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皇帝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2009-05-03 10:11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杨联升 载《国史探微》

引 言
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时间表。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影响到所有和官方接触的人。在这一节的结尾，要对学生、僧侣、道士的时间表作些一般性的叙述，因为这些人和官员阶层有密切的关联。第二节包括农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隶的营业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假日和节庆。为求简要起见，第一节标题是“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第二节标题是“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我认为这些事情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虽然并非绝对(这是当然的)。从另外一个观点看，我们可以应用一个名为三W的方程式：福利(Welfare)等于工资(Wage)除以工作(Work)。当然，在应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时，我们必须考虑下述的因素：实际的工资和名义的工资，工作者事先的训练，工作的紧张程度，及工作的条件等。有时工作和游憩可能不易分别；例如：一个统治者可能会完全将他专心定策的时候当作一种享受，而一个艺术家在致力于创作时也是一样。不过，从社会的观点看，当一个人执行他的角色所要求的职责时，他是在工作。因此，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反映各个团体对社会所作贡献的模式。

一、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

这一节主要限于官员阶层的正常时间表，因为每一个官员的工作时间表显然不必相同——他的职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闲的。还有，时间表也可能因为国家是在和平时期或处于危急状况而有所改变[1]。夏天的时间表和冬天的时间表也会有季节性的差异。并且，即便正常的时间表也不能永远同样严格忠实地遵守。一个懒惰的统治者或官员常常不能按时办公或视朝，而一个勤谨的皇帝会日夜不休地工作。记录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开始描述讨论时间表的正常实施情形。

首先，我们要问，在传统中国是否有相当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汉代，官员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办公，这个假日称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这一个假日。不过在汉代以后的分裂时期，南方中国曾经有所改变；我们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经规定每十天之中才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这一个规定。这些假日称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时代再进一步削减，完全废去这一类假日的规定(直到民国时期，星期天才成为官方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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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时期，官员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参考《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15。
[2] 例子见《汉书》卷46，页11下；卷50，页12上；又见《后汉书》卷74，页3下。
[3] 清代类书《渊鉴类函》卷123，页37下—38上，载梁刘孝绰“旬假”诗；又载隋江总诗，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总原仕于陈，但这首诗可能在隋代时作。
[4] 《唐会要》(《丛书集成》本)卷82，页1518—1521；《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历史上对例假日的不断削减?可以想得到的简易答案有两个：第一，这种改变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务员处理的政府职责(或许是繁文缛节)长期的增加；第二，中国历史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皇帝对待他的官员越来越像一个严厉的主人．大致说来，这些解释可以用于统治权力较前代集中的明、清时期。唐代的事例则有所不同，因为如我们将要谈到的，唐代的节庆假日和其他假期相当多。
要了解从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汉制转变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们必须考虑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官员的住所。可以断言的是，汉代官员习惯上住在他们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论上，虽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办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时间他都可以处理公务。由于大部分官员住在他们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对于家庭在一定距离内的官员来说，等于是一个回家的休假。
根据史籍所载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一个清廉的官员由于无力乘车或乘船，会步行回家。一个喜欢交际的人在回家途中，会首先拜访他的亲戚朋友[3]。无疑地，很少官员会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外，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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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页351—353。
[2] 《说文》对“申”(下午三时至五时)的定义“吏以铺时听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这个事实。参见《说文解字诂林》第十四下，页6643下—6647上。
[3] 《后汉书》卷106，页12上。

前汉时期，薛宣守左冯翊(一个邻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员都休假，只有贼曹掾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这样的一个教令给他：“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张扶因此自觉羞愧，而其他的官属则赞美这个教令[1]。
汉代以后，可能继续有一段时期官员必须住在官署里。这可以用公元3世纪曹魏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苛刻的官员不肯给一个属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亲，而这个属僚的父亲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农王思在他年老的时候变得疑心很重，当这个属僚因为父亲病笃而要求请假时，王思生气地表示：“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第二天，这个属僚的父亲死了，王思一点也没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时期，当官员开始编组在夜晚到官署轮值时(这个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时代中国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变。从唐代开始，官员习惯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当然，如果是一个朝会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员会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们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没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员留在官署的时间减少，削减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类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规定了节庆的假日。在唐、宋时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节庆。最长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据我统计，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节庆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诞和老子的诞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这样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为“休务”，可以推测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照常办公[4]。宋代不认为佛诞和老子诞辰是法定假日，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响力的衰退。
元代规定有十六天的节庆假日[5]。明、清时期，节庆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还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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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卷83，页4上—5上。
[2] 《太平御览》卷634，页2下。
[3]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页732—735。
[4] 《宋会要稿》“职官”六十，页4上。
[5] 《通制条格》卷22，页4上。

