比如通过代议制民主。在现代，共和国家的首脑通常仅为一人，总统。但有一些例外，例如瑞士，她有一个七人委员会作为国家首脑，称为瑞士联邦议会，还有圣马利诺，国家首脑的位置由两人共享。
有人认为，英国是近代第一个共和国，虽然英国在政体上是君主立宪，但人们又称它为“虚君共和”，因为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法律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因此孟德斯鸠就认为“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某一个比另一个更民主，因为国家首脑（君主或总统）的权力可能完全是仪式上的 （尽管一个带有被选举首脑的民主制通常被认为比君主制更民主）。 君主通常统治一生，当他们死后由一个亲属接替，由他们自己选择或或根据继位规则。共和国的总统，相反，通常被选举为一个有限的期限，他们的继任由选举他们的人来选择。现在甚至非民主的共和通常宣称是民主的。尽管选举的结果可能是确定的，也仍然保持正常选举的仪式来选举他们国家的首脑，而且通常在这些国家首脑自动离开位置（通过辞职或引退），或被统治精英的其他成员强迫离开（通过宪法的手段）。但仍有一些例外 -- 例如，每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过帝国的首脑选举，尽管几个世纪以来选举特定家族的后裔到这个位置是通常的惯例。可能在现在君主制最重要的例外是在联合王国使用寡头的选举形式 （称为枢密院）。
老的词义
另外，老的词义定义使用“共和”描述那种通常称为代议民主，它将“民主”词义限制仅为直接民主。更多这个词义的使用和历史的讨论参见民主。甚至这个用法也没有包含许多共和制，过去的和现在的，那些根本不民主的（尽管很少现代的共和允许他们缺乏民主）。
使用这个老的含义，可以说美国是联邦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尽管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称之为民主，他们使用的是现代定义，而不是这里老的定义）。 共和这个词义的使用在美国开国者时期非常通用。美国宪法的作者为很多原因故意选择了他们称为的共和制。例如，对每一个政治问题从每一个公民收集选票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上，议员可以比普通平民更博学和更少情绪化。另外，共和可以设计为用来抵抗“多数的暴政”的保护。联邦拥护者描述了这个观点，纯民主实际上非常危险，因为它允许多数侵害少数的权利。通过他们称为共和制的形式，代表人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选择（总统、议院，参议院和州官员被分别选举），这使多数更难足够的控制政府来侵害少数。

共和制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体形式，它与君主制相对。采用这种政体的国家称为共和国。
共和制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等奴隶制国家，有民主共和制和贵族共和制两种形式。公元前509年的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是民主共和制的典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它有权解决国家重大事务，其他国家机关都隶属于它。公元前6世纪末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是贵族共和制的典型。公民大会形式上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受制于元老院。元老院拥有立法、行政、军事、财产、司法和宗教等实权，在管理国家方面起首要作用。

最早的共和政体可以追溯到西亚的阿卡德(Akkad)。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还有许多国家采用共和政体，比如说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也说明，“共和”未必一定是“民主”的。

欧洲最早的共和制是公元前五世纪。而中国的共和制是西周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短暂的实行了共和制度。比欧洲早了300年。

古希腊

罗马共和国？

从公元前约六百年起。古希腊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政体。由此而产生的许多民主思想概念成为了两千年后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的奠基石。在公元前509年罗马王塔克文纽苏佩布被罗马人暴动驱逐，结束了罗马的王政时期，走入共和国时期。在随后的多次政法改革中，罗马共和国所建立的行政，法律，体制等多方面的成就也为日后的西方民主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从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年，中国经历了夏商乃至西周的变迁，奴隶制文明迅猛发展，而自此后的东周时期，历经春秋战国的深远变革，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最终为封建社会所取代。其间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制度法律变化巨大。然而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就是在这浩浩荡荡两千年，中国大地上竟从未出现过一个类似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思想体系和共和政治。中国的王权王政理念从未被削弱，反而发扬壮大至皇权皇政时的中央集权。本文就试图就此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希腊民主的大致形成过程。

