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多大的官才算是勋贵 动不动被农民军击毙好几个的总兵副将算吗

"府"现代多用于办公的地方称呼，可是在古代只有宰相以上才能称府，最早是用于将军府幕僚居处，称"开府"，后用于对三公三司等贵族的官称：开府仪同三司，渐用于对贵族或者皇权的尊称，这个用法直到明朝才发生了一些改变。

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此大明王朝正式搬入了历史的舞台，建国后，他随即册封文武百官，太祖皇帝一统天下以后，明朝政治上的皇权集中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统治者十分重视整顿和恢复礼制，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从他当上皇帝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盘算着怎么才能巩固政权，他废除宰相不设，他觉得宰相和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最有可能觊觎皇帝宝座的就是宰相了，只是废除宰相后，所有的政务他要一个人处理又感觉太累了，所以他又从翰林院找了几个学士，凑成了个秘书班子来分担他的工作量，一直到了永乐皇帝时代这个秘书班子才有了一个名称叫内阁，所以历代以来，内阁大臣都出身翰林学士，官阶只有六品。内阁大臣担任"票拟"之事，代替皇帝草拟各类文书。

其次是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官阶二品，和皇帝隔着一个宰相，然后又创设六科对六部进行稽核，属言官之列，官阶六品，而御史大夫有弹劾百官的权利，彼此之间相互制衡，可以说皇权达到了历史最高的集中度，在军事上设锦衣卫，武官第一次掌有监察百官万民之权。

那么明朝没有设置过宰相，是否这个府就没有再出现呢？那也不是的，明朝的皇族和6大公爵还是可以把家称府的，那么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的都是哪些官员呢？

明朝的爵位分为亲王、郡王、国公、侯、伯等等，其中，亲王和郡王属于皇族专用。当时有功之臣达25位之多，实际上只册封了6位功劳最大的公爵，称开国六公，即使有名的刘伯温也只封了诚意伯，国公属于明朝勋贵体系的顶端。对于明朝的武官们来说，能够被册封为国公，已属于最高荣耀，在这6位国公中，只有魏国公徐达善始善终，世居金陵，爵位一直传承到明末。

可以说朱元璋的管理方式就是给实权的就给高位，给高位的就不给实权，让他们互相制约，可惜他的想法并没有彻底落实，内阁后来演变成了中书省，孝宗时代设立了首辅，只是相当于宰相，宰相始称开府仪同三司，属一品文散官，所以说开府之说至此只有皇族成员才能受用了。

明朝政局走势有两个高潮，明初到永乐是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便是张居正改革，张居正在隆庆六年当上了首辅后，辅佐10岁的神宗朱翊钧，掌握了实权的张居正本着"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开创了万历新政，使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有了中兴之象。后人赞誉有加，被称为"宰相之杰"。神宗朱翊钧几次想给他加封爵位，张居正坚持不肯接受，后来神宗亲自题了"元辅"、"良臣"赐给他，至今还挂在张居正旧居，由于张居正拒绝封爵，自然他的居所也不能称府了。

明末的农民起义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以往我们一直认为潼关一战是大明灭亡的丧钟。因为此战后孙传庭所率的最后精锐全军覆没，孙本人也战死沙场。但是我们仔细查看历史，会发现1643年（崇祯十六年）的汝州之战才是导致大明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那么汝州之战中为什么会成为大明灭亡的前奏。

李张反目，分道扬镳

李自成襄阳政府的出现与在湖广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崇祯帝心急如焚。他倾尽全力来挽回颓势，并且最终下定决心要让孙传庭出关决一雌雄。

1643年五月三十日，张献忠攻克武昌府，占有了湖广15府中的8府。或许是受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的影响，也在武昌建立自己的政府，自称西王，改武昌府为天波府，张献忠居于楚王府，在门前竖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在九门城上，亦竖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震八方''。这样，在江汉一区，二王并峙。

