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来看的话，太平军的正确出路在哪里，不应该待在南京享乐，而是全军出击北京吗

1853年太平军奇袭天津城
太平军北伐

清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由扬州和浦口出发的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一作林凤翔）、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下，在凤阳会师后共约2万人，向北京戟，以图最后推翻清王朝。七月，逼近直隶（今河北省），令少数人员先行，到天津以南地区秘密组织40余人，扎小营盘，往来沧州，静海间，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活动。九月二下七日，太平军攻克静海县城。知县江安澜逃奔西小寨村庙内躲避，被两阳生男人持刀勒索钱财砍伤，自投水死。林凤祥遂坐镇县城。此时太平军已达4万，其中马队2000余人。时值大水，平地行舟，不利进攻。

二十八日，李开芳率部分人马继续北上，攻克独流，杨柳青（现属天津西郊区）及附近20余村，前锋抵天津城西稍直口，进攻天津失利，先锋将领“开山王”（姓颜行三，又号“攒天王”、“飞天夜叉”，“颜三秃子”）牺牲，士兵500余人战，余众败回杨柳青。

清廷调集大队人马赶来围攻。钦差大臣胜保部一直尾追太平军，在九月二十八日赶到，从南面威胁静海。林凤祥、吉文元乘其立足未稳，派兵冲击，因清军势大，未胜。十月初一，林凤祥亲率精兵七八千人出击，杀败清军。初六，清廷参赞大臣僧格林沁也率大军赶到，将大营扎在王庆索（现属武清），由北向南堵截太平军，与胜保军共14万众。

十月初七日，胜保会同天津兵勇进攻杨柳青。李开芳命部下装粮入船 ，主动撤出，集中力量，志守独流与县城一带。胜保则于当日扎营良王庄，重点进攻独流。林、李、吉三将领一面派人去天京（今南京）求援，一面各极构筑工事，抵御清军。李开芳在独流亲为指划，用板门、椽木、磨盘、酒坛、箱柜、窗棂等造起木城，又用树木、酒坛、瓦罐等物伪装成大小炮位，迷惑敌军。木城内堆盐包，外壅黄土，厚7尺，共3层，第三层始用枪炮，建造坚固、炮打不倒。环城开有6门，周围挖了深宽各7尺的护城河。河边栽插竹签，埋设地雷。将主力屯驻独流镇内，在独流与县城间的五里庄、十里堡、王家营、苟家营、王家院，李家院、王庄子等村建联络小营10余座，互为依托。频繁战斗，各有伤亡。

入冬，寒风继起，北伐军没有冬装，处境更难，赖以防守的河流洼淀尽被冰封，失去屏卫作用，将士们遂设计制造了24部冰上活动堡垒“吕公车”，又叫“冰车”，用以对敌。每架高、宽各5尺，内处木板，中空1尺，以书填实，列炮眼2，下有圆铁小轮4，左右用铁环勾管，1 人推行甚速，各架相连则如城垣，既能固守，又可冲锋。随车备有长木，上缚草束数捆，遇水抛入，很快即可冻为冰桥，便能继续前进。战士又邺冰块，筑冰墙，阻挡清军，遇有机会，主动出击，但终因众寡悬殊，不能破围。

十月二十四日，胜保在运河东岸指挥清军分别从西北，东南夹击独流，在运河船上的8000斤大炮连续向镇内轰击。镇内房屋、望楼、太阳宫等多被击毁。清军又抬着云梯、木板，在炮火掩护下强攻木城。太平军猛烈还击，虽保住木城，但伤亡很大。

十一月一日，天津知县谢子澄率天津兵勇数千人，至用保大营效命。十一月十一日，胜保又从天津海口调来5千斤、8千斤及五六百斤大炮数十门，向独流连续轰击。太平军领先南运河堤和木城拼死抵抗。次日，胜保再次进攻，林凤祥由县城率队驰援。李开芳分兵4路迎敌，激战中林凤祥面部中弹受伤。十一月十六日，胜保伙同德勒克色楞、达洪阿等部清军再次猛攻，战斗愈烈。

太平军在战斗间隙不断向当地百姓宣传“分官而不害民”、“只杀文武兵勇，不害百姓，照旧生理，平买平卖”的主张。不少百姓愿与贸易往来。天津、静海一带淬着“争天下，打天下，穷爷儿们天不怕来地不怕。杀到杨柳青，天子吓得发了昏。杀到天津卫，朝廷快让位”的歌谣。但也有不少乡坤、富户，封建文人，乡团头子与太平军对抗，自杀或被杀。

