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

钱穆他的学问的深厚体现在这样几点，一个是钱穆说话很清楚，《中国政治得失》开篇第一节就写的好：中国政治从秦汉开始，“秦只是汉代的开始，汉大抵是秦代的延续”，对仗的一句话，把一大段乌七八糟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很干净，句子也漂亮。这几年在学术领域极其浅薄的经历已经让我知道，做学问，写个万字，十万字的文章并不困难，难得是把万字，十万的文章用千字表现出来，这点很不容易，要大学问才可以，而钱穆显然有这样的大学问。二、钱穆的学问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其扎实的积累。深度上举个一个例子，钱穆写道唐朝的灭亡时候说唐代兵役制度后期，地方军事负责人为了侵吞部下的财产而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士兵搞死，并且补充“这许多事情，正史说不记载，要在许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到。”学问好不好就在这里看出来了.另外在前文的叙述里，钱穆说道丞相等等官名的来历来源于祭祀或者皇家时（这有点像现在的日本，比如现在日本的很多部长级别的官员名称还是以皇家雇佣人员的形式命名，如‘官房’，即便是实际工作已经是服务人民性质的——keke），一一举例的架势也很精彩，只是我不能确定这个在你们文史圈子里是否是属于常识。另外在广度上，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或许这个观点不正确或者钱穆在世的时候不认同——虽然钱穆是以正面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而自居，但是实际上，钱穆对与中国政治的分析，完全是运用了西方政治学的说法，当然我的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因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问，本来就不应该有东方或西方的差别，只应该有流派或形态的不同。不过钱穆很明显的，他与黄仁宇，偶粗略的觉得大约是一个大的路数上的，同我见过的对中国政治形态的描述相比，其共同特征都是重于技术细节的描述，重于技术分析，重于赋税；而不去追究什么意识形态等等的问题。这点很好。很专业。钱穆必然对西方的政治历史等等有着极其清晰的了解，并且有研究，否则写不出这个东西来。
这里说道黄仁宇，倒是很想把黄和钱穆做一个对比，虽然我同样不确定在你们学界是否能够把这两个人放在一个等级上。不过在我这里可以，因为这些中国非大陆的确的关于“基于历史的政治经济分析描述”的文章里，我认真看过的就两个人，死了的男人钱穆，还是刚刚被你推荐的；另一个是黄仁宇。
钱穆和黄仁宇的底子不一样，钱还是基本上是老的国学地址，很传统，毕竟，这个和钱的长期做中小学老师经历，以及后来燕京大学、北大的经历分不开的。而黄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中级军官出身，后来考研考到国外去了，估计当时出国留学不要考GRE，所以比较好考。后来黄一直在米国教书。说是黄的文章，比如《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21世纪》《撒克逊河边谈中国历史》等等都是英文写的，后来让中华书局的先生们翻译成英文。至今看万历……的时候，都能看到英文翻译成中文的痕迹。实际上，黄的研究问题的思路比钱要严谨的多的多，黄的《万历十五年》中的每一篇文章的引用都有75～120个不等，固然这个是做学问所必须的并不值得稀奇，但是其文章中只要是非个人分析的内容全部有出处，而且出处能详细记载到页码并摘录，仅此一项，就极其值得佩服的——要么是佩服黄仁宇本人，要么是佩服美国的整体的学术气氛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而钱穆的文章中，明显在某些地方带有个人的主观成分（不过钱穆没有引用各种注解绝对不是什么不正确的事情）甚至都带有一点牢骚。当然作为一个非正式学术文章，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即便是其是正式的学术文章，这些问题也不是问题！但是总归感觉上不一样的，特别是与黄的东西相比。
这里说两个偶觉得的，钱穆的东西不如黄仁宇的地方。先说一个，钱穆超过黄仁宇的地方：是钱穆的学问偶感觉比黄仁宇大很多，黄仁宇只是一个流派的代表，而钱穆是一代的大师。这个体现在一个微末的地方表现在黄仁宇洋洋洒洒的东西钱穆几句话就摆弄清楚了，究竟还是火候有差。但是黄的文章有两个比钱穆强。第一，同样是公开发表的作品，黄的文章即便比钱的作品更像是论文，但是缺都比钱穆的文章好看很多。看到很有意思，也很值得一看。但是钱穆就很容易把文章写的干涩甚至是艰涩，这样也不是很好。我觉得自己要是做钱穆的学生，上课是会看报纸的，但不会睡觉。第二，钱穆是一个发现问题的高手，但是钱穆最起码在《中国政治得失》一文中，没有感觉到他在认真的想如何解决问题。他很好的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种种政治形态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优缺点以及最后瓦解的问题，但是却没有能够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对于现代的事情，钱穆对错都没有讲清楚，过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东西，特别是最后一段，甚至都有情绪在里面。这样不好。——或许也是钱穆不想在这本书里讲。而黄仁宇不是的。黄仁宇的文章的字里行间，都表述着如何把古代的东西与经验运用到现代，这点在《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中表现的极其清晰。黄在该书中虽然没有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但是看了那个以后，大约的已经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了。这点钱穆是不具备的。黄比钱理性，而且务实。黄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也说的蛮清楚的。但是在这个方面，他和钱的视角不一样，不好比。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为钱穆。
此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正确评价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著作的前言部分，作者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即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得有失，不可一语而谈。以下是我和大家分享精选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 读后感 范文相关参考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参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1