经过了荷马时代之后，希腊逐步进入了城邦社会阶段。在最初各城邦基本上是经由早年的氏族社会演变下来后的贵族统治。当时在希腊存在着重多的城邦。最具代表性的有斯巴达，雅典。而这两个国家又恰恰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分别代表了奴隶贵族制和奴隶民主制。雅典最初的行政官也是终身制，其后渐变为每年由贵族会议选举，人民大会所起作用甚微，其法律制度为贵族所垄断，对平民极不平等。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日益激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化，加之各城邦国之的争夺。平民的作用日益升高。旧的体制已无法处理雅典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出于内政外战的需要，从瑟秀斯，梭伦开始，经庇西特拉图最后至克里斯梯尼，雅典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改。彻底完成了由氏族社会进入到以平民民主为核心的奴隶制民主社会。其基本结构是国家以乡为单位，各乡民选乡长，总管户籍，民选司库，总管税务，民选三十名审判员，总领案件。就连祭司也是选的。再高一层是以十乡为一部，每一乡部有军队，部帅为民选。而每一乡部选派五十人参加联邦元老院。而雅典作为一个
国家就是由这些乡部组成的联邦。代表这一国家的就是元老院(五百人会)，公民大会。执政官，法官即三军统领经选举产生。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在当时的一个卓越的创举，对促进希腊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罗马共和制的形成。
有关罗马建城，早期多是神话传说。去除传奇故事，罗马的形成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罗马人的鼻祖源于公元两千年前移入意大利半岛并定居于亚平宁山脉和阿耳班丘陵一带的拉丁各部落。而这些部落间的松散的联盟逐步形成了罗马城及国家。罗马王罗慕路斯是早期罗马王政的奠基人。由他所发起的集中合并运动使得各部落力量向城市集中。而在此过程中，为了领导这一融合的罗马元老院的酋长会议，以及库里亚大会也应运而生。所谓库里亚，就类似于雅典的胞族。一个库里亚为十个氏族组成。但和希腊人的胞族相比，库里亚的宗教组织成色要少很多，更接近政治实体。而每个部落中库里亚的人数也是可以调整而重新分配的。罗马共有三个部落，有十个库里亚。库里亚大会具有比元老院更高的权力。它决定各种法律的通过。但元老院则负责选举国王，向库里亚大会提交议案。并决定各种内政外交的国策。然而在王政时期，平民并不具有这些参政权力。而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时罗马平民人数已超过贵族人数。解决这一日益加剧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最终在塞维图里乌当政期间罗马对政治制度又进行了改革。这次则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进行阶层划分。

不同阶层出不同数目的百人队(就如同数学里搞加权平均一般，财力越大加权越大，义务也越大)。成立百人队大会。在共计有193个百人队里，富人有98队。所以占优势。在此王政期间，罗马的组织结构的形成是为了应付其对外作战的需要故称军事民主制。

公元前509年，罗马王塔克文纽苏佩布由于不尊元老院和百人队大会权力，被暴动推翻。罗马步入共和时代。在共和初期，执政官由贵族中选举，而延续自图里乌时代的政体，平民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远低于贵族。因而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仍很大且日益尖锐。终于引发在前494年罗马对外之战中平民拒服兵役及其后的撤离抗争。结果换来了保民官的设立。保民官(后由两人增至十人)由平民公选，具有否决元老院决议之权。由于保民官的加入罗马得以制定十二铜牌法，此法对私有制，债权，财产继承等作了明文规定。对后来的法学影响甚深。但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远未结束。而斗争的焦点一直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展开的。经过长期艰难的历程，终于以在公元前376年由保民官盖约李锡尼和鲁西乌塞克斯图的领导下进行了变法。结果平民债务得以清理，贵族对公地垄断得以打破，更重要的，两名执政官需有一人自平民出。而在公元前326年彼特留法废除因债务破产沦为奴隶的规定。至此结束了两百多年的平民抗争。罗马公民大会真正成为代表全国公民的大会。共和制完成。

