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读史方舆纪要》，才能有所收获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特点：
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及翻译如下：

1、《读史方舆纪要》原文。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

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泛滥之水。

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豁、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

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

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

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

2、《读史方舆纪要》翻译。

有客人对我说：“您所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汇集了历代已成定论的论述，考究了诸家发而未尽的言论。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地写。

每到坐船乘车经过的地方，也总是观览那里的城邑，考察那里的山川，乡里、道路，查问那里的关卡渡口，以至于那里往来贩卖的商人，戍守边防的军士，有时也同他们从容不迫地交谈讨论，考查审核诸家之说的异同之处。

您对这部书，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考虑得很深入！后代有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寻求险要之地，判别适于攻守之处，从远处说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从近处说想详尽地了解都城之间的情况，不是您这本书，将到哪里去了解呢？”

我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古人说过：‘量某些东西尺还嫌短，量某些东西寸还有余。’很高明的木工或许不擅长雕镂的技艺。我不曾探寻过长江黄河的水源，登攀过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岭、南海一带，往北未到过燕冀故地。

间或有亲自游历过的地方，但有时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时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够心情旷达、悠闲自得，广泛地观览询问。间或也曾在地图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寻找前人的论述，也不过是举出一点而遗漏了大部分罢了。

古人说过‘见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听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通过别人转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多得数不完。我的书，难道就能够作为依据吗？况且孙子说过：‘不熟悉山林险关沼泽等地形情况的，不能行军。

谈论地利谈得高妙，也没有谁比得上孙子。假如只相信我的书而不从向导那里得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却想听到声音，闭上眼睛却想看见东西，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说，地理的优势又有什么经久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当初秦国利用函谷关的险势打退东方六国的进攻还绰绰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盗还嫌它不够险要。诸葛武侯出兵剑阁，威震秦陇，谋取三辅之地。

所以，纵然是铁打的城墙、滚烫的护城河，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

才够得着肩的矮墙，有时连百丈高的城墙也不能超过它的作用。只能浸湿战车车轮的小水沟，有时连深广险恶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

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间寻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什么地利呢？

孙子说得真好啊，他说：‘我不想打的时候，即使是在地上画出一道界线来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交战。我想打的时候，敌人即使筑高营垒，挖深濠沟来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战。’既然如此，那么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了。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吧？听以说，方圆奇偶之数，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伏羲氏用它画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种大法。伍、两、卒、旅这些军队的编制，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阵法，李靖用它创造出了六花阵。

城邑山川，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从西北方兴起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兼并东南之地，而从东南方兴起的人又未尝不能利用它来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说：不变的本体，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状，却可作为不同形状的准则。

阴和阳没有恒久的位置，冷热寒暑没有固定的时间，险要和平易没有不变的地方，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地理。

如果一铢一铢地称东西，一寸一寸地量东西，到头来造成的差误一定很多。我曾经考究过蒙古人的用兵，真是变幻奇特、不可捉摸，他们出兵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灵活运用，所向无敌。

所以他们的军事谋略比起前人来是最高明的。他们难道曾在标有山川关塞的地图和记载乡里道路的志书上寻求过地利吗？既然如此，那么只知从我的书中寻求地利，恐怕还是刻舟求剑一般的见解吧。

《读史方舆纪要》的意义：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

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

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