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穿越崇祯一年的朱由检，面对晋陕豫三省重税以及天灾被迫起义的农民军，把三省所有税以及徭役免掉行吗

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

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

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房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

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

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

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智除魏忠贤
天启皇帝临死前曾专门叮嘱朱由检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其弟信王朱由检正式即位。当时，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死党。
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暗中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崇祯在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当中。
登基之后的朱由检，他一面像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待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魏忠贤始终无法猜透崇祯的心思，于是送一些美女给朱由检。朱由检不好色，自然对美色毫无兴趣。但怕引起魏忠贤的疑心，朱由检将魏忠贤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下，但都仔细搜了身。结果发现，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崇祯命4人将药丸毁去。
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引导朱由检做一个荒淫皇帝。一计不成，另生一计，就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崇祯识破。朱由检对此大发感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朱由检，魏忠贤干脆采用更露骨的试探方式。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朱由检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朱由检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种顺水推舟之举，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崇拜，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朱由检还不断嘉奖魏忠贤、王休乾、崔启秀等人。自然，朱由检心中明白，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暗暗设法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冒死直谏的。最后倒魏，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农历，下同），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却美化“厂臣”魏忠贤——“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分明是丢车保帅之策。
崔呈秀在魏忠贤将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的儿子崔铎虽然目不识丁，居然中了进士。除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朱由检免除崔呈秀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这掀开了倒魏的大幕。
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接二连三地出现。朱由检一直不动声色，任由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浪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列举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政、；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朱由检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朱由检的允许。
十一月一日，朱由检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大车四十余辆浩浩荡荡地向南而去。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如此跋扈，无疑刺激了朱由检敏感的神经。于是，崇祯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十一月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客栈中，听着旁边房间里一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客栈中绕房疾走，最后自缢而亡。从此，树倒猢狲散，清算魏忠贤余党的行动也很快着手进行。 罪己诏 次数时间背景内容第一次崇祯八年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在中原数省范围内流窜奔袭经年的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掘朱元璋祖辈之明皇陵并焚毁之，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朝廷匆忙调集各省精兵八万余人在中原地区进行会剿。八月，洪承畴负责督剿西北，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剿灭农民暴乱军之战事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十月初，崇祯帝走出了令他的自尊十分难堪的一步，即第一次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首次承认朝廷的政策失误及天下局势的险恶。内容 第二次崇祯十年崇祯十年闰四月，北方大旱，中原大地、赤野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而地方官吏仍旧逼粮催科、盘剥百姓，多处地方亦然民怨沸腾、干柴烈火、一触即燃，面对这样的危局，崇祯帝在久祈不雨时的时候颁布《罪己诏》。内容 第三次崇祯
十五年 崇祯十五年（1642年）新年伊始，崇祯帝在奏对朝臣时格外谦卑地揖拜阁臣周延儒等人，希翼君臣齐心协力、再图振兴国事之举。正月，在崇祯帝的默许下，朝廷派马绍愉为特使，同关外清庭进行谈判，以期减缓明朝腹背受敌的军事压力。二月，闯王李自成所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害陕西总督汪乔年。三月、四月，关外松山等城相继被清军攻陷，辽蓟总督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后归降清廷。五月，李自成所部三围开封。七月，贤淑聪慧的田贵妃病故，崇祯帝悲痛欲绝、日不思饮、夜不成寐、痛不欲生。八月，对清庭议和机密被朝臣泄露，朝廷舆论大哗，迂腐言官大肆抨击，崇祯帝恼羞成怒，情急之下，竟将无意泄漏国家机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问斩，明清之间的和谈彻底破灭。九月，在李自成所部围困开封期间，黄河堤溃，开封城被滔滔洪水冲毁，导致几十万开封百姓无端丧命，酿成明末巨大人道灾难，李自成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十月，李自成所部在郏县击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劫掠，深入山东腹地，俘获人口三十余万人丁，杀害官吏数百人。闰十一月辛丑，崇祯第三次下罪己诏内容 第四次崇祯
十六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年初，闯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三月，左良玉部哗变。四月，清军进犯出塞。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楚王遇害（被张献忠残忍地打入囚笼沉入长江溺死），张献忠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随后，内阁首辅周延儒被罢官。六月，崇祯痛心疾首、欲哭无泪，悲愤地向天下官绅百姓第四次下罪己诏，谴责自己的失德和过失导致生灵涂炭、社稷遭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第五次崇祯
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进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出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内容 第六次崇祯
十七年
（临终遗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绝望无助的崇祯帝强打精神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宴，当夜酒宴罢后，崇祯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焕逃离皇宫。随后，崇祯帝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一生贤德的周皇后于坤宁宫自缢。十九日凌晨，天将曙明，崇祯揩御笔太监王承恩离开紫禁城，登上皇家禁苑煤山，在一株老槐树下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衣上以血指书，公元1644年甲申年的3月19日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统治华夏中国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的亡国祭日，每逢此日，黄宗羲、顾炎武等明末遗民必沐浴更衣、面向北方、焚香叩首、失声恸哭。内容 崇祯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致“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与此同时，朱由检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朱由检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朱由检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苛察自用，无知人之明”、“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 ，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南明大臣则把思宗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1627年，立志要做一名优秀木匠的明熹宗在一次玩水中不幸溺水，留下了他心爱的木工事业，撒手去了。年仅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接过了大明朝这个烂摊子。