清军久攻太平军不下，咸丰帝十分恼怒，严令胜保，僧格林沁务须“剿戮净尽”。十一月二十三日，胜保带百余清军，坐拖床到独流西北的子牙河查看地势。太平军侦知，3路出击。清军达洪阿部，德勒克色楞部及天津知县谢子澄部共约3万，急忙迎战。双方混战至黄昏，太平军佯败后退。清军副都统佟鉴追击，为阻太平军退入木城，下马去堤木城外面的吊板，滑倒冰上，被太平军围住，青年战士王小勇举枪奖其刺死。谢子澄带衙役，团练来救，马陷泥中，又被王小勇等刺中7枪而死。清军大败退走。此战，是太平军到静海以来最大的胜利，共杀死、杀伤清军官兵百数十人，缴获3000斤大炮3门，500斤大炮5门，抬杆枪20多支，手枪70多支，火箭6支。

清军败后，胜保、德勒克色楞各被咸丰帝摘去花翎，降4级留任：达洪阿被查封家产，革职留用。此后，胜保以步步为营战法，在独流东侧于家堡、李家楼，北侧杜家嘴等村建起临时炮台，威胁木城。

太平军孤军奋战，长期消耗，人员大减，粮草弹药都很困难，战士在冰天雪地中多被冻伤。林凤祥等将领不断派人化妆成难民、乞丐、伴侣、农妇、清军等，潜出侦察敌情，打探突围南下道路。十一月下旬传令军中，各做小布袋，准备盛装干粮长途行军。此后，多次试探突围，不成。

腊月初六日，县城太平军出南门向东突围，仍不成。十四日，独流太平军夜袭在附近普堤洼村修筑营垒的清军，平毁其营垒。二十六日夜，县城太平军持火把西冲，受阻击，天明回城。二十九、三十两日，风雪交加，县城太平军不顾过年再次西出，占领梁头、孙庄子、东河头诸村。咸丰四年正月初一，又占黑龙港河沿岸东柳木，西柳木、南柳，梢民庄，周庄子及梁头以北小李庄，辛庄子；独流太平军也西出攻击清军营盘。正月初六，僧格林沁自王庆索移营王口镇，堵死太平军向西出路。初八日夜，大雪迷漫，独流及附近太平军齐集县城南运河大堤，然后西奔王口镇，受阴退回，改沿黑龙港河向南突围，经南张庄，过子牙镇，奔向大城县境而去。此时兵力尚有3万余人。僧格林沁发觉后，亲率马队追击，出离县境。胜保军进入独流，焚毁木城，将未能撤走的太平军伤病员尽行杀死。

8月31日 17:28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一个先进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狭隘性,自私性,分散性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在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作指导,仍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群众,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先进的革命政权.思想上、政治上不能跳出皇权主义的束缚；在规划未来蓝图时不能跳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框框!

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等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等进步政策，大多仅存在于野史传说之中。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太平天国被认为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没有得到过成功实施。事实上，这更加倾向于一个农民暴力政权。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晚清王朝的统治。其规模之宏伟、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都无法比拟的。但她为什么没有推翻清王朝，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她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看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文章——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广大贫苦农民在试图推翻而还没有足够力量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时，往往采取一种神秘的形式。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洪秀全等也因袭了这种形式。洪秀全自称上过高天，全知全能的皇上帝曾赐给他宝剑、金玺，命他下凡做“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这样，秀全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成为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的胞弟、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而中国封建君主制的核心是“朕即国家”，定天下于一尊。洪秀全自登上天王宝座之后，便始终以“朕”自称，并反复强调“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时大搞家天下，封立幼主洪天贵福为万岁。在洪秀全把自己神化为上帝次子之后，杨秀清、萧朝贵亦分别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附体传言。这样，在人间天上，太平天国内部便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权力系统。在人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的君主天王，洪与杨、萧是君臣关系；但在上帝教中，洪与杨、萧之间又由君与臣变子与父和弟与兄的关系，即贵为天王的洪秀全亦须服从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杨、萧之命。于是，宗教上的父子兄弟与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神权与君权之间，权力交叉，尊卑颠倒，形成太平天国政教合一体制中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这种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既是杨秀清谋夺之结果，又为其进一步专擅并最终欲取洪秀全而代之创造了条件。