与希腊民主相比，罗马共和在权力分步上更为不均。财力所起作用更为强大。元老院仍具有决定性的实权。远不如希腊民主般平等。但正因如此，罗马共和政府也就更趋向于创造财产、保护财产的职能。这也是为何在其约七百年的历史中罗马能称霸欧亚大陆，纵横无敌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演变过程。

其实和其他上古时代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的始祖也同样经历了原始民主社会。炎黄尧舜年代施行的还是禅让制度。那时候还是“官天下”的。王是公举出来而非世传。然而后来由于被推荐的王族势力日大才作了向“家天下”的转换。大禹制水的成功为他掌握大权建立了厚实的基础。而又是他领导打败三苗的战争。正是依靠如此的基础禹成功的结束了禅让制，奠基夏朝，其子启继守王位，而通过铲灭反对派“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的扈氏，夏王朝得以延复。中华民族正式进入王朝阶段。

夏传代十七，其间有太康失国(丢给射日英雄后翌所领东夷)，但经少康中兴夏得以复国且发扬广大。夏强盛于和诸部落的支持，亦亡于诸部落的反对。桀当政时由于暴虐凶残，不忧民苦反殚其财。终于惹得天怒人怨，被有伊尹扶佐的商汤所领诸侯消灭。

灭掉了夏桀的成汤吸取夏亡的教训。提出“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乃安国之本。汤死后伊尹曾摄政并放逐了昏庸朝政的太甲，而在其思过自改之后又还政于作出“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感慨的太甲。成为千古佳话。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王权观念已深入人心。不篡位不夺权已成人臣准则。在武丁中兴时，商朝进入鼎盛时期。在商朝，政治制度是将国土分为内服(商直辖)和外服(诸邦伯)。但其氏族社会的影子仍然很大。土地仍为氏族公社式的共有制。社会尚无森严的等级制度。商朝共历17世、31王。最后一个亡国之君就是著名的在鹿台自焚的纣王。纣以其暴虐著称。虽勇武有力，才赋极高但刚愎自用，不纳忠言，残害忠贤。加之穷兵犊武。国力耗空。终于在牧野一战亡国。被周武王所灭。

周的开始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其后的约九百年里，中国经历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的转化。西周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制度，通过分封制，宗法制来对国家进行管理。通过分封，社会出现大小不同阶层，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等级制度。而宗法制又确保世袭相传。嫡系长子的概念由此深入华夏传统。在所有制上，西周开始了以井田制为主的私有制。在这期间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进而更加促进私有制的发展。而刑法礼仪的规范化更是后来中华文明得以发扬广大的重要基石。

从形式上讲，周并非在纣王死后立即建立。为了表面功夫，武王仍立纣子庚以承殷祀。当然毫无实权，为武王所派管叔，蔡叔监管。武王死后，管蔡二人不满周公摄政，反到联合武庚反了。结果战败身亡。周公是周王朝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摄政七年进行了很多上面提到的政制礼制的措施。他三年东征，平定殷商残余势力。而成王成年后又还政于成王且克尽职守辅助成王。最终病死。作了个令孔夫子无比崇尚的大圣人。

在其后的厉王期间，周还经历了一段十四年的“共和行政”，原因是厉王无道，对民众剥削无度，引起民众暴动，被迫流亡。由此国政由诸侯荐周召二公掌管。共和十四年，厉王毙。共伯立宣王还政。共和结束。宣王初期颇有中兴之象，可惜好景不长，终为成大气候。其子幽王即位，这位为搏褒姒一笑的昏君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入侵的西戎蛮兵杀死在骊山。宣告了西周的结束。

