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3-06-14 19:01:09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92次
在华语世界,有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通史佳作影响甚大,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与学界好评,被誉为华语世界公认的国史杰作。
它用丰富的史识和流畅的笔调,叙述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的历史,让读者一次读完中国5000余年的历史变迁。
它简练易懂又深刻独到,最适合普通人阅读。对于各个年龄层的读者来说,它都是提高历史人文素养的经典读物。
它便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撰写的《中华史纲》。
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在2021年4月23日“得到2021春季知识发布会”上隆重推荐《中华史纲》,称赞该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通史”。他形象地形容自己的阅读感受:“我读这本书,就有点像前两年第一次用‘无人机’拍照,人还是这些人,但是换了一个高角度一看,原来天高地广,别有一番见识。”
李定一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弟子,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
他19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等名师。27岁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
1955年,他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他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升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中华史纲》是李定一教授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国通史作品。他虽然近七十岁才提笔,但构思却花了三十余年的时间。
一般通史都是集合学界主流观点为主,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反倒有很多个人独到的史识。他博采大师之长,融入当代中国的考古学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在前辈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鲜论断,中和之中又有个性。李定一的写作时间在吕思勉、钱穆、张荫麟、傅乐成等诸位高人之后,《中华史纲》能有所超越、有所不同,相当不易。
如果只读一本中国通史,就读李定一的《中华史纲》
《中华史纲》简练而深刻,是一部大众愿意读、读得懂、读得下去的中国通史杰作。
李定一教授早年跟随韦伯斯特广泛阅读西方历史书籍,对于西方史书深入浅出的撰写方式印象深刻,所以他提笔撰写《中华史纲》时,力求“人人易懂”。
他运用的是现代文,但并非通俗的大白话,而是如行云流水般简洁而流畅、典雅而优美的质感文字。因他用高度凝练的文字勾勒历史,行文有一种气势贯穿其中,语言是现代的,气势却如古典语言般激昂,让读者读起来有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的痛快感,毫无读其他通史类读物时的滞重感和违和感。如此一来,即使是熟悉的历史,经由他的叙述,也变得别有味道。
有论者评论李定一的《中华史纲》比吕思勉《中国通史》更好看、更有趣。这样的比较虽略显不敬,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
李定一写《中华史纲》的初心,是让读者“快速、清晰地了解本国历史”。中国历史脉络深广,线条复杂,唯功力深厚之人才可以做到叙述清晰。
与动辄好几册、让人却步的某些中国通史类图书不同,《中华史纲》篇幅适当,虽为史纲,又“简得其当”,详略有致。
冯友兰曾说:“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
“史纲”不是事件和人物的简单罗列,在有限的篇幅里,将几千年的历史讲述得详略有致,需要著者运用史学家的智慧,对史实做严格的选择和取舍。李定一坦言自己曾经因为某人或某事应该配置在何处而久思不决,甚至打麻将时也想着这件事。虽是笑谈,可见其用功之深。
颠覆定见,接近历史的真实
普通大众对于中国历史并不陌生,一部中国通史能吸引读者持续阅读下去,书中定有吸引人的新鲜见解。
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李定一向学生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他以“史”字的甲骨文,即一只“手”持着“中”字来展示其对历史要客观、持平的态度。
本着客观、持平的原则,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李定一做出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分析与判断,颠覆了人们的定见。
如很多人将秦始皇视为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李定一认为这个评价的部分原因是:“秦始皇及二世享国仅十五年而亡,并无孝子贤孙长久促使无耻的文人去颂扬其祖先‘圣德睿哲’ ‘宽仁内蕴’‘天质英毅’等“圣德”,又无争宠的佞臣芟削其丑恶谬妄的言行。所以关于秦始皇的评论,遗留下来的只有六国遗老宣泄其对秦深恶痛绝的言论。”
▲ 焚书坑儒