建都天京以前，东王杨秀清尚能维护天王洪秀全的权威，但此后杨秀清渐以天父自居，独断专行，时时觊觎皇权的宝座。洪秀全要“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杨秀清则提出“四海之内有东王”；洪秀全要“天下万国朕无二”，杨秀清部署的门联上则公然书写“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最后发展到杖责天王，逼封万岁，结果洪、杨之间，皇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调和，一场惨痛的天京内讧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天京事变之后，皇权和神权虽然在表面上得到了统一，但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已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同时，由于洪秀全不理朝政，仍以教主自居，故皇权亦日趋衰微。先是，翼王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见其众望所归，担心大权再次旁落，于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并封其胞兄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翼王，且有谋害之意。结果石达开不想作杨秀清第二，愤而离京出走。石达开的远征不归，虽然避免了天京的第二次流血，但他率领十余万精锐之师走上分裂的征途，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到天国后期，京中政事，洪秀全俱交其兄洪仁达处理；太平军内部“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私镌印信”，“私给官凭”，“私与官职”。洪秀全疑惧李秀成等后起之王尾大不掉，又众建诸王以分其权，结果滥封王爵之后，形成更多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山头势力，以至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严重局面。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洪秀全所创建的上帝教与基督教和中国某些传统宗教不同的是，它不光满足于死后升入天堂的慰藉，而且要在人间建立“小天堂”。天国的领袖们亦以此相号召，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前，诏曰：“同心放胆同杀妖，金宝包袱在所缓。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各作忠臣劳马汗。”东王杨秀清亦言：待到小天堂，“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许多参加金田起义的上帝会会众就是抱着当“将军”、作“夫人”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建都天京后，“无功不受禄，有功受到足，落力理天事，后来享大福”的思想首先在太平天国高级领导层中泛滥开来。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均取决于时代的经济，而任何经济制度又都有它相应的上层建筑。在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推翻专制腐朽的晚清王朝为己任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所以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即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摆脱传统封建皇权体制的窠臼。早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封王建制便已呈封建政权的雏形；建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等级愈加森严，尊卑愈加分明。从官制上看，自天王洪秀全到基层两司马，其间分为16个等级，无论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文体，无不“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森严的等级制与“朕即天下”的皇权制度，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基本结构，又是太平天国培植腐败的温床和土壤。进入南京城后，洪秀全把一国之事交给杨秀清，自己则深居宫中。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夫妻不能相聚，他却拥有88个妻子，纵情享乐。史载，天王府四周“几及十里”，建筑宏伟，“雕琢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雕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光耀射目。而杨秀清的东王府亦周围六七里，“穷极工巧，以耀同俦”。在洪、杨等人影响和“小天堂”享乐思想的驱动下，太平军诸王及其将领们也都大兴土木，上自武汉，下至苏杭，王府宫殿，相望道次。这种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连李鸿章等人都不禁感叹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诸王奢糜如此，军中亦然。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虽然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其本身固有的农民阶级局限性也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暴露无遗。在其内部，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争权夺利、竞相腐化之风迅速蔓延，无情地侵蚀着太平天国的躯体。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巨大影响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天王洪秀全一面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人间天国理想来动员民众；另一方面又用“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等避邪享乐的宗教理论来鼓惑民心。

洪秀全于武宣登极或永安建制之后，如果能仿效明太祖朱元璋，及时取消上帝教，将大权集于一身，矫正神权与皇权交叉矛盾的政权体制，也许可避免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但洪秀全陷于宗教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他不仅将所谓天父、天兄下凡显示的“无数神迹全能凭据”刻为诏书，广泛印发，而且将太平军血战所取得的胜利均归于“托赖天父天兄之全能”；并扬言“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全能，即可扫荡妖氛，四海升平”，全然不顾人力之所为。

定都天京后，《天朝田亩制度》中进一步规定：凡25家设一礼拜堂，所有婚娶吉喜等事均要祭告上帝，25家子女俱日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诵祭上帝。除七日礼拜上帝之外，太平军还于每日早晚拜上帝，每日饭前谢上帝。同时，对上帝教以外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子百家之书一律排斥，“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另外，每年开科取士的题目亦以圣经为主，应试者对于圣经知识的多少，作为获选与否和任职高下的标准。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系统与遍及各阶层的宗教教育，将上帝教教条与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融为一体，使整个太平军的思想完全被宗教迷信所禁锢，每一名天国士兵均是上帝教的忠实信徒。所以当时的外国官员记载说：太平军“很注重虔诚和献身精神，在遵守宗教礼节和仪式方面，他们是很规矩的，甚至是狂热”。但宗教毕竟是颠倒了的世界，继天父三子冯天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先后中炮阵亡，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又死于内讧之中。于是，上帝无所不能的神话便在太平军中彻底动摇了。当时天京城里的民谣曰：“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反复强调君权神授，并不断自我神化。1863年12月下旬，曾国藩的湘军已把天京团团围困，在天国形势万分危机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竟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但天父上帝是救不了太平天国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先期病故的洪秀全遗体被湘军从天王府中掘出，举火焚之。上帝的神话从此便与天王府七日不熄的大火，一起化作了灰烬。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存亡在于得人”，这是汉代刘向的一句名言。在得人与用人方面，洪秀全采取的是孤家寡人政策，远远比不上与他刀兵相见的湘军首领曾国藩。在上帝教的小家庭里，不仅有全能的天父天兄，就连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也都是上帝遣派到人间的“神”。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凡身肉胎的才华和智慧，“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实际上洪秀全等人也明白，要建设地上的天国，必须有大批的人才。所以他们也曾竭力搜罗知识分子，或开科取士，或设榜招贤。然上帝教所推行的反孔政策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过激行为，致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同时，对进入太平军中的文化人，洪秀全等人也是只利用而不重用。史载：“贼掳我官吏绅衿读书有心计人，或挫折以死，或分为各馆充当书手，号曰先后，所办无非写奏章、诰谕、封条、出告示、造家册、兵册等事，一切军令盖不与闻，盖防有用之才之算己也。”故李秀成被俘后，在被问及官兵与太平军某事好、某事不好时说：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其实，太平军中也并非没有文武兼备的人才，如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都是令清军望而生畏的人物，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洪秀全十分的重用。

