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关于南明抗清的历史史料

在讲述夔东地区的抗清活动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清朝初年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依据不可靠的传闻在南明诸主间添了一位所谓年号“定武”的“韩主”，对后世研究南明史事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其文云：韩王本铉，系太祖十九子宪王松之后，世封平凉。崇祯十六年，李贼自成陷陕，王被执，间脱。适献贼陷楚，其部将郝永忠者枭悍，军中望永忠摇旗辄奋，遂以郝摇旗著名，敌遇之震。及献贼死，摇旗内款，独奉韩王为主。自闽事坏（指隆武帝遇难），韩便称尊，改元定武。尝移书桂主（指永历帝），叙长幼，不称臣。……癸卯（1663，康熙二年）定武十七年，来亨被困，弃七连，保谭家寨。永忠与二虎（指刘体纯）合力，从来亨北御，大战四昼夜，北协湖广之师大挫。已而，巫山不能守，先败。房山旋败，韩主不终。这段史料中的错误不胜枚举，如：一，郝摇旗原是大顺军李自成部下偏裨，误作大西军张献忠麾下之枭悍。二，永忠乃郝摇旗联明抗清后隆武帝所“赐”之名，误作本名。三，郝摇旗长期追随永历朝廷，不仅同何腾蛟、瞿式耜交往甚多，还曾在桂林亲自护卫永历帝出逃（见上文），误为自隆武帝遇难后即拥戴韩王本铉称尊，改元定武。四，即便有明初所封韩王后裔在大动荡中流落他乡自称或被推为“韩王”，也不可能名为“朱本铉”，因为按朱元璋亲自反复修改酌定后颁布的《皇明祖训》《礼仪》篇规定了诸藩命名世系的二十字，“本”字为封于山东兖州的鲁王位下第十九世，明朝灭亡时鲁藩才传到第九世“以”字辈，如袭封鲁王朱以派、朱以海（即鲁监国）兄弟，根本不可能出现“本”字辈；韩王位下没有“本”字辈，所谓“韩王朱本铉”完全是空穴来风。查继佐曾经在鲁监国政权中任职，所著《罪惟录》中也记载：“自帝系成祖下，预派二十字，世以辅名，名旁按五行取相生义。……而亲王亦各派二十字，载玉牒”，可见疏于查考。查氏立志著史，但常有失误。如他在《鲁春秋》一书中开头就说：“乙酉夏五月，南都不守，……杭诸绅奉皇太后命敦请潞王朱翊镠监国。”把朱常淓误记为其父老潞王。记鲁王监国事又云：朱以海“甲申（1644），甫袭封四日而东师入兖州，王南奔浙江”，显然是把1642年清军攻破兖州与1644年大顺军接管山东两件事混为一谈。记绍武政权则说：“唐王朱聿镇据广州自立”，把朱聿的名字误写作聿镇。查继佐在清初搜罗史料不易，辨别不清，误信讹传本不足怪。辛亥革命后，孟森先生依据查氏所记，不厌其烦地抄录最常见史籍，撰成《后明韩主》一文，尽管他连东安王朱盛蒗、韩王朱本铉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说不明白，仍然武断地写道：“是年（1643，崇祯十六年）献忠陷平凉，韩王被执而脱走入楚，遂为郝摇旗所得而奉之。摇旗等盖已先降，其奉韩王，自为明延统之意矣。以后摇旗等久不见于史，从《罪惟录》观之，则正于山僻中缔造一韩主之明国时也。韩主立国，在丙戌（1646）九月闽败之后，已当清顺治三年。而十三家之帅，遂以郝永忠、李来亨等著。……”在南明诸将领当中，郝摇旗的记载是比较多比较有系统的，孟森先生说“摇旗等久不见于史”，只能说明他自己所见史料甚少。柳亚子先生撰《南明史纲·史料》一书中有《韩王本铉传》，他察觉了查氏所记有些不可靠，如韩藩排行没有“本”字辈，郝永忠不可能在隆武二年拥立本铉之类，也不列入正“编”（相当本纪）之中，然而在传文中仍然写道：“隆武二年丙戌八月，汀州不守，绍宗襄皇帝殉国。本铉方拥众保郧西乱山中之房县，遂建号自立，改元定武。然局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柳亚子文中根据的除查继佐《罪惟录》外，多次提及全祖望、赵之谦撰写的《张苍水年谱》作旁证。其实，张煌言本人的诗文集中从来没有提到“韩王”、“定武”，他写的《送吴佩远职方南行访行在兼会师郧阳》诗，意在寻访昆明破后流离失所的永历帝并且同夔东十三家军建立联系。全祖望、赵之谦撰年谱为此诗作注时即误信查继佐《罪惟录》窜入了“奉韩主本铉为主，改元定武”的情节，既歪曲了张煌言的原意，更无助于证实“韩主定武”。我们无意于对前辈学者吹毛求疵，但是，在南明史上凭空增加一个立国建号十七年的朝廷事关重大，不容不辨。即如孟森所言，“治明史者，不能忽为细事”。既然不是“细事”，又何必在未加详考的情况下作出极大胆的论断？只要对南明众多史料和清初档案加以排比考证，就可以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年号定武的韩主。指出称尊建号的“韩主”纯属讹传，并不是说明清易代之际没有一位“韩王”曾在郝摇旗营中参与复明运动。明崇祯朝廷覆亡前后，诸藩有的被擒杀，有的轻信清廷给以“恩养”的谎言自投罗网，有的流离失所。南明自弘光以后，除了对身分明确者予以安置外，已经不能依据谱牒确定袭封人选。朱明宗室人数既多，谱系亦紊，有的自称或被推为“一字王”（亲王）、二字王（郡王）以资号召，并不足怪。在现存档案、野史等文献中无论是在清统治区还是在南明管辖区都有很多谱系袭封情况不清楚的明朝藩王。郝摇旗营中确实曾经有过几位藩王，一位是东安王朱盛蒗，一位是通山王朱蕴釨，另一位是韩王朱璟溧。朱璟溧是明太祖之子韩宪王朱松的九世孙，顺治五年山西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时，他被虞胤、韩昭宣推举为“韩王”，作为复明运动的号召。