说烂摊子，也许不够准确，这时的大明朝已经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育了。

首先，长期以来形成的魏忠贤和客氏的阉党集团已经尾大不掉，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要想破冰改革，必须出狠招、下毒手，从严从快从重刻出这团毒瘤。但何其之难!阉党势力遍布宇内，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干儿子不计其数，大好一个活人甚至被各地党徒立了“生祠”，面对这样一个有枪有人有理论的政治集团，年轻的皇帝怎么办?

向东北看，这一时期后金政权经过萨尔浒大捷，已经成了气候。后金多次袭扰大明，在山海关和明朝展开拉锯战，把明朝政府打得焦头烂额，甚至绕道喜峰口直扑北京城，一跃取代蒙元成为明朝的心头之患。

更要命的是，崇祯皇帝倒了霉运，碰上了几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疫灾。这场大旱发生在1637-1643年，受灾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近五百年所未见，是一场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场特大旱灾。

在大旱初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人畜饥谨的现象。等到早区扩展到苏、皖等地，就有人尽相食的现象。到了1640-1641年，庄稼绝收，禾苗枯尽，但凡能吃的，什么树皮草木兽皮蚊蝇都被吃光了，道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尸体。在甘肃大面积的早区，人们易子相食;陕西一带“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吠，十亡八九”;河北、山东一带，饥民大量逃亡，许多村子早上还有炊烟，中午就人死火灭，无人村比比皆是……

旱灾倒也罢了，万历朝开始，一直到崇祯，中国又发生了大规模鼠疫。有关资料介绍，明代万历和崇祯的两次特大鼠疫中，华北三省至少死亡一千多万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北京周围的人仍然能够回忆起这两场大规模疫情，可见当时祸之惨烈。

旱灾、蝗灾、鼠疫、战乱……这些倒霉字眼天天萦绕在崇祯的脑子里。为了筹集抵抗后金、抵抗灾情的银子，崇祯不得不加重赋税。但老百姓已经混到这份上了，还能给崇祯皇帝再掏出一个子来吗?

没办法，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灾民没钱买馒头，也没钱给孩子买奶粉，更没钱给老婆买漂亮衣服，眼冒金星之际，还要忍受官家催粮催税的惊扰。委屈!窝火!满嘴都是口腔溃疡，一怒之下，拎着板砖反了!带头大哥，唤作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

大明朝的锦绣河山一片鸡飞狗跳，大明朝股份无限公司的文臣骨干员工不仅不思与国赴难，反而一个个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不是贪污救济款，就是克扣军晌，成天琢磨着怎么糊弄崇祯这个冤大头。

眼看着大明朝已经成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被寄予厚望的崇祯皇帝，到底是不是回春圣手?

朱由检临危受命，要拯救朱明王朝于危卵。他首先从当时最首要的政治任务—诛灭阉党入手来革新政治。

第一步，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清理了宦官魏忠贤和客氏的阉党二百六十人。动作之快，力度之大，让阉党瞠目结舌。第二步，还没等魏忠贤反应过来，就被贬到朱明王朝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去守陵了。第三步，看到魏忠贤真个赖在那里并不领会圣意悄悄自裁，朱由检也毫不客气地一纸文书宣布逮捕魏忠贤。老魏一看，他要是不死，小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没办法，自裁吧，这起码能保住全尸。随后魏忠贤捡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了。也是，吃也吃够了喝也喝够了玩也玩够了，谁让他时运不济碰上了崇祯呢?要说这崇祯皇帝真有股子斩草除根的劲。老魏上梁后，他命令将其尸体碟尸，也就是千刀万剐。可怜魏忠贤袅雄一世最后连一点小小的保住全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阉首已死，其他逆党更不在话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发配戍边，有的被投入大牢禁闭终身。另一头，崇祯也没闲着，他大力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天启年间被阉党罢免的官员现在都官复原职，同时他三令五申禁绝朋党，严厉明令大臣不能结交宦官;同时对官员进行全面的考核，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赠尚方宝剑，将对满人作战、收复东北失地的历史重任全部委托给他。