同时，按照上帝教的规定，凡是拜上帝者皆为天父子女，不拜上帝者为妖徒鬼卒，均在斩杀之列。这样以顺逆、人妖来划分敌我，又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同样，狭隘的宗教信条还使太平军失去了很多的盟友和同盟军。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首领刘丽川等极欲归附太平天国，上书洪秀全愿受驱使，但天国始终未派兵接应，任其孤立无援，终至败亡。其他如福建的小刀会、红钱会，江西的边钱会，广西的升平天国、大成国，包括淮河两岸的捻军等各地各民族起义，太平天国均未能很好地与之联合。结果，各支农民起义军分别被清军镇压。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纵观太平天国战史，我们很难看到一种谋定后动、贯穿全局的战略计划，却常出现坐困突围、随机性较大的战略失误。如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不及时带兵北上，而是先于大黄江口驻扎57天；在武宣东乡登极后，也屯兵二月之久；其后在永安“蕞尔山城”中，又急急封王建政，盘桓半载有余，给了清廷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又使天国领袖们忘乎所以，以为“百万铜关，尽行打破，实赖天父天兄之权能”，而非人力之所为。故建都天京后，洪、杨等人置清军在天京和扬州城外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分兵北伐和西征。

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是政教合一的组织，所以上帝教的教条既是军规，也是法律。在建都天京以前，这种兼法律与军规的宗教教条，在太平军与清军的作战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建都之后，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治国之策，而是将治军的上帝教教规直接推行于社会，结果非但行不通，而且大失民心。

在经济方面，进入南京之前太平军还采取保护农工商政策，“买饭求浆，多给市值”。但建都之后，杨秀清便发布《待百姓条例》，实行废除工商、田亩归公的政策，“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太平天国又设立百工衙，集中各种工匠为天国服务，“但有口粮，并无雇钱”。这种剥夺农民和手工业者、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以致“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建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反孔政策更急剧升温，“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锥牛屠狗之场”。对于儒家经典，则禁之惟恐不绝，毁之惟恐不尽。其后，因杨秀清提出不同意见，洪秀全虽下诏设删书衙，宣布孔孟经书待删改刊行后始准习读。但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删改之书也未能问世，孔孟之书仍被禁止。太平天国如此摧折作为汉族文化象征的儒家文化，焚禁一切古书的做法，与推崇儒学的清王朝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啻将整个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民众，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在社会管理方面，太平军所占之地，凡城镇居民不管信仰爱好与否，先将财产集于圣库，按男女分编入馆，然后严格履行拜上帝仪式，诵习天条，赞美皇上帝。这种取消家庭、违背人伦的禁欲政策，引起大多数人民的强烈不满，以至“嗟怨之声”，长久不息。同时，太平天国还将上帝教强行推向社会，迫使人们改变风俗。如：不许奉佛敬神，崇拜祖宗，“禁民间供奉家堂”；禁止人们按传统的旧历过年，并取缔民间过节时与天情相悖的所有旧俗；禁止民间饮酒、吸烟等等；这一系列以宗教治国的政策必然与传统社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故当时处罚、杀戮之事所在多有。曾任天国洋务丞相的罗孝全说：“他们的政治系统和他们的神学是一样的薄弱可怜。我不相信他们有任何的政治组织，并且不相信他们知道要组织一个政府。一切要务好象完全存于军法，由最上级到最下级的当权者都是在杀人这条线上走。”如果去除诽谤之词，这种看法亦不无道理。

