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韩、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为文应参以孟、荀、庄、老诸子和《榖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借“复古”以行革新。称散文为“古文”,称这场革新为“古文运动”,正是打这里来的。
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第一点是文以载道。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以继道统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也有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文章与政治、世教的关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认为有养才能有“气”,有“气”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他主张“文者以明道”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二人所言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政治上属于革新派,他所称的“道”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观上,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势”,而不决定于“圣之意”。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在社会的治乱观上,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并非有什么天意,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强调济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会安宁的意义。所以他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他还明确提出“以生人为己任”。“生人”即“生民”指百姓。其次,与“文者以明道”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世”,反对那种只“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的无益之文。第三,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认为“言之不文则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使后学景仰,而达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表达出来的,“文”是用来表达“道”的,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散文写作来说,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韩、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使古文复兴于文坛。
韩愈的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众体兼备,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理直气壮。一般说来,文章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师说》等。这一类中还包括—种小品式的论说文,短小精悍,意趣横生,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如《获麟解》、《杂说》等。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也可以另立一类,即小品杂文。第二类是叙事文。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材,工于描写,能刻画出人物形象,还往往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第三类是抒情文。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不拘一格,就人就事生发,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答客难》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而自出机杼,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如《进学解》、《送穷文》、《毛颓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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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唐代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打败突厥,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贞观八年(634)大败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657)打败西突厥。唐朝势力之强大,延续一百馀年,直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而达到高峰。天可汗的实际存在,达百二十馀年之久。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至天宝中上升达于顶点。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的政策。去华夷之防,容纳外来的思想与文化。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太宗这种一视华夷的思想,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直到玄宗朝,李华还说:“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李华《寿州刺史厅壁记》)从国家政权到生活方式,都体现了这种华夷如一的思想。
唐代建立者一视华夷的心态,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居住北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北朝汉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进程。唐代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倾向,安史之乱以后有所改变,严华夷之防的思想,在韩愈的维护道统的主张之后,有所抬头。但是道统论的提倡,对于宋以后的正统思想的重新主导思想领域和内敛心态的形成,可能起先导作用,而对于中唐以后的整个社会生活,却并无实际的影响。中外文化的交融并未稍衰。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族、各国的生活习俗、文化也广泛的影响着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会、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这些地区,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均杂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颇受北朝鲜卑婚俗的影响。