李自成对革里眼（即贺一龙）、罗汝才（号曹操）与袁时中的诛杀，使张献忠感到恐惧。三月（也有一种说法是正月），李自成兵临汉阳，不克。后得知张献忠取汉阳，大怒。榜示远近：''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及闻张献忠攻克武昌，派人前去以祝贺为名而行威胁之实，贺词中居然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将轮到你了。''好在张献忠主动退让一步，尚能委曲求全，卑词以答，多赉金宝给李自成。自成拘留来使，献忠十分恼火。为了避免同李自成发生冲突，张献忠断然决策迅速离开武昌南下。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样兵不相接，彼此间的摩擦也就自然减少了。

闯王李自成

传庭出战，阻碍重重

此时的明朝，为了剿灭李自成，明朝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总制陕西省三边，兼理粮饷，赐尚方宝剑。五日，又发出通告，申明有能擒斩李自成者赏白银一万两，世袭侯爵；擒斩张献忠者官一品，世袭锦衣卫指挥，赏银5千两。

孙传庭在柿园之役中战败逃回，扼守潼关，企图以关中为根据地，重新组织力量，再与李自成较量。他强令富家出饷，穷家出丁，开屯田，积粮草，训练士卒，修缮器械，准备卷土重来。他新造火车两万辆，组建火车营，作为看家本钱。关中一些有钱有势的乡绅不愿出粮出饷，就想方设法把他撵走，故意在京师散布流言，说孙玩寇靡饷，又用言语恐吓说：''督师再不出关，朝廷就要派人来捉拿了!''陕西巡抚冯师孔也一再催促说：''顿兵久安，不合朝廷命战之意，而且寇日强横，如此下去，怎生得了!''孙气愤不下，回敬说：''出师有期，当图万全以报朝廷，用不着中丞多虑!''

陕西当地土豪劣绅排斥孙传庭

其实，孙传庭心中明白，屡经败阵的手下将领，哪是李自成的对手！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他只好上疏请求皇上明示出关日期。

双雄相遇，大战在即

八月一日，临危受命的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举行誓师大会。他的总体部署是：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以辽蓟总兵白广恩、总兵高杰为中军，以延绥总兵王定与宁夏总兵官抚民为赴潼关后劲，又命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合兵趋洛阳下池寨，让四川总兵秦翼明从巡抚冯孔出商洛为犄角，让总兵左良玉从九江北上进逼汝宁。计划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开屯田，储粮草，待机夺取中原。会后，诸路兵马开始行动，直逼河南。初四日，孙传庭带着满腔无奈自西安出发东进，经潼关，到达河南阌乡（河南灵宝西）。

李自成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决战的严重性。他决定立即率领主力离开邓州北上，并且调集荆州、襄阳的部队，会师洛阳。又命正在登封玉寨围攻李际遇的李过，撤围前来会合。他的部署是：老营驻扎唐县，主力驻屯襄城、郏县，步营沿黄河列守。河南巡抚、巡按害怕大军过河，飞调陈永福回河北。孙传庭以为荥泽只是小股零贼，卜从善尚逗留河北，防守河岸足够有余，传令陈永福勿往河北，急趋洛阳。

十二日，孙传庭的部将牛成虎已自渑池引兵到达洛阳。陈永福诡称奉抚、按檄调，按兵不动。孙传庭大怒，请求对不服从命令的卜从善、陈永福，严加惩处。有旨，削去二人总兵衔，降为副将，戴罪立功自赎。

初战告捷，传庭得意

战争一开始，李自成决定先让一步，派出一支小部队，前往阌乡迎敌，且战且退，诱敌远离潼关天险入据河南中部，官军来到磁涧，农民军已由磁涧拔营往洛阳南的龙门，官军追至龙门，农民军又拔营趋汝州，仅留少数哨骑于伊河之西。孙传庭到达龙门后就在此安营扎寨，遣兵5000人前往汝州，农民军放弃汝州，奔往宝丰（李自成更名宝州）。孙传庭暗自欣喜，以为贼旦夕可灭，命令部队乘胜追击。

