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为什么要给秦桧翻案

现在有些人喜欢历史"翻案"，个人认为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或开玩笑调侃历史，以偷梁换柱混淆概念手段，说是从另一角度理解实际是片面"诠释"；

第二类，企图混淆历史，以此误导国人觉得以前所接受的历史都是错的，从而模糊民族文化认同，手段与第一类相似，但最明显差别在于第一类只是一时逞强，而这第二类往往用更多的歪曲掩盖之前的诡辩；

第三类，就想标显自己"见识多"有"独特"，看见一篇"翻案"文，自己不加辨析就当作"真相"，洋洋自得四处传播，这正是第二类所要达到的目的。

瘟徒吕思勉、胡适舌头长，吕狗双口咬岳飞、形成瘟神吕岳！吕它祖宗想谋害岳钟琪，偷鸡不成反浊了性命，吕狗怀狠在心，时刻不忘诬谄中华人民反侵略的民族英雄岳！鱼龟圆诱骗全国都学秦桧卖国，搞的乌烟瘴气、黑白颠倒、瘟疫横飞、天人共怒，吕狗不松口咬岳，形成黑狗咬月，民族得不到晴天，将会形成混沌！

前文说到，清朝灭亡以前约800年间，
中国历史对于岳飞评价的变化不大
。从20世纪开始，在国内外交叉影响下，对于岳飞和秦桧的评价，可以用游乐场的过山车来类比，大起大落、翻天覆地。岳飞和秦桧彷佛坐在儿童玩具跷跷板的两头，轮番上天落地。至今，这个儿童游戏还没结束。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思维混乱，历史评价标准莫衷一是，从理论界一直影响到大众。
第一个导致思维混乱的，就是来自西方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前文说到，中国历史上元明清三朝，都存在民族问题。但是，元明清三朝在划分民族界限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强调民族融合。其中元朝这方面做得最差，所以不到100年便失去了统治权。如果我们看得再远一点，号称盛世的唐朝，李姓皇族就不是汉人。然而，中国人在文明和文化优劣的首要条件下，并不十分在乎这种民族区分。民族融合和交往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今河北、山西等很多地方的汉族人，其祖先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如今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其祖先实际上是汉族人。但是，西方近代文化，搞出了一个绝对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只强调不同民族的区分，而排斥不同民族的融合。这种西方思潮很快在岳飞评价上得到了体现。
西元1903年，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当时在日本的个别中国留学生，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很快提出，岳飞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第一民族英雄”。从此，岳飞开始有了“民族英雄”的称号。此后，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同盟会”之间，对于岳飞的评价展开了论战。革命党人挺有意思，他们一方面要推翻清朝，另一方面又像清朝一样，把岳飞供为神，连陈独秀都搞了一个“岳王会”。一些革命党人的入会章程要求，每个人都要向“岳爷爷”磕头宣誓，还要斩鸡头、歃血盟。维新派的梁启超不太喜欢这套东西，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强大，应该从汉唐寻找博大的胸襟，而不应该拘泥于宋元、明清“江山易手”的复仇欲望。在这里我们看到，民族主义的双刃剑已经开始体现：当西方人大力推行民族主义的时候，中国人不跟着搞民族主义，明显要吃亏；但是，像西方人一样搞民族主义，也可能伤害自己。
还是有一些中国人头脑是清醒的。满清政府被推翻后，孙中山的态度倾向于梁启超，在李大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这种过于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改为“五族共和”。但是，“五族共和”是针对中国的内部。
对于中国外部，“中华民族”这个全新的概念开始出现
。于是我们看到，民国一成立，在国内很快又恢复了中国古代消除民族差异，加强民族融合的传统。但是，由于国际大环境到处都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猖獗，中国人又不得不用西方民族主义这一较为落后的思想和手段，来应对半开化的西方人和尚未完成文明进化的西方文化。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等人试图融合国内各民族的努力，淡化了同盟会当初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崇拜情结，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近代史上最早为秦桧翻案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吕思勉。西元1923年，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了批评军阀混战，在他的一部历史著作中，贬低岳飞，将岳飞描绘为军阀，同时美化秦桧。
前文已经说过，此处不再多说
。吕思勉“抑岳扬秦”的做法，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西元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也发表文章指出，秦桧“真是冤枉”。胡适这么做的原因，与吕思勉并不一样，以后再说。但是，这一“抑岳扬秦”的思潮延续时间并不长，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国民党再次大力将岳飞树为“民族英雄”，并查禁了吕思勉贬低岳飞、美化秦桧的书。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在于，当后人把国民党描绘得一无是处，那么国民党查禁图书的行为，就与限制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被查禁的书，似乎就成为了真理。
不管怎么说，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将岳飞树立为“民族英雄”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它对于提高抗战士气、凝聚人心是很有好处的。“918”事变后，一位文学家从相传是岳飞手书的一个古代碑帖中，找出了几个字，组成了“还我河山”这个横幅，其中“我”字，是从繁体的“义（義）”取的下半截。这个拼出来的岳飞手书，与岳飞的《满江红》一起，迅速传遍全中国。这一时期对于岳飞的历史研究也获得了一些进展。由于秦桧夫子篡改历史的行为，历史上关于岳飞的可信史料并不很多。也就在这一时期，有人指出《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做，而是明代某人的伪托。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历史学界还没有定论。