150年前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了，她曾使无数英烈们抱恨终天。她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兴亡得失，尽管可以任人评说，但其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后人警醒。

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战时军费和对外赔款，全部都加到了广大农民和其他生产者身上。又由于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和地主阶级转嫁摊派，农民的实际负担数倍于明文规定的提税。再加上银价上涨及连年水旱灾害，大批人民衣食无着，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因此，农民的反抗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其中尤以两广和湖南斗争最为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了。

这场战争势在必发，不得不发，皆因大清对外之无能，对内之残酷。

这一切皆来自中西方的接触与冲击，如果当时大清未到中衰，大清统治者有康熙、成吉思汗之雄才大略，任他八国集团多么强横，也未必能够侵入中国，反而可能引来杀身大祸，使欧亚大陆统一于大清铁蹄之下（不好意思，多废了两句）。但也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集权制度使得明君出现的几率大大减小，绝对之权利只能导致绝对之腐化，如果一个国家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那么这个国家就相当危险了。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与鸦片战争影响之间的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是多年来阶级矛盾积累的结果。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惨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偿付大量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后开辟通商口岸，便利了西方商品的输入，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一批农民破产，流民增加；战后鸦片贸易猖獗，白银大量外流，加上统治集团生活腐败奢侈，进一步加剧了阶级矛盾。因此，民族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炮声的回声。”

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就像一盘散沙，并没有人来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起义军当时也没有想着要去推翻清王朝，只不过是想要将慈禧推下台，换个领导人而已。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他们没有想过要去推翻清王朝，只想推翻慈禧统治，换个新的领导人，而且他们南下讨伐受到的阻力也很大，起义初的精锐部队也受到重创，他们也没有实力攻打在北京的清王朝政府。

太平天国本来就是农民阶级的起义。内部矛盾也有很多。也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而清政府有外国政府的支持。太平天国也需要保障后方，防止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勾结偷袭他。

因为在他们建立天国之后，就开始了腐败的生活，天天吃喝玩乐。

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形势危急时还自相残杀，他到底是忠是奸？

个人觉得从大局上看康王汪海洋对待太平天国是忠心的。因为在太平天国暴乱之时，一直没有放弃抵抗清朝，最后也因为为保太平天国而奋起抗战而身死亡，从这点上看他是中心的。

海洋从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成为他的部将，之后脱离石达开，与李秀成攻克杭州，受封为康王。杭州失陷后又随待李世贤攻克漳州。

其一，1860年汪海洋等人脱离石达开之后，其首领带领着他们投降在广西向清军，汪海洋拒绝投降了清军，支身带军北上于江西的李秀成相汇合。1862年，汪海洋被清军的首领劝降，高官厚禄引降，但是汪海洋斩杀了来劝说的使者，清军首领大怒，将其斩杀。

其二，在1863年，汪海洋与王陈炳文镇守杭州，未想到陈炳文和上海的李鸿章合谋欲将投降献城池。在汪海洋得知他们的阴谋之后，汪海洋大怒当机做了处死了投降的使者的决定，他们就是陈炳文的堂弟陈炳孝，此举震慑了想要投降软弱分子，断了投降的念头。

其三，在1863年，在富阳， 为了包围富阳，汪海洋部太平军夜袭了清军，让富阳士兵士气重挫。

其四，1864年，汪海洋带领士兵在余杭的林清堰伏击战中大败左宗棠的湘军，在同年年底的南阳马羊塘再一次大败左宗棠的湘军，于此同时汪海洋部在福建的汀州还击毙了清军湘军的名将张兰运，可见汪海洋的战斗力的强悍。

以上是本人对这康王汪海洋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太平天国中汪海洋是谁???

汪海洋（1830—1866），太平天国晚期著名将领，有太平天国后期擎天一柱之誉。安徽全椒人。早年参加太平军，隶属石达开，1857年随石达开出走。1860年随童容海、朱衣点等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取道江西与忠王李秀成会师，进军浙江，攻克杭州，镇守余杭，受封为康王。1863年击败清军蒋益澧部。1864年杭州失陷，随侍王李世贤进军福建，攻克漳州。1865年，在镇平刺死李世贤，独领其军，与清军转战于闽、赣、粤边界的平运、长宁、定南、平和、兴宁各县，后在嘉应州战死，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标志“太平天国彻底地失败”。

太平天国后期,汪海洋为何要杀害李世贤?