山西兵败以后，朱璟溧逃到湖广南明控制区，不迟于1651年（顺治八年）进入设于湖北房县山区的郝永忠营里。他虽然很可能不是韩藩世袭近支，但是由于在山西等地复明志士中有一定影响，又受到夔东抗清义师郝摇旗等人的郑重接待，永历朝廷在宗藩凋零、谱系紊乱的情况下，出于策略考虑承认了他的韩王封号。从现有档案等文献看，韩王朱璟溧的任务主要是代表永历朝廷联络北方的复明势力。清初档案内有一件报告“逆王”朱存梧在河南洛阳地区秘密联络反清人士，准备在1656年（顺治十三年）元宵节起事，夺取洛阳的案件。朱存梧被清政府捕获后供述他在1651年（顺治八年）到过郝摇旗部据守的湖北房县山中，“住半年，与韩伪王相处，他是一字王”。朱存梧的供词明确说这位寄居于郝摇旗营中的韩王只是“一字王”，并没有说他建号称尊。何况朱存梧还供称在这以前（1649，顺治六年），他还“潜身至贵州省下投见永历，说要中兴，领受有龙边伪票一张，无龙边伪札四张，又空头伪札二张，结连会兵”，显然同郝摇旗等人一样是尊奉永历朝廷的。另一件清方档案为湖广总督祖泽远在顺治十三年的奏疏，其中说：山西人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企晟自加伪总督职衔，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内自华山出营”，后来取道潼关、河南邓州、淅川，到达湖北均州，“郝永忠将企晟接入营盘安住。……至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引企晟出山。比企晟遂于贼营内携带镀金印一颗、伪银印五颗、铜关防十八颗，伪永历敕札一道、伪历日一本，伪韩王龙札三十二张、伪龙票一十八张、伪国公札付五十张、伪咨揭帖三件、伪告示一十七张、伪书札五十件”，本拟“往陕西一路给散”，为南明招兵买马，不料进入清辖区不久就被清军捉获。李企晟在供词中说，他“于十二年间自华山来到邓州浙川县，至十一月十五日到均州黄家湾过河，十六日进山，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房县郝永忠贼营住两月半，见韩王并郝永忠商议联络内外兵马，会同兴山、巴东各家头目，随领出敕印关防共二十四颗并龙告示书札，仍往山西一带散给众党陕西虞胤、太行山牛光天、五台山高鼎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李企晟派随行人员李得福到郝永忠营后“差赴云贵通信未回”。沈佳记：丙申十年（1656，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永历帝由李定国扈卫到昆明不久，就批准了韩王璟溧的请求，加封虞胤为莱国公，仍以文渊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军务的头衔联络山西、陕西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进行斗争。从上面引用的文献来分析，韩藩宗室朱璟溧是在山西姜镶等人于顺治五年反清时被虞胤、韩昭宣等拥立的，以“韩王”名义“行伪永历事”，权宜委任参加起义的文武官职。晋、陕大规模反清运动失败以后，朱璟溧辗转逃入湖北房县一带的郝摇旗营中，同永历朝廷的关系肯定比在山西时要密切一些；郝摇旗以至永历朝廷也希望借助他在晋、陕一带的旧有影响和关系联络北方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力量。尽管我们掌握的只限于几件片断的可信材料，这些材料却毫无例外地证明韩王朱璟溧只是作为永历朝廷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活动。从1656年（顺治十三年）到1662年（康熙元年）清军对夔东明军根据地展开三省会剿，时间已过六年，没有见到文献中再提及韩王朱璟溧，大约是已死。同郝摇旗、袁宗第等人一道被俘的只有东安王朱盛蒗，毫无“定武十七年，韩主不终”的任何迹象。如果清军擒杀了一位纪号称尊的南明皇帝，当事文官武将必然在奏捷疏中大肆吹嘘一番，怎么可能一字不提呢？至于夔东十三家武装尊奉永历朝廷，十三家首领人物和部将接受永历朝廷颁授的官爵，作为朝廷的象征和负责联络各部的“督师”、“阁部”、“部院”和太监都由永历帝委任，有大量材料证明。为了维护历史的真相，必须剔除所谓以“韩主”为首的“定武”朝廷的谬说，以免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罪惟录》附纪卷二十二《韩王附纪》，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四三五页。同书卷十九《鲁王监国附纪》也两处提到“定武”建号称尊，“以延明运”，见第四一六——四一七页。《罪惟录》卷二十五《宗藩志》，排印本第九二四页。 孟森《后明韩主》，收入中华书局印《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引文见该书第九十四页。 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南明人物志》四《韩王本铉传》，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按，《罪惟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以前一直以抄本行世，“本鉝”、“本铉”字形相似，故有差异。