   钱穆先生从组织架构、考试、税赋、军事这四大方面讨论了主要几个朝代。基本就是公司经营几大方向，去解释很多历史出现的问题。用这几大方向将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窜联是理解历史很好的方式。本书清朝和最终章有不少直白的个人政治意见的表达。

   此书关于以上4大制度的讨论不作过多讨论，这部分很值得一读，通俗易懂。只想对本书最后关于钱穆先生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观点和问题。

   1、钱穆先生明显是对清朝非常不齿，相信很多汉学人士也是这样像的。文中又说中国只有清朝才对言论自由这些有规定，其他汉朝、唐朝、宋朝、明朝言论自由，甚至在明朝是鼓励言论自由。感觉本人与书中其他中国人一样，对历史有误解，也觉得有史以来我国不是一个十分言论自由的地方。

   2、钱穆先生总是想用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说明我国是一早就实现「政治参与度」，解释民众为何不像西方民众如此喜欢讨论主权问题。先生文中指出中国一直主权就是人民，所以不存在主权方面的讨论。我想政治参与度的需求也不是从古至今存在的，不讨论的原因难道不是民众部觉得自己对政治有参与权？如果有此追求的科举制度能满足，但也不能说明自古我们民众就有这个诉求，帝皇真心就有主权是人民这个意识

   3、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的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很难得运用。因其是平铺的，散漫的，因此也无组织，不凝固。这是为什么孙中山无法动员大家革命。这个也不敢沟通，革命难道根本原因不是私心+煽动，没有动员起来难道不是运命共同体没有找对吗？

   最后要赞同一下钱穆先生，中国政治体系和文华都是博大精深，需要多加学习。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2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权分配、政治组织，从选举、经济、军事等角度详细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评判的关键依据在于制度实施时的真实反馈。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中客观发生过和存在的，不能仅凭现代理论或熟知的价值观做出主观推测。

   制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代表性。每项制度的背后都有其理论思想和历史原因，如果只就事论事，抽象地讨论某一时期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严谨。钱穆先生认为，政治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一项制度从制定到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繁多复杂，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设身处地，剥茧抽丝，充分考量。

   制度是动态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情况，如果情况有变，制度也将相应调整。因此，制度评判也应是动态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此外，成熟理性地分析制度需要明白，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不好，因为“若一项制度一直好，则会使政治窒息，不需后代人来奋斗努力;惟有制度出错，才能让人保持警醒，始终保有改进努力的心态”(35);更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制度不断被修改、被推翻，但制度背后的核心观念需要被发现、被提炼，“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

   中国传统社会鼓励书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造成了读书人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所以钱穆先生“诊断”中国传统政治有臃肿病。这一现象的优点是，官员可以在政治表现中试炼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与实际得以结合。弊端则更加明显，大量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文官的社会地方不断上升并愈加牢固，很难再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与文官相庭抗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196)。“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值得被称颂、被学习，但当是否能写出精彩文章成为衡量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主要标准时，社会价值观已经偏离失衡。受篇幅限制，钱穆先生不能在书中辅以更多史料，但结合相关书籍文章，可以看出，受文人当道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务虚的社会。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水利工程，不同朝代都出现过“不是专业人不干专业事”的纸上谈兵事件。一方面，有志有才之人拥挤在从政做官之道，另一方面，工商等社会其他行业鲜有人问津，再加上繁密的法令制度，重重束缚，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难以革新、没有起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制度面向社会大众，应当是无私的。当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公私之间可以权衡。钱穆先生认为，有私心、谋私利的只能称为法术，而不是制度。清朝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许多私心，所以他在本书中作了严厉批判，言辞虽然激烈，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政权抑制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不禁让我联想到孔飞力的《叫魂》。也许在钱穆先生看来，那场惊动全国的“妖术”恐慌正是清代法术的直接印证。

   制度是在宏观层面制定的，但却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清代中叶以后，丁册不再需要，于是一个国民，如果没有田地，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违反乱纪，可能永远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也许在富足的和平社会，不少个人甚至会拒绝主动与国家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个体的信息无法传递汇总至政府，那么执政者很难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更难顾及到那些弱势人群。

   钱穆先生提到立国关键在于向心凝结，全国人民要有共尊共信心,颇有感触。想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是帮助、促进国民建立共尊共信心，虽然可以高度总结成标语、 口号 ，但是只有渗透在制度中、落实在行动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浮于表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但社会过于平铺，所以缺乏组织力量。确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政策执行阶段，民众自主自发的意识和力量都比较缺乏。然而，共尊共信心恰恰是自下而上积累而成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篇3