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人弘扬岳飞精神相对应的是，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开始吹捧秦桧、贬低岳飞，其目的很明显。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果然影响了某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比方说汪精卫。美化秦桧等于是给汪精卫松开了一个精神枷锁，在其他中国人看来是汉奸的行为，由于有了给秦桧翻案的具体事例，
汪精卫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汉奸行为
。汉奸问题除了了民族主义因素之外，还与其他西方理论有关，下文再说。
我认为，西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与个人主义相配套的思潮，西方民族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逻辑延伸，它并不是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国现在需要民族主义，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个人主义至上、民族主义猖獗的半野蛮人、半开化人。西方人虽然在技术手段上比较领先，但是，在和谐共生、彼此共存的文明水平上，还没有完成真正的进化，他们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动物规则。因此，当今中国不得不需要借助民族主义。就好比一个讲修养的人，面对流氓摆脱不开的时候，不得不采取与流氓一样的手段，甚至要比流氓更狠，才能战胜流氓。中国如今不得不需要民族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说，实际上是一种放低身段的“屈就”。就好比“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你同他讲道理，他却动手打人，你不用一点武功来保护自己，那就只能等着吃大亏。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彻底消失，只有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时候，或者等到西方文明进化到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的文明高度时，才有可能。
但是，我们如今不得不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西方工具，的确也会带来复杂的问题。以岳飞来说，称岳飞为“民族英雄”，究竟是哪个民族的英雄？事实上，很多人认为岳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但是，岳飞的具体事迹，的确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反抗“中华民族”的另一部分。因此，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下，岳飞遭遇了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问题：有人说岳飞抗金是分裂中国的行为，而秦桧到有了点维护统一的意思。这种混乱，实际上就是引入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结果。我在前文多次说过，中国历史上，较少突出强调民族的不同，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全部都比当今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高明很多，总是不忘要加强民族融合。当今西方强调民族差别、拒绝民族融合（或只允许单向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如何评价岳飞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中国古人是如何面对岳飞的？中国古人从来没有把岳飞当成是“民族英雄”，岳飞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私有的。中国古人从来不会说，岳飞是我的，不是你的。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岳飞代表的是正义，是先进文明对抗野蛮的勇气。就如同商汤周武面对夏桀商纣一样，南宋与金国，从本质上说，南宋代表先进的文明，优越的文化；金国虽然武力强大，但是，金国代表落后与野蛮。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宋朝的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农民，都是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但是，金国实行的差不多还是奴隶制，无数中原人被金国俘获后，或者被卖为奴隶，或者被当成金人饥饿时的食物。与岳飞军队不骚扰百姓相比，金国军队的屠城连儿童都不放过。两种文明程度相差如此巨大，如果岳飞不抗金，就等于是先进文明的毁灭。因此，岳飞代表的是维护先进文明、保护先进文化的强大正义。这种正义和勇气，连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都不得不承认和敬佩。
在这样一个用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原则下，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只要符合正义，就应该肯定；只要违背正义，就应该谴责。中国古人的这种观念，不会因为对方是什么少数民族就留点面子而照顾，或者歧视；也不会因为被评价者是本民族成员就虚饰美化。即便你是少数民族，在这样一个以正义为标准的前提下，做了违背正义的事情而羞愧，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缺陷是，它把民族利益放在普遍正义之上，甚至为此而颠倒、扭曲普遍正义，只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当成普遍正义。于是，各人站在各自的立场，设定自己的标准，根本不顾人世间普遍的正义原则。将这种观念运用到岳飞身上，就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从长远出发，应该从岳飞头上拿掉“民族英雄”的帽子。岳飞就是正义和勇敢的化身，岳飞不仅仅属于中国，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岳飞也属于全世界。
我曾经写文章反对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位成“国学”
，其道理与岳飞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要真正发扬光大，其中手段之一，就是要把岳飞这样形象，变成全世界共同的榜样，而不是只把岳飞当成自己的宝贝。民族是会变化的，而人间普遍的正义，永远不会变。岳飞就是诞生于中国的人间普遍正义的维护者。发扬广大岳飞精神，并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要让全世界人都学习岳飞，那才是正道，把才会让很多西方人感到羞愧。仅仅把岳飞当成“民族英雄”，实际上是矮化了岳飞。西方民族主义造成对岳飞评价的混乱至今还没有结束，与此同时，另一些西方观念的引入，同样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下次再说。（待续）