他指出“焚书坑儒”并非互为因果的两件事,且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在西汉浓厚的“五德终始论”氛围下,王莽是顺应民意代汉而不是篡汉,篡汉之说是光武帝刘秀对民众洗脑的结果;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而是他三征高句丽的失败;唐代所谓的“牛李党争”,并不是牛僧孺与李德裕争权,而是寒门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营私,对豪门世族李德裕发起斗争;在人们固有的观念里,北宋从始至终都和辽打个没完,每年向辽交纳大量绢、银,但实际上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主要目的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清代朴学兴起,不是因为文字狱,而是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李定一不是为故意吸引眼球而发哗众取众之论,也没有借用西方某种最新理论,做看似新颖实则牵强附会的分析。他不过是未受框架和窠臼的束缚,解除人为的遮蔽,用慧眼考察史事,所以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不一样的高度,不一样的角度
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用“坐无人机”一词来形容自己阅读《中华史纲》的感受。他准确地道出了《中华史纲》的特点。
李定一秉持大格局的历史观高屋建瓴,对历史事件意义的认知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别人完全不一样。
他从洪水对全球各民族的挑战谈大禹的地位,从西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论汉武帝大破匈奴的意义。对于各朝各代的评价,他都站在整个中华文明的高度俯瞰,将过往人们认知中比较弱的朝代的重要性道出,比如北魏之于隋唐的重要性。
他从独特的视角发他人所未能发之议论,于平常处见大功力。对于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原因,在通常论及的门阀与地方官权力过大两个因素之外,他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而不知有国家的士风中探讨分裂的原动力:“后汉士风重名节,对恩主报恩的观念深入士大夫阶层,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道义集团……这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是分裂的原动力。”
北魏孝文帝力行汉化,李定一认为除了经济、军事、政治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应从孝文帝的教养中去寻求。“孝文帝由冯太皇太后抚养教育成人。这位冯太后的伯祖父冯跋,是‘五胡十六国’时期仅有的四个汉人建国者之一……孝文帝是由一位与鲜卑有世仇,有志匡复华夏文物的中原世家的后裔所教育养大的。冯氏固不一定仇视鲜卑,但鄙视鲜卑文化习俗是毫无疑问的……”
当众人局限于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李定一另辟蹊径,认为近代百年中国所遭遇到的许多坎坷,似乎都可以说是受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中断的影响:“自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传教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断了,中国的西学也日渐凋零。从此,中国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只限于少数在东方以赚钱牟利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报告,中西两大文化遂因为缺少正当合理的接触机会而彼此隔膜日深。”
《中华史纲》中从独特角度分析史实的例子比比皆是,让人感到既新鲜又深受启发。
启发主动思考,加深对历史的认知
《中华史纲》是一部充满思考的书。李定一在自序中坦言:“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
与其他只是简单勾勒历史轮廓的其他中国通史书不同,为了帮助读者梳理因果关系,李定一于王朝更替、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后面都有深入的分析和点评,将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
他像在为学生讲述精彩课程一般,时不时来个发问,来调动读者的积极性,启发读者对历史的思考。如此,历史才不是简单的知识,而是深邃的文化之根。
淝水之战,人人都知道前秦皇帝苻坚失败了。李定一却问,苻坚绝非庸碌无能之人,为皇帝二十八年,南征北讨,可谓身经百战,手创大国,何以竟一战而败,一败而灭亡,破历史纪录?他从常人不注意的地方发问,探究出苻坚败亡的深层原因。
▲ 淝水之战插画
对比,是李定一在《中华史纲》中常用的方法。他通过对比史实,启发读者对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他将汉武帝大破匈奴与罗马帝国为蛮族覆亡对比,阐明匈奴不是脆弱易制的敌人,汉武帝大破匈奴,使岌岌可危的中华世界不受威胁或甚至不被消灭而获得安全发展,由此可见汉武帝的伟大。
他对比同样是盛世之治的“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阐明二者有着巨大的区别:“文景之治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残忍的。……贞观之治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做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两代统治者的格局之高低、能力之高下,立见分晓。
同样是刘姓皇室后裔,刘备虽有诸葛亮之辅佐,仍只能偏安一隅,不能如汉光武帝“复兴汉室,还于旧都”,原因何在?
▲ 三顾茅庐
他对比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不同遭遇,探究佛教在北方有佛道之争,在南方却与道家哲理交相激荡融通的原因。
他比较东汉末、隋末、唐末称兵者多阀阅世家,而元末民变称兵多平民的社会背景原因。
同样是宦官专权,他启发读者思考东汉、唐末和明代宦官专权的不同之处。东汉及唐代之宦官任意废立,甚至弑杀皇帝,明代魏忠贤专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崇祯帝继位,其权势立刻化为乌有,其故何在?