法令最初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新年、冬至，还有皇帝的生辰[1]。实际上，端午节和中秋节也变得重要了。不过明、清时期的主要改变是采用了长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钦天监的官员会选择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为全国官员“封印”的日子。大约一个月之后，又会宣布另外一天来“开印”[2]。在这一段期间，官员仍要不时到他们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处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对例假日和节庆假日损失的补偿。
当个人为了执行对家庭和宗族的责任时(例如，近亲的婚丧)，政府的法令也规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类似的假期。最宽大的是唐代的规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儿子行冠礼时，有三天假期；如果是亲戚，则有一天。
三、儿女行婚礼时，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亲行婚礼，则分别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亲去世，强迫解官三年；如果是军职，则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亲去世，分别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远亲，则分别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亲身受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
七、个人的忌日，给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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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43，页1235—1236；《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本)卷92，页1上—6下。
[2] 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遗》，页736—749。

除了最后一项，这些规定似乎大部分为宋代所遵循。明、清时期，许多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为特殊的，必须等待皇帝的批准[1]。唯一完全严格执行的规定是，父母亲去世之后强迫解官三年[2]。这些改变似乎显示了个人对皇帝及父母亲责任的增加或不断强调，相对的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关系——譬如对其他亲戚和老师的责任。这显然是明、清时代道德的一个特色。
关于每日的工作时间表，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长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这种类似甚至从他们官署建筑构图的相像反映出来(当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一个地方衙门，就像皇帝的宫殿，在前面有大门和庭院，两侧有警卫和属僚用的小户间，大堂相当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来执行仪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当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别是后殿)，主要用来完成每日的职务。在一个小衙门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为签押房。这个私人的办公室或事务室，官员可以用来阅览公文，也可以和他的亲信幕僚商谈，无论是在上午例常的办公时间，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随意的工作时刻。皇帝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指定一个内殿或事务室，虽然不称为签押房。衙门后面的部分，用作长官家庭的住所，相当于皇帝后妃的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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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会典》卷5，页115—116；《大清会典事例》卷296，页l上—2上。
[2] 皇帝可以要求官员在丁忧结束以前回复原来的职位，称为夺情起复(或简称起复)，但只有在军机紧急时才能如此。大致说来，唐、宋时期使用这个方法要较后代为多。
[3] 地方政府衙门的肄筑设计图常见于地方志。

皇帝的时间表通常从清早的朝会开始。仪式性质的集会通常在节庆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举行。比较不正式的集会则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举行。朝会的时间早得惊人，约在早上五点或六点。如果朝会到七八点才举行，就被认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圆明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统治者相当忠实地遵守这个早朝的时间，这一事实无疑有助于清代成为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朝代，虽然它是外族[1]。
不过，清朝皇帝的榜样并非一定为地方官所仿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官署或者会依据类似的一个时间表。甚至当雍正皇帝对各省长官作特别严密的监察时，官员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据雍正朝刊刻的《州县事宜》[2]，许多府、县官简直都不在早上开始办公。《州县事宜》要求他们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钟宣告办公时间的开始(或结束)。地方政府，特别是府、县级，一般使用声音比较不威严的传梆和打点[3]。在笞打的处罚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准时到衙。在元代，权相桑哥甚至在相府严格地使用这个方法对付他的属僚；有名的艺术家兼学者赵孟頫就曾因为在晨钟之后才到达而受笞打。在赵孟頫向更高层的机关控诉之后，桑哥才把这个处罚限于曹吏以下[4]。
对于官员的升迁，服务的时间(劳)和服务的表现(功)同样地受到考虑。至少早在汉代，就已经如此规定了[5]。不过，从哪一个朝代开始，政府使用签到簿让官员签到，则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个例子，政府仓库的官员、胥吏和警卫必须在所谓“卯酉文历”上签到[6]。明、清时期，在许多机关里，使用类似的签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员要在“直簿”上签到，这种直簿大概在较早时期已经存在[7]。有时候值夜只不过是虚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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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会的日子和时间的规定，见各朝的法令，如《唐会要》卷24，页455—458。清代朝会的简略叙述，见震钧《天咫偶闻》(1907)卷1，页2下—4上。
[2] 宦海指南本，页9下—10上。
[3] 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中和月刊》2卷(1941)10期，页73—74。
[4] 《元史》卷172，页6上。
[5] 大庭修，“汉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升进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12卷(1955)3号，页14—28。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 Vol．I(1955)，p．47。
[6] 《通制条格》卷14，页5。
[7] 《唐全要》卷82，页1516。