汪海洋：因争权，杀害侍王李世贤部将李元茂；继怕问罪，又暗杀李世贤。12月攻取嘉应州（今梅县）。1866年1月，被左宗棠重兵围困。在战斗中负重伤；2月，不治而亡。

太平天国，那些中途倒戈，离石达开而去的悍将，最终结果如何？

其实那些人的下场都是比较惨的，他们里面的很多的人基本上都是被凌迟而死的，直接砍头都算是比较好的，被千刀万剐死去的滋味是很惨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人是战死沙场的，我要说的便是其中的汪海洋。

其实汪海洋虽然本来是石达开的手下，但是其实他还要比石达开要大一岁的。但是后来他却变成了李秀成的手下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从李秀成的手里面跳槽到了李世贤的手下。他是一个十分勇猛的将领，每次征战都会亲自出征。他在李世贤的手下的时候帮助李世贤立了很多的战功。战功立得大了他就变得高傲自大了，他就开始盘算想要顶替李世贤的位置了。

但是李世贤这块骨头难啃，他便将目标转移到了李秀成那里。他设计计谋诬陷李秀成的女婿是卖国贼，他的女婿就被处死了。后来同样的以这样的手段，汪海洋坑死了李秀成。干掉了李秀成后汪海洋的野心就更加的大了。

后来在太平天国以已经灭亡的时候李世贤吃了败仗投奔了汪海洋，本来汪海洋很开心，认为可以成功杀掉李世贤。但是李世贤之前的手下竟然想要重新投奔李世贤，这使得汪海洋乱了阵脚。但后来李世贤却自己作死，为了逃避清军的追捕，打扮成了清军的模样。就这样他这一形象被汪海洋污蔑为叛国，李世贤也被杀了。

在后来清军征讨汪海洋的时候，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地步了。太平天国在清军那里有个叛徒，这个叛徒知道每次汪海洋都会亲自出征，于是下令手下十几个人直奔汪海洋而去，汪海洋一拳难敌几十手，就直接被乱枪插死了。其实他的下场在太平天国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了。

太平天国起义中太平军使用的兵器是以冷兵器为主还是以热兵器为主？

太平军使用的兵器以冷兵器为主，但热兵器也不少，冷热兵器所占比例大概在9：16。　　许多文艺作品里，太平军战士的形象，都是裹着红头巾，穿着写有“太平天国”的号衣，手里拿把大刀或拿根长矛。 　　且不说头巾、号衣是否贴合真正太平军的打扮，单说武器，就只能打50分：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可不光有刀矛，还有很多火器。 　　早在金田起义时期，太平军中就有不少枪炮，咸丰元年（1851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将乌兰泰进攻新墟，一次就夺得太平军火炮13门，都铸有“太平左右军”字样，显然，这些炮是起义后自行铸造的，桂平当地也有韦昌辉“开辕门造炮”的记载。 　　除了炮，早期太平军也有不少其它火器，据被俘的李进富称，在紫荆山的太平军士兵，每人都要带一个装火药的布口袋，可见用量是不少的。 　　1855年左右出版的《行军总要》规定，太平军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两”（有25个人），装备抬枪两杆，鸟枪5杆，抬枪是由两人操作的，照此计算，太平军步兵装备火器与装备刀矛的比例为9：16，考虑到太平军一般不让新兵直接上阵，实际比例要更高。与太平军对敌的湘军，一个营分四哨，每哨八队，其中四队刀矛，两队抬枪，两队小枪（鸟枪），另有亲兵六队，其中三队刀矛，两队劈山炮，一队小枪，冷热兵器比为1：1，两相对比，差距固然有，但不算大。 　　大炮对于太平军而言十分珍贵，1852年太平军在湖南岳州意外获得当年吴三桂留下的铁炮，便如获至宝；进入南京后，重炮多被集中调配，如江北要塞瓜洲，就曾被分配装备重2000斤的铜炮。相对而言，抬枪、鸟枪和小炮就普及得多了。 　　对于洋枪的使用，太平军也并不落后，1855年湖口之战时，汪海洋等太平军“先锋队”就使用洋枪突击，1858年的繁昌之战，太平军刘官芳部已大量使用洋枪。后期太平军装备的洋枪洋炮数量极多，如忠王几千人的卫队都以洋枪为武器，苏州城里装备洋枪的士兵更多达20000人。 　　清军不论八旗、绿营或湘军，习惯上都将冷热兵器分别编组，如湘军，每个营的8个队（每队100人），要么全部装备刀矛，要么全部装备火枪，且鸟枪和抬枪都分别编组。而早期太平军则将冷热兵器混编，最基层的“两”也不例外。 　　