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人总喜欢“反传统”

所谓边缘，是指非主流，就是跟社会上大多数人不一致。
反传统边缘人士也就是跟传统对立、唱反调的非主流的少数派。这类人往往我行我素、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与评判，拥有自己的一套非传统、不从众的价值观。

反传统就是像愤青这种人的思想似地，有自己思想，来源于传统的观念，比如说孔子思想之类的，但是又夹杂着自己的理解和信念，但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习惯性的运用传统观点去解释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平时自己的态度是非传统的，但是真正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回来到传统观念里。

有一些食洋不化的先生们把“传统”当作完全中性的概念来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传统”是不能彻底“反”的，而只能在“继承”之中逐渐推进“传统”。有的人索性把哈耶克的要维护“传统”的话引出来作为论据。但这事实上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完全当作“传统”而混为一谈了。
中国人“传统”的性质根本就与西方人的“传统”背道而驰。
中国的第三期新儒家的文人们就明显地患了上述的“食洋不化”的毛病。
新儒家的文人们幻想继续推进儒家传统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然科学精神”。事实证明，这是南辕而北辙，完全是在做“学术”上的幻梦。
他们连最起码的思维规律——逻辑都不懂，只凭“章句”的相似，就来大发无知的幻想。既坑害了自己“学术”的生命，更贻误了中华民族发展自己文化的近现代难得的良机。
正是因此，中国人在东方的世界，就只能继续落在日本，甚至韩国的后面爬行。
八十年代中期，从海外流进中国的林毓生先生的一部书——《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新儒家的浪潮，得到了内地非常多文人们的响应，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思想领袖”或“精神导师”。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即是指责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继承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新传统，从而中断了中华民族儒家“传统”的“血脉”，以至造成并发生了他所谓的“意识的危机”。
这真是请来了一位荒唐的医生给中国的文化“治病”，更是下了极其荒唐的“药方”。
这个“药方”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作用。证据即是：在今天中国的上上下下正在发起一股“回归传统”、“回归国学”、“尊孔读经”的社会文化的极其有害的逆流，现在正属方兴未艾。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之中就已经涉及了。所谓文化的“分水岭”本身也就是文化传统的“分水岭”。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分水岭”指的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一直都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的大方向上挣扎着向前推进和发展；相反，东方的，尤其中国的文化（传统）却一直都是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邪恶的大方向上陷入了文化发展长期停滞的“陷阱”。我今天必须指出，这实际上也正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之间的根本的区别。正是因此，西方的文化“传统”，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也同样会走弯路，会包含大量“泥沙”、“垃圾”，但他们的“传统”的大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则不然，大“方向”就错了，再折腾也只能向死路或泥潭“前进”，并越陷越深。所以，中国人今天，只能彻底地反传统，而不可能仅仅对旧“传统”进行小改小革。“大方向”不纠正，中国人的历史之路就只能离人类的正道越走越远，以至最后自我毁灭。顺便提及，印第安人的“文化”，事实上也是一个走错了大方向的“文化”，所以它只能走向覆灭，或等待别人（西方人）来把它消灭。
本文的下面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会走向邪恶的大“方向”；另一个问题，中国儒家传统并不等于全部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彻底反儒家“传统”并不妨碍我们还可以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古代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先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走向了“邪恶”的大“方向”？
谈到“文化”，首先就必须谈到“文人”。中国的“文人”不同于西方的“文人”。西方的“文人”基本上来自两类人：一类是希伯来宗教的教士，最初称“先知”；另一类是希腊哲学的“哲人”。这两类“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文化创造的意志并不听从于世俗政治强人的暴力的严重控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心灵既自然，又自主，还享有比较大的自由。先知只惟一崇拜“上帝”，“教士”则再加上“上帝的儿子”——“耶稣”，哲人只惟一崇拜“理念”形式的“真理”，他们均不必惧怕来自世俗政治强人的暴力的恐吓和威胁。
中国最初的“文人”则与上述的西方的“文人”大相径庭，他们都来自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属于周礼的“阶梯”——“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中的第四层，一方面他们是大夫家中的家臣，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样是“庶民”头上的最底层的“统治者”。中国的“文人”从一开始就是世俗权力系统中的一环，他们心中既无神的“上帝”，更无观念的“真理”，他们的心中除了变化莫测的“天命”之外，惟一只有“大人”，以及最高的“大人”——“圣人”，在《论语》之中，他们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实际上无论“大人”，“圣人”，他们全都是政治“权力”——潜在“暴力”的化身。
这一来就明显可见，中国的“文人”，从一开始，他们便既丧失了自然平等的权利，也丧失了社会的自主的权利，更丧失了精神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文化，说白了，从一开始，就是由这样一帮丧失了自然的平等、自主的主体和自由的精神的“文人”们“创造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基本上就都是由这样一类称作“士”的“文人”，例如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等等组成的。他们中的所有的人们，都不可能逃得了世俗政治强人们的暴力的恐吓和威胁。正是因此，他们的“文化”的创作，全都受到了极大的不平等、不自主、不自由的严重的局限。老子能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条件下创造出隐含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观念的《道德经》，的确是难能可贵极了；而墨子也同样能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条件之下创作出隐含有“人人生而平等”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念，并创造了自己特有的逻辑体系，也同样属难能可贵。至于孔子、孟子、荀子，他们则是顺应世俗政治强人的“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礼”而“创作”了他们的儒家的“文化”。这种儒家的文化深深地打上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永恒的历史烙印。尤其在汉武帝把孔子及其儒家定于“独尊”的地位之后，历代统治者更是层层加封——“圣人”、“文宣王”、“至圣先师”
、“万世师表”，等等等等，使之完全垄断了中国的“文化”，从此，中国文化的传统，事实上就只能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而
这个“传统”即是把中国文化的大方向完全定向了“人人生而不平等”的邪恶的方向的文化“传统”
显然，在中国古代文化之中，仍然是具有不少优秀的文化“遗产”的，例如前面说到的老子和墨子的思想遗产，其实更必须提到的还应包括“伏羲”的相当重要的文化“遗产”。关于伏羲，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曾谈到，他的关于七十二个卦画（八卦和六十四个卦）的抽象“符号”，将是启迪新时代的逻辑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古代思想资源。我在今后的文章之中，包括我的著作之中，都将对此作出专门性的介绍。
通过此文，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同胞们看到，
彻底反“传统”，特别是彻底反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来说将是何等地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简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脱胎换骨”、“重新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传统的伟大的世纪。（请进入我个人的网页：

不光是中国，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反人类的传统，人类不需要传统，所以人类文明都必须反传统，传统无用，人类文明只需要不断进步，就要最先进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都应该成为一体，由人类精英统治，这是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