譬如在北宋时期，四馆的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来躲避值夜。结果馆阁的值夜签到簿“宿历”得到了“害肚历”的外号[1]。
当然，一个谨慎的官员不只遵守办公时间，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额外的工作时间。我要引用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的工作时间表作为例子，当时他正领导平定太平军的战事。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记记载[2]，他决定他的每日时间表必须包括下列各项：

上半日 见客审貌听言 作折核保单

点名看操 写亲笔信

看书 习字

下半日 阅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记银钱账目

夜 间 温诗、古文 核批札稿

查应类事目
曾国藩又决定在早上特别留意吏事和军事，下午特别留心饷事，晚上则专心于文事。大致上，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些变化。我还要补充一件事，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两局的围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尔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时间。很显然，他非常勤劳谨慎地恪尽他的职责，他的榜样影响了很多和他同时的人。
曾国藩是一个谨慎的家长，他不仅为自己订下了工作时间表，对他的家人也是一样。根据他幼女的自传[3]，1868年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时，他为家里的妇女订下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表：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巳、午刻后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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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梦溪笔谈》(《四部丛刊》本)卷23，页5下—6上。
[2]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十四，页41下。
[3] 《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页6。

家中的男子则要做四种功课：看、读、写、作。曾国藩亲自验功，有些功课每日验一次，有些几天一次，有些则每月一次。
这使我们联想到帝制时代中国学生的时间表。中央官学(太学或国子监)学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员相同，同样地有相当多的假日[1]。这些学生的数量不多，多半是数百人，而数千人的时候较少。大部分学生在私学私塾读书，他们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节庆才放假。明、清时期，私学私塾也有大约一个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学校的时间表有关的，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农家子弟的学校只在农闲季节上课。汉代的作品《四民月令》[2](这本书主要是业农者的时间表)载，九岁到十四岁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学，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学。唐代的中央官学学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显然是为了适应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宋代，农家子弟就读的乡下学校称为“冬学”，因为这些学校只在冬天开课[3]。冬学这个名称甚至现在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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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的学生必须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试，《唐令拾遗》，页274—276。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国子监学生的例假(《南痈志》卷9，页4；《国子监志》卷43，页21上)。
[2] 《全后汉文》卷47，页1上—8上。
[3] 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1937)，页815。

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1]。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
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2]。
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3]。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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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卷1，页79之3—80之3。《梦粱录》(《丛书集成》本)卷3，页19—20；卷4，页24。佛教的戒律反对杀生，在指定的月份和日子里也有不准屠宰的禁制，这一规定在许多朝代都曾施行。
[2] 《东京梦华录》(《丛书集成》本)卷3，页7。《梦粱录》卷13，页114—115。
[3] 这是唐僧怀海(720—814)所立的规律。
[4] 参见本书另篇，“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二、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