由此,读者在阅读《中华史纲》时,历史思维受到李定一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被动接受历史知识,变为主动思考历史,从而提高了自身对于历史认知的水平。不仅如此,这种思维习惯和发问能力,还会为读者延续运用在其他历史图书的阅读中以及对其他历史事件的分析里。
以洞察世事的老练,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
李定一年近古稀提笔撰写《中华史纲》,他抱着一颗阅历丰富的心来书写,以洞察世事的老练,从人性的角度看历史。
无论是东汉外戚、宦官、清议三者之间的复杂斗争,或南朝藩王的辅佐者“典签”对藩王的控制,或宋、齐两朝皇帝残忍不仁、秽乱无耻的行为,或唐中期寒门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对豪门世族李德裕的斗争,还是唐末宦官专权对于藩镇格局的影响,抑或明代的朋党之争,除了通常的历史的角度之外,他还会从人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其叙述力透纸背,令人叹服。
“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宋、齐两朝的皇帝……他们习染了魏晋以来破除名教、恣意纵情的风尚,而缺乏名士们飘逸清玄的生活境界,遂养成极单纯的纵情肆意的禽兽行径。”
“东林书院确是一个在野士人臧否朝政的集议处,顾宪成的政敌沈一贯,制造‘东林党’的名词,作为排斥异己的帽子,随时扣在敌对者头上。”
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老人,他对于历史的认知,自有其老辣之处。通过阅读李定一犀利的分析,读者读懂了人性,也读深了历史。
客观、理性、叙述丰富,质朴、独到、饱含激情,《中华史纲》便是这样一部简练而深刻,有格局、有温度的中国通史杰作。
一位资深的荐书人在读完《中华史纲》后,感慨道:“我读过各种学派的通史类书籍,给我启发最大的有三本……按照阅读顺序的话,我建议把《中华史纲》放在第一位来阅读。因为它不仅全,而且不失深度,是非常好的奠基著作。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获得关于中国历史的总体知识和必要的细节。如果只读一本通史类书籍,就读《中华史纲》。”
人生有起点,阅读也有。一部好的作品,为你奠定认知的好起点。阅读《中华史纲》,为提高自身的历史素养奠定良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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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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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编于清代乾隆年间,是中国前近代规模最大的官修丛书,在中国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文锦版是乾隆年间创作的一部手稿。共36304册,分6144箱,128个书架。该书共79309卷(章),最初保存在热河(今承德)颐和园的金文亭。1914年成为首都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一部分。整部电影分为经典、历史、书籍、收藏四个部分,以四季色彩装订,供浏览。文锦版以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籍、清代所编书籍、四面八方进贡书籍为基础,按照《永乐大典》重新编修。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藏书最多的一部(其次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九年完成全书。共收集图书3503种,79337册,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先秦至清代的大部分重要古籍(其中有些是禁书),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学术领域。整套书分为经、史、书、集四部分,共44类。还包括《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史记》。《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等经典作品,以及一些来自日本、韩国、越南、印度、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作品,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文献。
《战国策》的编纂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于二月设立“四库全书馆”,负责编纂《本草纲目》。乾隆六子负责此事。他任命皇家君主为社长,大学生、六部尚书和侍郎为副社长,并召集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编辑开始编撰这部卷帙浩繁的集鲁、孙世义、戴震、周永年、邵等学者也参与了编撰。有3600多位学者学者参与编撰并正式上市,还有3800位文案。《茶经》载有当时全国各地收藏的流通书籍、清宫藏书和《四库全书》年编纂的珍本。据统计,仅馆藏图书就有13501种。经过筛选,这些图书分为“描述性图书”和“书目性图书”,其中“书目性图书”不记录整本书,只拾取部分内容,而“描述性图书”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照特定格式重新复制保存,复制完成后,还要与原书反复校勘。
最终收集到3461种书籍。《四库全书》为了美观和易于识别,采用分色装饰,有绿色翘曲段、红色历史段、白色子段(或浅蓝色)和灰黑色装配段。四种颜色的确定取决于春夏秋冬。《四库全书》因为是整本书的程序,所以采用了代表中心部分的黄色。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先后完成四套书,临摹七册,分别存放于北京故宫文远馆、京郊圆明园文远馆、奉天紫禁城(今沈阳)文尚馆、承德避暑山庄金文馆,合称“内亭四馆”(或“北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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