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皇帝庙号同为『仁宗』『宣宗』，在明朝成就了『仁宣之治』，清朝却变成了『嘉道中衰』

历史上的“仁宣之治”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团结的年代，史称“仁宣之治”。收缩政策在那个年代是正确的。

关于收缩政策，其实一开始明朝对外政策不是这样，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大帝朱棣，明朝就开始大规模的开始对外开拓，对于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开始了南征北讨，扩大版图。并举行了我国古代历史乃至世界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来巩固加强我国对外国的影响力。

但是连年的“下西洋”活动和连年的征伐活动，逐渐把两朝的积累逐渐挖空，所以在朱棣统治末期，明朝国力也到了极限。后继者明仁宗、明宣宗，为了防止国力再继续透至下去，只能采取黄老之道治国，以调养军民，恢复国力。这时候就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团结的“仁宣之治”。此时实行收缩政策，尽管现在的人可能会对白白放弃已经得到的国土表示鄙夷，但在那时，此举为必行之举，为什么？因为下西洋和征伐活动连年的透支着这个国家，国库没有那么多银两来支持，如果一意孤行，可能会造成王朝大厦将倾的危机，所以不可再大兴土木。

其实历史上的这两位君主自身也缺乏雄主的雄才大略，只为巩固传统上的领土，并无开疆扩土的气魄，更注重的是国内的内政、民生。但是这个政策也是形势所迫，不能因为是“收缩”就对两位君主苛责，因为毕竟在他们是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使明王朝转危为安。再国力恢复后没有恢复对外开放应为后世封建君主之责，与“仁宣之治”无关，更与仁宗、玄宗无关。

说起明朝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那就是仁宗朱高炽了，他在位时间仅仅是十个月，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在这十个月的时间内却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是个非常仁义、心怀仁术的君王，因此也被称为明仁宗。 

朱高炽能被后世如此赞誉，看他的庙号明仁宗就知道了，他和朱元璋以及朱棣相比就在于一个“仁”字。 在他的父亲朱棣北上时，但是作为太子的朱高炽主要负责监国的作用，为朱棣的亲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所以说朱棣五次北伐的功劳，有很大一部分要属于属于明仁宗朱高炽的。朱棣在位期间，由于不断的打仗，消耗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国库空虚，社会矛盾突出。朱高炽一上任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国库空虚的现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朱高炽的母亲是大将军徐达的女儿，徐达也是朱元璋最器重的人，以母系家族出身而论放眼当时他绝对算是最为显赫的皇孙。朱棣和徐氏都十分注重对朱高炽的素质教育，朱高炽自幼就接受了文武素质教育，朱高炽其实自幼颇有勇力，能骑马射箭，但是朱高炽在接受儒家教育之后，他则更加偏爱于儒学经典，也养成了他喜静不喜动的性格。 他在位时期赈济灾民、开垦荒地、修筑堤坝、解决漕运、在全国扩建粮仓等等举措，对大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朱高炽的明仁宗庙号当之无愧，正是在他的仁政之下，才奠定了国力基础，开启了“仁宣之治”。可惜朱高炽英年早逝，不然绝对有理由相信大明王朝在明仁宗的带领下一定会创造更多的辉煌。

明朝仁宣之治（大明之明宣宗）

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段为史家所共同称道的仁宣之治。仁宣之治结束了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成祖朱棣所实行的高压政治，继承和发展了被推翻的短命皇帝建文帝的宽仁政治。经过仁宣之治，政治清明，法纪严明，仓廪充实，百姓安居，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

仁宣之治由明朝第四、第五两位皇帝仁宗和宣宗共同创造。仁、宣二帝的共同之处，一是这两位皇帝均自称是守成之君;二是他们所实行的仁治，却是当年其父、祖朱棣赖以推翻建文帝的政治借口。

守成即守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守旧;名曰守旧，但却实行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策略，个中滋味颇耐人寻味。

朱元璋杀功臣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雅俗共愤。老百姓知道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开国之君，而是因为他“火烧庆功楼”屠杀功臣。

当然，“火烧庆功楼”只是后世说唱文学对他屠杀功臣的形象概括，但屠杀功臣确是中国历史上血淋淋的事实，是其治国及保持朱明王朝统治的一大策略。

朱元璋“为政严猛”，其中固然有乱世用重典之意，但靠武力打天下的朱元璋，似乎对杀人有着特殊的嗜好，动辄数千数万的杀，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遍地，令人发指，为历代开国皇帝所不及。篡位皇帝朱棣也属于打天下者，“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功勋卓著，因而能“据幽燕形胜之地”，拥兵自重。

朱元璋临死时甚至都不得不告诫朝廷：“燕王不得不虑”。但由于朱元璋杀戮过重，把当初打天下的元功宿将杀得一干二净，致使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朝廷已无将可用，使朱棣“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夺得帝位。

有其父必有其子，经历了两次打天下的朱棣不仅才略“同符高祖”，其嗜血程度也毫不逊色，惟一不同的是他搞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为我所用就杀无赦，不仅灭门，而且诛三族、九族，连学生门人都不放过。有的还要“抉其齿”、“剥其皮”、连肉带骨头剁成烂泥。

朱棣当初是以反对建文帝仁政为造反口号的，因此凡是建文帝所实行的仁治政策和措施都一概否定，恢复了朱元璋的那一套，“用法严峻”，倒行逆施，又好大喜功，搞得民不聊生，著名的唐赛儿起义即是当时政治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朱棣当皇帝，继承和延续了洪武高压政治的肆虐，推迟和拖延了国家文治的时间。以武力夺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纵观朱元璋和朱棣的严猛政治，虽借鉴了元朝政治松弛的历史教训，但成千上万杀戮无辜，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并且其杀戮具有显著的政治意味，具有显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杀方孝孺、杀解缙，就是这样。杀方孝孺是因为方孝孺不能为我所用，因而就杀掉他的脑袋;杀解缙则是因为解缙不能为我所管，不能给他换个脑袋，于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脑袋了。

帮助谋划“靖难之役”、朱棣颇有眼光和远见的主要谋士姚广孝，当初曾预见到方孝孺不会屈服于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就会绝种。

朱棣也答应不杀方孝孺，但皇帝们的承诺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绝了朱棣的利诱和威胁，朱棣就毫不客气了，先诛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块。

不仅如此，连方孝孺的书也不许在世上流传，藏匿者也要杀头。杀了方孝孺，再杀解缙，明代文坛一派肃杀，沉寂、萧条数百年之久。

高压政治稳定了政权，高压出太平，但这样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隐藏着尖锐、深刻、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爆发像唐赛儿起义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

朱棣把诸多的矛盾和问题留给了儿孙，仁宗、宣宗实行与朱棣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人们厌倦、恇忧严猛政治游戏时，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为人们反复经历高压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虽出于思想稳定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自称“守成”，宣称“体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丝毫有所增损”。

但却实行了“维新之政”，才有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的治平之象。

史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颇具深意地说“民气渐舒”，即民心顺畅了，民气舒展了，把“民气渐舒”作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对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皇帝的庙号和谥号应该是皇帝死后给评定的，庙号起源于商朝，庙号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可到了后来庙号开始泛滥了一般只要不是王国之君都有庙号。

庙号常常放在谥号之前，同谥号一道构成已逝帝王的全号。唐朝以前对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但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扩展资料

谥号的形成

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但是近代以来，王国维等根据金文考释得出的结论谥法应当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恭王、懿王阶段，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同。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制度。

中国古代，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唐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谥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