冷热兵器混编的好处，是所有士兵都可以学习火枪技术，便于普及、推广和扩军，且每个小单位都能具备独立作战能力。但在太平天国时代，火枪的发射速度很慢，只有组成大队进行分组齐射，才能形成弹幕，冲破敌阵或阻止敌人冲击，从这个角度讲，湘军的编制模式更有利于大兵团的阵地战。 　　后期太平军一些部队也采取了将洋枪集中编组的形式，如陈炳文、邓光明部的洋枪队分别多至7000杆和4000杆，1862年雨花台大战，忠王李秀成率领13王、十多万人猛攻曾国荃湘军，更是将所能搜集到的几万杆洋枪和几百门新旧洋炮“悉萃于此一枝”，还摸索出用弹幕转移替代兵力转移进行压制的方法，起到了一定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决策是否正确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武装起义，历经3年，于1853年一举拿下金陵（即南京），并定为都城，号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后。 　　太平天国中人才济济，其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翼王石达开就是一位佼佼者。结合实际，灵活应用。拿下南京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成立中央政府，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攻城略地，旋攻旋走，几乎没有真正管治一个地方，很多地方是旋得旋失，非常不利太平天国的后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一个根据地，成立一个指挥中心和统治中心。而南京正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历史的后来发展亦证明太平天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外国侵略者就是在江南用兵扼满清的粮道（京杭大运河）逼其就范的，中国的近代和现代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发展与江浙一带密切相关，时至今日该地区仍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一带属富庶地区，且人文汇萃，据此，一可壮大声势，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又可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吸纳更多的人才，以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还可北上中原，直捣北京，夺取最后的胜利。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满清大震，咸丰皇帝是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太平天国俨然已具新朝之象，人们似乎看到满清行将灭亡，一时之间各地义军是蜂起云涌，各种人才是源源而至，以图一展才华，外国势力亦采取观望姿态，当时革命迎来一个 *** 。这些都表明建都天京是及时和正确的。 至于建都后，太平天国旋即采取两个重大的战略行动，即西征和北伐。因为西征既可控制长江沿线，确保天京的安全，亦可建立新的根据地，拓展疆域，与天京连成一片，其战略意义显而易见。后来西征遭受一些挫折，但翼王临危受命挂帅亲征后，迅速扭转战局，大败满清王牌主力曾国籓的湘军，湘军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曾国籓数次自杀，湘军一厥不展，极大地打击了敌人，取得巨大的胜利，使太平天国达到鼎盛。已使战略意义得到充分的展现，划上圆满的句号。至于北伐，显操之过急。这种“速胜论”高估自己低估敌人，是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幻想，当然，北伐的失败并不能置太平天国于灭亡，而太平天国的败亡实归咎于后面发生的天京事变及其后洪秀全逼走翼王。可以说太平天国是败在自己手中，而不是败在敌人手里。 　总体而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时间上的选择更显恰当。 　　 太平天国共分封多少王？