九月八日，孙传庭率主力抵达汝州长阜镇。这时，李自成的部将都尉李养纯叛变投敌，出卖了农民军的战斗部署。孙从这个叛徒口中得到农民军的部署后，立即派兵，从瓷山间道袭击唐县李自成军的老营，自率主力攻取宝丰。农民军在此严密布防，守兵甚多。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增援，与白广恩、高杰、卢光祖战于城东。官军毁掉城东北隅桥，尽泄护城河水，令军士负土填平城濠。

十二日，发起攻击，炮火猛烈，这天夜里，宝丰失陷，州牧陈可新被俘杀、州判姜鲤被俘杀、郏县令周英等战死，数千名士兵和居民被官军屠杀；随即唐县亦为官军攻陷，老营辎重尽失，家属妇女、儿童惨遭屠戮。消息传来，农民军满营皆哭。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官军粮车每日只行30里，粮饷接济不上，士马陷入饥饿中，军心恐慌。有人劝孙还兵就粮。孙无可奈何道：''军队已行进到此，即使还师亦无法避免饥饿，不如拼死破取郏县就食。''

十三日，官军到达郏县。农民军立营于城西。明总兵陈永福龟缩在城西南，孙传庭进驻汝州。两军鏖战。李自成自将步骑万余发起冲击。战斗异常激烈，农民军也有不小伤亡，急忙北撤，李自成本人差一点被俘。

官军被围，形势危急

孙传庭陶醉于胜利之中，竟将农民军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当作是自己胜利的资本，在写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公然声称：这次进兵河南，农民军''闻臣名，即惊溃，誓肃清豫、楚，不以一贼，遗君父忧''。崇祯帝得报欣喜若狂，将这份报捷疏交大臣传阅，大叫：''贼之灭亡就在旦夕。''事实上，此时的孙传庭及其所部明军已陷落在农民军的包围之中。

出征的孙传庭

战斗持续进行。在郏县、汝州李自成动员组织部队构筑小土城20余座，深沟高垒，布阵五重，由外及内，最外一层为参战不久的新兵，次为久经战阵的步兵，再为精骑兵，再为决胜骁骑，最内为老营家口。骁骑阵列右、左、前三线，名三堵墙，即第四重，各7200人，分别高举红、白、黑色战旗；同时让刘宗敏率领一支由万人组成的精锐部队，绕道沿嵩山背面袭击白沙。白沙是当时由洛阳通往汝州交通干线上的必经要地。在当地民众支持下，农民军出敌不意，夺取了白沙，断绝了明军粮运的通道。明军从陕西来到河南中部，长途跋涉，粮饷本来就不能保证供给，士兵饥疲，士气沮丧，一听说白沙被农民军攻占。

十七日，汝州出现明军哗变。孙传庭心如火燎，急忙分兵三路，让陈永福留守，自己索性带着白广恩和高杰，分别一从大路，一从小路，回师洛阳，筹运粮饷。本来明军的阵势已经混乱。孙传庭这么一走，明军也就乱了起来，纷纷逃散。陈永福三令五申，予以制止，也无济于事。后来采取杀一儆百的办法来压服，结果，压而不服，不仅不能制止士兵的逃跑，反而逃跑的士兵越来越多。

时大雨不止，一下就是七天七夜。明军无粮，饥疲沮丧，毫无斗志，装有火器的战车在雨天泥泞中派不上用场，这就为农民军的总反击，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时机。汝州、郏县是农民军的占领区，农民军早已做好了歼敌的充分准备，这里的民众也以积极的态度支援农民军。这些都有利于农民军而不利于孙传庭。

汝州围歼，传庭兵败

到了二十二日，李自成命令部队展开攻势。明军以炮火优势进行出击，连续突破了三重防线，靠近第四重防线。集结在汝州、郏县、襄城的数十万农民军，一跃而起，旌旗如林，人如潮涌，步兵骑兵互相配合，杀向孙传庭的营垒。孙传庭最害怕农民军的就是这种''三堵墙''战法。现在，''三堵墙''正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愈加惊慌。加上天在不停地下着大雨，明军的战车陷于泥泞中。''火车营''的头目白广恩看到农民军逼近自己的营垒，仓皇失措，急忙率部撤退。