农人每年的时间表，无论对统治者来说，或对农人本身来说，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为了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者的方便，从古代起，政府就负担起制历的功能，历法等于是一个详细的工作时间表。此外，古代的统治者，照理想说，应该顺导调变四时的阴阳，以协助百姓。这个看法在汉代远比后来盛行；一直到清亡以前，仍然有领导农耕的仪式。例如，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执行一项仪式，鞭打一只为宣告农时已到而制的土牛。在春季里要选一天，皇帝带着他的朝臣行亲耕的仪式，为百姓做榜样。更实际的是，地方官要监督及劝导农民耕作。当然，最要紧的是按期限缴纳赋税，农民对这件事情不能够忽视。
强迫服役和诉讼是不时干扰农人时间表的两件事。从汉朝到唐代中叶这一段期间的大部分，百姓必须负担相当重的力役和兵役。自古代以来，思想家们虽曾不断地警告，除了农闲季节之外，不可以征募农人服力役，但是不幸这个忠告常被忽视。在较近的帝制时代的中国，当兵有成为独立职业的倾向，力役也有折钱的倾向。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干扰的减少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增加，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诉讼花钱。对于在衙门习气和腐化贿赂之下很容易受折磨的农民来讲，这个说法尤其正确。例如，当公元2世纪汉代走向衰亡的时候，农民要想在城市里解决一件法律案件，是极其困难的事。除非他在清晨或傍晚短短的开庭时间内出庭，否则他就无法得到宣判；即使如此，如果他不行贿，他就无法见到法官。他常要在城市里停留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因此他的亲戚或邻居必须携带粮食和生活费用去送给他。据公元2世纪学者王符的估计[1]，在汉代，这种情形浪费了每天三十万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可能是夸张，但无疑诉讼会严重地干扰到农人的时间表。后世曾经试图补救，但是极少成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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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潜夫论》(《四部备要》本)卷4，页26下—29上。

宋代，有一条有趣的规定，在劳动季节里，农人不准打民事官司。这个规定称为“务限”，自二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1]。
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依照地方习惯的不同，农人的妻子会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不过通常她是纺纱织布的人，如果有足够的灯油，她会一直工作到半夜。从事纺织的妇女共同使用灯火，也是一项自古以来的习俗[2]。
在实施共同耕作的地方，如宋、元时代的四川，用“耘鼓”和“田漏”来划分时间。宋代学者曾经吟咏这两种及其他的农具

参考文献：http://hi.baidu.com/%C0%D6%C0%CB%B9%AB/blog/item/a2907913dbf51b0a5aaf538d.html

清朝皇帝作息时间表
根据对清宫档案研究，清代皇帝在宫中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规律的，除国朝大典外，一般的情况是：
　　1.上午 5：00——7：00左右起床、请安、早读;
　　2.上午7：00——9：30早膳;
　　3.上午9：30——11：00上朝理政，办理公务;
　　4.上午11：00——下午2：30午休、晚膳;
　　5.下午2：30——5：00看书学习、吟诗绘画或由妃嫔陪同看戏、听乐等娱乐;
　　6.下午5：00—9：00晚点或酒膳，做佛事，然后就寝。