这一切，朱由检做得干净利索、润物有声，赢得了朝野中外的一致好评，惊喜地称赞他“有圣人出”。(张溥《五人墓碑记》)

要知道朱由检当时只有十六岁。他在诛杀阉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精明干练、缜密心思和其实际年龄远远不符，可见崇祯的天资确有过人之处。面对危机四伏的朝政，他绞尽脑汁想办法。

只争朝夕，勤政不已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阉党能三下五除二除掉，其他那些老祖宗经年累月留下来的一团乱麻可怎么办?那绝不是靠砍脑袋就能解决的。崇祯皇帝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更加勤奋刻苦了。

每次召开的皇帝专门学习会议(经筵)上，他都毕恭毕敬地像个三好学生一样倾听着，不带打半丁点磕睡的。他还经常突击性地召见大臣，一起研讨治国良策。

崇祯通宵达旦、只争朝夕地加班工作，把支撑明朝这间破房子的重任完全扛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有的史学家曾经考据过，崇祯皇帝每天睡眠时间甚至达不到两个小时，这样的日子几十年如一日。可惜那时候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不然崇祯完全可以荣获“世界上睡得最少的皇帝”的荣誉称号。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初九，也就是亡国之前两年，崇祯因为得了感冒，就没去早朝。这倒好，惹来内阁辅臣一顿数落.说他不该因为些许小病就耽误国家大事。崇祯皇帝十分愧悔，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和对勇于批评的辅臣的褒奖，他还亲自题写诗文做了自我批评。

崇祯的勤奋甚至得到了他的敌人的赞誉—清朝人卞持编修的《明史·本记第二十四》言之凿凿，说他在位十七年间，不近声色，内宫里从没听到过管弦之声，大公鸡还没打鸣，年轻的君主就开始伏案疾书、批阅文件了。这样，不到二十岁时，年轻的皇帝就头发尽白，眼角布满了鱼尾纹。他对女色毫无兴趣，甚至没有时间来制造下一代，成为帝王史上的一大奇观。用功的皇帝人人喜欢，大家一致认为崇祯是整个大明朝甚至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勤政皇帝。

崇祯就这样熬过了他十七年的皇帝日子:事无巨细，什么都得他管，每天上朝，不是看大臣相互折腾吵架，就是自己和大臣们吵架;睡觉也难有安稳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噩耗惊喜，什么西方闯贼杀出大山了、南方献贼攻破铁城了、北方满人破城屠城了、自家祖坟让人刨了，等等，说崇祯吃嘛嘛不香可一点都不为过。

就这样，崇祯皇帝不像几十年不上朝、专爱修道炼丹的神宗，也不像到处游冶、寻花问柳的武宗。他励精图治，恨不得把一刻钟掰成五瓣使，才使气数将尽的明朝稍微有了一丝勤奋惕厉的气象，这不能不说是崇祯的一大功劳。

超级节俭，堪称楷模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说，举凡天下所有山川河流人口器物财货都属于皇帝，皇帝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只有穷奢极欲的权力，没有省吃俭用的义务。可崇祯皇帝却是个十分典型的异类。

崇祯当上明朝的一把手没多久，就下令把边防驿站撤掉，减免了官府征税;还把在神宗朝就开始在宫廷里珍藏的绝对上等的辽参卖到市场上。光这一项就换回几万两银子满足国库急需;他命令即刻停止江南织造营运，让那些只是为了满足皇帝一人物欲的制造公司全部停止运转，极大地减少了浪费，也杜绝了宫闺奢靡之风。崇祯宫廷里的全部内努都省下来充当军铜，内府里的用品好多都被外卖凑钱以备国家需要。

他严格要求自己的直系亲属不能打着他的旗号以权谋私，要以节俭的精神共克时艰。崇祯自己宫里用的器皿不是铁的就是木头的，爱妃田妃墓里所使用的器皿并没有按照规制使用金银器，而都是铁器和铜器，甚至墓里的万年灯只有最上面的两寸是油。这对难夫难妇真是夫唱妇随、知音难觅。

这么看来，崇祯也让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稍微节约点，一切以国计民生为要。把节省下来的银子贴补国防，用来提高官兵生活水平，准时足额发放工资，倒是很有点生意头脑。

慷国家之慨倒也能理解，难得的是崇祯的个人生活作风。崇祯皇帝的节俭—不，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抠门”—在整个世界历 慷国家之慨倒也能理解，难得的是崇祯的个人生活作风。崇祯皇帝的节俭—不，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抠门”—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一项也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去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么说还真不带冤枉他的。崇祯走路有个特点，就是走得奇慢，就怕走快了衣服里面的破絮飘出来有损天子威严。据目击者言，有一天讲官给崇祯讲学，崇祯皇帝不停地把溜出来的内衣破袖子塞回去，这情形恐怕也算是古今无二了。就这样，“里三年外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酷爱穿“洞洞服”的崇祯皇帝一不为赶时髦，二不为潮，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勤俭节约的座右铭。贵为天朝之主的皇帝，竟然比老百姓还俭约，可真难为了崇祯了。

