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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董仲舒对后世千百年的影响

时间: 2023-04-01 03:00:28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11次

如何评价董仲舒对后世千百年的影响

历史上对董仲舒的评价?

一种评价:董仲舒的一生是治经著述、改造儒学、实践儒学的一生。他作为开一代经学之风的《公羊春秋》大师,广采博纳,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真正综合,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特别是由于他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武帝钦定,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王座,与此同时,他还为西汉封建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政治举措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措施。董仲舒的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巩固和加强了以刘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促进了西汉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西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据此即可论定,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的第一教育家。以上这都是值得肯定的方面。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
另一种评价:根据列宁“评判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150页)衡量,不难发现,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其前辈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因此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应持否定态度。董仲舒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编造了一套“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规范,高度地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致尽管各个封建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它们却都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永恒性”作论证。因之,“三纲五常”这一封建道德规范,在汉以后整个封建社会里,不仅没有更换,而且在更换了新的哲学形态中,又得到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董仲舒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长期发生影响的秘密。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 董仲舒坐像
[6]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否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枣强县)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董仲舒半身像
[2]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专家之才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
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儒家学者是董仲舒。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城外设立太学,从地方官僚子弟中选拔人才到太学学习,以五经博士教授。
贾谊、晁错分别生活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

董仲舒的主张对我国后世有什么影响

 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这一主张对我国后世思想领域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了专制王权,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
  经过儒家专家、爱好儒学者长期辩论,严肃考据,董仲舒并未向汉武帝提出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建议。在《董仲舒传》中,也只是称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董仲舒给汉武帝出了个主意,影响后世数百年,到底好不好?

回首往昔,事关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在我国历经了数千年的演变。

古画蟾宫折桂

夏、商、周都开创过盛世,合称三代,后人提起三代总是充满景仰。汉武帝年间,大儒董仲舒以学说赢得皇帝青睐,奠定了儒家治国的基础,影响深远。董仲舒从办学、礼仪制度、人才选拔等方面帮汉武帝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汉武帝基本全部推行。为效仿三代圣王寻访贤才的遗风,董仲舒定了个方案,让各郡长官以及侯国每年选拔两名优秀人才给朝廷,并辅以奖惩办法。称之为“贡士”,进献人才的意思。

如何奖惩呢?具体来说就是地方官和列侯作为举荐方,要对其行为负责。他们举荐的人如果优秀,朝廷会给予奖励;反之,如果举荐的人是庸才或者品行不端,地方官或者列侯将受到朝廷处罚。早年汉文帝为寻访人才,推行了“贤良方正”科,也是让地方官推举人才,不过没有给地方下达任务指标,也没有后续的奖惩措施。董仲舒的方案,看起来变得更完备了,以律令的形式加以约束,激励和惩罚的手段都有。那么董仲舒开创的措施到底好不好呢?

董仲舒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董仲舒心仪的三代制度说起。

三代是如何搞的呢?那会儿有一个专业的词语“宾兴”,宾就是礼遇,兴是起用。《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物指的是六德、六行和六艺。先秦到两汉时期,衡量人才的标准,品行排在才能之前。直到魏晋时期,曹操用人不看人品只重才能,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才颠覆了“贤良”为主的取士之法。

但周代的“宾兴”制也有其局限之处。虽说取用人才的范围从乡里开始,万民都有机会,但是三年才搞一次大的选举。《礼记正义·王制》对其解释比较清楚,“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人有能有贤者,以乡饮酒之礼兴之,献贤能之书於王,名则升於天府,身则任以官爵”。每隔三年的正月,乡大夫主持宾兴典礼,给乡里有名望有才能的人敬酒,把他们推荐给天子,加官封爵。

某地西周王宫遗址

看起来很美好,实际上先秦时代的卿大夫之位,跟宾兴选拔的人才没什么关系。因为卿大夫主要还是世袭制度。大夫还有上、中、下三等,宾兴招致的人才充其量能做到下大夫而已。

再说董仲舒的“贡士”制,从时间上来说,规定为每个郡、列侯每年进献两个人才。汉武帝时期天下分为三十多个郡,大小列侯数以百计,每年举荐到朝廷的后备官员数量相当可观。而且从春秋时期开始,出身贫寒的士人只要获得举荐,都有机会平步青云了,上大夫之位也是有机会熬到的。从这一点来看,董仲舒的举措给天下人才提供了更多入仕的机会,从时间和广泛度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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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就有弊。“贡士”制自然也有其弊端。三代是分封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封建制。而秦、汉以来均改为郡县制。“宾兴”主要由各地乡大夫根据人们的口碑指定贤人。三代的民风之淳朴大家都知道,虽然乡大夫一个人决定进献人选,总的来说,品行不端的人基本没有出头的机会。而秦汉以来世风日下,天下的郡守及列侯都由朝廷任命,以权谋私的现象早已遍地开花。由这个群体直接拍板举荐的人才,良莠不齐之严重可想而知。

在郡县制的西汉,模仿三代的贡士制变成了一种举荐方与被举荐者的利益交换,这中间大有文章可做。沽名钓誉之徒、贪赃枉法的官吏由此找到了契合点。惩罚机制说白了就是摆设。如果举荐的人不行,一般得有人举报才会处理。而地方官哪个在朝中没有耳目,朝廷内外的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一旦出事,指不定会牵连到谁。所以贡士出了事,大都不了了之,很少波及到背后的举荐方。

时代变了,察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欺世盗名的行为,而贡士制以律令的形式实施,更让欺世盗名之徒猖獗起来,所以弊端也很明显。当然,董仲舒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新措施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到了隋唐,形成更为进步、完善的科举制度,贡士、贡生都变成了考生的称呼。如今的高考是在科举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董仲舒的举措作为前代考试制度的一种探索,很有意义。

董仲舒的“贡士”制,从时间上来说,规定为每个郡、列侯每年进献两个人才。汉武帝时期天下分为三十多个郡,大小列侯数以百计,每年举荐到朝廷的后备官员数量相当可观。而且从春秋时期开始,出身贫寒的士人只要获得举荐,都有机会平步青云了,上大夫之位也是有机会熬到的。从这一点来看,董仲舒的举措给天下人才提供了更多入仕的机会,从时间和广泛度来说都是如此。
当然好,董仲舒提出的这个建议对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国力的强盛,还有百姓的安居乐业是非常有益的,十分有用。
我觉得是很好的。董仲舒为汉武帝献策。国泰民安很多年。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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