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的優雅有哪些體現

外国人评述中国人勤劳，善良，温顺而且含蓄！鲁迅先生是针对“温顺”和那“含蓄”而做出的描写！其实，阿Q不仅仅是代表的中国人的典型性，也包括其他人种和他国人群！通过外在行为和精神内心世界的剖析，解释出中国人其实是一群鹿！这就是民族性的特征！道家所言：民如野鹿，其乐融融！比起列强来，只能是一群弱势的食物链上的被食性动物！因为鹿毕竟也是野兽，虽然它驯良的只会吃草，但兽的特征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虽然温顺而含蓄，但仍然积弱积贫，无法成为生存的强者，只能过着一种其乐融融的自欺欺人似的阿Q精神胜利法般的生活！阿Q常说：“我们家以前阔气多了，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是的，咱们中国人也自夸：“我们国家以前是文明古国，你们的国家算个什么嘛！”呵呵，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古代文明国家，就会有现代文明国家，文明也是接力的，倒是希望中华仍然会成为领导世界文明的过度，而不是老是躺在过去的历史上追求精神胜利！其实不过是精神鸦片！

鲁迅 在《阿Q 正传》小说中塑造的 阿Q的形象，把这个人物的精神胜利法称之为阿Q精神。
　　具体表现为他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麻木健忘等等。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表明这种普遍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怎样麻木。
阿Q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是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
阿Q精神特点
　　 所谓阿Q精神，它的主要特点，一句话说来，就是精神胜利法，就是自欺自骗以求自慰。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基本的东西，也是特有的东西。自然阿Q性格还是如一般实际存在的人物一样相当复杂的；然而阿Q之所以成为典型，则是精神胜利法通过种种条件的突出而具体的表现。他的自尊自负与自轻自贱固然是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的表现条件，他的排斥异端与“投降”革命也是精神胜利法的一个相关因素，至于怒目而视的怒目主义和“在肚子里暗暗咒骂”的腹非政策，更是精神胜利法的最主要的现象了。
　　“自尊癖”
阿Q精神的第一个特点是“自尊癖”。阿Q本是极卑微的人，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他，一空闲，便把他忘记了。然而，阿Q却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赵太爷儿子进了学，他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阿Q甚至瞧不起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煎大头鱼时加葱丝，都是“可笑”的。
　　“欺弱怕强”
阿Q精神的第二个特点是“欺弱怕强”。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他寻衅跟王胡子打架，打输了，他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估量小D瘦小打不过他，骂小D是“畜生”，小D让着他，他却不依不饶，进而动手抓小D的辫子；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动手动脚，扭住她的面颊，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大肆轻薄。可是，当他在路上遇到“假洋鬼子”时，他脱口说了句“秃儿”，不料被“假洋鬼子”听见了，“假洋鬼子”举起了“哭丧棒”，他便赶紧缩起脖子，等着挨揍，连吃了几棍子，一点不敢反抗。
　　“性幻想狂”
阿Q精神的第三个特点是“性幻想狂”。他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所以，当赵太爷的女仆吴妈在厨房与他谈几句闲天时，他便忽然抢上去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
　　“泼皮耍赖”
阿Q精神的第四个特点是“泼皮耍赖”。他跑到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还强词夺理，说：“这（萝卜）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善于投机”
阿Q精神的第五个特点是“善于投机”。阿Q本来是对革命一向“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在革命到来之际）的慌张的神情”时，便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于是他想到了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钱家的桌椅；想到了复仇，把和自己打过架的小D、王胡子连同侮辱过自己的赵太爷、秀才和假洋鬼子统统杀掉；他想起了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假洋鬼子的老婆、秀才娘子和吴妈，拿不定主意究竟要谁。所以，当他的“革命”要求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便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
　 “精神胜利法”
阿Q精神的第六个特点是“自欺欺人”，即“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了亏，心里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心满意足，俨然得了胜利似的。当他被关进牢房时，他便“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当他被拉去杀头时，他便“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也未免要杀头的”。所以，阿Q“永远是得意的”。
　 “奴隶性”
阿Q精神的第七个特点是“奴隶性”。阿Q看到审讯他的人穿着长衫，便知道这人有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立即跪了下来。长衫人物叫他站着说话，但他还是跪着，并且第二次审讯他时，他仍然下了跪。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民族性。张宏杰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一书，从世界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中国国民性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探求决定中国历史大势的国民性格，以及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并从中寻求改造国民性格的契机。努力寻求中国人的生存坐标，寻求中国崛起的根本力量。