农民军斗志昂扬，骑兵奋勇追击，步兵手持大棒，朝着敌军的头上猛打，明军无处躲身，一个个脑浆四溅，血肉横飞，乱糟糟地倒在战场上，掉进泥滩中，死者达数千人之多。高杰眼看大势已去，赶忙挥众西窜，疲于奔命。农民军跟踪追杀，不给溃敌喘息机会，一昼夜追击400里，到达孟津，明军全部就歼，''死亡四万余人，尽丧其军资器仗''。由孙传庭苦心经营的王牌火车营就这样全部被歼。

明军主帅孙传庭，眼看全军覆没，畏罪自杀未遂，被亲随残兵拥入潼关。在郑县的陈永福，陷于农民军的重围之中，也被杀得丢下辎重，只顾逃命。

汝州战役，是李自成农民军打垮明朝主力军的一次决定性的大会战。这次决战的胜利，作为明王朝的重要支柱和逞凶一时的孙传庭，全军倾覆，他本人落荒而逃。有评论家说：''孙传庭溃于汝州，而明遂不支。''还说：如果孙传庭这次不败，''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这些评论，足以表明汝州歼灭战在当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总兵，其实是一种军事职务，中国历史上比较早就形成了衔（爵）、职相分离的官场体制，比较大路的官衔从正一品到从九品都有，爵位则是从王公侯伯子男……而具体到军事中，个人以为，总兵算是前线带兵征战的前敌指挥一类的要职，军事体制中，比较高的职务基本上就是兵部尚书，或者也可以说是秦汉时的大将军、大司马，宋朝时的枢密使、明朝时的五军都督府；而比较低的就多了，比如什么杂号将军、副将、守备、千总等等……

顾名思义，总兵，就是士兵中的老总（是不是觉得跟解放战争时期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有点像？）有宋一代武将，以节度使、经略使、指挥使、兵马都监……尤其是宋祖赵匡胤立下了“崇文抑武”的主旋律，等到了元末明初朱元璋旗下战将如云，重八老兄就创造性滴设计了“总兵官”这么一个武将官职，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比如上到徐达常遇春，下到沐英冯胜，都可能是某次战役的总兵官，战斗结束回朝将兵符交还。

或许是借鉴了宋朝的传统，明代兵制，练兵与统兵分离的很厉害，五军都督府-卫所-指挥司，这是军队的日常架构，需要派兵出站时才临时性派遣统兵武将出任总兵官……

但有明一朝来自塞北威胁不小，中后期倭寇扰边，末期又碰上女真和农民起义，所以尤其是边镇渐渐形成了固定任职的总兵官，明朝时的那些名将，比如戚继光、李成梁，包括被督师袁崇焕斩首的毛文龙，都是总兵职务……

要说明的是，总兵的级别可不低，标准的正二品官。但是呢，袁崇焕奉旨督师辽东时的全部职务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是虚职，本职是右副都御史，督师是派遣职务，由于袁崇焕并没有内阁大学士衔，所以这个级别最多也就是从一品，但毛文龙可不光是总兵官，他还挂了“左都督”的虚衔，这可算是明朝军方的最高职务了（兵部尚书属于军政体系），标准的一品官……但袁崇焕还是果断杀之，连到北京请个旨的形式都不用走……这其实也说明，在宋明崇文抑武的文官主导的体制下，武官的生存空间并不算大……

明朝总兵数量并不多，大概20几个，级别虽高，但实际的权力上却是受制于总督、督师和经略这些朝廷文官大员。反倒是明灭之后，以左良玉、高杰为代表的几大总兵实力膨胀，地位也变得尊崇，只可惜在满清的兵锋之下，一触即溃，不值一提……

清朝官制基本上沿袭明朝，所以总兵依旧存在，不过数量一度涨到了73个（陆路60、水路13），所以含金量有所贬值，虽然仍然保持了正二品，但地位有所下降，因为清朝又格外强调了“提督”的作用，这提督本来也是个临时官职，名字就叫“提督某省军务总兵官”……但在清朝时却升格为掌握一省军事的最高主官，一般情况下，清朝会设置12个陆路提督（3个水路提督），总兵就此成为提督的部下，比如台湾总兵，就归属福建提督管辖……