到了崇祯末年，国库已经用尽，崇祯命令内廷减膳、撤乐，宫廷里更是一片凄惶。眼看着没了军晌，前方的官兵一个个消极怠工，不肯卖命了。

崇祯没辙了。

在明朝亡国的最后一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摩下百万大军枕戈待旦，攻陷明王朝的老巢北京指日可待。

面对无险可守、无兵可用的局面，崇祯惊恐万分，他决定调正在和清军作战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可是和兵部、户部大臣一合计，勤王款项最少得一百万两银子，现在国库的账面上只剩下不到四十万两。崇祯没辙了，他只好打大臣们的主意，让大臣们捐款充当军铜。要说这捐款，领导肯定得带头。可是大内的内努已经用尽，崇祯已经拿不出钱来了。他只好让太监徐高先去找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先捐出十万两白银带个头。

谁能想到，这国丈爷吝啬如铁公鸡，一听要自己做模范，脑袋瓜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摆着手说自己一个子也没攒下。徐高急了，心想不从你这铁公鸡身上拔下几根毛来我怎么回去回复皇上?就大义凛然地说:“老皇亲你这么吝啬，朝廷还有什么办法抗敌?等到夭下覆亡，您老钱攒得再多，又能花上几个子呢?

这话虽说得含蓄,其实分量很重。周奎没办法了，只好说那我老头子不吃不喝了给朝廷捐一万两白银吧。

就这样，在老丈人带领下，大臣们才勉强捐点钱意思意思。首辅魏藻德居官多年，敛财无数，可只拿出五百两银子充数。

也难怪崇祯气愤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又恨恨地说:“诸臣误联。”可见这满肚子的亡国遗恨不是没有个来头。

惜民爱民，发乎真情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惹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肚子不高兴，他恨恨地说，要是孟子这个老厌物活到现在.我一定不会饶了他。农民领袖朱元璋对老百姓是这种态度，其他皇帝可想而知了。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封建皇权对老百姓残酷压榨的历史，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人吃人”的历史，这在一个王朝行将灭亡之际表现得更为突出。

但崇祯又是一个异类，他一生以爱民惜民为自己做皇帝的重要职责。面对天灾人祸、连年战乱带给人民的不幸，崇祯为了表达自己的痛悔之情，也为了表达对人民的深深歉疚，屡次下发《罪己诏》，裁撤膳乐，又在内廷设坛，祈祷上天赐福。他呼唤上天不灵时，动辄面壁思过，深入展开自我批评。这份胸襟.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

比如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的闰四月，老天又一次大旱，崇祯煞费苦心地祈雨，可等了半年没见到丁点雨星子。崇祯急了，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有意见，就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领导无方。这篇名文，读来趣味横生，就是放在今天，也不窗为一篇居官出仕的好教材。

崇祯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官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吗?可是现在出来当官的人都是为自己牟私利，像在和朝廷和老百姓做买卖一样。催缴钱粮税收、委派丁差、修缮公共建设……这些公事公务，当官的都要合计着怎么能捞一把。那些王公贵族，横行乡里，受着地方官吏的逢迎遮护，无法无天。我可怜的小民啊，你又怎么能睡个安稳觉呢?”(……看看《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表明，崇祯对民间的疾苦了如指掌，对人民揭竿而起的原因洞若观火，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失控，绝不是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也对官府的敲骨吸髓无能为力了。这些《罪己诏》是崇祯体恤小民发自肺腑的心声，绝不是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崇祯对人民的怜爱是发自内心的，直到亡国的最后关头，他也不肯放弃对人民的责任。

他在命令吴三桂紧急入关勤王时，还一再叮嘱，万不得已可以放弃土地，但绝对不要弃人民于不顾。李自成即将攻入宫中之时，他跑出宫门到了煤山(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找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自杀前还不忘在袖子上写血书，大义凛然地告诉敌人，可以对他的尸体随意处置，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联也联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无伤百姓一人。)这份爱民情怀，直到今天也叫人感佩。难怪他最大的对手李自成在他尸体前感慨不已，完全赞同崇祯的自我总结，说崇祯不是昏君，是大臣们害了他。

崇祯对人民有情有义，对藩属之国也从没有摆谱拿架子。朝鲜的李氏国君，在明朝灭亡后一直感念明朝的恩德，瞒着清朝一直私下里偷偷使用崇祯的年号，达二百六十多年，可以说是崇祯惜民爱民的一个很好的佐证。