我讲个拿破仑的故事:拿破仑重返欧洲大陆很快重建帝国,遭到盟国的又一次返对,于是爆发了滑铁卢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各自等待援军到来,然而却是盟国的援军先到,直到战争结束拿破仑战败,他的援军也未赶来,这成为历史之迷.

.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浚、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5]。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

拿破仑在滑铁卢会战中，在与英国将领威灵顿鏖战至中午，双方都在等待援军，但最后被拿破仑打败的布吕歇尔，赶到了战场，而拿破仑的援军格鲁西将军就在几公里之外去迟迟未到。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富在会见德皇时，德皇傲慢地说“我下午只有1个小时会见你”，而罗斯福镇静的回答“我会来的，但我只能给你20分钟”
一战时，凡尔登会战进行的十分艰苦，防线上一个炮兵只剩下一颗炮弹了，他正准备逃跑时，贝当元帅看到后安慰道“打完最后一炮弹，我们一起撤。”炮兵心不在焉的放了一炮，结果没打准，打到森林里去了，他懊恼地说“上帝不在我们这边”。结果一声巨响，炮弹达到了敌人的弹药库，贝当微笑着说“至少上帝也不再敌人那边”
一战时，德法在战线两边对垒，德国炮兵每天早上都在山头上看到一只猫，他们觉得奇怪，就在一天早上，集中所有炮火猛轰山头，结果把法军司令部打上了天。
希特勒当年准备攻打挪威时，在战前派大使前往给所有挪威高官，放了进攻波兰的电影，结果各高官由于害怕，将挪威拱手相让

吕思勉：岳飞是军阀？

《吕思勉白话史》，1923年9月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其叙事模式成为各类历史教科书的范本。在该书的“两晋相争”一章中，鲁写道：

于是和谈开始了。那个时候，和解是必然的。然而，主持和平谈判的秦桧却因此臭名昭著。在讨论三镇划分的时候，他召集了上百名官员讨论扩建和平厅，其中70人主张割让，36人反对；秦桧也在36人以内.我说秦桧必须跑回来，这是他的爱国；他一直坚持和平讨论，这是他有见识也愿意承担责任的地方。可以看出，塔拉格是一个可以用手段对付的人，这就是他出众的眼力。这是他救济韩和岳的非常手段。后人痛骂他，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叹息。这太不对了。

当时的将军主战，只利于长时间握柄。整个国家大事被破坏，都一哄而散，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因此，秦桧不得不坚决讲和。所以他召回了将军们。最顽固的是岳飞，最早召集各路将士；然后每天发12个金盘子，召回他。

这种情况真的很丢脸。因此，读历史的人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然而，谈论一切的事实是没有用的。

鲁和谈的成功归功于岳飞、韩世忠等人被称为割据派军阀，在很大程度上影射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他进一步澄清，“岳飞的兵并不少见，从关羽前后的官文来看，在两万左右，苦战半天，最后胜利。”