从清朝官制来说，军事方面的封疆大吏大体上包括了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级别，其实总兵要说是封疆大吏已经有点勉强了。太平天国战争时开始，记名总兵头衔泛滥成灾，比太平天国的王爷还离谱的多。这时候一个记名总兵的实际地位，只能看他的实际职位了。清朝编制内的总兵只有83人，比总兵更高一级的提督，只有20多人。提督和总兵是汉人武官在清代能出任的最高职位。

清朝虽然是承袭明朝制度，但两者的总兵一职，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首先，我们说下明朝的总兵：

大家知道，明朝的军事制度是卫所制度，通常是5600名军人为一卫，其最高掌管为卫指挥使司；一般每卫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其中每个千户所约1120人，其最高军事长官为千户。据初步统计，在朱元璋时代，明朝共有卫547个，千户所2563个。

由于明朝的这些卫所大都分散驻扎在全国各地，为了方便管理他们，明朝政府又专门在各地方上设置了21个都司，每个都司负责管理一定数量的卫所，比如陕西都司管辖陕西境内的33个卫所，浙江都司管辖浙江境内的20个卫所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这21个都司，可以理解为明朝的21个军，其中每个卫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师，每个千户所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型的旅。当然，千户所下面还设有百户所、总旗和小旗，就相当于旅下面的连、排、班一样！

根据史书上记载，都司的最高指挥官是都指挥使，官阶为正二品，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军长；都指挥使之下，是都指挥同知，官阶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军长或师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都指挥使和都指挥同知，差不多就是明朝地方上的最高武职官员。

在这21个都司之上，就是明朝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即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

这五个都督府，各自管理一定数量的都司，我们可以理解为明朝的五大军区，其最高军事掌管为左、右都督，正一品，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员。

当然，与五军都督府平级的，还有一个兵部，通常情况下，五军都督府只负责日常管理和训练军队；如需战事需要调兵作战时，五军都督府需要先拿到兵部的的调令后，才能调动军队。

换句话说，五军都督府只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兵部拥只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两者相互节制互不统属。这样一种制度，也就构成了明朝的军事制度。

在这个制度中，并没有单独设置总兵这一职务，但等到遭遇战事时，在五军都督府得到兵部的调令后，通常兵部还会专门指派一个人去前线负责整个战事，这个人对外就会被称之为“总兵”，既总领全体士兵之意！

也就是说，明朝的总兵，它只是一个临时设置的官职，并没有固定的品级和编制，相当于战区最高指挥官，通常由公侯或地方都督来兼任。等到战事结束后，这个职位也就随即消失了。不过，等到明朝后期时，随着旷日持久的战事不断，总兵便成为定职常驻在地方，由此成为地方上最有实权的人物。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清朝的总兵：

大家知道清朝的兴起是倚靠它强大的八旗军力，包括前期的满八旗和后期的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但等到清朝入关后，虽然八旗军人数达二十万，但兵力仍远远不足。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加强对领土的有效统治，清政府便以招降的明军和招募的汉人军队为核心，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驻扎在全国各地，即“绿营兵”。

绿营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每300-500人为一营，每2-5营为一协，每2-5协为一镇。

据统计，清朝中叶全国绿营分为66个镇、1169个营，兵员共计648345人。

绿营兵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官阶从一品，清帝国共有12名陆路提督和3名水师提督（福建水师提督、广东水师提督及长江水师提督），提督之下为总兵，官阶正二品，主管一镇的绿营，兵力从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

从职能上来说，清朝的15个绿营，就相当于是明朝的21个都司，绿营的最高军事长官提督，就相当于是都司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至于提督的副手总兵，就相当于明朝都指挥使的副手都指挥同知。

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明朝前期的总兵，相当于是战区总指挥官，至于后期的总兵，已经脱变成为大军区总司令；至于清朝的总兵，本质就只是一个师长的职位，而且还是一个二等兵（八旗军为一等兵）的师长，两者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