　　在大国与小国的对比中，作者重点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两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曾是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附庸，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都遗传了中国。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和堕落，国家命运在这里出现分野。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和朝鲜战争后的韩国，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更糟糕，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日本和韩国都迅速崛起，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中国依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步履蹒跚地前进。如此相近的民族，站在统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决定这种历史的国民性格又有怎样的不同？

　　在分析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性格优点、缺陷后，作者指出：“日本人学什么都非常认真，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总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自己的弱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

　　而韩国人的国民性格也让我们认识到韩国崛起的必然。“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且做就要做到最好。”“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韩国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11个经济大国。韩国足球、汽车、三星手机在国际上声名显赫。

　　对比日本和韩国的锐气与霸气，中国更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5000年多灾多难的历史，把中国人的性格打磨得富于忍耐力与麻木，形成了反抗无用的条件反射，形成了强大的惰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变得越来越从容、优雅、世故、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安于现状、与世无争，面对外部的刺激反应迟钝、应对乏力。这种国民性格决定的国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在“羊性与狼性”篇章中，作者又把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和以女真、鲜卑、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作了比较。通过不同的命运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蒙古族曾叱咤风云，铁骑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但在入住中原后，野蛮、落后的蒙古人很快被汉族文明吸引，尚武精神在汉族物质文明的熏染下逐渐丧失了它进取的精神，活力消失殆尽，最终走向覆亡。女真、鲜卑也主动融进中原先进文明，但就像滴水融进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为避免重蹈女真、鲜卑、蒙古民族的覆辙，一开始就对汉族文明这个温柔的陷阱保持着警惕，在吸收汉文化优点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拒绝。在创造康乾盛世的辉煌之后，还是没能摆脱从武勇到优雅的蜕变，并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一步步走向败落。

　　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华民族身上携带者“过滤性病毒”。而姜戎的《狼图腾》对国民性格探讨后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缺乏“狼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被酱缸腐蚀、被病毒侵蚀，逐渐失去现实、理性与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和昏聩，由狼性向羊性退化。柏杨和姜戎从不同的视角对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呼声中，他们的声音振耳发聩，引起国人深刻反思。如何改造国民性，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独特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落后的社会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国民性格。但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甚至劣根性，并非无药可治。只要我们像日本、韩国那样，以决绝的态度去改变影响我们国民性格的社会机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才能更好地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国民性改造。

从文化教育方面

最理想的人性应该是尊重生命、尊重规律，同时又有坚定的信念。然而，对于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东西，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抗争精神，总是表现出一种绵羊般的顺从。这种观点的病根可能在于中国的传统儒家精神，它崇尚古旧的东西，不鼓励人们去改变和变革。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包容性，表现为对不同意见和群体的不容忍。这种观点可能认为这种缺乏源于经验主义，即人们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和观念，难以适应新的变革和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只是一些可能的观点和解释，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整体描述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理想的人性是一种自我完善的人性，即不仅过去做的好，现在做的好，以后也要做的好。当人性趋于自满和停止不前时，人性的堕落也就开始显现了。

最理想的，与现实的相对应，即理想转化为现实，现实转化为理想，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知合不知分。以人生内在性出发，看待外在的客体是变化性变易性，故而强调天人合一。
道本体不仅是一和多的关系，也应该是多和一的关系。整体和部分，部分和整体。
本体即主体与客体的和谐辩证统一。即主体决定客体，客体决定主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客体与主体的统一，叫知合知分。
故此：西方以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强调“天人合一”。
中国哲学要加强天人相离。

自私，贪小便宜（古代 战乱或者饥荒 穷怕了），
虚伪，奸诈（谋略文化）
冷漠 （儒家的仁爱是血缘等级关系，与墨子学说相反），
不讲诚信（长期小农经济，没有商业契约精神）
好面子（群体意识，没有自我）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