   泱泱中华两千年，史籍浩繁，但自太史公起，多是纪传体史书，少有专述制度的典籍，而能把历代制度放在一起作对比的史书更是少之又少。钱穆先生这本书，从制度着眼，如线穿珠，从汉、唐、宋、明、清一路讲下去，贯穿起各各人事，让人豁然开朗。

   钱老阅史无数，是近代治史最后一个集大成者，这本书也是写的深入浅出，各种典章故旧信手拈来。笔者学力浅薄，只能就其中几点做些思考。

   一. 到底存不存在相权。

   宰相，按照钱先生的说法，是中国古代政府中的实际领袖。两千年国史其实就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博弈，此消彼长的过程。从汉代一路走下来，皇权日盛，相权日衰，到明代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取消宰相一职，所以明清两代才是真正专制的时代。

   天下之大，从秦代统一算起，疆域北起河套，南至两广，西起陇山，东至朝鲜半岛，有上千个县，事务繁多。始皇精力过人，尚自每天要批阅一百多斤奏章，后来人自难仿效。这么大的天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管不过来的，必须有人分担，所以宰相必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名称，分担的分量也不一样罢了。在汉代叫宰相，一人包揽，唐代是由中书令、侍郎、尚书令三人负责，宋代由中书负责行政，三司负责财政，枢密负责军事，明代由大学士票拟，皇帝本人或者司礼监太监批红，清代政务由皇帝和军机处大臣商定。不论名头如何变化，总是要有人来分担皇帝手里的权力的，这是中国国土博大、事务繁多所天然决定的。

   二. 宰相到底是管家还是实际领袖

   钱先生认为，宰相是政府首脑，是国家的实际领袖。皇帝只是国家权威的象征。至于后来相权衰微，是各类因素共同导致的。但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相权对国家负责，皇权只对皇室负责。

   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两千年下来相权是越来越小，皇权倒是越来越大。如果宰相是实际领袖的话，为什么却要不断受到皇室的制约。如果把宰相看作是皇帝的管家的话，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主人让管家帮忙治家——遇到懒主人，管家管的就多管些;遇到勤快的主人，管家就少管些。

   那么，到底宰相是实际领袖还是管家?这个应该从谁受制于谁来分析。

   中国国土庞大，举国皆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居住分散，参政意识淡薄。这导致了中国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选举产生领袖，也不可能定期推选出代表民意的国会，所以天然地造成了不民主。不民主就会产生个体领袖——皇帝，再由皇帝来任命宰相，从而宰相受制于皇帝。所以与其说宰相是政府实际领袖，不如说宰相是皇帝事情太多管不过来，请的一个管家而已。倘若皇帝是由宰相或者内阁任命的，那样宰相方可以说是实际的领袖。

   三. 历代田赋政策

   历代土地政策都极其简单，虽有便于操作、避免官吏从中上下其手的考虑，但是也过于简陋了。汉代就是按田收赋，唐代实行两税制，按人收赋，宋代也是两税制，加上地方乡绅负责制，明代用鱼鳞册，按人、按田统计收赋，清代沿用明制。即不考虑田有贫瘠肥沃，也不考虑收割播种的效率不同，更遑论山民、渔民等不以耕地为生的家庭。与精巧繁复、互相牵制的政府职权系统相比，真是简陋之极了。从这一点，也可见出皇帝们视百姓如刍狗的心态。

   四. 清代制度得失

   清代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加上自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政治，使有清一代的政治制度最为黑暗专制。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清代的皇帝反而是历代里最为清明的。这来源于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高度重视和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太子不用早早确立，成为大家的靶子，同时皇子们为了竞争储位，也要各各勤勉。

   就像钱老说的，制度永远要和人事配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清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职权制度，反而发展出了好的储位继承制，从而保证了每位皇帝都不至于太差劲。

   五. 制度的作用

   每朝都有每朝的制度，配合当朝的人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都会有死角存在。有时候越是繁复的制度，死角反而越多，这就是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所以制度绝对不是越多越好，而要视当时情况而定，针对时代特点，制定出配合当时人事的制度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同样的，时代前进了，人事变化了，制度也应该跟着变化，因循守旧，只能是弊大于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钱穆先生视野宏阔，分析鞭辟入里，语言平实。这本书极薄，而内容却极厚重，值得一读再读。

本书作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品，问世几十年来一直常胜不衰，对于此书的看法也存在两极分化，莫衷一是。

此书作为经典之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阅读，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这本书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敬之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

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甚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

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 *** 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要言不烦，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

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

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着实在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钱穆先生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

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舞文弄墨，谈到解决一些中国问题时，张口必称与国际接轨方可解决。

疏不知，他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国国情，还不如运用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然，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既有精华的，也有糟粕的。

可是，不管是好是坏，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糟粕固然应该摒弃，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办法。

当我们跳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后发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读完此书，一方面受益匪浅，校正了自己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惑，总觉得钱穆先生对元清两朝颇有微词，很是蔑视，带有很强的感 *** 彩。

尤其是在对清朝的评述上面，虽然我也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

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所以部族政权对士人政权的证券就成了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 *** 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也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

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那么论及到清朝怎么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说先生在对满清的评述可能带有过多的私人感 *** 彩。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