四。关于不同文明所走的不同发展道路的思考。

民主也好，专制也好。一个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因为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几乎每一民族都经历了从原始社会那种初级民主公有向私有专制的过程。即便是希腊罗马也是如此。而其后来民主共和的产生则是由于其特定背景环境所造成的。比如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在一方面要应付对周围邻邦的战争，而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当时的希波战争(其间有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以及其他雅典为其扩张所进行的战争。罗马方面更是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处在对外的多次战争中。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统治者是需要全民各阶层的大力支持才可能得以生存。正因为有了这一砝码才使得下层阶级能向权威争权。著名的如罗马平民拒绝参战，而在贵族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不尊受承诺后又以撤离运动相要挟才迫使贵族阶层不得不进行改革。罗马共和初期平民与贵族间的斗争是个长期艰苦。是经过多次反复有时甚至是血腥的。而与雅典同时而立为邻的斯巴达则从来便是寡头政治，贵族专制。可见民主共和纯属是逼出来的而绝非有些西方学者鼓吹的所谓民主素质。反观中国历史，在从夏商到西周的演变过程中，邦落内步的阶级矛盾从来就不是社会矛盾的主流。而在此情况下对外矛盾反而使强人政治基权专制更适合迎接个种自然和非自然的挑战。

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阶级矛盾呢。归根到底还是生产力以及由它的发展所带来的所有制变革。在夏商时期，中华各部落仍处在石器青铜时代，生产力低下。这也就决定了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仍以公有制为主。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应相当于希腊的荷马时代，罗马的建城前和除级阶段。然而其行政组织和理念却要进化得多。正如此其传统观念也就比希罗要源远流长的多。而由于这一传统的纽带所生成的凝聚力就更加非同寻常。而到了西周时，通过分封制，宗法制所形成的阶级关系则是更加发扬光大加强了这一传统。对社会的稳定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回过头来在看希腊和罗马，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的生产力业以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已极高，商业，手工业极为发达。这也就必然导致了私有制的迅猛发展。例如雅典民主改革期间，社会财富的占有极为平均，农业方面是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在手工业方面也是小所有的手工业小作坊占优势。这也就决定他们有实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去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以雅典为例，它的公民等级财产差别之比按一、二、三等级收入计算，是5：3：2 （即分别为500、300及200麦斗），尽管第一等级中首富之人比一般同级公民要突出一些，但总的来说距离这个基本标准不是很大。据估计，这三个等级拥有奴隶的数目大致是第一等级25人左右，第二等级15人左右，第三等级3人左右，和东方国家帝王将相豪门显贵的奴仆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至数十万的情况相比，雅典第一等级的大奴隶主，在东方看来只能算中等甚至中小奴隶主。这种小规模是和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密切相关的。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仍以雅典为例，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人口（包括家属）总数约为168000人，第三等级即占100000人，一、二级合算亦仅4000人，况且各级财产收入相差不太大，可见第三等级的重要了。希波战争爆发后这种努力更加积极起来。而作为第四级公民的贫民，他们在希波战争期间是构成海军的基本部分。希波战争期间和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海军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增大，也就意味着贫民在国家军事方面作用的增大。主要由第三级公民构成的重装兵，在希波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第三、四级公民作用的增大及其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开展，必然促使第一、二级公民不得不同意把一些政治权利给予第三、四级公民。再看罗马，其平民与贵族间的矛盾就更直接了当的是与财产土地相关。由于罗马的括张所掠夺来的土地财产的分部必然造成了各种利益间的冲突。而王政时极共和初期贵族对平民的压榨更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的平民为自己争取与其作用相符的政治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都应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影响政治制度的理论。