公元1645（顺治二）年二月，攻克陕西后的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英王阿济格继续追击李自成及其余部，一路则由豫王多铎率军直捣江南，欲求彻底粉碎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

三月二十四日，清军攻进河南并占领了弘光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与此同时，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也在积极地整军备战，欲与清军决一死战，然而，令人无奈的是，尽管他名义上拥有南明军事大权，但一些张扬跋扈的将帅压根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就拿“江北四镇”中的二十余万大军来说，当中也唯有驻守于泗州的兴平伯高杰听凭其调遣，其余三处大军基本各自为战，甚至投降于清军。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兴平伯高杰却被叛将许定国所杀，致使其部下四散，导致史可法失去了一处重要的军事力量，为其后来壮烈殉国埋下了伏笔。

“江北四镇”兵力分布图

五月十五日，礼部尚书钱谦益、大学士王铎等文武官员主动打开南京城门降清，一周后弘光帝朱由崧被俘，至此，这一仅维持了一年的弘光小朝廷以失败而告终。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弘光政权自始至终都没有将清廷势力视为首要敌人，而是乐此不疲地将精力放在对付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上，但由于内部政治的腐朽，最终导致弘光政权在这两方面都毫无作为。弘光政权的覆灭并没有使南明势力就此消逝，同年六月七日，在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人的拥立下，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州，二十七日朱聿键正式即皇帝位，改元“隆武”。基于如此，南明终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为“隆武政权”。