敦煌发现的写本书仪残卷,记载唐代民间婚礼的主要仪式在女家举行。这都是与中原固有习俗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旧,而更加发展成熟。唐代开科,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其中明经又分为七;制举的确切数目已难了解,但据唐宋人的记载,当有八九十种之多。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旧唐书·王翰传》说王翰“神气豪迈,……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陈子昂也有同样的气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 (《答洛阳主人》李白更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吕望、谢安,要立盖世之功,然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夋免>兔何足言”(《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适、岑参、王昌龄、祖咏等,无不如此。“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骐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碛山西馆》)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特别是诗)中的昂扬情调。
唐人恢宏的胸怀气度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都有很大的发展。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修史经验,不久便有刘知几的《史通》出来,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的向着反伪饰、求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史学上的求实与文学上的求真,同是崇实思潮的产物。史家对于文学问题的论述,更直接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如《隋书·文学传论》、《北齐书·文苑传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各史中的作家传、传论中精彩的文学见解,与初唐诗风朝着合南北文学之两长,旨深、调远、辞巧,声律风骨兼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唐代绘画、书法、雕塑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我国书法,至晋而风韵标举,臻于化境。此后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渐合南北之两长,然法未大变。唐人始大变法度。初唐书法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孙过庭诸人,如群星汇聚,形成我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他们虽仍以二王为法,但已渐趋求变。颜真卿出,一变晋人之神韵入于法度之中,结体端庄,用笔厚重,而遒丽自在其中,终于拓展了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条新途径。最能传神地体现唐代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是张旭和情素草书,两人均每于醉后走笔狂书,龙蛇游走而莫测其神妙。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外,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能到” (窦蒙《述书赋》)。书法中的这种自由纵恣的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甚为相似。唐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期绘画已分科。人物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肪、韩滉等。吴道子也擅长山水画,而韩滉也以画牛驰名后世。山水画家如李思训、王维、张璪、郑虔等人,都是我国绘画史上名声喧赫的人物。花鸟动物画家如曹霸、韩干、韦偃的马,边鸾的花鸟,也都名盛一时。唐代壁画最盛,画于宅院、寺庙、道观、殿宇、公庭、驿廨。吴道子一生,对壁画贡献至巨。他画在两都寺观墙壁的就有四百馀间。当时画壁画者不仅有绘画名家,也有工匠,且数量巨大。武宗灭法时,天下寺庙、招提、兰若四万四千馀所,多有壁画,而毁于灭法之中;残存者数量仍甚可观,仅成都大圣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画8524间。唐代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还可从各地现今遗存的佛教壁画和佛教造像中看到。书法、绘画、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响着文学,我们从唐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唐人咏画、题画诗,《全唐诗》中著录有189首。许多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高适、王维都有题画、咏画诗。在唐代,诗画的融通有了更大的发展。画论诗论交融渗透、相互影响,绘画不仅成为诗的题材,也影响诗的艺术表现技巧。唐诗中色彩表现的丰富细腻,意境的画意,传神的技巧,都与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音乐和舞蹈的繁荣,与文学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唐代,燕乐的发展产生了一种诗歌的新形式:词。燕乐用诗于歌唱,从绝句开始,后来才因调填词。其实,古体当时也可用于歌唱。诗与乐,向来关系密切,而这种关系,在唐代更加发展。有人统计,《乐府诗集》中2239首乐府诗,合乐的占1754首。《唐诗纪事》所记1150诗家中,诗作与音乐有关的,共200家。《全唐文》中有关音乐之作有241篇(见杨旻玮《唐代音乐文化之研究》)。《全唐诗》中涉及乐舞的就更多了。这些作品对乐声与舞容的精妙描写,充分说明唐代乐舞的高度繁荣为唐诗表现领域的拓展,带来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相比较《西游记》里的降妖除魔,也许最柔情的片段就在女儿国了。西游里的女儿国是个只有女人,没有男人的国度,一条神奇的河流就可以帮助她们繁衍后代,这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但在 历史 上,却真真切切的出现过类似女儿国的国度,它以母系 社会 的政权形式存在,也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被记载,可以算是女儿国的 历史 原型。
在《西游记》中,女儿国位于通天河畔,距离灵山五万四千里,也就是通往西天的轴心线区域。如果按照玄奘西行的路线看,这个距离都已经达到中亚地区了。《山海经》里也提到过女子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日一门中。”魏晋时期的学者郭璞对这句话做过注释,说是在女子国中,有一个黄池,女子到这个黄池洗澡就会怀孕生育,但生出的若是男孩,寿命只有三岁,这可能就是西游记的另一个灵感来源。
玄奘在西行回忆录《大唐西域记》里,也提到了一个国家,即“大雪山中”的“东女国”,这个国家世代以女子为王,与《西游记》里的女儿国有点相似。除了这部游记外,史书中也记载过这个女东国,并且记录了其民族属性,政权形式。《隋书》里也有过类似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所以这个东女国与苏毗国应该是同一个指向,因为玄奘描写的大雪山,就是所翻越的葱岭。