当时的宗教信仰在政治制度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自夏商开始便产生了神权王权的概念。自此天子的概念便深入人心。商朝更是几乎是每日必卜、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需要神意来决定。商王武丁及其稍后的时期，人殉、人祭达到鼎盛，大量的人牲被杀掉祭祀神灵，显示了神权的特殊尊贵。对神权的高度重视。到了周朝。周人信帝信天。而天与帝差不多是和二为一了。自称周灭商乃是因"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是受天命。希腊的神话故事大家都是或 多或少知道一些，按希腊神话，最初宇宙是混沌的，后来从混沌中产生地母盖娅，盖娅生天神乌剌诺斯；乌剌诺斯和盖娅结合，生下12个巨神。在诸巨神中，普洛米修斯是创造人类的大神。提坦神族的统治被宙斯推翻，宙斯成为宇宙的主宰。以后，他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诸神的统治(颇有世俗间争权夺利的味道)。在希腊神话中的神远非那么共正神圣。宙斯便经常干滥杀无辜，作不可礼喻之事。在[奥狄浦斯]里即便象奥狄浦斯这样一位“贤王”也逃不出神所安排悲剧命运。而伊索寓言 也有很多讥讽强权上等人的故事。可以看得出他们对握有权力之人的敬畏，尊从在思想上远无中华文明那样强，而对神的不敬就更无法相比了。作为希腊人的学生的罗马人恐怕也就好不到哪去了。所以中国统治者代天安民的形象不同于罗马，希腊时的统治手段，在罗马，希腊，更象征世俗政治，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均衡争夺造成了民主政体的实施。

当然光自封代天管民还不足以维护王权。中华民族屹立数千年不倒与其特有的治世哲学是分不开的。以民为本，以礼制国从来便是统治者的座右铭。周公治理天下的关键就是制礼。作为礼仪制度、伦理观念的礼，其起源是很早的，然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并把它作为社会文化生活的准则，则是周朝的事情。与宗法制度、礼等相关联，周人又提出了“孝”、“德”等观念，并使其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礼仪治国是中华政体传播的重要组成部份(难怪后来孔夫子鼓吹克己复礼)。通过对礼仪的宣扬，部落内阶层间的行为道德规范化。进而减少了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的各阶层的矛盾，磨擦。正由于对神权的敬畏，对王权政体的公认。不甚激烈的阶级斗争，礼仪的教化。使中国古代史上从未造成民主共和的环境和条件，与埃及的王朝比较，尽管埃及也是神授王权，但其法老为首的治国者对民暴虐，无礼义相辅，终成过眼云烟。

五。结束语

人类文明发展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变故跌宕起伏。各文明各民族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又各有千秋互有利弊。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之所以能大放异彩，生生相系，代代相传，进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着其必然原因的。怎样学习理解这些因素也对将来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本文就是以此为目的和志同道合的诸网友进行一个有益的探索。也希望各位能多提宝贵意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愿意有很多：

第一， 我认为和尚武精神有关。在古代，民主制度和尚武精神是分不开的。有一本书，是Max Webber写的，《道教和儒教》，有一段话是说中国和西方的根本性差异的，“根本没有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这是问题的症结”。尚武精神不仅仅是对外强大的需要，而且是对内民主的需要。民主制度与尚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民主制度，甚或还称不上是民主制度，仅仅是一种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制衡，都离不开“武装起来的城里人的政治盟会”或者相类似的东西，因为讲到制衡，就必须有大致对等的力量，没有大致对等的力量，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制衡。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造反或起义。但这些造反和起义，不是被镇压下去了，就是胜利后形成了新的一股力量独大的局面，而广大民众则仍是一种安于被宰割的状态，缺乏一种常态的尚武精神，这样，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常态的以武力为后盾的力量，这样，就永远形不成制衡。皇权至上而民众无制衡之力，难以得到民主。

先秦文化中，并不缺乏尚武精神。“君子”这个词，曾有“勇士”的意思，春秋越国的“君子军”，实际上就是越王身边最精锐的部队，到了儒家手里，才把“君子”这个词彻底文弱化了。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的被阉割，完全是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他们觉得天下大一统了，对外的武力已经用不着了，而尚武精神一旦用于对内，则会形成对于皇权的制约，故此他们就“偃武修文”了。这在秦皇汉武的时代基本上还说得过去，因为当时中国相对于外国的武力极为强大，把尚武精神阉割掉一些，对外也问题不大。但在其他时候，特别是近代，就完全是一场灾难了：没了尚武精神，中国所有的财富就都被抢光了，所有的文化就都践踏了。
所以我觉得，从皇权独大并开始利用各种思想来阉割尚武精神的时候，民主制度在古代中国的建立就难以实现了。

