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于谦是不是诛三族，满门抄斩了

1、于谦是满门抄斩。

2、于谦作为京师保卫战的最大的功臣，可谓是功高震主，封建王朝如果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那么皇帝就会成为傀儡。而于谦扶持的明代宗，对于谦言听计从，所以于谦并没有杀身之祸。但是，明代宗在病危的时候打算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按约定把皇位传给明英宗的儿子，这个时候明英宗还活着再加上一些不服于谦的人，趁机发动著名的“夺门之变”帮助明英宗重新登上皇位。明英宗虽然一生毫无成就，但是他并不想让自己变成傀儡，让明王朝的朝政交由权臣把控。所以，在重返皇位之后，做了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决定，处死于谦并抄家。软禁明代宗在其死后给其恶谥：戾。并且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也是明朝迁都之后唯一一个没有葬在十三陵的皇帝。

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最终被杀。明英宗自己说过：当时局出现危难时，是于谦主持大局，挽救了社稷，但他被很多人所嫉妒，他实是忠诚之人。明宪宗朱见深时给于谦平了反，明孝宗朱佑樘给于谦追加了谥号。对于明朝人来说，于谦确实挽救了社稷，给大明续命200年。

1、明朝于谦满门抄斩原因：

于谦废掉了朱祁镇，尽管他当时如此作为确实是为了大明王朝，也是出于朱祁镇的生命安全考虑。但于谦此举还是挑战了朱祁镇作为帝王的底线，自古以来，有那个行废立帝王之事的臣子，能够得到好下场呢？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允许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

朱祁镇原本是至高无上的帝王，但是他却经历了一个被俘虏，被废掉，又复位的阶段，其中甚至还被景泰帝幽禁长达七年之久。这期间，朱祁镇所受的辛酸、悔恨和羞辱，无疑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而在朱祁镇的心里，于谦便是他经历这一切的见证者，是他的心理阴影。也只有杀掉于谦，才能够为他树立权威，并挽回帝王的颜面。

当然，单单是为了帝王的权威和自己的面子，英宗就杀掉于谦还是有点牵强的，毕竟于谦在经历了北京保卫战后已然成为了“救世主”。英宗的毅然决然杀掉于谦的背后，还有其深层原因。

明英宗并非是没有野心和主见的人，这一点从他曾经连续动用几十万军队，不断南下镇压西南的麓川土司这一点来看就能够看出一二了。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贫苦，夺得天下后在国家治理上面花的功夫可谓是巨大的。因为是以武力打下天下，所以朱元璋历来看不上文人，对文官士大夫的打压更是严重，实行的厂卫与廷杖制度可谓前无古人。

在土木堡之战之后，无疑是对武将与太监集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明军的全军覆没使得武将的实力遭到了众人的质疑，而太监则是被文官趁机安上了阻碍视听和蒙蔽皇帝之名。

于是文官集团通过此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证明了文人的实力，扩大了文官集团的影响力，就连皇帝的存废问题上，文官也有了话语权。

明英宗正是在返回北京后，才发现局势已经非常不利了，以往势弱的文官队伍如今十分膨胀，甚至形成了威胁皇权独大的政治势力。

于是，明英宗才同太监与武将集团联合起来，在三方合作下，文官集团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作为文官集团中枢的于谦，自然是必须杀掉的，以至于发生了后来的夺门之变。因此在朱祁镇复位当天，他便下令将于谦投入大牢。朱祁镇还将自己复位后的年号改为“天顺”，其意是复位乃是“顺应天意”。

毋庸置疑，北京保卫战在明朝的历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正是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没有让北京城陷入被动的境地，成功保住了大明王朝的半壁江山。

但对于明英宗来说，于谦却忽略了他一个帝王的自尊和威严，无论是不顾他在后金手上，毅然立新君；还是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势力的壮大和干预，都是使得英宗明知道于谦是冤枉的情况下却仍然将其置于死地。

2、明朝于谦简介：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 ，汉族，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明代大臣、民族英雄。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后巡抚河南、山西。宣德五年（1430年）又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但因个性刚直，招致众人忌恨。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大将石亨等诬陷于谦谋立襄王之子，致使其含冤遇害。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追谥“肃愍”。明神宗时，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传世。《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