相较于之前的弘光政权，南明进入隆武时代之后在对待清廷势力的态度上可谓是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朝上下再无所谓的“联清灭顺”之说，而“抚贼北拒”之类的策略则是被频繁提及。正是在这么一种大环境之下，隆武时期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抗清斗争的浪潮，这股浪潮也直接导致清廷在实施统一中原的计划过程中瞬间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并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等资源。弘光政权向隆武政权的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然而相较于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在对待清廷势力态度的转变上却存在著相当强的主观因素，那么，导致这一主观因素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为何呢？关于这一话题，接下来笔者在该篇文章当中就来同读者朋友们做一番详细的探究。

1644年11月形势

一、“双政权”并存时期的南明

隆武时代的南明实际上是一个“双政权”并存的时代，就在朱聿键正式即皇帝位的另一天，明兵部尚书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是为“浙东政权”。与弘光政权如出一辙，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从某种层面上讲也是由缙绅地主阶级建立的，然而它与弘光政权又存在著本质上的区别。弘光政权说白了是一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主要目标的地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自建立那一刻起李自成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李自成死后，尽管大顺军还存有一定的兵力数量，但由于李自成生前并未培养出像大西军中的孙可望那样足以服众的继承人，再加上从西安撤退时又过于仓促，导致位于西北各地的驻军没能与之相会和，最终致使大顺军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故而失去了继续从事抗清斗争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隆武和浙东两大政权而言，其所针对的目标也就大大缩小。

另一方面，相较于弘光帝朱由崧的昏庸无能，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均表现得更为精明能干。在笔者看来，造成这一强烈反差的原因亦或是个人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结果，举个例子：鲁王朱以海的父亲（前鲁王）朱以派和其兄曾在崇祯十五年清军发动的“壬午之役”中先后遇难，而朱以海本人也曾被清军俘获，险些丧生，因此他对于清朝原本就怀有著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家仇国恨。作为隆武政权的首要人物，朱聿键的遭遇虽然没有朱以海那般惨烈，但他从小也是个历经磨难的人儿，这些磨难也间接地造就了其奋发图强的个人品行。因此，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从个人来说比福王朱由崧更倾向于抗清，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二、李自成的死，给南明和农民军创造了“抱团取暖”政治条件

如前所述，隆武政权和浙东政权自建立之初李自成就已经撒手人寰了，而与之对立的弘光帝朱由崧也相继被俘杀。朱由崧的死，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刺激了先前执拗于“联清灭顺”策略的那一帮人，使之看清楚了清廷势力进军中原的真实目的和狼子野心，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了南明政权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即：清朝势力才是首要敌人，而农民军次之。如此一来，抱有与清朝妥协的幻想随著李自成的死和弘光政权的覆灭也就彻底破灭了，进而使这两股势力中不愿向清廷屈膝下跪的人们不得不彼此相靠拢，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抗击清廷。如此说来，李自成的死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军联明抗清、南明方面“抚贼北拒”创造了极具有利的政治条件。

三、一个“得意忘形”的决定，成为了抗清斗争的“导火索”

清军在占领广袤的西北地区和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当地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瞬间为其所控制，而弘光政权所附属的主要军事力量——“江北四镇”中的军队绝大部分也投降了清廷，除此以外，清军在抗击大顺军的过程中又收编了大量的农民军，因此，当时的清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个方面相对而言都占据著绝对的优势。也恰恰是如此，使得清朝统治者变得忘乎所以，并逐渐改变了入关初期相对缓和的统治政策，而采取了一些强迫性的野蛮征服手段。举个例子：如清军攻占扬州之后，多铎纵兵屠城之举，造成了历史上极具惨烈的“扬州十日”大惨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上讲，这一做法深深地刺激了中原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仇恨。

尽管“扬州十日”伤害到了中原人民的心灵，但最令人们痛心疾首且忍无可忍的则是“剃发令”的重新颁布。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不顾众人反对悍然下令恢复先前制定的剃发令，并以极度强硬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予以推行，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此令一下，国内的民族矛盾瞬间被激化，抗清斗争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向清朝统治者袭来，全国局势随即陷入了一片动荡之中。由此可见，剃发令的重新颁布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了激发中原人民民族仇恨的一道重要导火索。