按照隋唐史料的记载,这个东女国大致出现在公元六至七世纪,位置在今四川阿坝州、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一带,都城遗址在今阿坝州金川县。这个位置与玄奘西行路线是有错位的,这可能是古代地理变迁与今天有所差异而造成的。东女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女性为尊,《旧唐书》记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隋书》则记载“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这说明“女儿国”里并不是只有女人,只不过男人的地位较低,只从事国家的保卫、重型劳动等工作。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只知道东女国存在,并且是女性为尊,掌握政权的国家。且在隋唐时期向中央朝廷进行朝贡,其后便无记载,由于 历史 上的吐蕃在七世纪末崛起,所以同一片区的东女国很有可能被吐蕃吞并,故而消失在 历史 之中。但后世的《西游记》又将这个神秘国度展现出来,抒写了一段女儿国的神话故事。
历史 上有女儿国,但不是《西游记》中反映的那样。
女儿国,史称“东女国”,是公元六、七世纪出现的部落群体及地方政权,是川西及整个藏族 历史 上重要的文明古国。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阿坝州、甘孜州丹巴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等地区。东女国王城遗址位于今甘孜州丹巴县。东女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女性为中心和女性崇拜的 社会 制度。绝非文学作品中那样的女人靠喝子母河的水来生育繁衍。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闭塞, 社会 生产的严重落后,其部落民族的原始 社会 的形态得以延续下来。
东女国时期,昌都地区及四川西北藏区已有较发达的文明。当时东女国人口4万余户,胜兵1万余人,散布于山谷之间的八十余座聚邑之中,所居之处均筑“重屋”,即碉房:一般民众所住的为上下六层,而女王所居则有九层,这表明了东女国高超的建筑水平。东女国还使用文字处理,文字同于天竺;盛行历法,以十一月为正,即以十一月为一年之始。
扩展资料:
《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在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为渡。
历史 上确实有女儿国,女儿国分三种, 一为女姓掌国政的男权国家;二为女姓执政的母权部落或国家;三为是纯女无夫型聚落。
关于这三种类型,千古君简单说说。
一般以女姓掌国政的男权国家在 历史 上很少,基本上就是昙花一谢。在北魏时期桓帝皇后祁氏在平文帝崩后摄国事之时 , 就“时人谓之女国 ”,还有在汉灵帝时期的倭国就曾经立了一女性卑弥呼为王,那个时候的史书中就经常把倭国继承了女王国。
也就是说,女姓掌国政的男权国家被称“女国”只是一时的,毕竟它是男权国家,皇权迟早还会回到男人手里。
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被古人称之为“女国”。在隋唐史书中,有两段对女国的描述:
从以上史料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是有男人的,之所以称之为女国,是因为国家是以女性为君的母系部落,跟上面的男权国家不同。
这种类型的国家就属于传说了,毕竟这样的国家生孩子就成了一个难题。《山海经》中有一女国,关于它的传承方面是这样记载的:
说的是有一个女国有一潭神奇的水池,只要女人进去便可怀孕。
《山海经》历来就被称为奇书,关于这女国的记载现在看来仿佛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但 历史 到底如何还真不好说,至于这一记载对不对,就要看以后有没有专家去考证了。
除了《山海经》中的“女国”,《大唐西域记》也曾记载一个女国,不过它的传承方式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都是女人“西女国”是拂懔国的附属国,而拂懔国会经常派男人去这个西女国通婚。
以上三种,便是 历史 上常见的“女国”,也是各小说中“女儿国”的原型。
有原型,但是不叫女儿国。在小说《西游记》第五十四回,有这样的描写。唐僧师徒取经时路过一个西凉女国。在这个王国里没有男人,后代都是靠喝湖中的水而受孕。虽然《西游记》是个神话小说,但是人们也很好奇世界上真的有女儿国吗?
唐代高僧玄奘著《大唐西域记》中这样记载:“拂懔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珠珍宝。根据玄奘的说法,女儿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又在何处呢?《旧唐书》西南蛮中记载:”东女国乌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富有女国,故称东女。俗以女为王,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那么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据考察今天的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至道孚县一代就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东女国中心。
史书记载: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女王住在九层碉楼上,一般老百姓住四五层。现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的碉堡是最好的佐证。女王穿的是绸缎长裙裙摆拖地,裙上雕有金花。东女国最大的特点是重妇女轻男人。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男人不能在朝做官,只能在外出力。
宫里设有女王和副女王,在群族内部推举有才能的人担当。女王去世后由副女王即位,宫中女王的旨意是通过女官传达到外面。一般家庭中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务的分配,主导家中一切事务。
《旧唐书》重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十分详细,但唐朝以后史书对其记载几乎中断。难道东女国的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吗?唐中期将八个少数民族部落迁到大渡河旁边居住。东女国部落就是其中一个,后来唐代分裂,就再没有力量统一管理这些部落了。到宋元明三朝来说,对青藏高原的统治一直都很薄弱,因此基本没有史料记载。
一直到清代才把土司制度健全,那么女儿国现在是否还存在呢?东女国的遗留部落由于靠近交通要塞,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女王死后没有保留传统习俗,逐渐演变成父系 社会 。有一些部落生活在不通人烟的大山里,仍然保存着母系 社会 痕迹。研究者表明,女儿国在 历史 上的确存在国,而且现在的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习俗留存至今。
据考察, 历史 上的东女国就处在今天的川,滇,藏交汇处,而札坝极有可能是东女国残余部落之一,至今保留着母系 社会 的特点。
答案是肯定的,真的有女儿国存在,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能因为没听过就否认它的存在。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对女儿国的定义,我们一般认知上的女儿国就跟《西游记》里一样,国人都是女人,没有男人。 历史 上女儿国还有另外一种定义,那就是国人中男女都有,但是男人的地位低,可以看做是一种母系 社会 的延续。