太平天国诸王名单

1、东王。杨秀清。 初封“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后加封“劝慰师圣神风秀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所刻东王印称“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圣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 1-1、幼东王。洪天佑。 封“殿前统领转奏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王五殿下幼东王九千岁”。 2、西王。萧朝贵。 封“右弼又正军师西王”。所刻西王印称“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西王萧朝贵”。 2-1、幼西王。萧有和。 封“殿前赍奏节钺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幼西王八千岁”。 3、南王。冯云山。 封“前导副军师南王”。 3-1、幼南王。萧有福。 封“殿前公议前导军师顶天扶朝纲幼南王七千岁”。 4、北王。韦昌辉。 封“后护又副军师北王”。 5、翼王。石达开。 封“左军主将翼王”。后封称“殿前吏部又正天僚开朝公忠又副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喜千岁”。 6、燕王。秦日纲。 7、豫王。胡以晃。 7-1、幼豫王。胡万胜。 封“殿前礼部正春僚顶天扶朝纲幼豫王强千岁”。 8、安王。洪仁发。 8-1、信王。洪仁发。 由安王改封“殿前京内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信王显千岁” 9、福王。洪仁达。 9-1、勇王。洪仁达。 由福王改封“殿前京内副总鉴御林兵马顶天扶朝纲勇王伦千岁” 10、恤王。洪仁正。 封“殿前工部正冬僚顶天扶朝纲恤王利千岁” 11、巨王。洪和元。 封“殿前京内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巨王显千岁” 12、宗王。洪利元。 封“殿前京外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宗王显千岁” 13、元王。洪科元。 封“殿前京外又正总鉴顶天扶朝纲元王显千岁” 14、长王。洪瑞元。 封“殿前京外副总鉴顶天扶朝纲长王显千岁” 15、见王。洪现元。 封“殿前京外又副总鉴顶天扶朝纲见王显千岁” 16、唐王。洪瑭元。 封“殿前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唐王显千岁” 17、同王。洪同元。 封“殿前又正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同王显千岁” 18、次王。洪锦元。 封“殿前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次王显千岁” 19、定王。洪钰元。 封“殿前又副总铸宝顶天扶朝纲定王伦千岁” 20、汉王。洪釪元。 封”殿前正开矿顶天扶朝纲汉王伦千岁“ 21、封王。洪春元。 封”殿前兵部又正夏僚顶天扶朝纲封王猛千岁“ 22、请王。李开芳。 封”殿前春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请王合千岁“ 22-1、请王。李永保。袭李开芳爵。 23、求王。林凤祥。 封”殿前夏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求王协千岁“ 23-1、其子袭求王爵。 24、祝王。吉文元。 封”殿前秋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祝王洽千岁“ 25、嘏王。庐六。 封”殿前冬季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嘏王让千岁“ 26、勤王。林启容。 封”殿前兵部副夏僚顶天扶朝纲勤王茂千岁“ 26-1、其子袭勤王爵。 27、光王。洪天光。 28、明王。洪天明。 29、瑛王。洪春魁。 30、琅王。洪魁元。天王 洪秀全 幼天王 洪天贵福 东王 杨秀清 南王 冯云山 幼南王 冯炳文 西王 萧朝贵 幼西王 萧有和 北王 韦昌辉 翼王 石达开 英王 陈玉成 忠王 李秀成 豫王 胡以晃 燕王 秦日纲 干王 洪仁轩 安王 洪仁发（后改封信王） 福王 洪仁达（后改封勇王） 恤王 洪仁政 巨王 洪和元（洪仁发之子） 崇王 洪利元（洪仁发之子） 定王 洪钰元（洪仁达之子） 请王（威王） 林凤祥 求王（毅王） 李开芳 辅王 杨辅清 赞王 蒙得恩 幼赞王 蒙时雍 章王 林绍璋 侍王 李世贤 勤王 林启荣（追封） 顺王 李春发 补王 莫仕睽 戴王 黄呈忠 首王 范汝增 正王 徐广琛 佐王 朱一波 慕王 谭绍光 遵王 赖文光 勇王 罗大纲 纳王 郜云官 诸王 黄文金 烈王 方成宗 宁王 张学明 随王 杨柳谷 听王 陈炳文 庄王（祝王） 吉志元 翰王 项大英 奖王 陶金曾 以王 陈金刚 顾王 吴汝孝 松王 陈得风 慰王 朱兆英 扶王 陈得才 康王 汪海洋 宁王 周文康 对王 洪春元 襄王 刘官芳 奉王 谷隆贤 来王 陆顺德 护王 陈坤书 启王 粱成富 导王 陈仕荣 孝王 胡鼎文 航王 唐正财 相王 陈潘武 古王 蓝成春 比王 钱桂仁 比王 伍贵文 从王 陈得德 康王 汪安钧 保王 康容海 归王 邓光明 会王 蔡元隆 谐王 谭体元 淮王 邱远才 敬王 林大居 畏王 秦日南 直王 林得英 趋王 黄章桂 爱王 黄崇发 善王 陈观意 匡王 赖文鸿 循王 魏超成 梯王 练业绅 金王 钟万信 荣王 廖发寿 挺王 刘得功 佑王 李远继 乐王 谭应芝 享王 刘裕鸠 昭王 黄文英 感王 陈荣 潮王 黄子隆 凛王 刘肇钧 拱王 杨张安 湘王 黄子澄 广王 李恺顺 武王 汪有维 纪王 黄金爱 祥王 黄隆芸 贵王 陈得胜 扬王 李明成 守王 方海宗 利王 朱兴隆 显王 袁得厚 志王 陈志书 然王 陈时永 粱王 凌国钧 邹王 周林保 柬王 赖桂芳 怀王 周春 献王 王文发 养王 吉庆元 佩王 冯真林 跟王 蓝仁得 沛王 谭星 誉王 李瑞生 稽王 吴玉堂 陪王 谭富 幼陪王 谭标 赞王 赖阿养 报王 秦日富 奏王 苗沛霖 端王 蓝大顺 文王 蓝二顺 周王 汪麻子 卫王 杨雄清 成王 陈聚成 贡王 粱凤超 穰王 黄绍忠 列王 黄明厚 徐朗 林彩新 金友顺 傅振纲 李万才 刘得义 邱国文 萧雅泗 黄宗保 洪桂芳 李清青 朱义得 沃王 张乐行（捻军） 鲁王 任化邦（捻军） 荆王 牛宏升（捻军） 魏王 李蕴泰（捻军） 粱王 张宗禹（捻军） 勇王 龚德树（捻军，追封） 太平天国迁都天津好坏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 00 分享到： 太平天国(26)自相残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