第二，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或者长江流域），这些地区除了水源丰富以外，还有一个特征：平原广阔。这就为发展农耕文明，而且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客观条件。因此华夏祖先就形成了农业建国的传统。而且，由于富饶的土地的出产丰富，而周边异族通常都缺乏如此好的自然条件，或者是游牧民族，或者是林猎部落，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耕作区长期对外保持经济生产上的优势，同时也是文化上的优势。最终，靠近这些地区的异族，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至少被臣服。

同时，强大的农业收获和传统，使得商业的萌芽极其微弱，大家都能自给自足，何需商业往来，更不谈发达了，因此，中华大地，商业始终处于萌芽阶段，未能形成主导经济的规模。这就导致了中国没有走向西方的民主道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当商业活动，如果到了一定的规模，哪怕是简单的物物交换活动，也会对金融，信用等形成一系列需求，促使参与人员，乃至全社会去建设，完善，并且维护这样一个体系。欧洲就是这样，因为农作区规模以及矿产资源的分布达不到象中国那样的条件，最终迫使A片土地上的居民必然要和B、C、D、E...的居民进行交换，而且交换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就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活动，也就带来了金融，信用方面的操作和体系的建设，而在这上面，逐步萌发出平权思想，民主政体等政治诉求（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

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商业从来没有达到过西方那样的规模（本土-殖民地贸易，国际贸易，跨海贸易...），所以，也就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诉求。

也许有朋友会提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学界对此也有类似看法，而我个人对此表示不同意。我认为，纵观历史，西方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进程，正是基督教文化逐步退出政治范畴（尤其是其所支持的独裁专制体制），不断世俗化的过程。

第三，城市的形成对政治制度也有关系，中国城市大多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功能还包括税收中心、刑事裁决等，商王朝在郑州建设“毫”，对付东方残存的夏势力，主要目的就是屯兵和补给、控制战略要道。

西方现代城市的雏形产生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是自发商业、手工业者聚集地（农奴逃到城市100天即可获得自由，类似美国的绿卡制度）。政治气氛相对不如东方城市浓郁，各个利益团体协商、平衡约定游戏规则，进而衍生政治规则，西方政治制度的商业化气氛很浓郁，荷兰是原汁原味的资本主义诞生地，就是一群获得独立之后的松散团体搞出来的（注意，没有霸王）。

中国自从三代之后，军事首领的战时权利和权威大多延续转化为行政权力，并经而获得广阔土地上的财富和资源，这是任何人都舍不得放弃的，必然演变成专制和家天下，事实上后期西罗马帝国就是标准的独裁政权，元老院和议会都是摆设和傀儡，和中华帝国没有分别。

专制制度实际上就是暴力至上，“真理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民主制度是多种力量基本均势、妥协的结果。如果一方有压倒优势，根本不需要民主，顺我者昌、逆我者刑就是啦。

农业帝国、大陆帝国一定会演变成专制政体，商业文化的政体易于产生民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必一味说专制就不好，存在就是真理、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经济阶段，政体会不断演变的。

中国古代只会出现中国民主共和制，不会出现希腊民主共和制

中国不存在建立希腊式民主的条件。希腊的基本结构是城邦，每一个部族群体相对集中，容易发生政治运动。选举也有条件进行。在君主制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情况下（中国也有过这个阶段，部落的首领并没有绝对的权利，民意还是很强大），有的世袭终生的首领头人触犯了民怒，被人民推翻，人民觉得“国王制度”不好，发展出了民选执政官，成立元老院的制度。具体可以参照罗马人建立罗马城，经历7国王以后，驱逐国王，成立共和国的过程。在中国，土地宽广肥沃，人民分散以小乡村为主体，没有开展政治运动和选举的条件，部落首领逐渐发展成熟为真正的国王。

谁说的，远古时期就有嘛，还有禅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