一般说道南明 历史 大多想到的是江南的反清复明运动，确实南明的几个政权都是在江南建立，但如果只讲江南的抗清运动则会有些偏颇，在清朝铁蹄蹂躏的北方地区，也有很多义军和反正明将在与清军激烈抗争。

清军刚入关时标榜“吊民伐罪”“代明缴贼”，短时间内就拉拢了很多汉族官绅，但随着清廷剃发改制，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新附汉人，使得归附官绅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分化，与满人的接触也使他们对满人的虚实有了了解。

不过，北方绅民的反清运动比较分散，少数与南明有一些联系，但也仅限于密使往来和南明的封赏官爵，南明政权大多时候是偏安一隅，得过且过，没有将南北方的反清运动统合起来。

1646年冬山东发生谢迁起义，占领高苑、新城、淄川，擒杀降清乡绅孙之獬，后清军围困淄川两个月，用挖地道炸塌城墙，淄川失守。

山东榆园在明末时就有“榆园贼”活动，还创造了地道战术与官军作战，清朝初年这一地区的抗清运动声势浩大，降清的原明东平侯刘泽清见起义军势大，便计划联合义军和鲁监国暗中准备抗清活动，后起义军失败，刘泽清牵连全家被杀。

清初山东其它地区的抗清斗争也不少，并且此起彼伏，寇县在顺治三年有裴守政、刘丝桐起义。

在北方其它地区，山西的王永强和甘肃回民米喇印和丁国栋也先后起事反清。

清初北方反清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山西的姜襄领导的反清运动。

姜襄原是明朝大同用兵，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时投降大顺，后来传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后，姜襄投降清廷。

最初，姜襄认为清军不会入主中原，便拥立明朝宗室朱鼎，被清廷严厉斥责。姜襄在降清的数年内也是竭力为清廷做事，清廷为对陕南.四川用兵多次征发山西人力物力，1647年清廷命令各地督抚送一子入宫做侍卫，实际上就是人质，姜襄接到命令后立刻送长子入京。但是清廷对手握重兵的降清将领依然猜忌。

姜襄对清廷也早有不满，1648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犯边，清廷派英王阿济格等人领兵守卫大同，姜襄认为清廷此举会对自己不利，这时山西百姓对清廷的统治已经怨声载道。

十二月初三日，姜襄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竖起了反清大旗。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汉族官员纷纷响应。

晋西北万练袭据偏关，姜襄即任命其为偏关道。刘迁等纠集人马袭击雁门、代州、五台一带，威胁太原。

晋中五台、忻州等地，晋东南汾、潞、泽、辽等地，晋西南黄河西岸等县，纷纷起事，很短时间里山西全省除太原和少数地方外都被义师占领。

山西靠近京畿，山西的风云突变对北京来说清廷造成很大威胁，清廷最开始打算以招抚解决，但姜襄在举事之前就遭到猜忌，因此这时姜襄已经是覆水难收，对于清廷的招抚也就置之不理。

清廷多尔衮见招抚不成便决心武力解决，1649年正月，多尔衮亲自带兵出征大同时，其弟弟多铎病危，多尔衮无心恋战再次招降姜襄。

自清军入关以来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挑战，不仅陕西、甘肃等地的义军的义师反清，就连靠近北京的山东、山西义军也风起云涌。

到1649年的四五月间，对清廷来说山西的局势愈发严峻，阿济格和尼堪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攻击大同但仍然对坚城无可奈何。这是山西各地除太原、平阳几座孤城都被义师控制，但南明永历朝廷这时因为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的遇难而陷于惊慌失措之中，这时清军由于北方的反清运动而撤兵北上，永历朝廷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但却未深入与反清义师联系，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和无能使其再一次错失机会。

1649年六月，清军攻克分州，清廷形势好转，清军的各路人马已基本到齐。八月姜襄被部下所杀，大同城破，清军再次 屠城 ， 为了泄愤多尔衮下令将大同城墙拆除五尺 。紧接着山西各地义师或投降或被镇压，到年底清军基本平定山西。

之后，姜襄部将牛光天和一些逃出的义军继续抗争了将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