于1933年4月再版，被称为国难后的第一版。因为这本书对宋金和战争的看法非常违反直觉，所以很快就被禁了。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发布训令，强调“武穆之忠，秦桧之奸诈，是由来已久的定论”，并上书教育部，在删除“约克崇秦”论之前，禁止吕思勉《乡土史》在本市出售。《国史白话》也分发给各级学校。学生被禁止阅读和听书。指示一出，主编就起草了《南京市政府公报》，这是对陆家的委屈。后来《来信》主编龚德柏开始认罪，指控他是汉奸。这场官司围绕《救世日报》和岳飞的秦桧的功过展开。岳飞及其精忠报国的形象，成为民族主义崛起时代的话语权威。

作为教科书风波的一方，鲁直到建国初期的一份自述才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报道中，他简短地回答说，“当时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有参考价值的，但现在有人说它变了很多。”这本书被龚德彪告上了法庭，说诋毁岳飞，有损民国。实际上，该书只引用了《普通文学考试与军事考试》。

胡适：秦桧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1924年，33岁的胡适在第《历史理论研究》篇文章中写道：“宋高宗和秦桧主张和平谈判，但他们过得很艰难。细心的《南宋初年军费开支》曾经稍微说过这句话，言辞相当平淡。今天读庄周的《启东野语》，杜南有两笔军费开支，可以借鉴。耿在《鸡肋》中认为胡适“有维护投降政策的意图”。

吕思勉：岳飞是军阀？

《胡适研究手稿》，1923年9月出版，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其叙事模式成为各类历史教科书的范本。在该书的“两晋相争”一章中，鲁写道：

于是和谈开始了。那个时候，和解是必然的。然而，主持和平谈判的秦桧却因此臭名昭著。在讨论三镇划分的时候，他召集了上百名官员讨论扩建和平厅，其中70人主张割让，36人反对；秦桧也在36人以内.我说秦桧必须跑回来，这是他的爱国；他一直坚持和平讨论，这是他有见识也愿意承担责任的地方。可以看出，塔拉格是一个可以用手段对付的人，这就是他出众的眼力。这是他救济韩和岳的非常手段。后人痛骂他，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叹息。这太不对了。

当时的将军主战，只利于长时间握柄。整个国家大事被破坏，都一哄而散，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因此，秦桧不得不坚决讲和。所以他召回了将军们。最顽固的是岳飞，最早召集各路将士；然后每天发12个金盘子，召回他。

这种情况真的很丢脸。因此，读历史的人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然而，谈论一切的事实是没有用的。

鲁和谈的成功归功于岳飞、韩世忠等人被称为割据派军阀，在很大程度上影射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他进一步澄清，“岳飞的兵，包括关前后的公文，始终在两万左右，苦战半天，最后胜利，并不少见。”

于1933年4月再版，被称为国难后的第一版。因为这本书对宋金和战争的看法非常违反直觉，所以很快就被禁了。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发布训令，强调“武穆之忠，秦桧之奸诈，是由来已久的定论”，并上书教育部，在删除“约克崇秦”论之前，禁止吕思勉《吕思勉白话史》在本市出售。《乡土史》也分发给各级学校。学生被禁止阅读和听书。指示一出，主编就起草了《国史白话》，这是对陆家的委屈。后来《南京市政府公报》主编龚德柏开始认罪，指控他是汉奸。这场官司围绕《来信》和岳飞的秦桧的功过展开。岳飞及其精忠报国的形象，成为民族主义崛起时代的话语权威。

作为教科书风波的一方，鲁直到建国初期的一份自述才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报道中，他简短地回答说，“当时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是有参考价值的，但现在有人说它变了很多。”这本书被龚德彪告上了法庭，说诋毁岳飞，有损民国。实际上，该书只引用了《普通文学考试与军事考试》。

胡适：“秦桧大有作为”[S2/]

1924年，33岁的胡适在第《自我报告——三种对立与意识形态改革的一般研究》篇文章中写道：“宋高宗和秦桧主张和平谈判，但他们过得很艰难。细心的《历史理论研究》曾经稍微说过这句话，言辞相当平淡。今天读庄周的《南宋初年军费开支》，杜南有两笔军费开支，可以借鉴。耿在《启东野语》中认为胡适“有维护投降政策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