纯女人组成的国家 历史 文献中也有记载,不过不在中国的西边,而是在东边。《三国志》中记载:“(沃沮)耆老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梁书》也有记载:“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竟入水则妊娠,六七月产子”。看到这个记载,是不是像极了《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只不过女儿国是喝子母河的水,史书中的女国则是进到水里就能怀孕,而且这个记载在后来的《隋书》《元史》中都有记载,还经常向中国朝贡。
中国版图内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女儿国”,那就是东女国,东女国位于四川阿坝州、甘孜州丹巴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等地区,是川西及整个藏族 历史 上重要的文明古国,大约活跃在隋唐时期。
《隋书》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
《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在大小八十余城,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为渡。”
隋唐这两个记载基本都是说的东女国情况,东女国是母系 社会 ,国王是女的,但是国内有男人,只不过地位不高而已。最后东女国灭亡,其文化被吐蕃吸收。
另外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曾经记载过一个女儿国:“拂惊国(即东罗马帝国)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诸珍宝货,附拂逢国,故拂凛王岁遣丈夫配焉,其俗产男皆不举也。”
世界太大,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各种国家都会出现,我们的世界才会多姿多彩,如果以后再讨论女儿国,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你所知道的 历史 上真正的女儿国了。
历史 文献中确实有女儿国记载。
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原型,很可能就出自 历史 上玄奘法师,也就是唐僧的《大唐西域记》里关于女儿国的描述:
拂惊国,有可能指的是罗马帝国亦或是拜占庭帝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拂惊国的西南的岛屿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只有女人,没有男人。
大家都知道,玄奘法师最远也就在天竺留学,并没有到达过欧洲,所以这件事很可能是来自印度的道听途说,虽然确实被写入了《大唐西域记》,但真实性应该基本上等于零。
《隋书》是正经的史书,比《大唐西域记》要严肃,但是也出现了关于“女儿国”的记述:
《隋书》中的女国,并不是没有男人,而是一个尊崇女尊男卑的国家。妇人地位高,男子却地位低,唯一的好处就是,女人不爱嫉妒。
《旧唐书》把女国的记录更加丰满化了,非常详细的对“东女国”做了记载:
这个东女国,和《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实在是有些出入了,女子地位高,但确实有男子,只不过如同中原一般,属于从属关系。
女人做国王,死后由其女儿继承王位。普通老百姓也是女人作为家长,孩子都跟随母姓,除了女人的地位高,实在是因为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因为东女国实行的是“一妻多夫”制,所以女子怀孕,很难确定谁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加入史书上记载的女儿国是真的,也绝对不是《西游记》里那个让无数男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西游记中的女儿国,想必使各位都有了一探究竟的心思。其实在 历史 的记载中,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三个。
在记述南北朝时期 历史 的《梁书》中,最先记载了“女儿国”:“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
南北朝之后的隋唐时期,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唐朝人走出国门游历四方,越来越多的客商从世界各地万里跋涉来到中原,人们对“女儿国”的认知和了解,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隋书》《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中,都记载了很多关于女儿国的信息。
女儿国到底在什么地方?《隋书》记载,女儿国位于遥远的西域,“在葱岭之南”。《新唐书》则记载得更为详细,“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具体位置专家们至今尚有争议,总之离中原非常远。那里气候寒凉,以种植小麦、放牧羊群马群、开采金矿为主要收入。
女儿国有多大?“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从里程和城池数量来看,女儿国的疆域面积还不小。女儿国的都城在一座山上,“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女儿国“以女为君”,国君是一位女王,复姓苏毗,因此又称为“苏毗国”。
国王住在高达九层的重楼之上,共有数百个侍女服侍她的日常起居。女王还定期举行朝会,一般是每五天进行一次。除了女王之外,还有一位“小女王”,平时辅佐女王处理国政,一旦女王意外身亡或病故,“小女王”马上登基,可以保证皇位延续无缝衔接。
如果以为那里是男人的梦想天堂?还是不要做梦了。 历史 上真实的女儿国,男人到了那里,只怕连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原因很简单,那里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男子,但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权 社会 ,“其俗贵妇人,轻丈夫”,“俗轻男子”,男人在那里是身份卑贱的下等人。
女儿国里不仅国王官员都由女子充任,男人在那里只有两件事可干:“惟务战与耕而已”。男人们都被集中起来,从事高危和繁重的工种,要么冒着生命危险上阵冲杀,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要么参加繁重的劳役耕作,说白了完全就像是一群奴隶,丝毫没有什么浪漫感可言。
更为糟糕的是,女儿国还保留着浓重的奴隶制残余氛围,女王或者身份高贵的女贵族死了,必须要杀死数十个男人殉葬。恐怕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隋文帝开皇六年、唐高祖武德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女儿国的国王还经常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中原皇帝。开元年间,女儿国最后一次来到唐朝进贡,此后“音讯遂绝”,永久消失在 历史 长河中。
我是 历史 吃瓜客,非常荣幸回答您的问题。
别的史书我暂时还没有看到,但是《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中确实有“女儿国”的记载,当然也是道听途说。它是这么写的:“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
没有
没有女儿国,只是神话故事,虚构的而已!
文章标题: 唐朝真的像《旧唐书》上面记载的一样让拜占庭(拂菻)帝国称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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