看关于宫廷的电影，一般勤勉一点的皇帝上朝时间都是在卯时三刻，大概也就是现在的凌晨5：45。其他的作息时间还真不好说的。你问官员的可能还有的说到，皇帝的么，没得讲成啊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18 14:38 汉朝生活礼仪一、立容：
贾子曰：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闲二寸，端面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肃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参考文物，经立时正身、平视，两手相合，掩在袖子里。手从胸口到下腹，放在任何位置都行，甚至持着、拄着东西也行（古人是很通融的^_^）。注意：中国人注重自然，而不是笔挺，所以手臂要柔软，切忌僵直——这样汉服才会顺势铺成柔和的曲线，展示出华夏之美。
我们常见夫子行叉手礼的像——但这个动作应当是配合磬折来表达敬意的——也就是说，腰应当同时弯曲大概三十度。当然，处于艺术上的考虑，画家还是画成了直身。
应用：窃以为经立是汉服同道必须注意的，对师长应当共立。鉴于现在人不行大礼，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增减躬身的程度——但至少，低头示敬是必须的行礼：
1、正规揖礼：左手压右手（女子右手压左手），手藏在袖子里，举手加额，鞠躬九十度，然后起身，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手放下。
2、一般揖礼：直立，两臂合拢向前伸直，右手微曲，左手附其上，两臂自额头下移至胸，同时上身鞠躬四十五度。正规场合，对朋友。
3、拱手：类揖手，只是身子和胳膊不用动。
4、颔首致意。
5、正规拜礼：直立，举手加额如揖礼，鞠躬九十度，然后直身（这段叫鞠躬），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双膝同时着地，缓缓下拜，手掌着地，额头贴手掌上（这叫拜），然后直起上身，同时手随着齐眉（这叫兴）——然后根据礼节，平身或再拜……平身时，两手齐眉，起身，直立后手放下。
6、一般拜礼（用于雅坐时）：抬起臀部，直起上身，膝盖支撑身体，然后拜手（手至地，头贴手）或叩头（头扣地）或稽首（时间长）或顿首（时间短）。
7、女子行礼：本着平等的精神，不要求女子特殊行礼。但处于忍让的风度——女子行礼两手合拢放胸前，微屈膝，微低头即可；若拜礼，上身直，膝着地，拢手下垂，头微低，即可。
应用：5用于一般用于祭祀，或非常敬重的场合。6用于雅坐时。1到4，应当作为汉服时的日常行礼，依据具体情况——对方受尊敬的程度，和具体场合容许你表现礼节的程度……现在人缺少礼仪观念，不必过分要求，但拱手应当能做到。如果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又有人来，当注意问候时要根据身边人的情况，决定行礼的程度。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 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梁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
　　时节的变化对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不小的影响。如汉末人徐干说：“在炎气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贵族也感到“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然而季节对饮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后妃那里却被降至当时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葱，韭黄等蔬菜，而这些蔬菜是耗费大量钱财，太官“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而生。”在炎热的夏季，皇帝与后妃则是“坚冰常奠，寒馔代叙。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一个总结的口号，确实是趋势。

百姓不是习惯，而是不堪，不堪分裂下的年年征战。战士年年征战也早就没有了斗志。

生产水平和消耗都在战争上，必然就会有这个趋势。

项羽是“衣锦”不肯“夜归”的人，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汉代服饰：
宽衣肥袖是汉代服装区别于其他民族服装的最大特点
日本和服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而非我们去模仿。
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系上五彩的带子。

二、汉代的计时方法
公元前104年，汉朝编造了《太初历》，载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的精确会合周期。
这是中国历法的第一次大改革，但精度较差.
十二辰即十时辰，在汉朝后期开始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的一种记时方法。用十二时辰记时时，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个小时。
在汉代人们习惯将十二辰与十二地支一一对应起来，即习惯说子时、丑时、寅时、卯时……亥时。一般情况下卯时正好日出东方，午时却日上中天，到酉时太阳已开始在西边沉下去了，所以又有日出为卯时，太阳当头是午时，日没则是酉时之说。其实，在汉代以前就有十二辰一说，那时的十二不是计时的，而是对周天的一种划分方法。其方法是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划分为十二等分，并用地平方位的十二地支命名，即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与二十八宿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于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位置随着季节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只有当星宿南高挂在正中天时，十二辰才与地平位中的十二地正好一一对应。但到汉代后期，人们又用十二辰来记时，为了记时时不因二十八宿在夜空中位置的改变而出现差错，所以就规定日出为卯时，日上中天为午时，日没为酉时，且沿用至今。

三、汉代的技术
汉朝铁的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而此时的西方对于铁的使用却不如我国普及，这与双方
社会发展历程有很大关系在后面我会在谈及。 由此可推断，士兵带甲上阵已经在三国时代
的战场上很普遍了，当时的军队的平均防御水平已经到了较高的程度。

四、汉代的植物
汉武帝在长达53年的统治中(公元前147年—前87年)，拓展了帝国疆域并扩大了对外联系。他的著名使节张骞从中亚带回了各种有用的植物。究竟是哪些植物，记载不一，最常提及的是葡萄和紫花苜蓿。张骞并没有引进后来归于他名下的大部分植物，其中有几种先前就传入了(例如小麦)，也有许多是后来引进的(从胡萝卜到菠萝；罗佛，1919年)。但无疑该时代对科学、医学及农学思想的传播是决定性的：丝绸之路前所未有地繁荣兴盛起来了。

五、汉代的音乐
东汉时期的音乐风格承继于西汉。在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中，有乐舞百戏图，反映了当时的音乐舞蹈情况。 乐器方面，东汉保留了西汉的竽、瑟、琴。

　　汉唐两代皇帝饮食的最大共同点，恐怕就是多元化了。汉朝之前，皇帝的食物种类极其有限，仅仅局限于中国原产的一些果蔬和肉类。
　　但是汉唐两个朝代经济空前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加之朝廷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本国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不断引进的外来食物使皇帝餐桌上的选择越来越丰富。
　　汉武帝时期，张骞受朝廷派遣，奉命出使西域。他在顺利完成“凿空”之旅的同时，还带回了很多西域的食物，比如：胡瓜(即黄瓜，南方又叫青瓜)、胡桃(即核桃)、胡荽(又名香菜、芫荽，是一种香草，可做调料)、胡麻(即芝麻)、胡萝卜、石榴。这使得汉武帝的用膳选择丰富许多。
　　相传当年汉武帝尤其喜欢胡荽的异香，很多菜肴都要加上些许胡荽才能合他的胃口。
　　唐朝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原产印度的菠菜等作物传入中原，又成为皇帝的一大喜好。同时，胡汉的交流更为密切，很多胡人的烹饪方法传入御膳房，于是皇帝的餐桌上又多了“胡饼”等新式食物，深得皇帝喜爱。
　　除了多元化，汉朝皇帝的饮食还有另外一大特点，那就是季节的限制被降到最低，即皇帝可以享用到“反季节”的食物。在古代，科技水平比较低，没有空调电扇，即使是达官显贵，在夏天也会热得汗流浃背，扇子都失去了作用，吃饭的时候人们也都热得没精神，食欲不振。
　　但是汉朝皇帝却可以较小地受到季节的限制，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侍奉皇帝用膳的宦官仍能千方百计地找到冰块，放在皇帝用膳的宫殿，为皇帝消暑;同时又能够将一些食物进行冰镇，使皇帝在夏天能够“坚冰常奠，寒馔代叙”。
　　此外，汉朝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食物管理系统，专门管理皇帝的日常饮食。负责皇帝饮食的官员有太官、汤官和导官，他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掌管皇帝饮食的整个管理系统总人数竟达数万人之多。所以汉朝皇帝的饮食排场，从中可略知一二了。
　　同时，唐朝的皇帝饮食也极尽奢华之风。平日里皇帝的饮食自不必说，唐朝还兴起了大臣宴请皇帝之风。当然，食物的安全问题是放在首位的，宴请之前，下人们的“试吃”是必不可少的。比较有名的一次宴请是韦巨源晋升丞相后，为答谢皇帝而为唐中宗举办的“烧尾宴”。
　　所谓“烧尾宴”，是指一些人进入仕途，或者得到提拔后所举行的宴会，用以答谢支持和培养自己的人。这个名字还有些来历。相传大禹治水时，凿通了龙门，每当三月江水融化之时，成群的鲤鱼就会到这里来跃龙门，期望化身成龙。每当有一条鲤鱼跃上龙门，便有云师雨伯在天空中出现，用天火烧鲤之尾，鲤鱼便会顿时化成神龙飞上天去。
　　因为鲤鱼只有被天火烧掉尾巴后才能化身成龙，所以“烧尾”一词就有了一个人飞黄腾达之意，烧尾宴就成了仕途得意之人宴请宾客的特殊名词。当年韦巨源晋升丞相之后，为了报答唐中宗的厚爱，当然也为了笼络人心，特地为唐中宗设置了烧尾宴，其奢华程度，令后人瞠目。
　　烧尾宴上，单是有记载的，就有五十八道菜，涉及了熊、鹿、狸、虾、蟹、田鸡等南北方各种珍奇之物。每道菜的制作工序都相当繁琐，据说当时一道仅仅用于观赏的菜“素蒸音声部”，就需要用蒸面和素面捏制七十个蓬莱歌 *** 子，而且女子面部表情生动，动作两两不一，耗费人力之大令人咋舌。其他菜肴更不必细说了。
　　所以唐朝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皇帝的饮食逐渐奢华起来，靡靡之音的亡国迹象，在中后期日益凸现出来。
皇帝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